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体行为都是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的，现有的经济学教材也在开篇就道明了“经济人” 假设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而后续的诸多研究成果也大都是基于“经济人” 假设展开的。观察现实生活可以发现，“经济人” 假设强调的自私、利己等倾向是广泛存在的，但这种利己倾向并不是普遍适用的。与这种倾向并存的是，个体在行为系统中仍然大量存在对其他个体的关心，关心陌生人的所得，关心财富分配是否公平。随着各学科的不断融合发展，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对个体行为有了新的认知：经济个体的行为不仅仅单纯由个体本身的利益所影响，其他个体的利益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即存在所谓的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
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间内，管理部门对我国公务员的人性假设隐含着该群体是具有社会偏好的，诸如“为人民服务”等理念，制度设计是基于公务员群体道德意识强、道德水平高、道德素养佳这一判断，从而导致建国初期关于公务员管理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西方价值观、市场规则、竞争规则、经济人假设等等逐渐成为我国学术界分析的主流，既强调“人性本恶”，典型的就是公共选择理论，强调组织效率与竞争，对公平的重视显得尤为不足；与公共部门特性最不匹配的就是其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取向，忽视了公共利益和广泛存在的非利己行为；强调被管理者的极度物质依赖，实施基于外部激励的激励措施，而忽视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差异性激励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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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社会偏好理论及公务员管理的研究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学者们研究角度多元，成果丰硕。由前述可知，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社会偏好理论对公务员及其管理而言，均具有较高的价值。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近年国内外关于公务员管理研究多局限于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绩效、激励，而“非理性人”假设下的公务员管理问题研究更是寥寥无几。
1.2.1 国外研究
（1）围绕社会偏好理论的研究
①关于社会偏好理论的研究
目前流行的大多数经济学模型大都是假设所有个体仅仅受到物质利益层面的激励。但是人会关心其他人的这一观点很早就出现了（Adam Smith，1759；Paul Samuelson，1993）[1]，而且这种关心对于研究社会问题意义重大。经济个体会主动关注其他个体，还会不顾结果地关注一些相关事件发生的缘由，而社会偏好正是这些关注的初始动因（SamuelBowles，2004）[2]，即个体的偏好囊括了社会因素，他们关心或看上去关心别人的福利——个体之间也会发生互惠行为：受到别人公平对待时会感到满足，并且会公平地回馈别人。于是，现实中的个体比传统经济学所假设的更为心地善良且当遭受不公时显得更为记仇（Diamond，2007）[3]。
随着经济理论发展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传统经济学“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不符合现实中人们的行为决策（Fischbacher，2001）[4]。诸如自愿参加危险的军事任务；参与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依然遵守规范和法律；与大量无亲缘关系的同类合作等等。于是，一个具有替代性的崭新理论假设诞生了：个人不仅具有自利的“个人偏好”，而且还具有亲社会的“社会偏好”——经济个体会把其他个体的效用纳入其效用函数（Forsythe, 1994）[5]，即所谓的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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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社会偏好
Social Preference 在各类中文文献中有社会偏好或社会性偏好两种译法，本文统称为社会偏好，其所表达的是：自利自私的单一性假设并不能合理解释现实经济世界中的全部行为，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个体不单会关注自身的收益，同时也会关注他人及社会福利，因而社会偏好应是行为个体效用函数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来看，本文认为社会偏好是指行为主体关心他人收益或行为的倾向，并对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表现出积极的关切。
2.1.2 利他行为
