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乡村家庭伦理关系的变异
第一节 尊卑失序的孝悌关系
一、孝悌关系的意义指代
家族成员间组成的关系众多，诸如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祖孙关系等等，而维系家庭成员关系和谐的伦理道德首推“孝悌”，《论语》有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孔子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视为一个人施行仁义的根本，当代学者梁漱溟对复杂的家庭关系梳理后指出，“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遂生。家人父子、兄弟，是其天然基本关系。”
传统意义上的孝多指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和赡养，在男权主导的传统社会中，孝在很大程度上多强调父亲的权威，往往忽视母亲的付出，孙惠芬的小说却将母亲形象放到了突出位置，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的生活经历，父亲常年在外做生意，母亲一个人操持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很不容易，另一方面是孙惠芬作为接受了传统和现代思想的女性，积极主动地赋予传统孝道新的内涵。长篇小说《秉德女人》体现出较为强烈的女性意识，塑造了一个穿越传统和现代的伟大母亲形象。小说中的父亲既缺席又在场，“缺席”是指作为父亲的土匪秉德常年流浪在外，直至最后因为意外被日本鬼子击毙，几乎没有真正履行父亲的责任，“父亲”的角色便被母亲秉德女人替代，以实现家庭伦理的正常运转。秉德女人身上兼具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品格，传统性是指虽然历经多次政治动乱和现实的磨难，秉德女人始终保持着清晰的信念，那便是坚守做人的道德，把家操持好。自王乃容小姐成为秉德女人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她要以家庭为本，为子女们操劳。为了联通国家的血管，秉德女人将承中、承信送去当兵，送小儿子承多出去念书，身边只留下承国一个儿子，但她依旧把日子过得热热乎乎。秉德女人恪守做人的品格，在周庄大兴土改运动，得知地主周成官要被活埋时，她并没有像其它人那样表现出大快人心的高兴，而是感叹：那也是一条命啊！身具传统性但秉德女人并不囿于传统之规，她向往自由和开放，还是女儿身时便对象征着自由的大海表现出无限的依恋，一生都想去周游世界，这在其他传统女性身上是不曾有过的。秉德女人对身体的贞洁也很大胆，她用自己的奶水哺育地主家的孩子，主动把自己的身体送给秉义，孙惠芬对秉德女人身体的描写恰恰是为了突出她隐忍而包容的性格特点。小说对父亲形象缺失的描述，实际上是对作为母亲的女性的赞美，孙惠芬在歌颂母亲的同时又融入了开放自由的现代特征，使秉德女人这一母亲形象更加丰满，也是对传统孝道中对母亲形象淡化的弥补和突破。
在尊敬兄长、兄弟友爱中，孙惠芬以自己的家族为原型，塑造了以大哥为中心的申姓家族兄弟形象。由于父亲去世的早，家里人口众多，孙惠芬的大哥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自叙传散文《我的大哥》中，扮演着父亲角色的大哥努力制造着家族的荣耀，“多少年来，我的大哥总是不断地在山咀子创造第一，第一个买半导体收音机，第一个安电灯，第一个在家门口打压水井，第一个买电视。”二哥三哥也在大哥的关照下，来到小镇上工作。大哥托起了申姓家族的希望和重任，家族的荣耀使申家人在歇马山庄备受尊敬。
.......................
第二节 冲突升级的婆媳关系
在家国同构的乡土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历来十分重视对家庭秩序的管理，对直接影响家庭稳定的婆媳关系更是高度重视。传统孝道伦理赋予婆婆在行为和精神上单方面控制媳妇的权力，对媳妇具有绝对的权威，媳妇没有独立的话语权，必须对婆婆唯命是听。这种服从于上下尊卑秩序的婆媳关系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解放区开始发生变化，在解放区革命新政权的引导下，传统女性如同出走的“娜拉”一样，开始走出家庭，但此时婆媳关系的转变主要是出于宣扬新政权的目的，传统伦理的遗风对婆媳的精神奴役依然没有褪却。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女性意识的日渐觉醒以及现代家庭结构的简化，乡村女性也渐渐寻求独立，虽然婆婆也开始与时俱进，但其思想的变化毕竟赶不上儿媳妇一代，依然会用传统的伦理观念约束儿媳妇的言行，于是不乏媳妇们的反抗之声，而孙惠芬的小说也侧重表现了在时代和环境影响下的婆媳冲突。
一、传统的婆媳关系
媳妇借由婚姻融入并无血缘关系的家庭，婆媳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拟父子”关系，孝顺是传统家族伦理中处理婆媳关系的基本准则，再加上婆婆凭借多年生活经验的优势，在家庭事务的处理决断上拥有无可争辩的支配权力，由此形成了“婆尊媳卑”的单向型传统模式，孙惠芬也在小说中阐释了这种模式存在的必要性。《秉德女人》中，秉德女人作为一家之长，严格行使婆婆的权威来维持家庭秩序的和谐，规范着媳妇们的日常行为。秉德女人儿媳众多，身份高低贵贱不同，于芝和赵彩云出身高贵，都不愿低下身来做柴米油盐的家务活。秉德女人并没有乱了方寸，她召开家庭会议，规定所有的媳妇必须做饭，每人一周轮流干，这样既使一直做饭的承国媳妇心里少了委屈，又使两个新媳妇很快地融入大家庭生活，秉德女人以她的公正和威严保证了家庭秩序的有序运转。
