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小说的叙事伦理

第一章 叙事空间的伦理维度

时间和空间是开展叙事活动和组织叙事作品的基本元素，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相关。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是时间和空间共同构成的综合体。正如法国评论家让-伊夫·塔迪埃在评论普鲁斯特的小说时说：“小说既是空间结构也是时间结构。说它是空间结构是因为在它展开的书页中出现了在我们的目光下静止不动的形式的组织和体系；说它是时间结构是因为不存在瞬间阅读，因为一生的经历总是在时间中展开的。”然而，传统文学评论大多重视小说的时间结构，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空间结构。1945 年约瑟夫·弗兰克发表了《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一文，明确提出了文学中的空间形式问题。弗兰克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非常注重对空间形式的运用，通过“并置”营造出空间场景来打破时间顺序，也就是说，作者尝试把空间形式作为克服时间因素的一个重要手段。至此，“空间形式”从时间的范围中脱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叙事要素，从而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现代小说家也认识到了空间要素的重要性，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更加自觉地发挥空间意识。就像龙迪勇在《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一文中所说：“很多现代小说家对空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总之，在现代或后现代小说家那里，‘空间’已经成为一种被有意识地加以利用的技巧或手段。”因此，对小说叙事空间的关注是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节 空间转换的伦理效应
米克·巴尔认为，在小说文本中，“当几个地点按族类排列起来时，就可与精神的、意识形态的和道德的对立相联系，场所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结构原则起作用”。这就说明，作家在构思小说时，精心设置了故事空间，并有意安排了几个空间地点之间的排列与转换。因此，文本中的故事空间不仅仅是人物行动的场所，也是特定道德伦理的空间化载体。朱天文小说中最常见的故事空间是眷村和台北，她对这两个特定空间的描写和呈现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空间与一定的价值标准和伦理观念密切相关，通过不同空间的对比和转换，能够表现出空间之间的文化差异。朱天文很多小说都涉及到了空间转换的问题，由此而产生的伦理效应是本节关注的重点。此外，小说中的人物在空间转换过程中，亦面临着不同道德与伦理观念的挑战，这其中的纠缠与阵痛正体现了作者本人的道德判断和伦理倾向。
一、她从眷村来——“存在空间”的伦理召唤
朱天文早期小说的空间背景主要以眷村为主。眷村是指 1949 年国民党集团战败之后，随军部队及其家属迁至台湾，共同兴建的军眷住宅区。朱天文生于眷村，长于眷村，其早期作品内容基本囿于她本人的眷村生活经验，多为青春记事，在生活的广度和思考的深度上，都有一定的缺憾。进入八十年代，台湾经济全面启动，商品化和全球化共同形成的巨浪，强烈冲击着眷村伊甸园般平静安逸的生活，商品交换关系慢慢侵蚀着眷村简单质朴的人际关系。同时，眷村的竹篱笆也随着国宅的改造和重建而不复存在。地理界线的模糊和心理阈限的消解，眷村人渐渐走出眷村，融入都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天文小说的空间背景由“眷村”转移到了“台北”。从 1982 年开始，朱天文参与电影剧本的创作，不管是创作视野还是创作心理都经历了“都市化”的洗礼。但从她的文字中不难发现，她所改变的仅仅是书写场景的转换而已。被拆掉的眷村，一直以一种特殊的记忆方式存在于她的心底。她对眷村生活，始终保有不可磨灭的情感。
..................

