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尺牍研究——以姚鼐与弟子交往为中心

第一章 姚鼐尺牍与桐城派的壮大

姚鼐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无论是在理论建构方面，还是创作实践方面，姚鼐“集大成”的宗主称谓都是当之无愧的。这种论调提得较早又最高的恐怕是曾国藩，其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言：“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甚至把姚鼐引为“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姚鼐在曾国藩眼中真是成了“圣哲”。

第一节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姚鼐与相师友者尺牍研究
姚鼐与刘大櫆、鲁九皋、康基田、朱珪、谢启坤、汪志伊、沈业富、江俊源、何思钧、张燕昌等皆有尺牍交往。他们千里传书，或致关爱问候之情，或达论文论学之旨。对于他们的尺牍进行解读，或有助于姚鼐及桐城派的进一步研究。
《惜抱轩尺牍》第一首即为《与刘海峰先生》，陈用光在编辑姚鼐尺牍时，在此尺牍后按有数语：“用光所录先生尺牍皆归田后札也，惟此为官京师时书。其手迹存伯昂编修处，用光以《墨池堂帖》一部易之。并褾入吾十卷中。兹取以冠篇首云。”陈用光“取以冠篇首”②，正见出陈氏为深知姚鼐者，亦可见刘大櫆对于姚鼐的积极影响。我们将此尺牍列之如下：
久未启候，昨得舍弟信来，云三老伯（刘大櫆）自归家后，起居甚好，但不喜入城耳。城中诚无佳处，然枞阳亦颇尘嚣，三老伯居之，果能适意邪？朝夕何以自给？闻在徽州时有足疾，今已愈未？乡间亦复有可与共语者不？鼐于老伯忽忽不见，遂二十年。偶一念及，令人心惊。自少至今，怀没世无称之惧，朝暮自力，未甘废弃。然不见老伯，孰与证其是非者？鼐于文艺，天资学问，本皆不能逾人。所赖者，闻见亲切，师法差真。然其较一心自得，不假门迳，邈然独造者，浅深固相去远矣。犹欲谨守家法，拒谬妄。冀世有英异之才，可因之承一线未绝之绪，倔然以兴。而流俗多持异论，自以为是，不可与辨。此间闻言相信者，间有一二，又恨其天分不为卓绝，未足上继古人，振兴衰敝。不知四海之内，终将有遇不邪？鼐丙戌年春，曾有两字奉寄，并诗一册，呈乞阅定者；前岁在武昌，作奉怀诗并书，均未知达否？近作诗文颇多，聊录数诗纸后，老伯可观鼐才力进退也。老伯诗文集中，愚见亦有数处欲相商者，此非面见不可详悉。其本子、款式、雕刻俱不佳。他日有意谋为老伯另刻也。自家伯见背之后，鼐无复意兴，此间尤无可恋。今年略清身上负累，明年必归。杖履无恙，从此长相从矣。因便略陈，不尽。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峰三老伯大人，通家侄姚鼐顿首。
刘大櫆（1698～1780），安徽桐城（今安徽枞阳）人，为“桐城三祖”之一。早年有志于世，科举不顺，“退而强学栖迟山陇间”。刘大櫆好诗文，以才气著称。他论文强调“义理、书卷、经济”，追求艺术形式上的“神气”、“音节”、“字句”之美。刘大櫆曾得方苞赞赏，与姚范交往颇深。姚鼐在《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对于其从刘氏之学有详细描述：“鼐之幼也，尝侍先生，奇其状貌言笑，退辄仿效以为戏。及长，受经学于伯父编修君，学文于先生。游宦三十年而归，伯父前卒，不得复见。往日父执往来者皆尽，而犹得数见先生于枞阳。先生亦喜其来，足疾未平，扶曳出与论文，每穷半夜。”这也正好对应了姚鼐在《与刘海峰先生》尺牍中所言的“鼐于文艺，天资学问，本皆不能逾人。所赖者，闻见亲切，师法差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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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余岂好辩，不得已也 ——姚鼐与辩论者尺牍研究
姚鼐主要生活在乾嘉时期，这一时期是汉学兴盛的时期。一般认为，“汉学”即为清代专力于训诂、辨伪的乾嘉学派，与“宋学”对称，推崇汉儒朴实学风，反对宋儒空谈义理。汉学继承和发展了汉儒的训诂方法，对整理古籍有不少贡献，但也形成了一种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惠栋、江永、戴震、王鸣盛、钱大昕、段玉裁等都是名重一时的汉学家。王达敏先生认为，姚鼐早年为学志趣本在辞章，亲历学坛风尚从宋学到汉学的嬗变后，开始将为学重心从辞章转向考据。但是在汉宋之争，特别是经历了四库馆的冲突之后，姚鼐将为学的重心又从考据之学移回其早年所溺爱的辞章。
