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产业结构随之不断发生改变，作为畜牧业的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产业，肉牛产业迅速崛起。当前我国肉牛养殖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之前主要是作为农民家庭传统副业发展，而现在已经转变成为规模化、商品化的产业，并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近年来，肉牛生产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得到了快速的扩张，技术不断进步，组织化不断提高，产业链不断完善。2015 年中国牛肉产量达到了 640 万吨，占世界牛肉产量 10.90%。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牛肉的消费需求量逐渐加大，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牛肉已经位居我国肉类消费总量的第三位，这无疑是推动我国肉牛养殖业进一步壮大的强劲驱动力。肉牛养殖业是中国畜牧业的重要构成，对当前居民膳食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满足人们对牛肉日益扩大的消费需求、增加肉牛养殖农户的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吉林省作为东北地区的商品粮食基地中心，位于黄金玉米带，既是农业资源大省，又是肉牛产业的优势主产区，不仅拥有良好的生态气候条件，还拥有极其丰富的秸秆饲料资源，对于肉牛产业的发展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95 年以来，吉林省肉牛产业发展又快又稳，已经成为吉林省畜牧业必不可少的支柱产业，在全国肉牛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2015 年吉林省牛肉产量为 46.6 万吨，较上年增长 1.3%，仅排在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之后，位列第五位。吉林省身为中国商品粮食生产基地，玉米秸秆的产量每年超过 4000 万吨，并且，吉林省拥有非常丰富的草场资源，草场面积达到了 8762 万亩，在饲草和饲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吉林省肉牛良种化优势显著，拥有地方黄牛品种1 个，即延边黄牛，这是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州特有的黄牛品种，也是国家资源保护品种，既可以用作役用又能作为肉用，在国内外市场享有一定声誉。引进 4 个新品种并改良培育出新品种 3 个，包括西门塔尔牛、夏洛来牛、利木赞牛、安格斯牛等，目前，吉林省养殖的肉牛品种多为西门塔尔牛与本地牛杂交改良的后代，饲养量能达到全省肉牛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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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农户生产行为的相关理论研究
贝克尔（Becher）（1965）根据洽亚诺夫的“小农模型”进一步发展延伸出了“新农户经济学模型”。这一模型构建了农户生产决策、劳动力供给和消费决策这三者之间的动态联系。假设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而农户的目标得到最大利益。其核心理论认为，家庭劳动力所有时间单位的价值应该依据工资收入作为机会成本计算。然后家庭根据最低成本原则确定生产决策，并按照最大效用原则安排支出。巴那姆（Barunm）、斯奎尔(Squire)（1979）对恰亚诺夫的劳动力市场缺失假设进行了修改，并创建了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内的农户家庭模型。然而，它没有考虑到农户的不确定性或风险行为。此外，关于农户模型的研究还有其他一些延伸，比如构建健康生产函数，以及行动计划理论在农民行为研究中的应用。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先进，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保证了农产品的充足供给。基于农产品需求疲软，使得农业部门收入减少，非农部门的收入增加，后果就是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很多农民因此开始转向非农业。Taylor（2003）认为发展中国家目前的市场还不完善，迁移决策的基本单位农户家庭会选择通过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在城市和农村这两个部门之间分担风险。他强调，目前市场还不健全，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可以为家庭提供汇款，这可以正面促进农户家庭收入的增长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而且信贷市场配给不足，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可以补贴家用，用来购买更多的农业生产资料，进而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而De Brauw、Rozelle（2008）则认为收入较高的富有农户会更愿意购买消费品或建造房屋提升生活品质，即非农收入对农户家庭生产性投入并无明显正向影响。Lim-Applegate（2002）对澳大利亚农民的生产行为进行了细致研究，发现非农就业收入已经成为农户家庭收入中的重要构成，夫妻双方共同决策。年龄越大，非农就业率越低；受教育水平越高，非农就业率越高，而且对于收入低的家庭和无子女的家庭来说，非农就业参与率一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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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吉林省肉牛养殖业发展概况