第二节 叙事空间的呈现及其与人物的伦理关系
叙事中空间的呈现方式，可以是直接呈现，即由叙述者直接描绘出空间形态。这是一种相对客观的呈现方式，像传统叙事开篇的背景介绍，以及穿插在文中的景物描写等等都是空间的直接呈现。也可以是间接呈现，即借助人物视角，表现人物眼中的空间形态。80 年代伊始，朱天文将叙事的空间场景由眷村转移到台北，倾尽笔力对后现代台北都市进行全方位的描写。1987 年发表的《炎夏之都》是她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捩点，王德威认为她从这回开始，“算抓准了写都市的调子，大事开展，痛快淋漓”。朱天文对台北空间的书写，大多通过人物视角呈现人物眼中的台北，这种呈现方式必然会带有人物对空间感知的伦理烙印。有关空间感知，米克·巴尔在《叙事学导论》中说到：“故事由素材的描述方式所确定。在这一过程中，地点与特定的感知点相关联。根据其感知而着眼的那些地点成为空间……空间感知中特别包括三种感觉：视觉、听觉和触觉。所有这三者都可以导致故事中空间的描述”。同样是台北，不同作品中的人物对它的感知各有不同，而人物与空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又体现出作者对于读者伦理判断的引导。
一、物欲之城
二十世纪末，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世界化的背景之下，台北悄然加快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市场的肆意扩张，资本的急遽增加，科技的日益革新，在给人们带来新鲜感和便利的同时，也在制造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弊端和问题。富庶丰饶的物质资源，热闹喧腾的消费景象，为都市人群布下了一个个陷阱。硕大的广告牌和高耸的摩天楼投下的阴影，如鬼魅般笼罩着都市人的内心。物欲横流的都市，以一种暴虐而无情的姿态，吞噬着都市人已经支离破碎的灵魂。朱天文的小说集《炎夏之都》和《世纪末的华丽》，把后现代都市症候剖析得淋漓尽致。主人公们游走在台北这座物欲之城中，以视觉、触觉、嗅觉、味觉等感官去感知都市空间。此刻，台北不再仅仅是故事的背景，而是成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并以其强大的主体意志——一种邪恶的意志，操纵着疲惫众生。
小说《炎夏之都》通过主人公吕聪智的视角，呈现出一个具有不同层次面貌的台北。首先是城市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光鲜亮丽的一面。“连栋大楼高过了夕阳的高度，像夹岸峡谷，下班的交通使谷底川流，遇到高楼空隙之间穿照而出的阳光，就在川面折射着金属片粼粼的闪跳……西边望去，熔熔斜阳里市景都曝了光，东边是金色沙砾里的一座海市蜃楼。”[29]公共建筑群的高耸和富丽，制造出一种狂欢的假象，令人眩晕。其次是城市光鲜背后颓败、混乱的原貌。“巷子湿湿的未干，沿途堆着集拢在一处的垃圾袋……高楼万户，大约每一户人家都开着冷气，白天不觉得，入夜之后，整个城市的谷底像一座燃动中的轮机舱，轰轰震响。蓦地一溜水滴滑进他后面的衬衫领子里，是凸出于楼窗外的冷气机落下的水滴，令他觉得，有如把屋内所有人的污汗都吸食之后排出来的废液，那样恶心的……”后现代城市空间不停吞吐着各种秽物，空气里弥漫的尽是腐坏、糜烂的味道。吕聪智面对这样的荒败现实，感到深深的嫌恶、恶心。
...................

第二章 叙事时间的伦理内涵

时间和空间一样，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要素。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对时间的使用权，但从来没有人能够对“时间”的概念做出明确的阐释。时间渗透在一切之中，所以我们对它无比熟悉；也正由于它渗透一切，我们一切思维活动都无法摆脱它的纠缠，因而显得不明不白。奥古斯丁曾形象地描述了这一困境：“时间究竟是什么？谁能轻易概括地说明它？谁对此有明确的概念，能用言语表达出来？可是在谈话之中，有什么比时间更常见，更熟悉呢？我们谈到时间，当然了解，听别人谈到时间，我们也领会。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就时间本身来说，它是一个中性词，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均等的。但如前所说，正因为时间具有不可描述和不可捉摸的特性，使得人类对于时间的思考成为一个永远不会停歇的终极命题，每个个体对于时间的认识也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主观的印记。

第一节 时间的瓦解——非线性时序
英国小说家爱·莫·福斯特说：“小说家永远不可在他的小说的结构里不去理会时间。……我有时候保持着时间的观念，有时候则并不保持。但是小说里却永远有一只时钟在嘀嗒作响。作者也许不喜欢他的那只时钟。”现实生活中，我们永远无法扭转或改变物理时间，但现代小说却为作家提供了改变的可能性。作家可以随意拨动或调整小说里时钟的指针，在小说时间里肆意驰骋嬉闹，以超越现实中物理时间的限制。关于小说叙事中的时间，热奈特指出，叙事中有一组两个时间的序列，即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这种时间上的双重性不仅使一切时间畸变成为可能，而且要求我们确认叙事的功能之一就是把一种时间兑换为另一种时间。胡亚敏在《叙事学》一书中更为具体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她借用德国学者的观点将叙事文本中的双重时间分别命名为“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就文本而言，故事时间是叙述时间的蓝本，作者通过一系列叙述手段解构故事时间，甚至将其完全藏匿于文本之中，但唯独不能忽视故事时间，否则叙述时间将失去依托而不复存在；同时，小说中的叙述时间绝不是对故事时间的简单复制和模仿，而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重新编排。朱天文在作品中常常出于文本需要，对故事时间进行切割并重新组合，使文本所呈现的时间打破了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界限，二者相互制约的关系会生发出一系列问题，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时序”问题。
“时序研究事件在故事中的编年时间顺序和这些事件在叙事文中排列的时间顺序之间的关系。”古典叙事时间通常以循环往复的时间—历史观为框架，基本遵循线性时间模式，采用顺叙的结构方式展开故事，在细节的说明上偶有倒叙和插叙，但整体上依然服从于顺叙的大结构。这种叙事时间的特点，正是以集体观念为准则、以和谐为根底，强调长幼有序、阶级分明的伦理社会的体现。而现代性伦理相较于传统伦理的不同，首先就体现在对古典时间秩序的解构上，它更关注人心秩序的建构。在《荒人手记》中，朱天文对时间作了煞费苦心的安排，通过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之间的错位，打破了传统线性时序的叙述模式，营造出一种独特的非线性时序，胡亚敏称之为“非时序”：“非时序是指故事时间处于中端或凝固状态，叙述表现为一种非线型运动。在这类作品中，不存在完整的故事线索，共时叙述代替了历时叙述。意识流小说中就经常出现这种共时平固叙述的方式，不同时间里发生的事件以及各种奇思异想借助某一契机在瞬间同时呈现出来。”非线性时序恰恰体现了现代伦理观念的多元性，小说不再秉承单一、顺序的价值体系，而是依据人物的伦理感觉和心理变化展开故事情节。下面就结合《荒人手记》展开具体分析。
...............

