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女作家“姐妹情谊”书写的困境

第一章 五四女作家“姐妹情谊”书写的背景

第一节 历史因素
一 主流文学中“姐妹情谊”书写的空缺
自古以来，中国文学的言说主权就掌握在以儒教传统为核心的男性作家手中，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学也是在男性的话语言说中得以建构。在古代社会中，男性的话语权力操纵着整个语义系统，他们“创造了女性的词、字，创造了女性的价值、女性形象和行为规范，因之也便创造了有关女性的一切陈述”，即便是“妻”、“妾”、“妇”等于女性生活和情感息息相关的词汇都并非出于女人的言说之口；他们凭借着坚不可摧的父权文化之门，牢牢地“将女性觉醒的可能性封闭于历史文化之外”，他们以“曲解”、“规避”、“抹杀”的语言策略虚构着男性统治的女性世界，使得女性群体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沉浮中一直被塑造成“想象的他者”，有关同性之间情谊的书写便很好地揭示了这种历史话语分配的不公。
熟识古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男性执笔的主流文学叙事中，有关男性情谊的书写比比皆是、层出不穷，男作家们总是沉迷于编织“英雄惜英雄”的男权神话。无论是“折柳惜别”还是“饮血盟誓”，无不表达着男性之间坚不可摧的兄弟情深，“义气”一词俨然成了千百年来肝胆相照、血浓于水、生死相依之兄弟情谊的代名词。更有甚者，在很多正统的文学书写中加入了“男同性恋”的成分，其历史之漫长可上溯到先秦的“比顽童”与“美男破老”之说。后来的汉乐府《别诗》中，更是以“鸳鸯”、“连枝树”等表示夫妻感情的意象来表达男人之间超出友谊之外的同性之爱，正所谓“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魏晋时期阮籍的《咏怀》第十二，同样以绮罗脂粉之调描写了安陵君与龙阳君“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衾裳”,“丹青著明誓，用时不相忘”的同性恋情，这种“龙阳之好”与“断袖之爱”在此后的文学创作中逐渐上升为被普遍认知的男同性恋标签。及至明清时期，“男风文化”大肆盛行，“男色小说”大行其道，更是将男同性恋题材的书写推向了历史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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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潜在文学中“姐妹情谊”书写的萌芽
虽说主流文学中“姐妹情谊”的书写因着男性的谎言而被遮蔽、被压抑，但是，有遮蔽就有为了除去遮蔽而奋斗的力量，有谎言就有为了拆穿谎言而发出的控诉。当男性们凭借一己想象为女性代言之时，那些被言说的女性们在主体意识觉醒之后也逐渐学会了在主流历史边缘，以微薄之力掀起那张罩于头顶的密网，在暗无天日的地表下摸索着、呼唤着被男权分割与打散的姐妹同胞，以姐妹间蛛丝马迹的联络，构建起现代文学中“姐妹情谊”书写的文学长廊，为后世女作家“姐妹情谊”的书写埋下历史伏笔。
1、明清男作家写作中的“姐妹情谊”
古代男作家笔下曾出现过很多有关“姐妹情谊”的叙事，比如《怜香伴》中的崔笺云与曹语花，《聊斋志异》中的封三娘与范十娘，《浮生六记》中的陈芸与憨园，《玉娇梨》中的白红玉与卢梦梨等，这些女性之间的关系除了情同姐妹的友谊之外，还隐隐约约流露出了女同性恋的情感倾向。
素以狐怪小说著称的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中曾以一篇《封三娘》生动地描述了常人之妻范十娘与狐怪封三娘爱慕离合的故事。二美初次见面便“把臂欢笑，词致温婉”，以致日久生情，“大相爱悦，依恋不舍”。她们像平常男女一样互赠金钗绿簪，聊以定情，别后更是嬴顿无聊、日盼归来、相思成疾。然双美之恋并不能遂其所愿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自由实行，既要担心“婢仆下眼觑”，又要担心“造言生事者，飞短流长”，她们的爱慕只能在暗地里秘密进行，为着这样的不自由，十一娘也多次规劝范十娘“计不如效英皇”，共嫁孟生，以求“百年聚”。然而，两女相恋最终却因人妖殊途而宣告终结。这不禁引起我们的思考，在这种人妖相恋的故事背后究竟隐含着作者什么样的用意？他是希望通过这种新奇的书写来反抗异性恋机制，为姐妹之情正名？还是为了借花鬼狐妖等异类的情感，实现男性的观看欲望，暗示姐妹之情的不堪一击与虚无缥缈？小说的悲剧结局恰恰是指向后一种书写动机，作为浪漫主义作家的蒲松龄，虽然意识到了“姐妹情谊”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强大的男性话语霸权却使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于是他自然地以“人妖殊途”这样一种群类划分的方式阻隔了女性之爱，即便封三娘与范十娘最终走到了一起，那也只是一种虚假的，象征意义上的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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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四女作家“姐妹情谊”书写的表现方式