明白了上面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姚鼐在与他人的尺牍中对于汉宋之争、义理考据辞章之关系的种种见解。
姚鼐在《赠钱献之序》中说：“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钜，夫宁非蔽与？”姚鼐对于汉宋之争，持抑汉扬宋的学术取向，这在其文集中时有表露。正如梅曾亮所言，“学之通蔽”姚鼐已“屡见之文集”，但《尺牍》因体制不同，正可“微显互证”、“相辅而益明”。
《尺牍》中涉及汉、宋之争亦颇多，其《与陈硕士》言：“戴东原言考证，岂不佳？而欲言义理，以夺洛、闽之席，可谓愚妄不自量之甚矣。”姚鼐在四库馆汉、宋之争中的孤立处境及辞官归乡的举措与戴震有较大的关系。姚、戴交恶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姚鼐在《再复简斋书》中将包括戴震在内的一些学者“身灭嗣绝”归因于其反对程、朱而“为天之所恶”的结果。汉学如何不为姚鼐所取，《与陈硕士》的尺牍中指出：“夫汉儒之学，非不佳也。而今之为汉学乃不佳。偏徇而不论理之是非，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哓哓聒聒，道听途说，正使人厌恶耳。且读书者，欲有益于吾身心也。程子以读史书为玩物丧志。若今之为汉学者，以搜残举碎、人所少见者为功。其为玩物不弥甚邪？”姚鼐又从用功之劳与所得多寡的角度，认为当习宋学而弃汉学：“汉儒所言《易》学，推衍取象之故，非精心穷之，不能得其解也。班固所云：‘少穷一经，白首始能言也。’及能言而却于圣人之旨未当。不若读程、朱之书。用功之劳同，而所得者大且多也。”
姚鼐在汉宋之争上，不惟对戴震、翁方纲有所批判，即便是自己的弟子，如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有分歧，亦是有所辩论、有所批判，绝不让步和妥协。这一点可以从姚鼐对其弟子孔撝约的前取而后弃的态度上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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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姚门弟子尺牍交往与桐城派之新变

第一节 后姚鼐时代的桐城派
清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二十三日，姚鼐卒于江宁书院，门人共治其丧。这标志着桐城派必将发生重大的变革。我们将姚鼐去世（1815）至“姚门四杰”最后去世的梅曾亮的卒年（1856）这段时间称为桐城派的“后姚鼐时代”或曰“姚门弟子时期”。
这四十年又大致又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缅怀期，除了一些自发的缅怀其师姚鼐的文字，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即是姚莹邀请姚门弟子写的一些缅怀其师的文字，即行状、墓表、墓志铭、祭文等，管同、刘开、方东树、姚莹、吴德旋、毛岳生、陈用光等都参与其事，这是姚门弟子的一次集中亮相，对于展示和传播桐城派具有重要意义；二是躬行期，姚门弟子或于书院讲授文章，或于京师传授文法，或于乡里读书为文，或于他方做官为宦，桐城派得到进一步传扬和发展。这两个方面又不是截然分开，而是有所交叉的，共同推进的。
姚鼐在遗嘱中言：“人生必死，况吾年八十五，死何憾哉。先君殡敛多薄，吾棺价不得过七十，绵不得过十七斤，诸事称此。丧事勿用鼓乐。相好来助事者，勿治酒食，便饭而已。上船只用应用职事，繁文无取。汝兄弟不可以财物之事，而生芥蒂。无忘孝友。”①姚鼐的薄葬节省，与其门人的共同缅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那些经营厚葬以求不朽者，这种由其门人子弟发自内心的悼念更显得弥足珍贵，也更能流传久远。我们来先看看管同的《公祭姚姬传先生文》：
