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企业嵌入和返贫阻断——中天金融帮扶团结村的案例研究

本文的结论有：（1）“新乡贤”是一种乡村“基层”和“上级”之间的协调机制，它一方面为贫困人群进行长期人力资本投资提供参照，另一方面使乡村自治成为可能。（2）企业帮扶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扶贫过程中的资金与技术难题，但易浮于“表象”，“嵌入式”企业帮扶可以使企业“下沉”到乡村治理与扶贫工作中，发挥其带动机制。

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的背景
贫困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难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因为这样，中国是世界贫困人口的第二大来源国。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人口的减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推出了一系列的减贫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全面推进，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2012 年—2018 年农村累计脱贫 8239 万人），为确保到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中国特色扶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所面临的任务依然艰巨，截至 2018 年底，我国贫困人口总量仍有 1660 万。这就意味着今后两年，平均每年减少八百多万的贫困人口才能在 2020 年完成脱贫目标。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乡村振兴是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基础，包括农村文化、治理、民生、生态等在内的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提升，总要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逻辑和制度延续上看，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的延续，也是全面脱贫后的首要任务。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关系到精准扶贫效果的巩固，中央也提出到 2020 年，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农村基础党组织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村民自治实践进一步深化，村级议事协商制度进一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到 2035年乡村治理基本实现现代化。因此，研究乡村治理、身份认同与返贫阻断对于我国的精准扶贫、乡村治理以及乡村振兴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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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针对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选用了基于扎根理论的单案例分析方法。扎根理论研究法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对一些微观层面的问题以及社会行为互动的过程研究非常适用。扎根理论在国内的应用，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应用逐渐增多。扎根理论主要以经验资料为基础建立相关理论，研究者在进行田野调查之前并不像在定量研究中一样先提出假设，而直接从调查资料中进行经验概况，提炼出反映社会现象的概念，进而发展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关联，最终提升为理论(Strauss A,1987; Strauss A,Corbin J,2008)[33]。扎根理论作为自上而下的归纳研究方法，虽然扎根于资料中有足够的经验证据作为支持，但从经验资料中抽象出来的观点和范畴以及从中发现的互动与组织模式才是其主要特点。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也有需要警惕的地方，最为需要研究者关注的是先入之见的问题，因为通过扎根理论研究问题很容易无意中从研究者先入为主的观念切入，比如说某些特殊的经历会给研究者带来深刻的映像，有时候会特别容易让研究者从自我理解的角度去解释分析与这些映像相关的现象，这都有可能在研究者的编码过程中造成先入为主，致使编码可能不够客观，不能有效说明情况，所以面对任何发生的现象必须采取质疑的态度，针对此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不仅仅要对访谈进行编码，也要对研究者们在实地调研中的所见所闻都进行编码，样本越大编码越细致得出的理论越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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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贫困与身份认同
对于贫困的定义最初是从收入和消费两个角度界定的。随着人们对于贫困问题的不断研究，贫困的概念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全面，最终形成了多维贫困的概念。世界银行2000-2001 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对贫困的定义有了更加系统的阐述，认为贫困不仅指低收入和低消费，也指在教育、医疗卫生、政治地位和安全保障等人类发展的其他领域处于不利境地，缺乏权力、尊严、自信和自尊（程漱兰，陈焱，2001）[1]。虽然多维贫困的概念有利于人们理解贫困的成因，但当前大部分国家为了便于比较仍通过从收入维度划定贫困线来界定和测量贫困，也是基于这一点，我国学者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与论证多集中于贫困与收入分配问题上（张建华等，2007；章元等，2013）[2]-[3]。
随着研究的深入，贫困的脆弱性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因此对于动态贫困的研究也开始变得更加深入，多维贫困概念下的贫困成因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目前关于贫困的成因，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论断：一种是穷人自身原因论，这种论断主要把贫困的成因归为穷人的懒惰、竞争的失败、个人的选择等因素。另一种则是从自然环境、国家经济环境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来说明贫困成因的环境原因论。这两种论断对贫困的成因都有一定的解释作用，学者们也经常把两种论断相结合来研究和论证贫困问题。例如章元等（2012）[4]指出贫困问题是由慢性贫困构成，政府应该在医疗、教育以及技术能力上给予贫困人群支持。类似地，邹薇（2012）[5]认为“能力开发”可以更有效的消除贫困的脆弱性和长久性。万广华等（2014）[6]指出了资产在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他们认为贫困人群积累资本并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是非常重要的。进一步地，刘振杰（2015）[7]把养老、医疗、教育等纳入个人资产范畴，进而产生福利效应。但是徐超和李林木（2017）[8]发现低保的减贫效果只存在于当期，对于长期解决贫困脆弱性效果甚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产业扶贫开始被更多的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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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身份认同与组织身份身份认同理论
在管理学领域也得到广泛运用和发展，特别是组织身份及其相关理论开始备受关注。组织身份（organizational identity）这一概念被提出后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用来解释组织在生存发展中的问题。Dutton 和 Dukerich（1991）[26]把组织身份看作是组织中的成员对组织的核心、独特、持久的特征的共同认识。核心性、独特性和持久性也就是组织身份的三大特征，学界对于核心性和独特性并没有太大的争议，因为组织身份既反应了组织的本质特征又同时区别于其他组织（Anteby 和 Molnar,2012）[27]。
然而对于持久性，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持久性，另一种是动态性。两种观点在学术界均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研究。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组织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流动的、变化的、不稳定的。组织身份一成不变会造成组织僵化、影响组织的创新和变革进而难以适应大环境,从而丧失竞争优势。而组织身份的变化能提高组织的适应能力、提升企业形象、推动组织的创新变革。杨勃等（2016）[34]针对两种观点，对以往文献进行编码归纳，发现两种观点的本质区别在看待组织身份的角度不同，组织身份应兼具稳定性和动态性两种特性，在时间维度上组织身份表现出“稳定-改变-稳定”的“间断平衡”。这种“间断平衡”对于我们研究贫困人群个人身份认同与组织身份转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另外，两种特性的外部诱因都包含合法化压力和制度环境。除此之外，有研究认为身份认同具有建构性。主观性和客观性是身份构建所具有的两重性，也就是说在群体自身对其身份的主观认同的同时，在客观方面也需要群体以外的社会性建构。赵晔琴（2007）[35]认为制度性建构和日常生活世界是身份构建的两个方面。这意味着与群体身份相关的社会事实的成立和维持，一方面是源于国家制度上的安排，同时也与相关群体在日常互动中的建构和广泛认同有关。Gioia 等（2013）[31]通过扎根理论描述了组织是如何在场域环境的互动中形成自身独特的组织身份。Patvardhan 等（2014）[31]则描述的是组织在制度环境中度过身份危机并在与各场域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新的组织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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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案例选择与资料收集整理............................11
3.1 案例选择..................................11
3.2 资料收集整理..........................11
第四章 案例研究与主要发现...............................22
4.1 企业嵌入下乡村治理相关机制探讨....................................22
4.1.1 “新乡贤”的协调机制....................................22
4.1.2“嵌入式”企业帮扶的带动机制............................24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36
5.1 研究结论.....................36
5.2 研究启示..............................36

