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小说的底层书写

第一章：丰富立体的底层人物和底层世界

第一节：丰富立体的底层人物
底层人物是葛亮小说创作中非常重要的类型人物，作者在对底层人物的塑造上倾注了大量的笔墨，底层人物形象类型众多性格特征又是尤为鲜明，深刻的表达出作者对于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注以及其境遇的同情与理解。
自长篇小说《朱雀》到各种类型的短篇小说，葛亮一直在呐喊哭泣，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鲜为人知的底层人物的血与汗的故事，葛亮在描写底层人物的过程中展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底层人格，在可爱与可恨之间所展现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立场。葛亮小说的底层人物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以来，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随着生产资本分配不均，社会上底层民众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葛亮小说中的底层人物有传统手工艺者形象、小知识分子形象、女性形象等几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底层社会，在与所谓中产阶级等上流社会的“交锋”中展现的底层性格、底层特色十分突出。韩少功在给葛亮小说《七声》所做的序言中这样说到“这样的声音。来自这世上的大多数人。它们湮没于日常，又在不经意间回响于耳畔，与我们不离不弃。这声音里，有着艰辛的内容，却也听得到祥和平静的基调。而主旋律，是对生活一种坚执的信念。因为时代的缘故，这世上少了传奇与深化。大约人生的悲喜，也不太会有大开大阖的面目。生活的强大与薄弱处，皆有了人之常情作底，人于是学会不奢望，只保留了本能的执着。”葛亮笔下的底层人物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触手可碰的寻常人，他们是一些行走于边缘的英雄，用自己的生存体验，挑战着世俗，所谓“中国式”人情社会。着实难能可贵。
一、 悲苦交加的底层女性形象
当前底层文学的焦点是人的生存问题，女性问题作为底层人物中极为特殊的群体，她们的生存问题理所当然的受到了葛亮的更为密切的关注，作为葛亮作品中的代表人物，更加具有底层所应有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之意。
《阿霞》是葛亮的代表作之一，阿霞作为当代社会游离于精英之外的底层女性，用自己的卑微与真挚演绎着在当代中国每天都在上演的悲剧剧情。作为饭馆服务员，为了所谓的饭馆“标准”与老板顶撞，通过各种“怪异”的行为展现出来的自己的行为，和别人对她的态度，都在世俗的群体里面显得极为“旁逸斜出”。《阿霞》中的“我”，作为高等学校的在校生，老板朋友的儿子到饭店实习，见到阿霞一系列举动之后，阿霞的轮廓就浮现的非常完整和惟妙惟肖了。“理直气壮”、“孩童式”都是作者赋予阿霞的标签。为了同事的尊严不惜用尽所有力量往顾客身上泼汤，骂人是“带着乡音，却听得出骂得很难听，翻来覆去只是那几句话，句句都是关于女性最隐秘的部位。阿霞越骂越勇，女客竟不知如何还口，终于哭了。呆了一下，脸上泛起了奇异的笑容。她拾起拖把，十分镇定地走了。”③阿霞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同事的人文关怀甚至是“我”都异常惊讶的，超越世俗，甚至有往意识形态领域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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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底层世界的地域色彩
对于特定的作家或者人来说，地域给予作者的不是按部就班的创作学的东西，而是天马行空地又跑不出地域特定顺序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地域带给创作者的不仅仅是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还有更为重要的是特定的话语语境。在葛亮小说创作中，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延伸，而渗透于特定城市中的底层世界，为底层人物故事的发展提供了特定的场所。南京作为葛亮故乡，耳濡目染的底层世界给予葛亮莫大影响。葛亮围绕南京底层世界反复挖掘，深刻阐释关于南京底层世界的现在与过去，持续蔓延，在南京这个特定空间里，用时间的维度打量着关于底层的实质性变化。葛亮现在就读港大中文系，去香港之后的作品同样充满了对香港底层世界的展现。
一、南京的底层世界
南京这座城市，从来就不缺历史。南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地方，有繁盛的细节需要太多人承载。然而厚重之外，更多的是闲情逸致，“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底层世界里似乎蕴含着南京城市本身的繁盛与凋零。
