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1.1 理论背景
学者们最初将企业转型升级的原因归于任务环境。Lawrence等（1967）将任务环境定义为与企业目标实现有直接关联的那部分环境，是能够影响企业绩效和经营活动正常运转的关键性要素或顾客群[5]。任务环境的相关研究强调任务环境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企业面临的激烈竞争。Morgan（2004）认为企业面临的任务环境是一个由多种特征构成的复杂系统，可以从包容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三个方面来加以衡量[6]。武立东等（2012）发现不确定性的任务环境往往会对组织产生缓冲效果，表现为任务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组织实现相关决策的难度也就越高，此外，组织利用相关能力实现预期效果的难度也将更高[7]。邓少军等（2018）认为当企业处于日趋复杂和动态变化的环境中时，会发生更多战略意图与实施不一致的情况，从而大大增加了战略转折点和战略矛盾出现的可能性，对于企业来说这既是发展机会，同时也有可能带来严重的生存和发展危机[8]。曾萍等（2013）指出企业会通过感知并预测环境变动而进行持续的战略行动[9]。毛蕴诗等（2015）认为市场结构和政府支持等环境因素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1]。但仅仅考虑任务环境，并不能全面探究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学者们将研究的焦点转向企业内部，王迎军等（2000）指出企业若想要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获得较强的问题解决能力，就需要在其内部进行柔性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而支撑战略调整的实施[10]。罗荣桂等（2006）揭示了企业资源柔性可以帮助企业有效识别和利用动态变化的环境，实现对现有资源的迅速重组进而推动战略创新的实施，最终使企业形成持续竞争力[11]。陈琦等（2018）认为企业对资源的有限控制阻碍了转型升级的实现，因此，如何有效配置多元性资源，改进现有的运营模式成为企业能否成功实施转型升级的关键突破口[12]。Nadkarni等（2010）指出企业配置柔性资源是为了使企业能够迅速识别和分析任务环境中对企业有影响的变动并做出反应，并及时调整现有的战略内容，将资源运用到新方案中以消除环境变动的负面影响[13]。Kouropalatis等（2012）揭示了企业在进行柔性资源配置的过程中需要合理权衡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和探索未来资源之间的关系。如果为未来变革储备过多资源势必会影响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反之亦然，因此做好两者之间的权衡既能够有利于发展资源柔性，还能促进企业更好地适应战略变革、优化产业结构，对企业成功实现转型升级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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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及竞争愈加激烈的超竞争下，企业实施转型升级是在复杂动态环境中维持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如何调整企业内部资源成功推进转型升级是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所以，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背景下资源柔性和任务环境对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2.1 理论意义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以及丰富的企业转型升级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任务环境与资源柔性影响转型升级的宝贵历史机遇与研究环境，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构建新理论的机会。国内外已经存在很多关于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但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到近五年主题中同时涉及“任务环境”和“企业转型升级”的文献仅三篇，涉及“资源柔性”和“企业转型升级”的文献也仅一篇，结果如表 1-1 所示。可见，企业转型升级与任务环境以及资源柔性相关的文献较少，本文将任务环境和资源柔性引入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中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具体来说，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任务环境-企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资源柔性-企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现有的文献更多关注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模式但很少系统研究影响因素，本文主要研究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因素。第二，现有文献单一地关注内部资源或外部环境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而在转型期的中国情境下，企业转型升级是一种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同时作用的结果，因此，本文深入探究任务环境、资源柔性两者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第三，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效应，而本文将全球价值链嵌入作为调节变量，讨论其在任务环境/资源柔性与企业转型升级关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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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是战略管理领域深具代表性的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Newbert（2007）认为资源基础理论可从静态观和动态观两个视角进行讨论，具体为 VRIN 模型和动态能力模型，其中，动态能力模型是对 VRIN 模型的补充和发展[20]。
2.1.1 基于静态观的 VRIN 模型
Penrose（2015）认为企业是由生产型资源组成的，生产型资源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例如：土地、车间、装备、管理人员、劳动人员、技术人员等[21]。Hart（1995）提出企业所能控制的永久性资产才能称之为企业资源，可分为无形资产（技术知识、品牌、贸易关联等）和有形资产（人才、机器、资本等），而拥有关键性资源是企业取得高额利润的重要途径，这标志着资源基础观的形成[22]。Barney（1991）认为资源的含义是企业所能控制的所有资产、能力、企业特性、组织过程、知识和信息等，能够据此制定改进效率和效能的战略[23]。
