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①所谓共建共治共享，对政府的首要要求就是要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互动、参与，对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予以积极回应。李克强总理曾经强调：“现代政府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能够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②电视问政为群众表达利益诉求、推动政民良性互动、解决问题等提供了“可视化”平台，对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
不同于其他问政方式，电视问政是政府部门与群众之间的直接对话和协商，政府官员在镜头下，与群众直接对话并现场回应群众提出的问题。政府部门负责人尤其是“一把手”在节目现场“第一时间”强有力的回应、掷地有声的承诺，不仅能获得群众理解和支持，也有利于重塑政府形象。由于电视问政让更多的民生问题及时得到关注，并迅速得到落实整改，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工作质效和群众满意度。
虽然电视问政有利于提升政府回应公众能力，有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从政治沟通视角考察县级政府电视问政的理论成果更是亟待丰富。因此，本文以蒙城县电视台《百姓对话》电视问政栏目为个案，从政治沟通角度探讨电视问政对密切政民关系、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及公信力、实现多元共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意义，不仅可以丰富政治沟通领域的研究内容，还能够为其他县级地方政府开展电视问政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支持。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有关政治沟通的研究综述
（一）国外有关政治沟通的研究
政治沟通相关研究始于行为主义革命兴起后，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诞生和发展为时代背景。“三论”进入政治学领域后，全面促进了政治沟通研究。政治沟通理论正式诞生于 1963 年，以卡尔·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一书为标志，卡尔·多伊奇在书中将政治沟通视为政府的神经，任何对政治组织和政治系统的深入分析都必须关注政治沟通的重要作用。自此，政治沟通理论成为西方政治学理论流派中与结构—功能分析和系统分析并列的一个分支。阿尔蒙德则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指出沟通确实是理解所有政治功能的一个必不可少前提，且与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从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考察和比较了不同政治体系的政治沟通结构与功能。
政治沟通研究的另一个方向则是与传播学相结合，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兴起。不过，传播学往往将政治沟通定义为政治信息的传播过程，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政治信息（政治修辞、政治广告等）、民意以及公共舆论研究，且大多围绕政治竞选的新闻报道和媒体进行。这一研究路径的代表人物是派伊等学者，派伊在《沟通与政治发展》（1963）一书中，将政治沟通定义为大众传媒的信息传递，并重点关注政治沟通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此后，以传播学为研究路径的政治沟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产生了众多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麦库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理论、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卡茨曼的信息鸿沟理论以及“把关人”理论、意见领袖理论等。不过客观来说，政治传播学未能很好融合政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研究成果多数偏向某一方面，研究内容主要与政治选举相关，忽略了政治沟通的其他方面。
（二）国内有关政治沟通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研究政治沟通问题时，主要是从控制论与信息论以及传播学两个角度来阐释政治沟通。一般而言，传播学角度，最早是由台湾学者祝基（1983）、彭芸（1986）著书介绍政治传播研究的产生和发展状况，大陆学者邵培仁的《政治传播学》（1991）、李元书的《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2005）也先后从传播学视角开展了相关研究，且大多将政治沟通视作政治信息的传递和交换过程。正如王邦佐所言“目前我国学界对中国政治沟通的研究不大系统，而且现有的成果基本上不是政治学学者而是新闻学学者完成的，政治学者的研究很不够。”
.............................
第二章 《百姓对话》电视问政栏目发展与运行现状
第一节 《百姓对话》栏目发展历程
电视问政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公共新闻运动学术领袖罗森( Jay Rosen) 教授倡导:“新闻记者应该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①相比之下，电视问政虽然也强调公民的积极参与和讨论，但它是由政府而非记者发起并推动的，政府在整个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纵观蒙城县电视台《百姓对话》电视问政栏目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初创期
2006 年 4 月 13 日，蒙城县召开《百姓对话》电视栏目开播仪式，标志着蒙城县开创了安徽省乃至全国县级电视问政的先河。作为县委、县政府落实“优化发展环境年”活动的一项龙头工程，《百姓对话》由县纪委监察局、县委宣传部和广电局联合主办，县效能办、广播电视台承办，县纠风办配合。栏目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是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以展示部门形象、接受社会监督、促进效能建设、服务经济发展为宗旨，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覆盖面广、传播快捷的特点，以栏目为平台，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优化经济环境，为全民创业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当年确定了工商局、卫生局、电信公司等 27 家单位作为上镜单位，接受电视问政。
《百姓对话》出台了《<百姓对话>电视栏目实施方案》，制定了考核办法、工作制度、工作流程。栏目每半个月播出一期，每期时长 18-20 分钟，主要是解答群众咨询，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及批评，处理损害群众利益的投诉。这一时期( 2006 年—2013 年)，在党委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百姓对话》确立了电视问政的雏形，搭起了政民沟通的桥梁，起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同时，由于思想认识局限和政策条件限制，参加节目录制的群众大多为录制单位职工，现场问政的效果难以保证。
........................