在葛亮的小说中，“萝卜”出现的频率很高，“萝卜”可以说是南京气质的典型代表，南京对于萝卜具有很深的地方认同感。外地人说南京人木讷、无城府、缺少事故，南京人却将其理解为敦朴、质厚。用“萝卜”形容南京性格极为恰当。萝卜荤素皆宜，南京这座城市本身就是开放与包容，在南京底层世界里，大多数底层人物都有着传统一面，又在持有包容态度，无论是阿霞、于叔叔、程忆楚、尹师傅还是老陶，作为南京人的他们都有着传统文化因素影响，一开始的形象都是单纯美好，像“萝卜”一样敦朴、质厚。在南京底层世界的底层书写中，“萝卜”可以说是南京底层人物的象征，有的人一直都是“萝卜”，有的人或许最后远离“萝卜”，逃离传统，开拔所谓“现代”了。在南京话里，“好的一逼吊操”11，就是非常好的意思，其实并没有那么刻薄与怨毒，像是情绪的催化剂，快乐就成了加倍的快乐，亲热也就成了加倍的亲热。这座城市的底层民众就是如此，有一种坚执与强梁，藏在平和的外表底下，同时又颇具内涵，俗与雅也就变成了和谐的共生体，毫无造作，水乳交融。
南京作为中国一线城市，却是现代化进程最为缓慢的一个城市。南京人的日子大多目标都是舒服自由，没有太多刻意的努力装饰给外人看。南京的土也是包容力所在，在葛亮的小说中，许多拆迁家庭从别处迁到市中心，建立起极为乡土的一个角落，就是一种明证。南京整座城市看起来是新兴的也是生机勃勃的，但是同样存在许多蕴含传统和古老的乡土痕迹，尤其是在市中心这种现代化最为发达的区域。在小说里，作者是这样描写的，“我们偶然发现在渊声巷后面的卤制品厂，其前身是一间教堂。因为有着一个被炸去一半的尖顶。墙头上倒栽的玻璃碴子，曾经是拱形的珐琅彩窗的碎片，是众多被分割过的圣经故事的一部分。而青条石上，长满了苔藓，门廊上写了‘李新岚是狗’。我们钻进去，光线慢慢黯淡，闻着里面经年的骚臭气，还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包容性的南京，也就造就了底层世界里生活的缓慢，许多传统性因素在与现代性过程中，保存着原始的美好。但是一旦突破传统，对于现代就显得那么迫不及待起来。于叔叔、尹师傅、老陶在一开始都是过自己舒服的日子，但是一旦被金钱物质所浸染，就一发不可收拾起来，毫无底线，美好也丧之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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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苦难主题与国民劣根性批判

第一节 苦难主题
葛亮是一个苦难意识非常浓郁的作家，“所谓’苦难意识’是只对苦难的认知与所持的态度。”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以及许多鲁迅的作品都是苦难意识的代表作。葛亮在书写底层书写过程中赋予作品苦难的思想内涵，让人动容，是因为对于苦难以及国民劣根性的描写直指人心，在其作品中折射出深刻的苦难意识以及对于国民劣根性批判。他的作品常常关注的是底层世界的边缘人物，对社会小人物的生存与挣扎，用非常细腻冷静的笔触刻画他们的孤独、无奈、失落、执着与坚持。对于这些人物而言，苦难是不可避免的。
葛亮小说的悲剧性主题非常浓厚，苦难更成为其悲剧要素的重要表现形式。作家向来直面苦难，通过苦难诉说着个体生命中意志力的坚韧。
长篇小说《朱雀》里，苦难可以说是这部跨越时代作品的核心。叶毓芝是以南京小说系列中第一代女性的典型代表人物。生活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她，其父叶楚生是南京著名药店“奇仁堂”的老板，作为叶楚生的独生女，却与日本商人芥川相识相恋，为她的爱情苦难埋下了伏笔。芥川在中日开战前作为叶楚生的徒弟在“奇仁堂”帮忙，日本侵华战争发生之后，他们的爱情注定沦为悲剧。小说这样写道，“这城市女人骨子里的烈，是造成叶楚生对女儿多年毁于一旦的根源。这份烈，不见得个个都卯足了劲，要血溅桃花扇。只是平日里宠辱不惊的风流态度，就是极其危险的汹涌暗潮。”纵观叶毓芝短短十八年的一生，不合时宜的爱上日本人，最终生下日本人的孩子之后，芥川为皇军效力不知所踪，为了孩子，为了救自己的父亲，奔走相告，却最终死在日本人的奸污凌辱之下，受尽磨难困苦。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其生存困境可想而知。叶毓芝死后，孩子被神父收养，并交给一个叫做程云和的妓女抚养长大，殊不知这更成了生存困境的渊源，文革时期，程云和为了保存自己的两个孩子，选择自杀身亡，“程云和自绝于人民，她死有余辜。”死有余辜四个字深刻的显示了在非正常的政治严峻时代的普通底层民众的艰难困苦，沿着命运的轨迹，发生在抗战期间的生母身上的悲剧又在养母身上持续上演，因为右派，因为有过妓女生涯，甚至被诬陷为给日本人做慰安妇，程云和用死亡捍卫下生活的最后一点尊严，最重要的是死之前的遗书，与两个孩子断绝母子关系也保存了两个孩子的前途，政治环境严峻，底层民众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连最基本的生存路途都无法保障，只有“以死谢罪”。无疑又是葛亮笔下的生存困境、生存焦虑的又一种生动体现。终于文革结束，程忆楚仍然艰难的生存，作为小学老师，和哥哥工厂里的同事结婚又是一种生存困境，两个人完全不是一种类型一种性格，热爱文学与艺术的忆楚和只知道家长里短的老魏结婚，注定是悲剧的一种。后来忆楚的初恋一纬回到南京，两人再次见面的时候，“她转过头，目光落到池水里。她说，对了，你说，这些天鹅怎么不飞走呢？一纬想一想说，以前听人讲过，捉它们进来的时候，翅膀里的筋都给人抽掉了，飞不起来了。楚楚凝神地看着一只白天鹅，扑扇了一下翅膀，姿态仍然优雅。这优雅的底下，却是个破败的底了。”忆楚就是作者描写的被抽去翅膀的白天鹅，在政治环境特殊的年代失去自己的爱人，在必须谈婚论嫁的年龄嫁给自己不爱的人，在通往幸福的生存之路上，再也飞不起来了。和她的生母养母一样，困境不绝，悲剧不断。当命运之轮驶到第三代，程忆楚的女儿程囡已经长大成人。虽然没有了严峻的战争环境和政治环境，但是程囡的生存之路依然坚信，充满苦难。十八岁爱上美国人泰勒，而这个泰勒竟然是美国在南京的间谍，初恋就这样被无情的撕毁。