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小说叙事策略

第一章 灵活多变的的叙事视角

第一节 儿童视角：“疼痛”主题的书写
儿童视角，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儿童的眼睛来观察世界、用儿童的口吻来讲述故事的一种叙事策略。因此，小说的叙述风格必然会呈现出儿童思维的特征。儿童视角具有一种“蒙昧”的认知特征，对展现在面前的世界没有先入之见，直觉的认知形式使它能够将生活的原生态呈现出来，触摸生活的本质，而不至于在文本中渗透过多的个人理性观念干扰原生态生活的呈现。所以，与成人视角相比，儿童视角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通过儿童视角来观察并描写成人生活世界，小说往往透过单纯的文本隐喻严肃的主题，欢快的笔调与深刻的主旨使文本呈现出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现当代文学史上出现过不少用儿童视角进行创作的经典小说，如鲁迅的《孔乙己》、萧红的《呼兰河传》、王朔的《动物凶猛》与莫言的《红高粱》等，很多新生代作家在进行“文革”叙述时也不自觉地选用了儿童视角。这些作家多出生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在动乱的“文革”中度过了自己最宝贵的童年时代，目睹了“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害，对于“文革”的记忆刻骨铭心，于是他们纷纷采取了一种回忆的姿态来审视人性与那个荒诞的时代，这也是毕飞宇多篇小说采用儿童视角叙述的原因。
毕飞宇主要将儿童视角用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如《写字》、《白夜》、《怀念妹妹小青》、《枸杞子》、《那个男孩是我》、《地球上的王家庄》与《武松打虎》，长篇小说《上海往事》中也采用了儿童视角，毕飞宇也因广泛地运用儿童视角进行创作而在当代文坛上特别引人注目。与众多新生代作家青睐于用儿童视角书写“文革”一样，毕飞宇的儿童视角小说也多以“文革”为背景，表现一种“疼痛”的主题，且他的儿童视角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叙述，作品中带有某些自传的成分，小说的叙述显得生机盎然。《白夜》、《怀念妹妹小青》、《那个男孩是我》以“文革”为时代背景，直接表现了“文革”对人们尤其是对儿童心灵造成的伤害，儿童视角中的疼痛更有一份动人的力量。《白夜》中以张蛮、李狠为代表的适龄儿童在饥饿的逼迫下千方百计地逃课、用弹弓捕捉禽类充饥、打碎父亲千辛万苦弄来的玻璃窗户并对“我”进行威胁恐吓，父亲的教育理想最终沦丧在“文革”时代扭曲的意识形态下；而“我”因为饥饿与害怕，终于与张蛮、李狠走向一伙，参与了他们破坏玻璃的行动。孩子的心灵本应是美好的，然而时代背景造成了这些孩子的无知与野蛮，人性恶的一面在饥饿的环境中完全展露无遗。《怀念妹妹小青》中妹妹在成功地拯救了一条性命后却遭受了“就是你没让我死掉，就是你，就是你”①鬼魅般的控诉，儿童永远无法体会到“文革”中那种无休止的批斗所带来的活着比死去更痛苦的心灵折磨，幼小善良的心灵遭遇了空前的打击，随后小青又在一场村庄间的械斗中死于非命，给童年的“我”造成了深深的伤害，而如今，成年的“我”依然无法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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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流动视角：多重叙事维度的呈现
与传统小说常运用一种视角进行叙事相比，现代小说不再满足于这种单调的叙事，而是综合运用了各种人称的视角、将客观与主观、全知与限知融为一体，摒弃了单一视角叙事的缺陷，使得丰富复杂的生活更充分地得到展现。考察毕飞宇小说的叙事视角，会发现毕飞宇在多部作品中都采用了流动视角进行叙事，具体表现为：在作品中交错运用了“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视角、运用多个人物视角对人物或事件进行侧面展示。流动视角呈现出了多种叙事维度，扩大了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容量，丰富了文本的内涵。
一、“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视角的交错
“经验自我”视角与“叙述自我”视角是回顾性作品中经常使用的两种视角，二者在作品中不断地流动变化使文本呈现出一种层次美感。“经验自我”指的是“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①，“叙述自我”指的是“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②，“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体现的是“我”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往往是“经验自我”的认识较肤浅幼稚，“叙述自我”的认识较成熟深刻。“经验自我”视角叙述的文本能够使读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缩短与故事的距离感，对人物或事件做出合理的自我评价。