在传统伦理中，媳妇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夫为天”、“惟婆婆是从”，操持家务，孝顺公婆。《舞者》中，“在母亲那个小脚女人时代，母亲在闺房绣花时，不管把未来想得多么天花烂漫，都不会离开农家舍院、侍夫养子、伺候公婆这一主题，都不会与姥姥的人生轨道有多大区别。”在传统乡村，在《歇马山庄》，媳妇孝顺公婆、持家有方，便会受到乡村邻里的夸赞和盛扬，月月母亲全权承担了照顾翁家大家族的日子，既要侍奉公婆，又要照顾在外工作的兄弟媳妇回乡下的衣食住行，因其贤惠获得了整个家族的认同，更使翁古家族在辽南地区赢得了响亮的名声和受人尊重的名望。诚然，这背后离不开月月母亲的包容、付出和忍耐，但在人们看来，这都是做为一个媳妇应该具备的。
.........................
第二章 乡村人情伦理的异化与重建
第一节 “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
熟人社会主要以人情往来为支撑，比较讲求回报性，这种回报既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典型而恰当地诠释了乡土社会的人情交往，两个外来的新媳妇由陌生到熟悉，逐渐交好并建立起深厚的姐妹情谊，促使二人情谊递增的催化剂便是互利互惠的人情往来。李平和潘桃先后嫁到歇马山庄，成为村里瞩目的新媳妇。李平以其勤劳能干得到了村里人的称赞，很快地融入原本陌生的大圈子，而潘桃因为寡言和高傲始终表现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但孤独并不是潘桃渴望的，于是由潘桃主动到李平家串门打破僵局，两人你来我往，你向我吐露一个秘密，我向你说一句知心话，为这种刻意表达对彼此的真诚，李平甚至为了潘桃公然顶撞自己的姑婆婆。同时，人情交往的双方具有一定的平等性，李平和潘桃都是外来的新媳妇，因而很容易产生共鸣，可是关系一旦失去平衡便会导致破裂，李平因为外出打工的丈夫回家而冷落了独守空房的潘桃，潘桃便向婆婆告知了李平不堪的过去，致使李平名声尽毁，导致了这段情谊的最终断绝。可见，熟人社会互利互惠的人情往来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其目的在于维持彼此之间关系的长久性，同时具有互利互惠的回报性，如果苛求单方面的付出或者一方关系转淡，那熟络的人情关系便会出现隔阂甚至破裂，难以长期维持。
人情的送来还去，在反反复复中联系着人们的精神情感。作为传统乡土社会主要人际交往的人情，有时因为过于讲求回报而成为人际关系中的一种负担。《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中，乡村中每逢遇到大操大办红事白事时，主人家都要用宴席上撤下来的油水丰厚的混汤菜打点帮忙的人，以表示谢意。庄户人家平常日子的油水是寡淡的，因而受到这汤菜还是很感激的，咂摸的滋味更是回味无穷，因为这其中含着乡里乡亲的友情。“那滋味当然不能平均分配，因为出力的多少并不一样，有的人头一天就来了，有的人第二天才来，有的人在付出了时间的同时，还付出了自家的工具和原料。所以给谁，不给谁，主人家心头都有一本往来账。”因而分配这汤菜也成了件劳心事，既不能过于偏心，又不能敷衍了事，如此各家分配下来，主人家的心情并没有感到一点轻松，反而越来越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水平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开始进城务工。同时，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人们的活动范围渐渐跨出村落的限制。进入转型加速期，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大批农民涌入城市，而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却是“陌生人社会”的缩影。《长江日报》曾在 2011 年 9 月 24 日撰文指出：“在我国进入市场经济后，社会流动频繁、人们自由迁徙，大多数的社会交往发生在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人们的身份制逐渐瓦解，整个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孙惠芬的小说《民工》充分体现出身处陌生的城市，精神和灵魂无所寄托的农民工的无助。“他们看着那城里的热闹，骗自己仿佛也热闹了一回，其实他们与那热闹隔着一层皮，如同隔岸观火。”农民们脱离了原先的根系进军城市，才发觉之前乡村的生存法则和价值观念在城市基本行不通，因为在这个挤满陌生人的城市里，依靠的是讲究契约精神的法律制度，人情被缩小到微乎其微的境地。农民们想依靠“讲人情”、“攀关系”在这里站住脚跟体面地挺起腰板来，只能无奈地四处碰壁，最终遭到城市的无情拒绝。究其根本在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并由此折射出的文化落差和制度差异，限制和牵绊了农民自身的发展。
.............................