与哥哥经营地下赌场，上过南京最好的大学却中途肄业，与华人留学生许廷迈相遇相爱，我们在看到希望与春天阳光的同时，以为不会重蹈上两代的悲剧之路，然后雅克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个内心充实，爱情美好的小女孩的人生之路。雅克耽美颓废，染有毒瘾，但是有着极高的绘画天赋，内心也是浪漫柔情，与程囡是别属于南京的一对红男绿女，最终的挣扎与怅惘，雅克毒瘾发作，死在程囡怀里，而程囡也怀上了雅克的孩子，并导致许廷迈的离开。如果说叶毓芝、程云和与程忆楚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那么程囡的悲剧完全是个人主义下的心境，放肆与逍遥的无所抑制所导致。她似乎给自己的生存之路搬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没有人能够移动这块石头，并使其自己走向灭亡。生存之困境显示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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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民劣根性批判
在现当代文学中，关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从五四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探讨，鲁迅、叶绍钧等代表作家有许多关于国民劣根性的经典著作。在当下物质盛行的年代，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显得尤为重要。
一、葛亮笔下的奴性人格
国民性特定词汇来源于西方，之后经过日本辗转来到中国。西方特定的话语体系里，与国民性相对应的是 nationality。在 18 世纪晚期出现的大量著作之中，有许多核心是国民性的著作，其中，孟德斯鸠的作品和思想最具代表性。他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之中，孟德斯鸠就鲜明的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与多种元素有关，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境况之下形成的特定的思维特点和行为方式，在这种思维特定和行为方式之上而形成了一个总的精神，这个“总精神”就是国民性。而另一位哲学家休谟则表达出与孟德斯鸠不同的看法，他更多坚持的是国民性是由精神因素所决定的，怀疑体质等要素的决定作用。虽然他们的对于各自的观点都坚持不懈，但是对于国民性的整体结构问题却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指出人性的丰富多样性色彩，也表现出对于人性特定性的怀疑，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所持有的包容性思想。而随后出现的赫尔德的思想，人种和遗传方面的因素被增加到国民性内涵之中。
对于来源于西方的国民性的概念，一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称呼非常的模糊，当时有许多种叫法，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几方面全部都是指国民性。虽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那个时候关于它的基本含义有如下揭示：“所谓国民性主要是指国人的心理素质、价值观念、思维方法、行为方式之类，有时也把风俗习惯、文明程度、知识水平纳入其中。”而到了后来的五四时期，对于国民性的讨论最为突出的无疑是鲁迅，鲁迅眼中的国民性，按照陈鸣树的说法是：“所谓国民性就是民族性，它是一个大于阶级的概念。是指不同阶级处于同一民族因而形成的某些思想行为，风俗习惯，心理素质，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共同的东西。”这种说法非常具有代表性。而鲁迅的好朋友许受棠则持有这样的观点，“从鲁迅 1902 年进入弘文学院之后，就常常谈到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怎么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从这样的一个体系之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认为的国民性不仅仅是种族或者民族因素，更多的是关于人性的要素。换言之，鲁迅想要探讨的终极问题不仅是国民性因素，理想的复杂的人性才是鲁迅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鲁迅的国民性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和独立的系统并存的体系。
葛亮小说很多方面展现出人文关怀，但关怀基础之上就是有着更多的对于麻木不仁的国人的奴性批判。鲁迅还指出，对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底层民众而言，只有两个时期，“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在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地位卑微、缺乏社会话语权的时代，底层民众只有大多都是这种卑微的心理。令人可悲的是，深深受到伤害的底层阶层民众只有努力维护现有的国民性格、生存现状、价值观念，这种努力维持不单单体现在具体行为习惯之上，更可悲的是深入到骨髓里，融入到血液里，已经成为他们的处世人格。这种民族劣根性才是鲁迅所要批判的核心，也就被成为奴性人格，这种令人发指的性格可以说是鲁迅国民性之中可鄙的性格屈从中最为深刻生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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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葛亮小说中的阶级与城市 .................. 15