第四章 案例研究与主要发现

4.1 企业嵌入下乡村治理相关机制探讨
4.1.1 “新乡贤”的协调机制
在我国，农村作为国家治理的最基本单元，其发展一直被学界所关注。特别在过去三十年，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制度框架的同时也是农民这一群体行使自己权利的具体形式。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乡村自治的具体呈现多种多样，但究其本质，无外乎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本土化人力资源匮乏。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较为贫困地区，大部分青壮年人群向外流出，“空心村”与“留守现象”较为普遍；二是以往乡村治理中的风俗良习与传统伦理道德失效。在一些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存在结构性困境[55]乡村事务一定程度上被宗族、能人所控制，乡规民约被破坏，还有一些地区的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干预乡村治理，乡规民约被政府下达的文件所替代；三是个体对乡村治理者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主要变现为对于乡村治理的参与度不高，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
在团结村以往的乡村治理中，这些问题也是存在的。作为贵州省的深度贫困村，全村 5430 人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达到 1554 人，全村外出务工 2560 人，占总人口的 47.1%，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本地人力资源极度匮乏；另一方面团结村地处深山区，海拔跨度 1200 米，村民居住相对分散，管理起来难度较大，村民对于村务的参与度不高；另外时代楷模黄大发年岁已高，很少参与村务，其年轻时带领大家修渠引水时形成的风俗良习也逐渐淡化。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团结村深度贫困的原因之一，也对精准扶贫的具体实施起到一定的阻碍，更是全面脱贫不返贫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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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基于身份认同与组织学习视角和对于团结村的单案例分析，本文归纳出了贫困村以及贫困人口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组织身份与个人身份转变的路径、新型乡村治理相关体系以及在乡村治理、身份认同框架下的返贫阻断长效机制，并得出以下结论：（1）“新乡贤”是一种乡村“基层”和“上级”之间的协调机制，它一方面为贫困人群进行长期人力资本投资提供参照，另一方面使乡村自治成为可能。（2）企业帮扶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扶贫过程中的资金与技术难题，但易浮于“表象”，“嵌入式”企业帮扶可以使企业“下沉”到乡村治理与扶贫工作中，发挥其带动机制。（3）“新乡贤”的协调机制与“嵌入式”企业帮扶的带动机制在增强乡村治理的活力也可能会出现权利偏移，基层组织通过有效的组织学习形成联系指导机制能阻断这种偏移的发生。（4）贫困人群的个人身份与其所在村级组织的组织身份是同时转变的，且个人身份的转变加速组织身份的转变，组织身份转变强化个人身份的转变。（5）身份不平等导致了贫困群体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其身份转变的良好平台，进而使其能够获取合理的身份红利。（6）贫困群体主体地位的逐步确立是阻断返贫的保障机制，有效的乡村治理能够修复这一机制可能出现的不利偏离。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