第二节 乡村人情伦理的异化
进入转型期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深入，市场经济占据稳固的支配地位，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原则对传统习俗经济互惠原则的取代已经不可逆转，人们越来越屈从于相悖于传统人情的经济利益法则。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所引发的流动、开放的社会环境，促使大部分村民走出农村进城务工，这些外出打工者多是青壮年主力，他们在城市中适应了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面对陌生人社会和利益至上的原则，也越来越注重功利性的交往。市场经济的开放和经济理性原则，对传统人情伦理带来了巨大冲击。
在市场经济时代，乡村中人们对金钱和权力的重视已逐渐代替传统的伦理支撑，单靠人情已不易维持相互间付出和回报的平衡，人们更倾向于用金钱来衡量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塘书》中除了结婚之外的喜事便是房屋上梁，上梁时要放鞭炮和挂红来辟邪，鞭炮有多有少，但差别不大；红是由与自己交好的乡邻买，因而显示的是乡邻的势力以及自己与乡邻的友好往来。所以，盖房上梁，彰显的是自己的势力和与乡邻的关系，因为彼此间你来我往的互利互惠决定了“你当初没送人家，人家自然就不送你”。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房屋上梁却有了额外的寓意，例如申作林上梁时，在城里当包工头的乡邻给他送来八挂红，让他赚足了脸面，村里人出于羡慕和虚荣，没有亲戚送便自己买，以求在上梁那天赚到大家的吆喝。
人情的功利化和淡漠化更是导致邻里之间、乡邻之间的冲突不断。在传统乡土社会，邻里之间基于生产上的互助和生活上的互济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信息交流的发达，反而大大减弱了邻里之间的亲密联系，部分邻里关系退化为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空间关系，缺失了精神层面的情感交流。《上塘书》中充分体现了这一变异，上塘最初与外部的交流是通过书信往来，因而每逢邮递员在村里一吆喝，大家都会热闹地聚集在一起，听听收信人家里的新鲜事。随着通信工具的发达，大部分上塘人都买了手机和电脑，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也更加便捷，但上塘却没有了往日的热闹，反而更加封闭和寂寞。热衷于东家西户串门的申玉凤，一直张张罗罗，有了电话后反而静悄悄的，什么也不说。其实不是申玉凤不想说，而是她说不清，也不明白。既然不明白，所以就不说。因而现在的上塘看起来依然热闹，但人们的内心是封闭和寂寞的，因为人们渴望知道的消息被封闭了。
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强，人们的活动范围逐渐走出村落的限制延伸到城市，“熟人社会”人情往来的互利互惠原则在现代城市中日益被削弱。《秉德女人》中，秉德女人在收到小儿子承多的思乡之信后，不顾一家人的反对，毅然决定去城市住几天。到了城市，秉德女人却感觉自己像是进了牢笼，每天被局限在城里十几平方米的小楼里，没有乡下人熟络的串门和聊天，也没有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温暖，因为城里人都是自己过自己的，于是，秉德女人开始想家，想念家里的老房子，想念乡村的左邻右舍。
...........................