19 世纪中叶，法国著名哲学家 Auguste Comte 从拉丁语 Latin alteri（其他人）中构建了利他主义一词，以此来命名他呼吁的愿景，即将他人的需要置于自身利益之上。利他主义是指行为个体（个人、团体或组织）为他人提供利益而自负成本的行为（Kerr etal. 2004; Oda et al. 2014）[1]。利他主义同样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人将多样的个人资源通过个人牺牲时间、金钱等方式来提高另一个人的福利（BenNer & Kramer, 2011）[2]。而在行为方面，利他行为被定义为“给其他个人带来经济利益的成本高昂的行为”（Fehr &Fischbacher，2003）[3]。在各类文献中，利他行为要么是通过个体在不同情景下的自我报告来衡量的（例如，“我已经向慈善机构做了捐赠”；Rushton（1983）[4]，或通过记录实际的行为反应（例如，在独裁者博弈中向其他实验者捐赠的数量（Camerer,2003）[5]。而部分学者则以动机视角把利他行为定义为一种不期望获得报答且自愿的助人行为（Leeds, 1963; Krebs, 1970）[1]。
目前有多种关于利他主义的解释，包括亲缘选择理论（Hamilton,1964）[2]、群体选择理论（Winne-Edwards, 1988）[3]以及互惠利他主义（Trivers, 1971）[4]等。亲缘选择理论最初是由 Hamilton（1964）[5]提出以及由 Wilson（1975）[6]和 Dawkins（1976）[7]进一步推进解释，进化生物学家对亲缘选择理论给予了更大的支持，该理论认为一个主体的利他行为主要是针对他的亲属。群体选择理论也被用来解释那些牺牲生命来捍卫自己群体的行为，他断言利他主义涉及到合作和群体的内部凝聚力，因此有利于群体的生存。互惠利他主义（Trivers ,1971）[8]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上必要的利他行为发生得如此频繁。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后续有了包括移情理论、利他惩罚理论和付费信号理论来解释利他主义行为。
表 4-2 ：工作绩效量表
2.2 理论基础
2.2.1 公共选择理论
国外学者通常将“公共选择理论”称为“公共选择”亦或是“新政治经济学”，部分外国研究者称之为“政治学的经济学（EconomicsofPolitics）”。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起源于伯格森发表于 1938 年的一篇探讨福利函数性质的文章《福利经济学可能前景的重述》，后经阿罗、布凯南等学者的推敲，逐渐发展为一门将政治学与经济学融会贯通又介于两者之间的交叉学科。它吸收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分析和阐释政治市场上的主体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原理。
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市场的主体看作“个人”，从而将“经济人”假设转嫁到政治领域，这是公共选择理论与传统政治理论最大的分殊。基于“经济人”假设，政治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故又将公共选择理论称之为“政治的经济理论”。以此将经济学理论拓展到了政治领域，政治市场上主体之间的行为近似于经济市场上的“交易”，本质上基于利益动机达成交易行为。而传统的政治理论认为政府代表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研究内容围绕着如何建立一个规范、有序的社会展开，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从这一点上看，公共选择理论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演绎而来，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背景下，个体行为达成了逻辑上的一致，并以此推论得出“市场失灵”一系列结论。
表 4-1 ：公共服务动机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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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务员行为认知中的两种假定及其对管理的影响...................20
3.1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公务员行为.....................20
3.1.1 “经济人”的动机与行为.........................20
3.1.2 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务员行为的判断............................ 21
第四章 我国公务员行为中的社会偏好及其对绩效的影响...............................31
4.1 社会偏好的表现与价值.................................. 31
4.1.1 社会偏好存在的表现...............................31
4.1.2 社会偏好对组织机构的价值...................................32
第五章 社会偏好研究对公务员管理的启示....................47
5.1 重视并利用社会偏好的管理价值.............................47
5.1.1 充分认识并改变“经济人”假设的局限....................... 47
5.1.2 重视社会偏好假设的管理功能.......................48
第四章 我国公务员行为中的社会偏好及其对绩效的影响
4.1 社会偏好的表现与价值
社会偏好是指个人内在的对他人福利的关心和社会规范的维护以及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作为一种利他的、利公的愿望、态度和情感，社会偏好是个体品质中较为核心的特质，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它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社会偏好的主观性体现在它是人们主观意识的产物，客观性则体现为个体与社会关系中的责任与义务，个体的不同需求需要通过与客观世界的相互联系才能得到满足，社会偏好是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对个体的客观要求；其次，它是自觉性与规范性的并举。社会偏好形成后就开始对行为主体产生约束，它从个体内心深处要求其行为向利他、利公靠拢。对应的，社会规范的建立也要人民群众向诚信友善、爱国敬业的方向统一，并对渎职失职、损人利己进行教育与管控；再次，它是前瞻性与追溯性的互联。社会偏好是对人类过去行为的某种总结，也是未来人类行为发展的一个导向。