2.1 吉林省肉牛养殖业发展历程
吉林省肉牛养殖历史悠久，但肉牛产业起步较晚，经历了很多曲折。长期以来，牛主要以役用为主，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动力，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吉林省的肉牛产业才开始起步，并在 90 年代后期开始迅速蓬勃发展，截至目前，肉牛产业已基本完成了从耕作役用到役用与肉用并行，最后再到肉用功能的彻底转变。纵观吉林省肉牛产业发展历程，根据吉林省肉牛养殖发展总目标，结合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家政策以及牛肉产量的变动，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吉林省肉牛养殖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2.1.1 传统肉牛业时期（1979-1995 年）
建国初期，农用机械紧缺，为了保障耕地畜力，牛主要以役用为主。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政府又出台了《关于保护耕牛和调整屠宰政策的通知》，放宽对肉用牛或杂种牛的政策，允许育肥后进行屠宰，禁止屠宰能繁母牛和种用公牛，这一政策的出台，标志着肉牛养殖业发展的开端，使养牛业开始从主要饲养役用牛逐渐转向以饲养肉牛为主。此后，中共中央、农业部出台一系列文件，提出肉牛产业未来将在畜牧业占主导地位，并且会有巨大的潜力空间，明确提出要积极调整畜牧业结构，通过推动农区、牧区两手抓的方式发展畜牧业，大力推进牛羊等草食畜牧业发展，积极落实畜牧业发展政策。
总体来看，该时期吉林省肉牛产业开始起步，在国家政策扶持下不断转变发展思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统筹规划资源优势，以专业的肉牛养殖业为导向发展，提高肉牛养殖的比例并开发相关的农副产品。1979 年，吉林省肉牛存栏和出栏数量分别为 110.7 万头和4.49 万头，牛肉产量仅为 0.5 万吨，而到了 1995 年，吉林省肉牛存栏和出栏数量各达到384.3 万头和 147.5 万头，牛肉产量升高至 17.5 万吨，出栏量是改革开放初期的 32 倍，牛肉产量也增加了 3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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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吉林省肉牛养殖业生产模式与繁育现状
2.2.1 生产模式
吉林省每年作为玉米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每年有超过 4000 多万吨玉米秸秆，能够满足肉牛产业对饲料的需求，区域地形的多样化，使吉林省肉牛饲养模式在在区域内平原、山区、半山区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东部的山区和半山区，一般采取春季、秋季、夏季在山上放养，冬季圈养的模式，原因是本区域山地草场资源充裕，但收割相对比较困难；中部的平原地区，则采用全年圈养的模式，因本地区玉米秸秆的产量比较大，能够满足供给；西部以白天放牧、夜晚补饲的模式为主。在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多种产业模式条件下，规模化养殖逐渐替代散养户成为主流，养殖数量不断增加。政府以此为导向出台许多相关的奖补措施，促进养殖户的积极性，并给与一定的经济补贴，提高了效益，对增加农民收入有着深刻的意义，如政府 2011 年颁布《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以奖代补项目实施办法》之后，实现了对饲养头数在几百头以上的规模户和养殖小区的政策性引导。
吉林省的肉牛养殖呈现出“以千家万户分散饲养为主，以中小规模育肥场集中育肥为辅”的肉牛饲养模式。在当地政府的协调和支持下，形成一个或几个带动力强的养殖户或屠宰企业作为“龙头”，农户作为“龙尾”，各家各户几头至几十头的“小规模、大群体”饲养模式。以村为单位统一规划、统一防疫、统一服务，实行分别投资，自主经营的模式。在“龙头”周围形成辐射状的大范围肉牛养殖饲养群体。这样，既有一家一户精养的质量，又有汇集千家万户精养的数量，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格局。
2.2.2 吉林省肉牛繁育现状
从品种角度，吉林省主要是 8 种优良地方品种，延边黄牛为代表的国内品种存栏达到49 万头，从国外引进的利木赞、夏洛莱、西门塔尔、安格斯、德国黄牛等品种存栏达到 242万头，通过改良之后的优质冻精每年约能达到 500 万剂。由西门塔尔改良后得到的吉林省本地黄牛品种占饲养量的比例较高，其中包含综合效益较高的西门塔尔乳肉兼用类型，由延边黄牛和日本进口和牛改良培育的长白山黑牛，其品质更是达到国际高档牛肉的定义标准，还有正在研发选育过程中的草原红牛系列，也有突破性的进展。
从区域角度，国家东北肉牛优势产区中吉林省入选 16 个县市，本省有种牛研发基地12 个，另外长春肉牛繁育中心、白城市种公牛站、四平市种公牛站、延边州种公牛站四个公牛站，都是品种改良效果较为突出的大型养殖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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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吉林省肉牛养殖户生产行为描述性分析 ···················· 17