呜呼！人之名字，死而弗彰，纵迈期颐，岂曰修长？独公生则为师于一时，死则为师于百世，是身没而常不朽，而谁谓公亡。盖公之于学，幼而已嗜，耄而靡忘。上究孔、孟，旁参老、庄。百氏之书，诸家之作，皆内咀含其精蕴，而外沉浸其辞章。是以诠经注子，纂言述事，刻峭简切，和适斋庄。澹泊乎若元酒之蕴，希夷乎若古琴之抑扬。浏然而来，若幽泉之出于深涧；摽然而逝，若轻云之漾于大荒。近代文士，曰刘曰方，及公自桐城再起，遂乃轶二子而继韩、欧阳。
呜呼！当公年少筮仕，官至部郎。历资以进，当得御史，而道且大行。会有权要，欲荐公，令出我门下；公以故，毅然弃官以去，而四十余年，依山泽以徜徉。盖宁使吾才韬晦不见，而不使吾身被污玷以毫芒。然则公之恶人，盖几乎视若将凂，而系马千驷，弗顾得伯夷、伊尹之遗芳。使天下皆如公，难进易退，则贪廉懦立，世且平康。惜乎一退不起，不获以其身陶风范俗。今之人遂第以文辞相重，而百世以下，又孰能得公之蕴藏？然海内无贤不肖，当公之存，考道问业，犹知所归；一旦公逝，士于何望？窃恐夫畸说闲正，诐言汩真，而他日之后生小子，瞀瞀乎无复知文章之奥、道德之光。
呜呼！公于死生，视若昼夜；虽某等辱知深厚，亦岂敢过悲，以怛化而抚棺，号恸惨戚而不能自已者，念老成之凋零殆尽，而内有余伤。
虽然是管同执笔，但从文章的名字可以看出，这是一篇公祭文，即按照众人的意思来写出被祭者之主要学问、德行、仕宦及其他，以求得对被祭者较为全面的介绍。需要注意的是，管同这里还是有意突出姚鼐的文坛地位，甚至提高到韩愈、欧阳修这样的一代文宗的地位，“近代文士，曰刘曰方，及公自桐城再起，遂乃轶二子而继韩、欧阳”。“桐城三祖”的称号，再一次被提及，而且明确了姚鼐后来居上的地位。关于姚鼐的仕宦不显，半途而退，管同意在突出姚鼐的洁身自好，其“难进易退”榜样效应，则可以使得“贪廉懦立”，对世风产生积极的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因为是公祭文，个人的情感不易表达出来，这从“公于死生，视若昼夜；虽某等辱知深厚，亦岂敢过悲”等劝慰亲友的话中不难体会出来，但是“号恸惨戚而不能自已者，念老成之凋零殆尽，而内有余伤”，其中不仅有“老成凋零殆尽”之感伤，更有一己之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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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陈用光对于桐城派的羽翼
陈用光早年从其舅氏鲁九皋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从姚鼐学于金陵，从此跨入姚门子弟行列。陈用光在姚门弟子中年岁颇长①，其嘉靖五年（1800）进士及第，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十一年（1831）任福建学政，道光十三年（1833）至道光十五年（1835）任浙江学政，其他时间多在京城，官至礼部左侍郎。陈用光尊师重道，以学行重一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姚门弟子中梅曾亮及管同皆得陈用光提携，管同即为陈用光典试江南所得。从某种意义上讲，陈用光亦是他们的师长。陈用光出身名门望族，仕途显达，加之其尊师爱才，其在桐城派的发展与传播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陈用光不仅文学姚鼐，更是在德行方面以姚鼐为榜样。梅曾亮曾在《太乙舟文集序》中对陈用光之德行有一段介绍，录之如下：
新城少宗伯陈公，为古文学，得于桐城姚姬传先生，扶植理道，宽博朴雅。不为刻深毛挚之状，而守纯气；专主柔而不可屈。不为熊熊之光、绚烂之色，而静虚澹淡，若近而若远，若可执而不停。盖其德性粹正得之天，而暴其真于外者，于文其大端也。……见一善而亟下之，乐称道之，忘年位之尊与善之非在己也，庄庄乎不自枉以导人，而不龈龈于牙岸也。
梅曾亮为陈用光文集作序，本意想突出“见其人而知其心之真者也，见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真者也”，却在后面的文字中重点指出陈用光待人之德行，其“宽博朴雅”，以至于在陈用光去世后，世人喟然曰“古君子不存于今”。
关于陈用光乐于翼进后学，他人亦多有评论，其婿祁寯藻甚至称“凡游夫子之门者莫不满所欲以去”。陈用光对于一般求教之人，尚且“无不揄扬微至”，其与姚门弟子又有怎样的关系？让我们先从其与姚门弟子的尺牍交往，略做探讨。先看《与管异之书》：