第一节 超越阶级性的人性书写 ................... 15
第二节 城市化/反城市化 ........................ 21
结语 ................. 24

第三章 葛亮小说中的阶级与城市

第一节 超越阶级性的人性书写
在阶级性与人性的关系问题上，一直以来总是在谈论文学的阶级性，人的本性往往是有限的，似乎只要涉及人性，往往是资产阶级的人性理论。作品里的出现一些哪怕一点点人情味的东西，往往就会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似乎人只有阶级性而没有人性，天赋人权的也只有阶级。事实上，社会客观存在的是人的阶级性质和人性，绝不因为人的主观想象就会消失或者存在。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想根据效用原则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关于这种说法，马克思，人性是客观地存在于社会历史之中的。阶级社会形成之前，人们之间根本就没有阶级关系，因此也没有阶级性。到了阶级社会，作为生产关系的主体的人，被划分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统治阶级和被剥削劳动力的被统治阶级，从此之后，人才有了阶级性特质，也由此而受到了更多的阶级性因素的制约。但是，这个时期与人类本身源远流长数以百万年计的社会比起来，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人性永远不会消失，相反，它反而会渐渐的复杂和丰富起来，并在此过程中变得更加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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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底层是葛亮书写的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在葛亮的小说中，无论是人物、思想内蕴还是艺术特色都充满了浓郁的底层气息。葛亮作为 80 后年轻作家对于底层小人物的关注表明了作者扎根中国社会大地的深厚感情和对于生活在底层的民众深刻的人文关怀。
回顾整个课题，本文从三个部分试图梳理葛亮关于底层书写的价值。第一部分，通过描写葛亮底层书写中的人物形象和底层世界着手，底层人物又选取了较为底层世界中较为典型的人物形象：底层女性形象、底层传统手工业者形象、底层儿童形象来分别阐释底层人物在大千世界中所面临的种种艰难困苦，从而反映出在挣扎的世界之中是怎么面对以及处理这种复杂状况的，以此来展现人物的性格、价值观等内蕴。接着通过展现底层人物所生存的社会状况，葛亮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大都发生在南京和香港。其中南京作为葛亮的故乡又是葛亮书写的重镇。南京与香港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在葛亮底层书写过程中成为两个典型的载体，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都给予了底层人物生存的土壤，但缺少必要的人文关怀，也客观造就了底层人物的悲剧性内蕴。第二部分，主要描写葛亮底层书写的苦难主题与国民性。通过对底层人物的悲剧性因素分析，悲剧与苦难是分不开的，因此，葛亮作品中关于苦难主题的文章很多。苦难可以净化人的灵魂，但更多普通人尤其是缺乏物质基础的底层人物更多的是在苦难面前迷失，无力撑起苦难造成的严重后果，故而销声匿迹，在苦难的压迫下，悲剧性也就随之而来。回顾悲剧性，国民劣根性是造成这种悲剧内蕴的内在因素，葛亮关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时期国民劣根性批判同为一脉，但葛亮赋予阿霞等现代底层人物更多的时代因素，更贴地气，也更容易引起人的广泛共鸣。第三部分，主要是描写葛亮底层书写的阶级与城市，无论是超阶级性还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反城市化都是葛亮对于底层人物命运的深沉思考。底层人物是具有超越阶级特质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比中产阶级、上层阶级表现的更为理性和善良，但在现代客观社会的影响之下，在城市化过程中更多的传统性因素消散过程中，也许就更容易造成悲剧。
虽然葛亮在底层书写过程中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也有不少不足。在对于底层人物书写中缺少更为直观、代表、典型的农民工形象，在书写苦难之中，并没有超越苦难，而仅仅是停留在苦难的表层，没有更深一层的探寻。虽然存在些许不足，但我们更多的是感受到了葛亮底层书写的意义，他以敏感的笔触和精准的观察力，追寻真实的底层，他以博大的胸襟和柔韧有力的笔触来关注底层人物，这让他关于底层书写的内容显得丰富而又不失深度，给当代文坛带来了新鲜与刺激，这也是研究本课题的内在因素。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