第二节 时间的歧径——慢叙/离题书写
在叙事学研究中，叙事速度是叙事时间命题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热奈特在《新叙事话语》中，按照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关系，区分了叙事速度的四种基本形式：概要、停顿、省略、场景。其中，概要和省略是叙事速度加快的表现，场景是匀速叙事，而停顿则是叙事速度放慢的体现。米克·巴尔在分析叙事节奏时，进一步分析了“停顿”和“减缓”两种放慢叙事节奏的手段，在这两种情况下，素材时间远小于故事时间。对叙事速度的安排和调整，是作者有意而为之，体现了作者对于文本和叙事的深度思考，因而叙事速度是叙事伦理的文本表现形式之一。本文将一切打断叙事正常时速的文本表现称为慢叙，而对于作为一种重要的慢叙手法的离题书写，本节也将结合具体作品做进一步分析。
埃里克·S·雷比肯在《空间形式与情节》一文中，探讨了小说使用的三种不同的报告方式：叙述、对话和描写。他指出，“叙述在阅读时间里所报告的事件要大大短于实际时间，对话在阅读时间里所报告的事件大约等于实际时间，描写在阅读时间里所报告的事件要大大长于实际时间”。也就是说，当叙述呈现为“描写”状态时，阅读时间要远长于故事时间，叙事速度就整个地被放慢了。作者通过慢叙营造出了充足的阅读时间，借此来深入地描述小说中人物的伦理感觉和生命体验。与此同时，读者也有充足的时间进入相应的伦理情境，对人物进行伦理关照和伦理同情。慢叙法在《荒人手记》中得到了很好地运用。譬如小说一开始，叙述并没有直接进入故事情节，而是以荒人的内心独白单独成立一个章节。小说的时间处于不流动的状态，近乎于一种凝固、停滞。就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一样，在时间静止的这一瞬，读者得以走进荒人的内心深处，着迷于作者诗化的语言，而忘记了故事情节的行进，阅读时间被无限地延长。又比如：
“他望着大海的侧面，现今我才醒悟，因为根据后来我丰富的经验，那是痛快做过一场之后的脸。是红潮跟汗退尽但皮肤细胞尚充气未消时的脸，白若凝脂。衬出像画在它上面的墨黑的眉毛，润红的唇片。以及，眉睫层中的眼睛，渺目烟视，仿佛在看着激情的余温像天边晚霞一点一点黯淡下去。这个面容，当时使我好慌张避开，专心极了的望大海。”当叙事以这种“描写”的状态被呈现出来时，几乎停滞的时间阻碍了情节的继续发展，却让读者拥有了充分的时间驻足观察、思考。这只是“好慌张避开”的一瞬间，但荒人眼中阿尧脸上的眉毛、嘴唇、眼睛种种细节被描摹得细致入微，读者得以追寻着荒人的目光，去凝视这一瞬间看到的景象，慢慢阅读荒人这一刻的复杂思绪。在描写的段落中，读者和荒人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读者能够清晰感受到荒人所感受到的一切。时间的停滞，还使得读者的视线能够和荒人的视线重合，对于被描写的对象进行凝视，这就类似于热奈特在分析普鲁斯特作品时提到的“凝望”：“普鲁斯特的凝望既不是瞬间的闪光，也不是一时被动的闲适的出神：它是精神的、常常也是体力的紧张活动。”正是在这种通过慢叙制造的停顿中，读者才得以走进荒人的内心，贴近他那被情欲和伦理拷问得千疮百孔的灵魂，从而对他产生伦理同情。
....................