第一节 不同类型的“姐妹情谊”
“姐妹情谊”是指女性团结一致的一种强烈情感，它是女性在共同交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互相关怀、互相依赖、互相支撑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外延相对比较宽泛。而在有关“姐妹情谊”，尤其是有关五四时期“姐妹情谊”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习惯将这种情感命名为“女同性之爱”或者“同性爱”，这种只注重一角而忽略全局的命名未免有失偏颇。在我看来，“姐妹情谊”偏重的是“姐妹情”，是女性之间定位于亲密朋友意义上的情感，而“女同性恋”则偏重“恋情”，是在姐妹情谊基础上所产生的吸引、爱慕、依恋，甚至性指向关系，这种“女同性恋”显然是对“姐妹情谊”的延伸，它虽然代表了“姐妹情谊”中性别指向最明确的那一部分，但却并不能代表“姐妹情谊”的全部。
从以上的划分来看，“姐妹情谊”所涵盖的范围似乎较之“女同性恋”更为宽广，它们之间可以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基础与延伸的关系，如果仅仅简单的以“女同性恋”来概括五四女作家笔下那些姐妹之间的情感，似乎略显狭窄和有失偏颇。为了更细致、更客观地界定“姐妹情谊”这一情感范畴，笔者在此将对所要论述的“五四”时期“姐妹情谊”做一个具体的类型划分，根据其表现形式和姐妹间感情层层递进的关系，我将其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互救模式、知己模式与恋爱模式。其中，“互救模式”是指同样遭遇悲剧命运的女人之间的互相安慰，她们本不是很熟悉对方，只是因为相同的命运无意间走到一起，开始了互相的同情。“知己模式”是指女人之间冰清玉洁的纯粹友谊，她们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人生理想，彼此间充满默契与理解，愿意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齐心奋斗。“恋爱模式”是指女人与女人之间一种相爱的关系，她们彼此欣赏，互相暧昧，会害羞，甚至会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或渴望结婚，一般在文中都会明确出现“爱”、“爱恋”等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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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姐妹情谊”的虚妄结局
虽然女作家们竭尽所能地以主体言说的方式建构着她们心目中理想化的姐妹之邦，企图通过姐妹联谊的方式来逃离男性主宰的现实世界，实现女性间的互相关怀、互相爱护与互相告慰；通过“姐妹情谊”的书写来争得女性的主体性别意识，在异性恋大行其道的社会中实现女性情感的自我关照、自我欣赏与自我救赎。然而，她们却万万没有料到，这种女子之间的情感表达只是在形式上发生了转变，内容上的持续性和长久性往往会因为异性恋机制的干扰以及女性自身的情感困惑与矛盾纠葛而土崩瓦解，女作家们竭尽所能创作的“姐妹情谊”群体性经验话语常常无奈地被淹没在诸如异性恋爱、情智冲突、社会革命等时代语汇之海中，使其失去了创造之初的独特性。这使得每一段看似美丽的姐妹情感，在结局处不是“风流云散”便是“死于心病”，最终难掩无奈的叹息与无助的悲哀！
一 异性恋机制的阻挠——我们的敌人来了！
千百年来，传统社会中“家国一体”的文化制度从各个方面都赋予男性无限的生存权利，“父子”关系构成了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通过这一血源性的纵轴，进而扩展形成了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国家”。因此，在传统的性和性别观念中，男性一直都处于性别主导地位。为了维护其性别统治的稳固性，“仁、义、礼、智、信”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伦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成为封建时代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如果说“父子”关系形成了“家国”文化传承的核心要素，那么“夫妇”关系则是成就这一核心轴线的必要依据，是儒家社会极为重要的文化符号，而所有这一切关系的形成归根结底都有赖于“异性恋”婚姻体制的实施与维系。
当新时代的女儿们第一次实现性别觉醒，想要以“姐妹情谊”的方式反抗男性霸权，摆脱被男性主宰的“不自由”和“不自主”的“异性恋”婚姻命运之时，她们的想法却显得过于单纯和直白，她们的凝聚之力也远没有想象之中那样坚固牢靠。因为，现实经验证明，当五四以来，“父子”传承的文化体系遭受到严重的批判和否定之时，唯一没有受到动摇的却是“夫妇”这一文化符号。当男权体制以最敏锐最迅捷的触角感知到自己的统治面临威胁之时，他们第一时间便想尽办法拉拢周遭的一切势力，利诱女性，破坏她们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姐妹情谊”，绝不给她们制造一个以性别为主体诉说共同经验、共同处境、共同利益的机会，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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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五四女作家“姐妹情谊”书写的艺术策略............................45
一 日记书信：空间逼仄的心灵对语...............................45
二 古典情怀：浪漫悲伤的情感种子..........................48
三 “梦幻”叙事：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50