在毕飞宇的作品中，短篇小说《怀念妹妹小青》与长篇小说《上海往事》都运用了这种交叉视角。为了使小说的叙述更加生动、增强故事的真实性，这两部小说的叙述主体都是第一人称的“经验自我”，对童年所经历过的事件进行情景再现，而“叙述自我”则不时地介入其中发表感慨或评论，传达作者对人生形而上的思考。《怀念妹妹小青》以倒叙的方式进入小说的主题叙述，成年的“我”在深夜的书房里开始回忆妹妹小青与“文革”时期的往事。当具有艺术天赋的妹妹的手被刚出炉的铁块烫伤后父亲气急败坏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小说接着便转入了“叙述自我”视角，“父亲当时的心情我是在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才体会到的。那一次我骑自行车带女儿去夫子庙，走到三山街的时候，女儿的左脚压在了车轮里，擦掉了指甲大小的一块皮，我在无限心疼之际居然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就在抽嘴巴的刹那我想起了我的父亲”①，童年的“我”难以理解的事情经过时间的沉淀终于理解了父亲当年心痛的感觉，也引发了我对小青身世的进一步思考。作者又以“经验自我”的视角回忆了妹妹玩撕日历游戏的古怪行为、妹妹救人、妹妹遭所救之人恐吓与妹妹在村庄械斗中丧生的悲剧，在这其中穿插了“叙述自我”对妹妹救人实际上却遭致灾难的思考以及对妹妹的假设性痛苦回忆。视角的交错将妹妹小青的悲剧与“我”的内心创伤进一步深化，隐含地传达了对“文革”及人性的批判。《上海往事》更是将这种交错视角运用的炉火纯青，小说同样运用的是第一人称，以十四岁男孩的视角回忆了上海各帮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与风尘女子小金宝的悲剧一生，期间穿插着老年水生的回忆，将曾经的上海往事一幕幕地加以呈现。小说以“叙述自我”的视角开始往事的回忆，“我是怎么来到上海的？还不就是那个女人”②，视角很自然地便转换至“经验自我”，带领着读者初次认识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与主要人物小金宝与老爷。但是小说的叙述并不是自此就受制于“经验自我”的束缚，文本中多次自由转换到老年的水生对小金宝的再次认识，如“这个叫小金宝的女人把我的一生都陪进去了……我怕这个女人。那时候我也恨这个女人，长大了我才弄明白，这女人其实可怜，还不如我。珠光宝气的女人要么不可怜，要可怜就是太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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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毕飞宇小说叙事的语言策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小说文体的自觉与语言观的“进化”，小说语言逐渐从工具论转向本体论，汪曾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语言观得到了文坛的认可。小说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故事叙述的生动性与深刻性都离不开语言的支撑。“对作家来说，语言观就是文学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作家的语言观包含了他文学创作的所有秘密”，所以，解读一个作家的作品必定要了解他作品中的语言。毕飞宇对语言的关注始于他的中学时代，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说，小说的语言不是一种建筑材料，而是建筑本身”，语言不仅是实用的，更是审美的。他的小说独具魅力与他对作品语言的重视与精雕细琢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而言，毕飞宇小说语言的特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对小说思想深度的追求使语言具有一种哲理化的倾向；表面语言的轻巧诙谐却隐喻着实际主题的深邃凝重，语言与意义之间的矛盾体现了语言的反讽性倾向；注重小说修辞手法的运用，自觉地追求语言的诗化，增强语言的艺术感染力。

第一节 哲理化叙述：思想深度的追求
小说的使命不应局限于满足读者的故事猎奇心理，而应当具备一定的思想深度，引发读者的思考。毕飞宇常在小说创作中融入他对人生、社会等的形而上思考，诸多的格言警局在小说中以一种夹叙夹议的方式出现，作品时常表现出一种哲学化意味，这种哲理化的机智语言不仅增添了小说的可读性，而且提升了小说的思想深度。
毕飞宇常在故事的叙述中夹杂进自己对历史、社会、人生、哲学等的抽象认识，感性的故事情节与理性的思考有机结合，增添了小说的思想与理性，使小说更加耐人寻味。这些议论性的语句体现了毕飞宇敏锐的洞察力与执着的思辨精神，引导着读者对精神世界的探索，而且这些思辨性语句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穿插在故事的叙述描写之中，合乎情理。