第三章 游离在城乡之间的生存伦理 ................31
第一节 依土而生的传统依赖 .................... 31
第二节 向城求生的崎岖之路 ................. 32
第三节 返乡之后的无处皈依 .................... 39
第三章 游离在城乡之间的生存伦理
第一节 依土而生的传统依赖
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农耕社会，由于土地空间的静止不流动，人们聚族而居，土地成为人们生存的最大保障，延续了千百年的农耕经济一直是乡土社会的主导。农民与土地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物质牵连和精神联系。附着在土地这一具象物质形态上历经千百年积淀凝聚而成的传统乡土社会的文化精神，包括生存法则、乡土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等等，维系着乡土社会代代不息的繁衍和秩序稳定。《歇马山庄》中老一代农民的典型代表唐义贵，与路遥《人生》中的德顺老汉、贾平凹《秦腔》中的夏天义、郑义《老井》中的孙富贵等人物相似，都有着至死不渝的土地情结。他在土地上挥洒汗水收获庄稼，感受着土地的亲和与馈赠，沉浸在土地带来的踏实中，但古本来以扩大果园为由进行租地，这一举动遭到了唐义贵的坚决反对，当人们发现这个守土老汉猝死在自家苞米地时，也被他身边留下的极不规则但却异常清晰的“地不外租”四个大字所震撼，这其中昭示着他对土地的虔诚和敬畏，更暗含着老一代农民对土地无法割舍的情感。
90 年代尤其是进入飞速发展的新世纪以来，现代化带动了城市走向繁荣富强，另一方面乡村得天独厚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也在诱惑着城市的侵入，而这种侵入恰好为坚守在土地上的农民提供了契机。他们迫切希望以土地为媒介感受现代化的气息，进而获取金钱和财富来弥补自己未进城的尴尬。于是，信守土地的农民以现代化为指引开始了农村改革的步伐，开办村镇企业、经营副业、种植经济作业等等都是他们尝试和努力的结果，“乡村经济生活已经多元化，引进大资本圈地的规模经营与家庭式传统经营模式并存，乡镇企业与传统农业并存，‘农业’不再是乡村唯一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再者，‘农民’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小说《歇马山庄》中的年轻农民程买子最初在歇马山庄落户时，面对无依无靠毫无宗族庇佑的窘境他并没有首先考虑种地，反而用队里给他的平原好地换回歇马山庄的一块陡坡，然后就势挖出一个窑洞，以烧窑卖砖维持生计；在当上村长之后，他没有像上一任村长林治邦那样带领村民出去打工，而是用村办企业和庭院经济来搞活农村经济，想把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召回村里务工，实现农民务工的本土化。买子在思想意识上与传统农民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他对待土地的态度：他已不再把世代相传的土地耕种作为唯一的生活道路和必然的人生选择。从买子大刀阔斧的改革中我们足以看出现代农民迫切渴求在现代化的氤氲下与城市并轨前进，从而快速摘下乡村贫穷落后的帽子。现代化向农村的介入，为农业加速转型、农村经济加快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和更大的可能。
...........................
结语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昂首阔进的城市化推进了城市和乡村的进一步融合。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影响，中国的城乡发展极不平衡，现有的物质资源、利益分配和制度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向城市倾斜，乡村在缓慢而被动地走向现代化，传统乡土社会依托血缘、地缘和人情等等积淀而成的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在现代化的蚕食与冲击下不断地被解构。
面对零乱破败的乡村，许多作家纷纷慨叹：城乡一体化已不可避免，中国的乡村即将消失。贾平凹在谈到长篇小说《秦腔》的写作经验时，也曾将当下农村萧条现状概括为“气散了”。传统乡村在转型期的突变溢出了作家们已有的写作经验，书写的范式更是无迹可寻，但如果无视乡村强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仅仅基于乡村暂时的荒芜便断然否定乡村，未免有些草率和绝对。中国是农业大国的事实不会改变，孟繁华曾指出中国乡村存在生生不息的“超稳定文化结构”，“所谓超稳定文化结构，是指在中国乡村社会一直延续的风俗风情、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这种超稳定文化结构有着几千年来深厚的乡土伦理的积淀，中国的乡村不会轻易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不容忽视的是，传统的乡土伦理在与现代化的交融碰撞过程中产生了变异，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中间存在，它既没有全然现代化，又不是绝对保留传统。农裔作家孙惠芬凭借在城市和乡村不断往返的见闻和经历，以其特有的女性的温婉细腻与文学敏锐，深刻表现了转型期乡土伦理的剧烈变迁。
本文以孙惠芬乡土小说中所体现的日常伦理为出发点，阐述了乡土伦理所包含的家庭伦理、人情伦理以及生存伦理，论述了孙惠芬小说中乡土伦理的书写特点。在孙惠芬的笔下，既有积淀已久的传统习俗的继承，也有在时代和历史因素影响下传统伦理的异化现象，在文本中，家族亲情、婚姻爱情、人情世故、农民进城务工后的生活百态等等都在体现着乡土伦理的特征及其变化。传统乡土向现代转型，自有其积极意义，却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家庭宗族的溃败，熟人社会人情的冷淡以及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后造成的乡村“空巢”，与此同时历史沿袭的城乡二元制度文化差异使农民在城市的立足异常艰辛，城市接受了农民的劳动力，却排斥着农民的精神需求。从孙惠芬饱含真情的书写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精神焦虑，以及作家对于传统乡土伦理异化的担忧，正是这种对传统乡村人性与伦常的审视与思考，成就了孙惠芬小说的独特与深刻。难以回避的是，孙惠芬的作品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类似人物的不断重复，虽然可使读者形成阅读上的熟悉，但也或多或少地造成人物发展的停滞；面对现代性的席卷和传统的衰落，孙惠芬在作品中表露出一些茫然与无所适从，这其中有时代和现实的因素，也有孙惠芬自身经历的限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