第三章：五四女作家“姐妹情谊”书写的艺术策略

除了思想内容的独特性之外，五四女作家们在“姐妹情谊”的书写中还融入了女性独有的审美经验与艺术策略，使得每一篇文本都散发出女性言说独有的气质特征。这种鲜明的艺术策略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日记书信体的广泛运用、古典悲伤的诗词情怀以及梦幻想象的叙事特征。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一切的文本形式都是为内容服务的。当我们津津乐道于五四女作家“姐妹情谊”书写的艺术风格时，我们也应该深刻地意识到这种艺术策略的背后所隐含的书写悖论，发觉她们的生命体验是如何被文本化，又如何在进入文本之时又消失于文本之中。

一 日记书信：空间逼仄的心灵对语
伴随着五四狂飙突进风波而来的，除了“人性解放”与“妇女解放”之外，“小说界革命”也是被学界众多知识分子吵得沸沸扬扬的话题，随之而来的便是话语形式与文学体裁的革命。如何将文学作为人的觉醒与个性解放的高地？如何在卷帙浩繁的作品中体现时代的任性与叛逆？如何在宏大的历史浪潮中彰显个人的声音与灵魂？这成了当时很多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而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由于其注重主观情感宣泄与自我个性张扬，便自然而然地在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中应运而生。正如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所言：“个性主义思潮和民主自由意识的萌现，‘独白’（包括日记体、书信体小说）几乎成了五四作家最喜欢采用的小说形式”。这种文学体裁的诞生，既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尺牍情缘的接续，又是主张“诗化叙事”的西方书信文学译介催生的结果。它的繁荣为中国现代文学打开了一个浪漫抒情的时代，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放开喉咙来歌唱”。在这漫天反抗与独白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清晰地听出不同音色所代表的不同意义，它们高低起伏，有的震响于中心，有的却回旋于边际。有的借日记书信体来表达对于社会普遍存在问题的关注，比如冰心的《超人》、《烦闷》、《南归》，庐隐的《一封信》等；有的假日记书信的名义抒发内心激荡的情感和志趣，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郭沫若的《落叶》、郁达夫的《迷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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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五四女作家“姐妹情谊”书写的意义与反思
纵观五四女性文坛，冰心、庐隐、石评梅、凌叔华、谢冰莹等一批女作家正是在“人性解放”的浪涛声中实现了人性的觉醒，也正是在“妇女解放”的口号感召下实现了女性性别的群体性觉醒。在这觉醒的过程中，女性们深切地感受到男权社会这个巨大的精神之网带给自己的生命压抑感和负重感。为了追求女性内心世界的精神自由与灵魂高蹈，为了不再在男性霸权世界的低矮天空下苟延残喘，她们纷纷筑起高磊来将自己与这不自由不自主的男权世界隔绝开来，在自筑的姐妹邦国里开辟出一块特立独行的艺术想象空间，以握手的姿态实现了姐妹群体的拥抱联谊。然而，这种联谊的背后却潜隐着各种可以令其涌动不安的暗流，异性恋机制的阻挠、女性内部的主动叛离以及社会革命话语的雄强无不将“姐妹情谊”推向分崩离析的边缘。与此同时，女作家们自身的审美意识与创作风格又暴露了“姐妹情谊”书写的困境。她们希望通过日记书信体的创作为女性搭建可供交流的私密空间，却不料其背后竟是更逼仄的“话语圈禁”，希望通过古典诗词的情调为“姐妹情谊”营造浪漫抒情的叙事格调，却不料深陷情绪宣泄的痛苦泥沼；希望以桃源梦幻的方式为女性开辟出一片灵魂憩园，却不料再次将女性群体孤立地隔绝于世之边缘。这其中充满了建构的激情与解构的无奈，其文本结构与艺术策略无一不将“姐妹情谊”的书写指向虚妄的结局。她们竭尽所能地在自己的文本中实践着女儿国的“造梦空间”，但现实的残酷却不断地蛀蚀着她们的美梦，对于她们来说，“梦呵，争着去做，抢着去做，而做不成”。
然而，存在既是合理。虽然在“女性解放”的历史长卷上，女作家们无力绘出最美的结局，但是在为“姐妹情谊”大厦添砖砌瓦的过程中，她们所付出的努力与决心却是值得肯定的。这充分反映出在“五四”这片文化热土上新女性性别觉醒的一个向度，涌动着新女性追求自由生活的心潮，同时回荡着新女性为冲破身心牢笼求得彻底解放而发出的深挚呼吁。在以下几个方面都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