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作家的抗争与无奈——以《现代评论》、《新月》为考察中心

第一章《现代评论》的创刊

第一节刊物的问世
1924年的北京并不平静。10月份发生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监禁了民国总统曹锟,11月份请出段祺瑞就任中国民国临时执政,并电请南方的革命政府大元帅孙中山来北京共商国事。胡适、王世杰、高一涵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关注着这个国家往哪个方向走。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纷乱的时局面前好像已成了很遥远的事。他们要对时发表言,于是决定创办一个刊物,《现代评论的》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现代评论》是由“太平洋”杂志社与“创造社”联合创办的,在创办之前,创造社在1924年5月19日,《创造周报》的终刊第52期中发表了《现代评论启示》,启示中说道:“国内的空气越来越沉寂,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我们都要有一番大的变革。”“在1924年12月31日《学艺》月刊报道:“由`太平洋、`创造'两社的社员和国内有名的杂志执笔者担任《现代评论》的撰述人。”
然而,《现代评论》的诞生并不顺利。《太平洋》杂志的主编先是李剑农,后来是杨端六。主要撰稿人大都留学英美国家,研究的大多是政治、法律、经济,如杨端六、周鲠生、王世杰、陈西澄等,在留学期间他们为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所折服,认为这种政治体制比中国传统的专制体制好得多,因此极力主张中国学习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而创造社的主要撰稿人,例如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田汉等,都是在日本留学,因此其思想多以浪漫主义为主,对国家制度的改革并不在意。期间,太平洋社曾提出与创造社合办《创造周报》,停办《太平洋》杂志,而创造社的主要撰稿人以太平洋社的社员太重绅士气、官僚气,彼此志向不合等原因予以拒绝。这种情况直到创造社的周转遇到困难,难以维持,急需帮助的时候才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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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作者队伍的构成
《现代评论》的前期主编是王世杰,前两卷的文艺稿件由陈西澄负责,从第三卷开始,负责编辑文艺稿件的是杨振声。《现代评论》从第138期(1927年3月)起移至上海出版,由丁西林主编。从筹办到终刊,先后参加过《现代评论》编辑事务的有郁达夫、燕树棠、周鲠生、钱端升、彭学沛、杨攀 等,该刊在北京出版期间,事务方面的工作由沈从文负责。《现代评埃》到1928年12月19日终刊,共出了九卷二百零九期,另外还出了四期增刊和一批“现代丛书”。
《现代评论》的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唐有壬、陈西澄、高一涵、燕树棠、周領生、陈翰室、彭学沛、皮宗石、钱端升、吴稚阵、杨端六、胡适、徐志摩、丁西林、李四光、张奚若、陶孟和、郁达、顾颜刚、凌叔华、沈从文、杨振`声等人。由于胡适众所周知,下面介绍一除胡适以外的《现代评论》的作者队伍:
虽然背离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但是王世杰仍在创办的《现代评论》书刊中,发表了很多有关于克思主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特别是在李大剑学者遇难后,他提笔写出了以《党狱与领事裁判权》为题目的评论,并向当局者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虽然他的稿子没有得到审批发表,但是在当期的《现代评论》目录中留下了《党狱与领事裁判权》几个较为醒目的字体。
20世纪20年代末,在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每一位校长的职务时,王世杰在演讲时说出了他的办学想法:“……学校只有在具有充足的费用下,才能进行自主办学,才能不受控于其他部门的影响……只有教授管理教学,才能防止学校变成官府衙门的一员,才能赢得学术上的自由。”这也是自王世杰从政后,被西方媒体看中的主要原因。在《曼彻斯特导报》中,对王世杰赞称为有能力且思想较为先进的自由派分子。在《泰晤士报》中,对王世杰的认识为在国民党中的自由派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在傅国涌的认识中,王世杰是具有浸透理想主义色彩的参政人物,他的行为就是以西方民主为原则,对从的政治制度进行慢慢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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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现代评论》的文化选择