曩者，惜抱先生亟称足下之才，用光蓄愿见之，思者十年于兹矣。两过江宁皆不相值，今夏刘明东来此应顺天试，意明东举于北，而足下举于南，固人间可喜事乎。顾卒皆报罢，科名不足重，惟不得聚居而相与讲习之为怅怅也。昨于鲍觉生先生处，知足下方辑吾师笔记，又来索尺牍，顷见与觉生书，又欿然以学不足为言，而未尝以失意于决科为憾，足下信可谓有内心者矣。此固惜抱先生所望于足下者也。夫古文辞传之于世，必才与学兼备而后能有成，才不可强能而学则可勉致。然学有二其存乎修辞者异乎？南北朝人之所学为古文而得其途者知之矣，其存乎学而铢积寸累以求其义理，为古文而得其途者，其所得又有浅深之分焉。得于此者深，虽修辞之功不至而固可自立；得于此者浅，虽修辞之功至而未必其能自立也。苏氏、曾氏之于欧阳，才与学兼备者也，继欧阳而庶几及之；李习之、皇甫持正、孙可之学不足而修辞之功至焉者也，继韩而瞠乎其后焉。然习之、持正、可之尚足以自立。生宋人之后，而学不足征，特不能絜习之、持正、可之诸君子，且不能如为南北朝人之所学者之有成矣。鄙见如是。足下以为然乎？用光弱于才而疏于学，尝愧负吾师之所传，明东又以贫不能已于游，惟足下暗然一室，贫而力于学，故愿其闻其学之所在，而先以书通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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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姚鼐尺牍研究........................61
第一节 姚鼐尺牍交往考.................61
第二节 惜抱轩尺牍价值发微.................72
第三节 姚鼐尺牍葬事文化揭示...............82
第四章 陈用光、姚莹尺牍研究..................92
第一节 陈用光与姚鼐十二首尺牍解读.....................92
第二节 陈用光尺牍文学探析.....................100
第三节 姚莹尺牍对桐城文论的因革............103
第四节 姚莹尺牍文学特色.......................111
第五章 “姚门四杰”尺牍研究 ........... 117
第一节 梅曾亮尺牍研究............. 117
第二节 管同尺牍研究................122
第三节 方东树尺牍研究..............128
第四节 刘开尺牍研究..................134

第九章 姚鼐与吴汝纶尺牍比较研究

吴汝纶被称为桐城派最后的“大师”，与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桐城之人，都曾有科举求学的经历，都有时间不长的为官生涯，都致力于教育事业、培养人才，都于古诗文有较深的造诣，等等。当然，他们之间也有不同之处，毕竟时代在发展，特别是晚清后期所经历的乃是几千年未有之巨变，这对吴汝纶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基于以上的“相似”与“不同”，将吴汝纶与姚鼐做一番比较，当是非常有学术价值的问题，有利于考察桐城派内部的因革，有利于看到时代的变化对于桐城派的影响等等。如何将吴汝纶与姚鼐做一番比较，我们认为两位文宗留下的为数可观的尺牍给我们提供了特殊的视角。

第一节 众星拱北斗 ——尺牍对于姚鼐、吴汝纶宗主地位的记载
吴汝纶于清同治三年（1864）考取举人，次年取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颇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号称“曾门四弟子”。其又长期主讲莲池书院，喜欢与青年才俊交往，传之以古文之道，见国事衰败见欺于它邦，“喜以西学引掖时贤”（《答廉惠卿》），故而从其学者甚众。我们认为与乾嘉时期形成的以姚鼐为中心的桐城派群体相似，在同光时期形成了以吴汝纶为首的桐城后学群体。
总结吴汝纶聚集同人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授之以古文之法，启之以新学之要；以师徒相授为关节，以姻亲相交为纽带，周围团结了柯绍忞、廉泉、马其昶、范当世、姚永朴、姚永概、贺涛、严复、林纾等等，为传播和延续桐城文脉做出了积极贡献。
