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河南乡土小说的还乡书写研究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诗人先哲不断表达着对故乡田园的咏叹,对叶落归根、荣归故里的向往。在宗法思想、伦理道德的驱动之下,对于他们来说,故乡——根,是他们永远割不断的联系,宦海沉浮、庙堂风云那都是人生一瞬,总比不得老年乐居,衣锦还乡,采菊东篱,悠然南山的闲适。在送里,还乡意味着矛盾的暂时平衡,意味着从残缺到圆满体系的建立。而对于90年代以来的河南乡土小说来说,还乡并不是矛盾的暂时解决,甚至可以说是矛盾集中激化的导火线,一切才刚刚开始而已,旧的矛盾还没解决完,新的端倪逐渐显露。探寻还乡书写,首先就要回到还乡的萌发状态,挖掘人物还乡的原因。这是因为人物在何种目的​和动机支配下发起的还乡直接影响着小说中人物回乡后的行动,制约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方向。具体到小说文本中,很多作品直接或间接地交代了人物还乡的原因,小说中人物有的因为家族事务的羁泮要回乡,有的一也想要回去复仇,有的因为城市对他们的伤害和残酷的拒绝无奈回乡,还有的主要是灵魂深处对"根"的渴望促使他们踏上回乡之路。​

一、家族事务

​中原文明是讲究宗法伦理、长幼尊卑秩序的文明体系。在这样的文明体系支配下的狂会中,"家"是乡土社会的基本社群,个人任何时候也不能脱离家庭家族的血缘链,否则便是惇祖忘义。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中国》中认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是一种"扩大了的家庭",确切来说应该称之为"小家族",送是个由亲子所构成的生育巧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90年代以来的河南早已脱离了封建宗法翻社会,但在乡土民间,时间在这里仿佛放慢了脚步,"无论政治文化怎样改变,乡土中国积淀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并不因此改变。"从一个个诸如"张家湾"、"郑家疫溶"、"大李庄"等村庄名中,你就可以看化同姓家族的村庄聚落广泛存在于广麦的中原大地上。家庭家族对个人仍有很大的感召力,时时影响着身在城市的主人公返回故乡。作家李佩甫在文章中写到:"可当我醒来,四顾茫茫,满脸都是泪水。我只好对自己说:家里没人了。真的,没有一个亲人可我知道,我身i有人。""家里没人"和"身后有人"正体现出了家庭家族对乡土子民的重要性。在张宇的《乡村情感》、间连科的《瑶沟人的梦》、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等作品中,小说主要人物的还乡常常是和家庭家族的事务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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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小说中人物在故乡的行动和状态

在送样那样的原因驱使之下,还乡者回到了故乡,故乡不再只是在诗意想象中才能显现的地方,它实实在在的出现在了还乡者面前。还乡者风尘仆仆归来,拾着包,挥着汗,一抬脚便踏进了村子里的黄±路。他们在故乡遇到了一些人,看到了一些事,也实施了一些行动,这使得小说叙事得以进行下去。达维德方丹指出:"布雷蒙把叙事文看成是'一系列同一故事单元中的人之利益事件'。他率先突出了这一连续性的集中性:几乎在每个阶段,也即在任务完成与拖延之时,在执行合同与违反合同时,在对立和协商时,叙事文都完成一次分叉,由此引出下文。"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叙事文是由人物的一个个行动组成的,在一个故事单元中人物的行动或受挫或成功,都会不断地分叉,产生新的故事,诱发新的人物行动,整个的小说叙事就在这一次次的分叉中完成。对于90年代以来河南乡土小说的还乡书写而言,在还乡还没启动之前,故乡在这些还乡者眼中还只是想象中的图景,一旦还乡者发起还乡行动,并实施成功后,故事完成了一次分叉,由此引出了他们在故乡的状态。​

一、还乡者复仇

鲁迅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不缺乏复仇精神的,他肯定了复仇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粹所在。晚年他写了《女吊》,介绍了故乡目连戏中的女吊,送是一种"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灵魂",赞扬了"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也,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河南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兵烫战争、灾害幢虫使这里的人们生存环境恶劣。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学会忍耐,以自己小处做人的务实善变的人生智慧化解苦难,顽强地生活下去。这​是一种生命力的坚初,也可以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人格。但是这并不是说这里的人们骨子里不存在豪强之气。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片土地上并不缺乏叛逆复仇的壮举,也有着"舍得一身别,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豪气。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曾对灾荒年间敢于到地主家明火执仗带头闹事的毋得安给予了肯定。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李铜钟做出了被当时的权力部门视为极端大逆不道的"借粮"社举,换得了全村四百九十口人的平安。这些都说明了中原大地是不缺乏叛逆复仇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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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90年代来河南乡土小说还乡书写的主题意蕴​