第一节理性主义的文化立场
《现代评论》在《本刊启事》中这样介绍:《现代评论》是包含政治、法律、经济、科学、教育、哲学、文学等多种文字的综合性报刊”,实际上,主要刊登的是政治、时评、文学作品、文艺评论,而文学所占比重超过其他各项。刊名命名为“现代评论”,意即采取旁观的评论时政,此中显示出自由主义的色彩。他们多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被鲁迅称为“东吉样派的正人君子”。他们受英美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影响较深,因而有民主、自由的要求,和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1922年5月,以北大校长蔡元培为首发表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主旨是建立“好人政府”,实行计划政治,并提出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在宣言签名的15人中,北大教授占10人,且多为日后的现代评论派的骨干。
“现代评论派”的思想文化领袖是胡适。胡适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不少重要的文章,可以说,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在胡适和“现代评论派”之间,自由主义精神就如同一条精神纽带,始终将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首先,他们都看重思想、教育的作用。在《非留学篇》中,胡适严厉批评中国的留学政策偏重实业而轻视文科是忘本而逐末。他在给一位大学教授的信中谈到:“没有通往政治体面与政治效率的捷径,让我们去教育我们的人民,让我们为我们的后代打下一个他们可以依赖的基础。”胡适在《努力周报》上指出“思想文化的重要性”,他想要从思想文化方面替中国政府构建一个非政治的基础”,②那个时候,胡适相信唯有通过教育使民众逐步觉悟而后实行缓慢的改革,才是治本的根本。因为他寄望于自己的,是“回国后能以一支笔、一张嘴,从事教育工作,长期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才,仅此而已。”同样,“现代评论派”对文艺和学术也非常看重,他们认为:“学术文艺方面的作品及指导意见是目前知阶级最为缺少的。”他们还说:“`现代丛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胡适和现代评论派”都是想从文艺、学术、思想方面先对国人启蒙,从而使国人的思维模式发生改变,进而使整个社会的思想环境都发生改变。胡适认为“要接受他们的自由,并使其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他认为人的个性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因此应爱护和尊重人的个性。虽然有首创性的人只是极少数,但为了他们,必须保持适宜他们生长的土壤,即给他们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凡是有首创精神的人,往往都有极强的个性,在一般人眼里甚至都是怪物。但是正是他们带来了社会的进步,然后一般大众才模仿他们,形成新的社会风气,社会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进步的。《现代评论》也一直主张民众言论自由、平等参与政治。“我们不能让所有人的见解都保持一直,我们能做的只是让民众有发表见解及意见的机会”。《现代评论》在办刊方针方面也充分体现出了自由主义的兼容态度和平等精神。胡适以改善主义的态度希望建立起一个宪政、公 、有计划的美国式政府。“现代评论派”也指出国家事宜应该由国民会议代表全国人民进行决定。王世杰、周镇生、燕树棠等人分别从各方面赞扬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裴复恒更批判中国现有的制度,希望中国向英美等西方国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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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五四传统的薪火相传
“五四启蒙运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最为激烈、系统的思想革命。近代中国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愈来愈强烈地呼唤启蒙思想的出现,于是改变保守、愚昧、麻木、迷信的国民性,唤起“人”的觉醒,成了刻不容缓的历史要求。“现代评论”高扬文化启蒙的旗帆,注重精神领域的革命,写下了文化史上难得的一页。
一、国民革命高潮对五四新文化的冲击和瓦解
1923年底,孙中山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国民党。1924年2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并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苏联援助下,于3月组建黄埔军校,并以蒋中正为校长。其中共产主义思想对重新组建的国民党具有很深的影响,这些影响中又以苏俄共产主义的影响最广。重组的国民党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苏俄共产主义的观念体制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而这些新的思想和体制的融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形成的思想和文化产生的威胁,甚至有对这些思想的瓦解之势。
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走向开始发生逆转。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向欧美学习,而国民党是向苏俄学习。民族情绪是国民党在这次与新文化的较量中最好的武器,它极大的鼓舞了民众的热情,使更多的人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国民党宣传和引导的结果。苏俄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它要向中国输出它的革命,以解决自己在国际上的孤立。国民党在接受苏俄援助的同时,也接受了其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而近代以来欧美诸国对中国的侵略,使得一般民众很容易接受国民党这样的宣传。“从1925年开始,被调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发展为文化上的行为。这些情绪在文化领域以游行、传单发放、演讲等形式展开,特别是在革命的发源地各种形式的反西方运动开展起来,甚至在有些地方军队也参与到文化的传播活动中。一些国民党的领导人甚至认为西方文化与现在我们所开展的革命是相互对立的,是帝国主义的代表,要进行革命就要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包括被认为是其中一部分的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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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创作:艺术人生梦想.........88
第一节《现代评论》文学创作的概况.........91
第二节人生与艺术并重的小说创作.......91
第四章“现代评论派”的艰难处境........123
第一节《现代评论》与“善后会议”......123
第二节陈西滢与鲁`的笔墨官司........127
第五章《新月》的创刊........143
第一节自由主义者的再集结.......143
第二节《新月》的作者队伍.......147