纵观毕飞宇的小说，他的初期创作受先锋小说的影响，曾一度沉迷于小说语言的迷宫之中，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警言妙语，小说的叙述人常为学者型知识分子，频繁地跳出故事文本发表关于历史本身或历史与个人、文化之间关系等的哲学化思考，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小说的深刻思想内涵。如：“历史是沿着想象力顺流而下的局面”，“一部史书的诞生过程往往又是一部史书。这成了我们历史的特色”，“就像重大的事件，最后的走向却因为某个小人物。伟人总是创造伟业，不幸的是历史时常由卑微的细节而构成”，这样的句子出现的次数多了就会给人一种距离感。毕飞宇曾说：“二十出头我忌讳不哲理、不深刻，我渴望着三言两语就把这个世界摆平了。那时的毕飞宇言简意赅，下笔就是格言，就是警句”，其中，《叙事》将这种语言试验推到了极致，小说不注重描摹具体的生活物象，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众多充满哲理性的语句，追求抽象叙事的审美意境，《叙事》也因此被评论家视为语言哲学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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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反讽性叙述：“以轻取重”
“疼痛”是毕飞宇众多作品的共同主题，然而他却惯于用一种较轻盈的笔触去揭示深沉的主题，达到“以轻取重”的叙事效果。在一次访谈录中毕飞宇曾说：“轻盈而凝重，是我对小说的理解，是我的小说理想。在根子上，我偏爱重，偏爱那种内心深处的扯扯拽拽。但一进入操作，我希望这种‘重’只是一块底盘，一种背景颜色。同时，我又希望我的叙述层面上能像花朵的绽放一样一瓣一瓣地自我开放。一瓣一瓣地，就那样，舒缓，带有点疼痛”，“轻盈而凝重”的小说语言表现之一即为言语的反讽性，这是毕飞宇小说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指作者为了更好地实现主题表达的需要而采用的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语言艺术形式。李建军指出，反讽修辞“通常采取对照性的描写或叙述、戏拟、独特的结构、叙述角度的调整、过度陈述、克制陈述、叙述人评价性声音的介入等具体手法”，具体表现在毕飞宇的小说文本中，这种反讽性语言体现为反语的运用、对固定用语的戏仿及一些肆意放纵、带有狂欢性质的诙谐类的调侃语言的使用。
一、反语的运用
反语是辞格的一种，指故意使用与表述意思相反的句子或词语来表达本意。反语的使用使文本更加幽默风趣，在一定的语境中，反语的运用比正面论述更加有力。毕飞宇作品中的反语常具有一种谐谑调侃的意味，庄谐并用，于轻盈中透出语义的沉重。
(1）四年前我相当荣幸地离了婚……那一天风和日丽，一草一木都像是为我们的离婚搭起来的布景，这样的日子不离婚真是糟蹋了。──《火车里的天堂》
（2）后来王家庄的人一直喊我神经病。“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地球上的王家庄》
（3）用“敌敌畏”杀死自己，是企图寻死的乡村女人或乡下姑娘们最新的创造。比起投河来，比起上吊、跳井、撞墙、剪气管、抹脖子来、喝农药利索多了，也科学多了，一句话，省事多了，是时代的一个进步。 ──《平原》
例（1）中离婚本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美好的天气更衬托出主人公离婚的悲哀，而作者却用“荣幸”来形容离婚，不离婚便是糟蹋了风和日丽的日子，显然是正话反说。例（2）中八岁的“我”便因行为不能被外人理解而称之为“神经病”，与一心探究科学的爸爸拥有同样的外号，以儿童欢快的笔调揭示了“文革”对人性的戕害。例（3）中用“最新的创造”、“利索”、“科学”、“省事”、“进步”来形容喝农药自杀这一行为，三丫自杀这一悲剧性事件以这种滑稽的方式叙述，彰显了语义深处的痛惜与批判。
反语中包含了两种无法调和的“声音”，读者可以明显的从这种“声音”中辨别作家的情感趋向，或批判或自嘲，语句与意义的鲜明对比之中便自然流露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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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张弛有度的叙事时间.......................24
第一节 渐至连贯的叙事时序.................... 24
第二节 疏密有致的叙事时距...................... 26
一、叙事空白：省略、概要.....................27
二、细节描写：场景......................28
三、心理活动描写：停顿..........................29
第四章 毕飞宇小说叙事的伦理倾向........................34
第一节 知识分子精英立场退却与世俗色彩重塑.............. 34
第二节 “性”“爱”分离与欲望的畸形表达.................... 37
第三节 城乡精神家园失落与理性书写................. 39

第四章 毕飞宇小说叙事的伦理倾向

第一节 知识分子精英立场退却与世俗色彩重塑
从早期的历史叙事到近期的乡村、城市书写，知识分子形象在毕飞宇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主要知识分子类型包括言行虚伪、恶俗的愚昧者、权力社会中的挣扎者、金钱欲望中的迷失者、迷茫者和清醒无奈的执着者。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文化启蒙与精神领袖的身份定位，知识分子精英立场开始退却，或失却了应有的道义感与责任感，或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被迫地走向社会边缘，走向了平庸与无奈。
