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文艺的现代性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第1章绪论无边的挑战——在什么样的视域中研究延安文艺

1.1文学主体性的高扬与延安文艺现代性研究的基点
自晚清以来,随着以文言文为表达载体的旧式的文学传统的解体,新的文学传统在建立的过程中,从晚清的通俗小说、暴露小说、官场小说到五四的启蒙文学、左翼的普罗文学再到延安文艺,关于中国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一直在西方的影响和焦虑中寻找开拓自身的位置。西方文艺之于中国文学究竟是一种外来的作用力还是一种内在的爆发力,看似简单的问题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初期却一直处于不断被追问的摸索状态。中国文学的主体性究竟由谁来担当?对这一问题的追问首先在于西方对中国文学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的焦虑造成了对中国文学在某些方面的遮蔽。譬如五四,西方的影响似洪水猛兽,不断撕咬吞唾调敝的旧文化文学传统。另一个缘由其实也是最关键的影响因子在于中国新文学的传统还在构建和摸索之中,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中国文学的发展还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支点来支撑新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文学本身在遭遇现代性冲撞之后,新文学传统的在建工程一直未完成,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中国文学主体性的构建其实是新文学最紧迫的使命。
由于旧政体的苟延残喘和国家民族生存危机的强化,这一亟待完成的使命在历史的误会和拖沓中一直处于悬置的状态。尽管有部分的社会先知者和精英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保持了足够的惊醒和警觉,学衡派的抗争,王国维的狗道,鲁迅的响喊,都是对中国文学命运走向的深切关怀,但是这种呼唤对于千拖百孔的中华民族来说,理论的形式的意义大于付诸实践的可能性。延安作为一个富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转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文艺对先知者的警醒不仅致以崇高的敬意,并且再次将中国文学的主体性高扬,在民族化、现代性的双重探索中构建了富有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现代性文学景观。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和依托的主体,当这一醒目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理念在延安文艺运动和文学思潮中被多次演练,被表达的过程中,中国文学的主体性终于找到了支点。中国经验的本土书写,中国文学的艺术精神,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些从中国文学内部生发的文学诉求才是构成中国文学主体的最基本却是最重要的元素。延安文艺恰恰满足了以上所有的要求。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学的主体性问题在延安时期最终得以确立,尽管之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婉转曲折,但是延安文艺对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发现和确立,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富有革命性意义和建设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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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被抑制的研究现状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延安文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同时却也存在对有些问题的研究远远不到位,还需要研究者作进一步的努力。如对延安文艺的研究很多时候是同解放区文学、左翼文学的研究混滑在一起,延安文学要么被有意狭窄化,等同于革命文学、战争文学,要么又被放大,过度引申为民族文学、国家文学。延安文艺的性质,范畴的界定,品格的定位还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除此之外,由于意识形态对延安文艺的遮蔽,延安文艺的地位和价值研究要么被过度拔高,要么被有意遮蔽,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做到客观理性,从而使得对延安文艺的深层反思和观照还有待强化。20世纪90年代对延安文艺的再解读在为延安文艺的研究提供新的经验的同时,却也存在过度解读的危险倾向。因而在什么样的视域中从哪个视角切入对延安文艺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到底应该是在政治、文化还是在文学的视域中来研究延安文艺,这关系到对延安文艺的研究能否抵进到深处的问题。
在延安文艺研究中,对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自始至终显得极弱甚至成了盲区,直到年代之后此问题才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20世纪50—90年代,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延安时期文艺是政治的工具,对于是否具有现代性价值,要么回避,要么搁置。当然也有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延安文艺根本不具备现代性。这种简单地对延安文艺现代性价值的否定和忽视,偏颇之处在于将延安文艺的现代性审美特征与它在当时历史环境中所起的作用和功能混为一谈,还停留在延安文艺研究的表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延安文艺研究的热与延安文艺现代性研究的冷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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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