3.2 数据来源 ···················· 19
3.3 样本基本情况描述性统计分析 ················ 20
第四章 肉牛养殖户生产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34
4.1 肉牛养殖户新技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计量分析 ··················· 34
4.2 肉牛养殖户规模决策行为影响因素计量分析 ················· 40
4.3 肉牛养殖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影响因素计量分析 ·············· 44
第五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50
5.1 研究结论 ····················· 50
5.2 对策建议 ·················· 50
5.3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52
第四章 肉牛养殖户生产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4.1 肉牛养殖户新技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计量分析
4.1.1 研究假说
基于当前吉林省肉牛产业发展实际并借鉴相关研究成果，肉牛养殖户新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总结为生产决策者自身特征、家庭特征、风险特征、组织特征、环境特征等。
1.生产决策者自身特征。生产决策者特征也可以叫做户主特征，具体包括户主年龄、文化水平、是否为村干部、养牛年限等，这些特征可能会对农户采纳新技术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年龄小的农户视野会相对开阔，对于新事物的接纳能力较高（Tey and Brindal，
2012），而年龄较大的农户接受新事物能力较慢，思想较保守，比较容易陷入路径依赖，拘泥于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学习和吸收新技术的能力相对较强，掌握及应用新技术的速度会比一般农户快，对运用新技术可能会带来的边际收益有一定预期，与文化水平低的农户相比，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可能更愿意采纳新技术。村干部的一般具有带头示范作用，为了带领村民致富，很多村干部可能会带头采纳新技术。养牛年限是按照从事肉牛养殖的具体时间来计算，养殖经验丰富的农户，通常有自己固定的饲养方法或技术，可能较难改变目前的养牛方式。
2.农户家庭特征。农户的家庭特征包括农户家庭类型、家庭总收入和养殖规模。兼业化程度是农户技术采用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农户新技术采纳行为意愿的影响方向不确定，有学者分析认为兼业农户的工作重心已经部分或大部分转移至非农业，在农业生产方面投入的精力还有重视程度要明显弱于纯农户，缺乏采纳新技术的动力；也有专家考虑到兼业农户为节约劳动力可能更愿意采纳新技术。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其整体经营和获利能力较强，具有较强抵御风险的资本，对新技术所需成本的支付能力强，因此更可能尝试新的技术。养殖规模越大的农户，越可能获得技术规模收益，从而影响养殖户对技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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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第一，对待风险的态度、参加培训的次数和政府补贴对肉牛养殖户新技术采纳行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在所有显著影响因素中，户主年龄是最显著的影响因素。
第二，是否是村干部、身体状况、饲养方式、对待风险的态度、是否参与肉牛产业化组织、政府补贴是影响肉牛养殖户养殖规模扩大行为的显著正向因素，养牛年限对农户扩大规模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养牛年限、身体状况、是否参与肉牛产业化合作组织以及政府补贴是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
第三，养殖规模、预期收益、销售合同、政府监管程度、药物残留、是否参加过培训、是否加入合作社、合作社服务是影响农户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显著性因素。其中，养殖规模、销售合同以及药物残留是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
实证结果表明，肉牛养殖户生产行为是受众多因素综合作用影响的结果，掌握了农户生产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方向、程度，这对改善肉牛养殖户生产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下一节提出对策建议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源头上改善肉牛养殖户的生产行为既可以提高标准化养殖水平，又可以确保肉牛健康、牛肉质量安全，这也是吉林省从畜牧业大省转变成为畜牧业强省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针对本文得到的研究结论，提出改善吉林省肉牛养殖户生产行为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