第二节 《百姓对话》栏目的参与者
政治沟通的主体主要包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两方面，本文所讨论的政治沟通的主体则是指电视问政中的人民群众和政府部门或官员，人民群众是问政主体，政府部门是问政对象。同时，政治沟通主体之间进行沟通的渠道或媒介—电视问政，则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搭建平台、组织开展，从而实现有效沟通。
一、问政主体
电视问政的形成有赖于关系双方的参与和表现，一方是问政对象，另一方是问政主体。与问政对象的确定一样，问政主体的确定，不仅体现出电视问政节目的理念，也直接影响电视问政的水平和质量。①《百姓对话》电视问政的主体是群众，主要包括三个群体，一是通过热线电话、微信微博、咨询投诉等渠道反映问题的群众，他们是利益相关者；二是现场打分的 40 名群众代表（如两代表一委员、城关街道和庄周街道社区居民、当事人、企业代表、媒体代表），他们是问政代表团，代替广大群众行使问政权；三是点评嘉宾，他们是相关领域专家，其中律师出现的次数最多，每期电视问政都有 1 名律师参与点评。
二、问政对象
县政府各部门和省、市驻蒙及县属各公共企事业单位是《百姓对话》电视问政的重要参与者，是被问政对象，他们在电视问政过程中主要承担着三项工作任务。
（一）提前准备
指定专人负责与县监察局、县政府热线办和县广播电视台联系，梳理本部门、单位受理的群众投诉咨询和县政府热线办转办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编制相关政策解答提纲，做好参加节目播出前各项准备工作。
（二）做好配合
汇总本系统本单位参与节目人员名单，并报县监察局；积极与县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接，做好对群众反映问题处理情况的跟踪报道，不得干扰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工作；指定专人在节目录制现场负责登记群众的投诉咨询。
（三）认真整改
节目播出后，认真处理群众投诉咨询等问题，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能解决的尽快解决，并及时将办理结果向反映人、县政府热线办、县监察局和县广播电视台反馈；对确属一时难以解决的，以书面形式向县政府热线办、县监察局说明情况。
.................................
第三章 《百姓对话》电视问政栏目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24
第一节 《百姓对话》栏目面临的主要问题 ························· 24
一、参与主体代表性不足 ······························ 24
二、问政内容系统性不够 ······························ 25
第四章 提升电视问政沟通效果的对策 ························· 34
第一节 增强电视问政主体能力 ························ 34
一、提高群众电视问政能力 ····································· 34
二、增强政府职能部门和官员电视问政能力 ····························· 34
第四章 提升电视问政沟通效果的对策
第一节 增强电视问政主体能力
政治沟通主体的素质状况、媒介修养、思想态度等，对政治沟通效果有着重要影响。一般情况下，如果政治沟通与公众自身利益无关，他们便会表现出政治冷漠的态度，对接收到的政治信息不做出任何反馈，甚至有时是迫于政府压力被动的进行政治参与和沟通。①因此，要提升电视问政沟通效果，有必要从群众和政府部门及官员的角度上，思考调动沟通主体积极性的措施和方法。在电视问政过程中，有关主体性之所以积极性不高，是因为他们参与问政的能力存在不足，故应从政治沟通主体，即问政主体和问政对象电视问政能力提升层面，采取相应的举措。
一、提高群众电视问政能力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最有资格评判政府、监督政务。参与群众现场问政与暗访曝光视频、主持人提问，可以说是电视问政的三个核心环节，特别是群众现场问政直接关乎电视问政的实效性、真实性。
一是增加现场问政群众代表数量。通过网络征集、拨打热线和公开报名等形式多形式招募观众，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电视问政，结合节目录制场地等硬件条件和问政能力等软件条件，增加现场问政群众代表人数至 100 人左右，以扩大参与群体，从而提高现场提问次数和现场打分客观性、公正性。同时，电视问政栏目可以设立热线电话，通过场外互动形式，将更多提问机会交给关心关注节目录制、冀望解决实际问题而又不能亲临现场的热心群众，真正将节目的话语权交给群众。
二是开展问政代表媒体素养培训。应通过开通电视、网站及微信公众号专题栏目开展新闻传播知识讲座，提高群众的媒体素养、媒体意识和参与问政的经验技巧。创办宣传栏，在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介绍电视问政，提高栏目知晓度。开展专项培训，在每期节目录制前对参与现场问政的群众代表进行培训，增强他们运用现代传播媒介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能力。举办座谈会，了解参与群众的思想动态，宣传政治沟通和电视问政的内涵价值，坚定参与共治的信心，打消受孤立的心理顾虑。
.............................
结语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电视问政作为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拓宽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是政府由被动作为向主动作为转变的有益实践，实现了群众参与政治沟通、多元共治的愿景，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赞誉，因此进一步开展电视问政是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笔者通过对蒙城县电视台《百姓对话》电视问政栏目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在电视问政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各政府职能部门和电视媒体虽然在扩大群众参与、强化政民互动、推动问题整改、及时反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仍然存在参与主体代表性不强、问政内容系统性不够、电视传播优越性不再和办理反馈效果性不好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严重制约了电视问政的长足发展。本文在分析以上问题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强电视问政主体能力、提高电视问政内容质量、拓宽完善电视问政渠道、提升电视问政反馈效果的解决对策。
总而言之，在新时代，如何提升电视问政的政治沟通效果，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系统而且艰巨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本文作了一些探索，弥补了学术界基于政治沟通视野研究县级电视问政的某些不足。但由于作者学术造诣不深，加之工学矛盾等客观因素影响，对一些理论和概念的把握还不够精准透彻，分析问题还不够到位，提出的对策也有不少局限，因此，只能通过不断学习和研究来提升和完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