2.1从被迫到自主:现代性的踪迹
汪阵则认为:“现代概念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的,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了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④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钱中文先生认为,“所谓现代性,就是促使社会进入现发表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从以上对现代和现代性的阐释来看,关涉现代性价值与意义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时间观念,另一个就是历史的进步。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性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范畴交替传递,在时空一体中展现它的进步的倾向和意义价值。它不仅是一个表示时间进步的观念一从古典向现代的迈进,还表示着人类的物质和思想的进化,是一种历史前进的不可逆的发展提升状态。
在整个世界的发展格局中,西方诸国相比第三世界国家较早地进入现代社会,其在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产生了两种现代性:一种是作为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产物的,表现为以启蒙、理性、个人主义、进步等为核心价值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一种是对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予以强烈对抗,乃至否定批判的“美学现代性”,在文学艺术上主要表现为诸种现代主义派别,十九世纪后期陆续出现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小说都是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所带来的“人的异化”的反抗,这种反抗的姿态与技术的理性构成了既紧张对立又妥协的一种格局。尤其是随着技术对艺术的渗透,技术对艺术的模仿性的繁殖和大批量的鬼售使得二者之间的张力结构不断地张 又闭合。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也有称之为“世俗现代性”,而将艺术对技术的抵抗行为则称为“审美现代性”。无论是哪种现代性,其最明显的两个表征就是社会组织结构和思想文化的变迁。从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来看,现代性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体系趋于形成,而最关键的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另一个表征就是与社会组织结构相适应的思想文化的变革和建构,体现为以启蒙主义、以理性原则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进行反思的认知体系。这两种现代性被表述为“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前者被称为启蒙现代性或者历史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后者则被称为审美现代性(或者文学现代性、文化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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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个体的“愤而忧”与群体的“奋而作”
进入20世纪,中华民族在内外交困中,在革新创制中进入了现代化的征程。对于文学而言,伴随民族国家的变革,文学与“现代性”相遇,与启蒙相遇,与体制化的现代性构想相遇, 始了自我变革和扬弃的现代性之旅。文学的现代性之旅从语言的革新开始,经历了文体、文类等形式的变革到内容的变革,可以说文学的现代性既与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建构密切相关,又在内审反思的过程中不断建构属于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从而形成了现代性追求的两个维度:国家主义者构建的文学现代性;个体主义者创立的诗意的文学。经由这两个维度,文学的现代性在意识形态与想象,在功利与唯美,在传统与现代不断交织又不断对立的矛盾中艰难前行。延安文艺的发展基本就是在这两种现代性一国家主义者构建的文学现代性与文学个体建立的审美现代性中交错进行。但是由于延安时期革命话语的强大,个体主义者构建的审美现代性相对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尽管如此,由于延安文艺的特殊地位,向上,它是五四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总结、深化和“集大成”。向下,它又是当代文学建构的一个起点。延安文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建构中,不仅仅作为经验而存在,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既作为一个先验的理论资源又作为惯性的力量直接渗透到当代文学建构的方方面面。
如果说五四时期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是一代人的梦想,是个体的“感时而忧”,是一种理想形态的现代性话语表达。到了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雏形的初步建立以及新的民族国家目标的制订,中国现代化的期许已经从一种理论上的宣扬变成了一种具体的实践。随着革命战争的推进,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伟大目标,而民族国家在建立之后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不仅关系到政权的稳定,更关系到中华民族是否能够真正“崛起”。延安时期确立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主要包括:民族国家目标的建立,国家的政权形态、体制建构、意识形态建构等。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民族国家的建构还是空中楼阁的想象,1945年之后,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民族独立的实现,此时的现代性诉求已不仅仅是个体的“呐喊与彷惶”,而是一个群体的“奋而起”的实践化过程。
延安时期文艺的现代性追求主要体现在启蒙与救亡两套现代性方案,以及为实现两套方案在文学生产上的现代性规划和文艺创作实践。具体而言,大概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大众的再启蒙;知识分子的被启蒙与“有机化”;民间形式的现代化改造与利用;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新的大众意识形态的确立;群体经验的集体化书写与运动;新的文艺观念的形成;大众化文艺思潮乃至新的文化领导体制和文化领导权。总之,延安时期的现代性方案是一个与民族国家、文化领导权、文艺体制、意识形态等多重宏大社会问题相关的现代性,是一个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与多彩的形式的现代性书写。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与角逐,既影响到传统能否被改造,又关系到文学的现代性能否真正地实现。“传统与现代性是一对如影随形的难兄难弟,对于非自愿非原动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不发达国家民族来说,这对矛盾的彼此冲突和弥合,尤其内在于它的历史过程。”在走向新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文学表达努力地挣脱传统惯例的力量,又在对传统的改造中试图孕育出新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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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启蒙的多重变奏..........37
3.1启蒙的变奏.........38
3.2鲁迅式启蒙:一种延续..........43
第4章战争救亡与文学的现代性图景规划..........75
4.1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奏........76
第5章文艺的大众化运动与革命的现代性思潮...........113