毕飞宇对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生命遭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作品中叙事立场、叙事意旨的差别形成了其独特的、复杂的叙事伦理倾向。对于言行虚伪、恶俗的愚昧者，作者是不遗余力地加以鞭笞、谴责的，如《楚水》中的冯节中与文化遗老、《玉秧》中的魏向东等。《楚水》中的冯节中是一个在北平上过学的现代知识分子，然而他的行径完全等同于一个纨绔子弟，他进赌坊、逛妓院，为了金钱伙同流氓试图偷取老父亲的积蓄，家乡遭遇水灾他竟然趁此之际将家乡的姑娘们骗到城中办妓院，并利用优美的词牌名为她们取名。对于这种文化败类，作者批判性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那些德高望重的遗老们以故作高雅的方式嫖妓，作者对这一情境进行了客观详细的细节再现：“程老先生晚上七时推开了雨霖铃的房门……雨霖铃焦躁起来，喘着气说，先生，你上身吧。程老先生十分清晰地说，俗了，我在抚琴，你听见没有？是孔子的琴谱《幽兰》。雨霖铃说，你上身吧。程老先生说，你是张好琴”①，作者在这段非心灵透视式的场景描写中没有介入任何主观的评论，讽刺性的态度却通过戏谑化的叙事情境完全显露，将遗老的虚伪龌蹉展露无疑。第二类权力社会中的挣扎者知识分子类型多出现在毕飞宇的“文革”题材中，如《平原》中的端方、吴蔓玲、混世魔王，《手指与枪》中的高端午，《玉秧》中的玉秧。文革社会权利主管了一切，个人命运在文革历史梦魇中沉浮不定，《平原》中端方的个人努力始终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理想的实现永远是那么遥遥无期，人格也开始变得卑微；支书吴蔓玲，以牺牲自己的青春与性别需求的代价换来了“前途无量”的激励，但她的内心也是矛盾的、痛苦的；而混世魔王则在无奈的现实中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个恶俗者。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是复杂的，既有谴责、讽刺的一面，又有同情、关怀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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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毕飞宇被划分为“新生代”作家的行列。但从毕飞宇的创作来看，这一定论并不确切。毕飞宇从不满足于自我复制，他不断地追求内容与形式上的创新。从最初的对先锋文学的模仿，专注于历史、文化、哲理的思考，到现在的客观冷静的现实描绘与社会批判，毕飞宇的创作经历了明显的转型。在这转型的过程中毕飞宇始终保持敏锐的观察力与思考力，在对作品主题进行不断探索的同时对作品叙事策略的关注使得他的作品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虽然毕飞宇创作的小说数量不多，但是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品频频获奖，这与他的作品成功的叙事策略密切相关。本文认为，毕飞宇善于选择合适的叙事视角表达相应的作品主题；同时他的小说语言也独具个性，对语言的不断创新与多方面探索使得他的小说语言形成了感性与理性、严肃与诙谐、雅与俗相交融的特征。他的作品对叙事时间的设置也非常重视，叙事时序的变化正好对应了作品整体风格的转型；多种叙事时距的交错运用使作品形成了一种时急时缓的节奏；通过多重叙述型叙事频率的有意安排作家巧妙地表现了自己的叙事意图。众多主题形式的作品书写共同构建了毕飞宇小说叙事的伦理倾向。毕飞宇始终坚持自己的叙事立场与道德判断倾向，对知识分子、爱情与城乡等主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与个性的书写，表现了他对命运与人性等的积极关注。伴随着作品的转型，作品的现实性加强，体现在作品中的人文关怀意识也越来越丰厚。作家不再刻意追求叙事视角、叙事语言与叙事时间的新颖独特，作品风格走向了朴实自然、简约明快，这是一个作家的作品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
本篇论文研究的意义与创新点在于以叙事学理论为框架，充分考虑毕飞宇小说的创作转型对其小说叙事形式的影响，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小说的叙事视角、语言策略与叙事时间进行了研究与创新。同时，从叙事的伦理倾向角度对毕飞宇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充分考虑到作家的叙事立场、叙事意旨与道德价值判断对其作品创作的影响。毕飞宇的小说不管是历史的、哲学的，还是日常琐碎的生活形态，都充满了人文关怀的精神，对人性的关注与审视使他的小说具有了思想的深刻性。虽然他的创作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作家的不断自我超越使我们对他的创作之路充满了期待！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