第九章“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 文学史价值

第一节对文学本体论的坚守
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30年》中说:“30年代文艺思想领域呈现出极为活跃的状态:第一个十年里纷纷传入中国的各种文艺思潮经过历史的蹄选,与本国文艺实践运动想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文艺思想相对立的局面。两大思潮之间论争频繁展 ,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第一个十年。……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与自由主义文艺思想论争的过程中,在不断克服自身的左倾幼稚病的过程中,不仅成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众多追求革命的文学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构成年代文学的主潮;而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也有不可忽视的实绩,并在文学史发展的大的背景下对主流派文学起某种补充的作用这里,钱氏仍把左翼看成主流,其实什么是文学的主流,文学的主流是靠作品艺术成就的高低来说话的,而恰恰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有重要的成绩,其实是一批坚守文学主体性的人,对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探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这些,恰恰是我们这个向来视文学艺术为附庸,提倡“文以载道”,重视实用理性的民族所缺乏的。
其实,自由主义文学的“现代性”就表现在它对文学本体论的坚守上。韦勒克沃伦谈到:“人认为文学具有价值必须以文学本身是什么为标准;人要评价文学必须根据文学的文学价值高低为标准。文学的本质、效用和评价必然是密切地相互关联的。某一个东西的价值,即它的惯常的或最专门的或恰当的价值,应当就是由它的性质所赋予的价值。它的性质存在于潜能中,也就是它那外部表现出来的效用。”①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说文学的价值首先表现在文学必须是文学。只有持文学本体论,充分尊重文学的特性,文学的价值才会凸现出来,文学的无用之用的启迪社会人心、涵养人性向善的独特作用才会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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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以《现代评论》和《新月》为聚合载体的自由主义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流派。他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论,他们在一些有关中国往哪条道路走的重大命题,以及中国的现代文学、现代文化如何建设的问题,都曾发出他们的清醒而理性的声音。那是一个战乱频仍、国贫民敝的时代,那是一个强权政治、武人治国的时代,他们拿来的西方普世价值遭逢了中国的问题情境,他们悲怆的失败了。但是作为一代积极对时代建言的知识者,他们的光彩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在自由主义思潮重新浮出水面的今天,他们的思想史价值和文学史价值日益凸显。
以胡适为首的自由派文人以刊物为载体, 创了那个时代的“公共空间”,发挥了自由知识分子舆论干政的作用,不避强权,不计厉害,是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是别尔嘉耶夫式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坚持了理性与自由的价值选择,因其思想的光芒而照亮了一个幽暗的年代。他们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希望以教育养成现代的人;他们关注公民教育,希望让老中国儿女们由草民、奴民变成现代意义上对家国、自我有担当的公民;他们倡导并创作人生与艺术并重的文学,希望发挥文学审美的无用之用,养成国人的理性、开明、健朗、骂实的人生观。他们是一批有世界眼光并执著当下的知识人,历史的 嗔铁轮并没有按照他们设计的理想化的路向去走,但他们那种瞩望远方,投身当下,不计得失的情怀,是后世知识分子不该遗忘的。
通过考察《现代评论》、《新月》上胡适派的言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胡适派自由主义文人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有雅量和大我精神的人,他们立于文化道德和思想的领袖地位,关心国家的发展、民生的疾苦,社会的良性发展和舆论的清明,希望社会能够在健康与理性的轨道上发展,真正发挥了现代知识分子对执政者冷眼旁观、理性督责的作用。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们不顾利害、不避锋芒、不怕牢狱,以他们理性而深长的眼光,对时代和执政者积极建言、勇于评判、直陈时弊。不管那个时代好与不好,他们对那个时代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们是一批浪漫文人、优雅学者、血性男儿,他们想让浪漫、优雅在实用主义哲学盛行的中国存留,要让 阔、理性的眼界化解铁血时代的暴戾与专横,欲把激扬为文、果敢为人的书生血脉传之久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