第一节官本位的集体无意识：权力追寻背后的呼唤与创伤

​权力的存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可以说它是社会关系的核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在广轰的乡±中国上,历史车轮的前进都伴随着权力的角逐,它扮演着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角色。无论是国家的政治统治还是民间的生活往来,都铭刻着权为的痕迹。福柯认为在租会现实关系中人们总是切切地感受着权力关系的存在,"在社会关系的每一点之间,在有知识和无知识的人之间,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它们不仅仅纯粹是巨大的统治权力对个人的投射;它们是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统治权力赖以扎根的土壤,它们使得统治权力的发挥功能成为可能。"同样的,在乡村社会的各种关系中它也是无处不在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但是不同的是在乡村社会它是松散的,潜隐的,并没有从上到下设置齐全的各个权力职能部门。说它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并不是意味着它有一蒼完整的系统,而是指它在具体生活空间中是整一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若隐若现,然而当个体遭遇到它的时候,却又会感觉到它是没有缝隙的存在,因此个体很难冲破权力设置的壁垒。​

权力的无所不在,使它具备了巨大的言说价值和丰富的言说空间,从而成为了文学中不断被涉及的对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对权力的书写不在少数,乡止小说中也经常能看到,比如张巧的《古船》、贾平凹《秦腔》等等。然而在主人公的还乡中加入对权力的剖析的作品相对来说却少了一些。这是有区别的,还乡者的视角中有一个异质文明的角度,在对比碰撞中也许能够看得更深刻一些。审视90年代以来的河南乡土小说会发现,在还乡的书写中权力不断被提起,甚至有时候尽管一些还乡者在城市积累了一定的金钱和地位后,他们仍要还乡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去争夺那小小的村干部职位。所以分析人物的还乡不能不谈到权力问题,不能不发掘这其中所透露出的中原人民的集体无意识。通过对权力的解读,我们能够看清人性的本质、故乡的真面目,更能透视出中原村落文化的面貌以及作家的创作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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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达缘与"他者":身份认同的徘徊与挣扎

​在对身份间题的研究上有一个形象的表述一-"在夹缝中表明身份"。每当社会在转型期间都会形成这样的文化夹缝。在漫长的封建化会中,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主要来源于对家族(祖先)的社会认同、对国家(皇帝)的政治认同和对儒教(孔子)的文化认同。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打破了送一切,然而却没能建立起新的认同范式,于是知识分子发生了身份认同危机。随着革命成功及新中国的建立,这种危机得到特殊形式的解决,形成了以单位(集体主义)——党和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新的认同模式。陶东风在《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一书中将社会的转型的过程理解为"道德——政治——经济"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在小农社会中,"道德居于中也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入主中也",改革开放来,"经济终于翻身做了主人,成为社会整合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社会转型,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文化以及以政治为本位的社会结构方式,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也的社会建构方式。90年代以后这种转型更为明湿,全社会生产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市场经济模式占领主导,个人从传统计划体制中被解放出来,个人的自由性得到释放,但是多元的思潮共存现象也让个人在价值选择​和身份定位上产生了漂泊感和无根感。另外,经济效益成了单纯而唯一有效的价值尺度,这让坚持人文理想的知识分子有些手足无措,从而体验了一次自我贬值。他们对这个世界感到陌生、对主体身份认同感到了焦虑和彷惶,不知道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再次发生了所谓身份认同危机。​

对于许多作家来说,生活在中国这个大的社会场域,他们不能不同样感受到这种理想价值缺失的现代性焦虑,及相伴随的认同与抗拒的矛盾与冲突。送是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共同能感受到的。而文学豫军的出身又让他们多了一层困惑与迷茫。他们生长在乡野,割草放牛,大自然和淳朴民风浸润了他们的内心，让他们初步形成了对世界的认识。乡间物质的匿乏,精神的贫疮又让他们时不时地感受到了来自远方诗意的呼唤,于是沿着泥巧的乡间小路出走奔向城市便成为了目标。经过不断的努力和痛苦的挣扎他们成为了体面的城里人,那种摆脱乡村的飞翔感自豪感还没慢慢降落到地面,他们又不得不面对失根的痛苦。城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金钱利己主义价值观让他们不愿意把现代城市文明作为自己的文化身份选择。他们开始想念故乡蔚蓝的天空,于是在现实和文本中回归故乡。然而市场经济的波浪己经波及到了乡村,乡村不再是原有的模样,乡村文明也在慢慢巧塌。绝望与困惑,漂泊感与无根感疏漫在了也头。在这两种文化之间,他们面临着选择性的彷惶,与城乡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复杂而暧昧,既渴望找到栖身之所,又无处可落脚,遭受到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感。我们发现这其中经历着"由认同城市现代文化到自我身份(自我文化)丧失的尴尬,再到寻求自我身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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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对90年代以来河南乡土小说还乡书写的反思...........33