第6章延安文艺的两翼: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追求

延安文艺作为新文学走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横断面,它从弱小到强大的过程既是不断地承继新文学前三十年所开创的文学传统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对新文学传统的总结、反思、超越、创新的一个现实之径。在新文学前三十年的发展传统中,现代性作为新文学高扬的一面旗峡,引导着中国文学同西方的、世界的文学进行沟通、对话,并且试图在同世界对话的过程中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推向世界。五四一代学者的努力确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西方文化的“拿来”与“移植”,从而使得中国文化体系的现代性更新和民族文化现代意识的生长顺应了历史的脉动,推动且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裂变与新生过程。

6.1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与民族性的不懈追求
作为偏于一隅的延安,无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文化地缘上并不具备成为文学中心版图的优势,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立之后,对文化和文学的想象大多还是以五四和左翼的文学惯性为参照标准,即使有建立本民族文化的冲动和激情,在现实的层面还是存在诸多的障碍。随着整个革命形势的反转和文化体制规划的雏形的出现,如何建立一套既与政党政权形态相匹配,又与文化情势相适应的文学规范就显得迫切且必要。年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时提出了:“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拨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年毛泽东又提出了“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②“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以及“民族形式”以报告或者说以权威的讲话形式发布,直接促成了文艺界对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和探讨。此后围绕这一问题,不仅在延安时期,追及到当代文学,文艺界也多次围绕此问题展开了长时间、广范围的争鸣,而延安时期民族形式问题的争鸣则奠定了当代文学民族形式问题争论的的基调。延安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探讨不仅从理论层面廓清了文学发展的方向,而且为建立新的文学规范提供了一个定位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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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延安文学作为新文学的支流,既是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延续,更是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总结。新文学在经历五四、左翼之后它的归结和落脚点在哪里,历史意外而又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延安,而延安文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新文学向前推进的使命。延安文艺既不是五四文学简单地反叛,也不仅是左翼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深入,延安文艺带着青春的叛逆和狂想,既对五四的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又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再估量,既能将视野投向西方的话语资源——马克思主义,又能将根深深扎入民间,穿梭在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挑战与机遇中进行着新的文学构想和文学实践。作为新文学向纵深展开的一个汇聚,它的承续作用绝不亚于五四,历史也证明了延安文艺在承继现代文学,开拓当代文学格局中的重要价值。延安文艺对中国经验的书写冲动、偏好甚至偏执疯狂地传达出一个信息,它为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的呼唤、期盼和努力、追求、探寻乃至仰望。
对于延安文艺的现代性我们既要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视野中来关照,更要在历史细密的流动中探索它对中国民间文化传统从形式到内容的改造,延安文艺的多重性就在于它既是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性的体现,也是对中国民间传统的又一次充分的整合,更是一种新的美学塑造。这种美学塑造包含着西方现代性的质素,更多的是在对西方的借鉴和学习中,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影响,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学,这就是延安文艺的现代性价值所在,也是它的民族性价值所在。延安文艺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复调,是中国文学传统与西方文学观念的交融,还是民族国家叙事与阶级叙事的最大体现。
延安文艺携带着向传统文化致敬的态度,注重民间文化的再发掘,再发现,但是这种致敬的目的不仅是利用和传承,还带有对传统文化的再次反思和批判,是对传统文学在现代时期的一次更新和提升,这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延安文艺对现代性的追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毫无保留的借鉴与整合,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这个最富价值的问题也是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在对延安文艺现代性这一问题的考量和探索中渐渐浮现了出来。这是诱发对延安文艺现代性思考的一个起点。延安文艺是否具有现代性?如果没有,那么又是如何逃脱现代文学时期初期所建构的现代性的习惯的呢?如果有,它的现代性体现、表征、印记主要表现在哪里?这种现代性价值的影响如何?它又是如何与民族性契合,共同构建文学的审美?在对这些问题的求索和考察中,我们不仅检索到延安时期一些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如集体化创作,工农兵创作主体问题,还在这些探索中发现了太多令人困惑的问题,延安文艺的启蒙思潮,延安时期对鲁迅的评价问题(鲁迅既是文化偶像,又是要被打倒的对象),延安时期的审美话语的建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等等让人颇为难解的问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