第三章 叙述者和视角的伦理意义................... 27
第一节 叙述者和视角.................... 27
第二节 叙述者干预与叙事伦理............... 29
第四章 面向他者的叙事伦理...................... 35
第一节 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 35

第四章 面向他者的叙事伦理

从作者角度出发来探讨小说的叙事伦理时，亚当·纽顿将列维纳斯的伦理学观点运用到叙事学中来，认为作者叙事的“已说”传达的其实是“伦理言说”，是对无限他者的伦理回应。“已说（said）”和“言说（saying）”的概念都是来自列维纳斯，基本含义分别相当于已有的道德准则和境况产生的伦理问题。本章参考列维纳斯重视他异性（alterity）的他者哲学，挪用其“脸庞”和“言说”的观念，结合朱天文几部重要的小说作品，探讨作者如何经由书写，实现对他者脸庞及伦理言说的回应，并进一步考察作者如何回应当代与他者的伦理召唤。

第一节 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
笛卡尔一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将主体建立于自我之上，成为西方哲学以自我为中心的本体论的先导，并渐渐陷入了“唯我论”的哲学困境。为了走出主观自我的瓶颈，哲学家提出了“他者”问题，这成为 20 世纪西方哲学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各个哲学流派都从不同角度对“他者”进行了解读，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以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等。尽管思想内涵不尽相同，但他们至少在承认“他者”问题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列维纳斯站在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立场上，对这些流派的观点进行了超越性的诠释和整合，同时他反思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将其表述成哲学命题，从而建立了以“他者”为核心概念的伦理哲学体系。
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是对传统西方哲学本体论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结果。他认为，以自我主体为中心的本体论是一种唯我之学，即自我之外的一切都源于自我、为了自我并为自我所决定，这就必然导致对他者的压制和遗忘，抹杀了他者的独立性。列维纳斯的他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他人，因为后者可以被自我同化或吸收。列维纳斯认为，“‘他者’是绝对的相异者（alterity），‘他者’的意义，就在于‘他的绝对他性’，在于他的‘超越性’。这种源始的超越性赋予‘他者’一种高度，即一种伦理价值和神圣性。”可以说，列维纳斯的他者是全然异于自我的他者，他者抵御着自我主体的压制和统摄，拒绝被同化或吸收，是一个无法被自我规划的、独立在自我之外的主体。而自我主体的建构，是基于他者无尽的干扰和塑造。列维纳斯认为主体具有先验的道德意识，自我在一种回应于“善”的伦理欲望的驱使下，为他者负责，并积极回应他者无限他异性所发出的伦理召唤。自我和他者呈现出一种不平等的伦理关系，自我始终为了他者服务且不求回报。
.................

结语
自 16 岁发表小说处女作以来，朱天文的文学创作历程已经接近四十年之久。从“三三时期”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到世纪末华丽的都市情结，再到“站在左边”的边缘书写，无论是在创作风格还是写作内容上，她都积极进行了探索、尝试和转型。朱天文所走过的那条漫长而多彩的文学之路，仍然在坚定地向前延伸、铺展，因而任何相关的研究都不是一种“盖棺定论”，而只能是一种“断章取义”。
从创作数量上来看，朱天文算不上一位多产的作家，至今完成的长篇小说只有《荒人手记》和《巫言》两部，她经常要挪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去进行电影剧本创作，这些优秀的剧作在给她带来国际性荣耀的同时，也丰富了她的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但她从来没有忘记，写作才是她的人生志业。在凭借《荒人手记》获得第一届时报百万大奖的即席感言中，她说道：“写长篇，仅仅是为了自我证明存活在现今这个世界并非一场虚妄，否则，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存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当她隐居起来潜心写作时，可以褪去浮躁和华丽的外衣，向文学献上一颗最本真的赤子之心。正是朱天文的这份虔诚与专注，才让我们在阅读她的小说时，不仅仅是在看别人的故事，看她的故事，也在看我们自己的故事。
本文从叙事伦理的角度分析朱天文小说作品，探讨叙事策略背后的伦理问题，该论文选题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一方面因为叙事伦理理论的复杂性，国内外学者它的概念和内涵都有不同的阐释，这就导致研究方法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台湾文学的历史底蕴、文化语境和社会意义是十分深厚、驳杂的，要对作品形成一个整体而正确的认识，并灵活运用到论文写作的实践中，需要论者以广泛深入的阅读和深刻独到的见解为基础。这两方面本人都做得远远不够，很多论述都只是浅尝辄止。论文前三章从文本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小说叙事空间的建构、叙事时间线索的组织、叙述者干预功能和叙述视角的设定，对小说进行叙事学分析，建构文本独特的伦理诉求。第四章是从作者角度出发，将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运用到叙事学中，探讨作者叙事的“已说”如何传达 伦理“言说”，以及如何回应他者的伦理召唤。朱天文小说的叙事伦理内涵，可以从理性和感性两个方面进行概括。所谓理性，就是指小说伦理对于传统道德规范、社会准则及人与人的伦理关系的书写。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