第一节河南乡土小说还乡书写的意义............33

第二节河南乡土小说还乡书写存在的局限...........37

第三章对90年代来河南乡土小说还乡书写的反思

第一节河南乡土小说还乡书写的意

​"今天时代的热点不在精神而在物质,不在追求完美而在追求舒适,形而上的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形而下的器则有益于生存……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世俗的、浅表的、消费文化繁荣的时期。"这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同时也是河南乡±小说的成长条件和生存环境,在这一片喧哗与骚动中,文学豫军对故乡的坚守更显可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乡村越来越城镇化,商业市场气息浓郁,古老传统遗迹渐渐涩灭,另一方面农民离±现象成为一种大趋势。在这种背景之下,作家依然坚持立足乡土,用满含着对故乡眷恋的笔触不断写进城者的还乡,不得不说这其中深有意味,也很有价值。城市文明并不是没有缺略的,在历史进程中它处于主流地位,时常用来启蒙乡村。然而作家有时却要关注些处于边缘地位的甚至是正在逐渐走向消亡的事物。因为消亡的并不都是无用的没有价值的。就像山东作家张巧说的那样:"假使真有不少作家在一直向前看,在不断为新生事物叫好,那么就留下我来寻找前进路上的疏漏和遗落I的东西吧"。90年代以来河南乡土小说的还乡书写沟通了五四以来的还乡叙事传统,在城市与农村双向互视的视角之下为文学丈提供了还乡书写的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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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很多诗人拥有陶渊明一样归去来兮的想法,他们在诗词歌赋中不断表达着对故乡田园的咏叹,对叶落归根、荣归故里的向往。在宗法思想、伦理道德的驱动之下,对于他们来说,故乡是他们永远割不断的联系,宦海沉浮、庙堂风云那都是人生一瞬,他们的终极理想就是在老年时能够安然身退、衣锦还乡。在这里,还乡意味着矛盾的暂时平衡,意味着从残缺到圆满体系的建立,而故乡则成了一个模糊了具体内容的符号。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还乡"相比,现当代作家笔下的"还乡"的个人性和唯一性得到了强调。这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还乡书写要从鲁迅先生开始,他以"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归乡模式"影响着后来乡±小说的还乡书写。此后芦焚的《果园城记》、沙汀的《还乡记》、端木薪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领的《财主底儿女们》都是现代小说还乡书写的代表。​

历史走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转型和裂变的时代。都市与乡村之间的双向的流动更为频繁,创造了当下中国丰富复杂的社会景观。对于河南来说这种双向流动更为突出。90年代之前的乡王小说叙述的重也往往放在离乡书写上,作品中的主人公费尽也思千辛万苦地想要逃离乡村到城里去,作品中较少出现对还乡的挖掘。不过9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重要改变。在河南籍作家的笔下出现了许多还乡者,他们在各种原因的驱使之下从城市返回了曾经逃离的乡村。先前他们是如此想要逃离乡村,然而城市却让他们找不到自己灵魂安放的空间,于是一次次回到故乡。时代的巨变使还乡书写也有了新的时代内容和叙事方式。"陕军"、"豫军"、"湘军"等名词的出现,也昭示了乡土小说地域风格的凸显。对于90年代来的河南乡土小说而言,还乡书写因为中原地域文化、历史变革、民风民俗以及作家自身文学追求的不同而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风景。具体到还乡文本中,小说中的人物因为复仇、家族事务、城市的拒绝、"根"的召唤回到了故乡,在故乡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让他们对自身、对乡村、对城市有了新的认识。在还乡呈现的背后,河南乡土小说向我们展示了权力追寻下的集体无意识创伤、还乡者及创作主体身份认同的危机感以及对精神乌托邦的想象。这些对于乡土小说的创作有很大的价值与意义。但是不足和缺陷还是存在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正视它,寻找新的突破口。​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