4.1.1 社会偏好存在的表现
而作为一种诞生于行为实验的经济理论，社会偏好理论认为任何个体都具备一定程度的社会偏好。而现有理论显示在个体行为系统中社会偏好的表现形式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利他惩罚：大量的研究表明，个人愿意承担惩罚反社会行为的成本是社会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一种机制（Carpenter&Matthews,2012）[1]。利他惩罚意味着尽管成本高昂，且不会产生任何物质收益，个体仍然会对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进行惩罚。ErnstFehr（2002）[2]认为如果利他惩罚存在被实施的可能，合作就会蓬勃发展，如果排除或削弱这种可能性，合作就会倾向于破裂。（2）组织公民行为：Organ（1988）[3]将其定义为“个人行为是自由裁量的，没有直接或明确地得到正式奖励制度的承认，而且总体上促进了组织的有效运作”。（3）公共服务动机：作为一种对“经济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批评和反思，认为公共部门雇员的利他倾向是理想的工作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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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会偏好研究对公务员管理的启示
5.1 重视并利用社会偏好的管理价值
由于我国公务人员所处的社会阶层较高，其行为往往受大众瞩目，作为一个执掌公权力的庞大群体，“丑恶”公务员个体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丑恶”政府的化身，反之亦然。因此，有必要利用社会偏好的管理价值对公务员群体进行有效管理，促使他们在工作中超越狭隘的自利去追求责任外的公共利益，追求超越基本要求的高效行政。除此之外，社会偏好理论从创立至今已经发展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管理价值能够为现行“经济人”假设下的管理方式注入新的活力，激发公务员群体更深层次的潜力，能够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务员群体以及政府部门的期待，为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铺路搭桥。
5.1.1 充分认识并改变“经济人”假设的局限
有效、合理的人性假设是进行科学管理的前提。“经济人”假设的核心是完全自利，而现今的理论认知显示，任何关于人的单一假设都具有局限性，因为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极具复杂性的，也正因为如此，对“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一直弥漫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在“经济人”假设提出时，局限于当时的认知，很少有人将经济产品的公益性与私利性综合考虑。而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深入，经济产品中同时存在公益与私利已经成为各个学界的普遍认知。这种假设是将人当成一种纯粹的经济个体，显然这种抽象个体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如此，“经济人”假设的局限进一步凸显，而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局限体现在“经济人”假设中的完全利己。第一，完全利己忽略了人的情感、忽略了人的特性，也忽略了个体之间的差异。理想的“经济人”总是单纯地围绕“利益至上”的原则来进行交易，将人的情感、特性统统货币化，经济个体不存在任何人类的基本情感，完全以利己为目标；第二，“经济人”所瞄准的“利益”也是指一种短期的、眼前的、可预见的利益，但实际生活中的利益是多种类的，“经济人”假设中完全利己显然也忽视了“长期利益”的存在，经济个体为作出某种“短视行为”来获得短期利益而忽略长期利益，最终与初衷相悖，出现“帕累托损耗”等情境。其次，局限体现在该假设中的完全理性。理想情况下的“经济人”拥有着无限的思考、决策能力，同时有能力获取全部的有效信息，知行合一，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经济个体。这样假设的好处是可以将捉摸不定的人化繁为简地统一到一个有规律的定量，但也存在着局限：第一，社会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是混乱无序的，各个交易主体所掌握的信息亦是不对等的，即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因此也无法做出精准的决策；第二，由于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信息过于复杂，经济个体势必无法达到完全理性的理想状态，即出现有限理性。人作为一种动物，由于生理构造和心理状态上的“天花板”，再佐以时间、空间因素的干扰，其理性也会存在“天花板”，也会做出非理性行为。因此，“经济人”假设中的“完美超人”并不符合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实际，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并尝试改良其多种局限。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