吴汝纶以其女嫁柯绍忞，柯绍忞（1850—1933），字凤荪，号蓼园，山东省胶州市人。柯绍忞于光绪十二年（1886）考取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编修，擢国子监司业，提督湖南学政，改授翰林院侍讲，转侍读，授贵州提学使，署学部右参议，充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提升为典礼院学士，授山东宣慰使，督办山东全省团练。清帝退位，民国成立，柯绍忞仍为废帝溥仪侍讲，以遗老自居。其于《元史》颇有研究，曾接受主持纂修《清史稿》任务，其文拟欧阳修，诗仿韩愈，诗文都接近“唐宋八大家”风格，这与受吴汝纶影响有一定关系。吴汝纶侄女吴芝瑛（1867—1933）嫁无锡文士廉泉，廉泉即为与吴汝纶通信之廉惠卿，吴芝瑛工诗、文、书法，与秋瑾相交甚得；廉泉亦当时名士，与吴汝纶探讨古文、教育及书籍印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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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一、桐城派尺牍与桐城派之发展
尺牍作为姚鼐与其亲友、弟子之间交流思想、传达感情的重要途径和载体，以其真实而又丰富的文献记载，成为桐城派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就研究资料的价值和可靠性而言，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尺牍等第一手文献资料。本论文即是从尺牍这一特殊文体着眼，以姚鼐与其弟子交往为中心，在展示其尺牍特色和成就的同时，从隐性层面勾勒并揭示出桐城派发展壮大的部分原因和整个过程。
本文的第一部分为“源流论”。通过对桐城派代表作家的尺牍研究，努力寻查桐城派发展演变的真实轨迹。姚鼐及姚门弟子尺牍的梳理，对于还原桐城派重要作家的文学活动心理，探寻桐城派传播的有效途径，摸清桐城派内部以及与他人之间的文化交往，构建原生态的桐城派发展图景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姚鼐与姚门弟子的尺牍往来，加强了师徒之间的交流，增进了桐城派群体的感情和凝聚力，有利于桐城派的发展壮大，有助于桐城派学说的流布和传播。
第二部分为“个体论”。尺牍在寒暄与通讯的基本功能外，一切关于时局事态、思潮学风、文学艺术、人物风情，乃至个人遭际，无不可以纳入其中。尺牍虽然短小却内涵丰富，虽然具有隐秘性的特点却又常常直抒胸臆。尺牍不拘形式、不受绳墨，更能显露个人的才情，这为进一步了解桐城派文人的生平交往和思想流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途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展开“个体论”时考虑三个维度，第一是对桐城派发展传播的贡献，第二是对于桐城派文论、诗论的因革，第三是发掘个性化的特征。出于第一方面的考虑，我们以姚鼐为宗主，以陈用光、姚莹为两大护法，以梅曾亮为“姚门四杰”之首展开论述。出于第二方面的考虑，我们将话题集中在“文与道”、“义理考据文章”与“经济”、“骈散”、“阴阳”等领域。我们有意突出个性化的差异，如梅曾亮的“意欲其深，词欲其粹”，管同对于阳刚、宏毅的追求，方东树的力挺宋学与排斥汉学，刘开的出入桐城与骈散并重等。
第三部分为“比较论”。我们将姚鼐的尺牍和归有光、袁枚、吴汝纶的尺牍做比较，从异代知音、当代友人（亦敌亦友）、隔代后学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研究，这既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姚鼐等尺牍的成就及特色，也有助于对桐城派流变的揭示。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姚鼐在接受归有光等积极影响的同时，又有所发明创造；吴汝纶在接受姚鼐部分观点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正是桐城派提出的“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的具体表现。在面对时代风气转变之时，桐城派有坚守传统的一面，也有因乎时变的一面，如姚鼐在汉学大昌的乾嘉时期，对于宋学坚守的同时，又能吸取汉学的优长，从而提出义理、辞章与考据并重的观点；吴汝纶在积极提倡学习西方、引进西方教育的同时，欲存中华文化于古文之中的种种努力，都可以看出桐城派的背时与趋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