但是不乏有些企业空有资源优势而无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可想而知除了关注资源优势还要考虑企业充分运用资源的能力。Penrose（2015）认为企业除了需要具有资源优势，还需要具备利用资源的独特能力[21]。Amit 等（1993）将资源和能力区分开，将资源定义为企业拥有并可控制的一系列可用因素，包括企业管理者、劳动者、知识、技术、资产、信息系统等，将能力定义为企业通过资源配置来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24]。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的独特资源和能力，因此，并不是企业所拥有资源和能力都能够称为竞争优势的源泉，只有具有独特性的资源和能力才能够保证企业培育和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Hansen 等（1989）揭示了资源只有具备价值性、稀有性、难以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VRIN）的特征，才可称之为独特资源并能成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资源支撑[25]。Pandian（1992）认为若企业具备 VRIN 特性的资源，企业便拥有了将产品投放某一市场的能力，或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他企业进军某一市场，这使得企业更容易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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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球价值链理论
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为创造并实现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直至回收处理等各个过程的跨区域企业的网络组织，该网络包括所有参与利润分配环节和生产销售活动的企业或组织。显然全球价值链包含整个价值分配体系的全部环节，例如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波特价值链理论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影响最为深远。Porter（1985）在研究能够提升战略效果的企业竞争行为时，提出价值链分析法。Porter 认为一系列价值增值活动构成了价值链体系，而价值增值活动主要分为基本性活动和支持性活动，它们之间各不相同。不同企业具有各自不同的价值链，且与其他企业的价值链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完整的价值链体系。Porter 指出企业只有正确把握价值链的战略环节才能获取竞争优势[30]。
Kogut（1985）基于片段化价值链理论深入研究空间配置在价值链上的作用。不同于波特价值链理论主要分解和剖析微观企业的竞争战略，
Kogut 给出了价值增值链这一概念，聚焦国家或地区在国际竞争中获取国际战略优势的过程，他认为价值链是一个循环过程，涉及投入原料、组装产品、消费和售后等各个环节，在循环过程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在价值链上获取国际竞争优势。Kogut 将聚焦微观企业的价值链理论拓宽至国家或地区的战略高度，对构建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框架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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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模型 ............................. 24
3.2 研究假设 ................................ 24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31
4.1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与测量 ...................................... 31
4.1.1 任务环境 ......................................... 31
4.1.2 资源柔性 .................................... 32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31
4.1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与测量 ..................................... 31
4.1.1 任务环境 .......................................... 31
4.1.2 资源柔性 ...................................... 32
第六章 结果讨论与管理启示
6.1 主要研究结果
本文的 SPSS 检验结果表明，当四个自变量单独对企业转型升级进行回归时，在 P<0.001 水平下，环境动态性对于企业转型升级的回归系数为 0.261；在 P<0.001 水平下，环境复杂性对于企业转型升级的回归系数为 0.267；在 P<0.001 水平下，环境包容性对于企业转型升级的回归系数为 0.254；在 P<0.001 水平下，资源柔性对于企业转型升级的回归系数为 0.264。当四个自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模型对企业转型升级进行回归时，环境动态性（β=0.145，P<0.05）、环境复杂性（β=0.202，P<0.01）、环境包容性（β=0.168，P<0.05）和资源柔性（β=0.151，P<0.05））也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本文假设 H1a、H1b、H1c 和 H2 都得到了数据支持。
在检验调节效应时，主要依据模型中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来检验假设是否成立。SPSS 检验结果显示,环境动态性×全球价值链嵌入 (β=0.188，P<0.01)，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动态性与企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H3a 得到支持；环境复杂性×全球价值链嵌入 (β=0.239，P<0.001)，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复杂性与企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H3b 得到支持；环境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嵌入 (β=0.112，P=0.102)，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包容性与企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H3c 未得到支持；资源柔性×全球价值链嵌入 (β=0.219，P<0.001)，说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包容性资源柔性与企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H4 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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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