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躁凌厉”与“平和冲淡”——论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矛盾与同一

一 、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矛盾性

周作人曾经是走在五四革命前沿的战士，此时他的散文无论是题材选择还是艺术特色都呈现出“浮躁凌厉”的特色，然而就在周作人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呐喊助威时，他的内心也隐隐存在着一些疑虑和困惑。正如周作人作于 1919 年 2 月 15日的新诗《小河》中所描述的那样，他忧惧那“可怕”的后果。五四的落潮带给了周作人太多的苦闷和不满，他一直在斗争和隐退之间作着痛苦的挣扎。作为青年人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尽管他的内心一直想要大隐于市但是他依然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了时代的潮流，而在这期间发生的“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以及后来的“清党运动”无一不动摇了周作人的意志，并最终促使他卸掉了战士的桂冠和盔甲。1924年 2 月周作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了文章《教训之无用》和《不可讨好的思想革命》首次谈到了他“启蒙救国”梦想的失败，并在 1928 年作了文章《闭户读书论》一文，提出了“闭户读书论”一说，自此周作人便一转文风，决口不谈时事，开始了在苦雨宅中的寂寞挣扎，创作风格也转向“平和冲淡”。虽然两种风格的散文创作都是周作人先生的真实写照，却有很多对立之处。

（一）题材选择方面的矛盾性分析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在题材选择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呈现出对立的现象，他“浮躁凌厉”的作品多为关心时事的杂文，而“平和冲淡”的美文则是闲谈鸟兽虫鱼，抒写生活情趣。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创作极其旺盛，曾经两次撰文批判黑幕小说，也曾为文学研究会撰写文学宣言，并率先提出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主张。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杂志期刊如《新青年》、《语丝》、《新潮》、《少年中国》、《小说月报》、《努力周刊》无不刊登过他的文章。周作人早期的杂文主要收纳在《谈虎集》和《自己的园地》中，然而他所做的时事文章数量远不止于此，因为周作人本人并不喜欢自己这些政治化的文章，也竭力想抹去自己作为战士的这一历史。这些早期的杂文是周作人全部散文发展的源泉，也是他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周作人一转文风后，决口不谈时事，无论当时政治风云如何翻云覆雨，其他作家如何抉择，周作人都安静的坐在苦雨斋中，用文字叙写着鸟兽虫鱼，回忆已故之友，写一些呈现民俗和生活情趣的小品文，由此形成了两种散文风格上的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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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特色方面的矛盾性分析
周作人的散文在艺术特色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他“浮躁凌厉”的作品言语浓烈尖锐，文中多辛辣讽刺式的幽默。而“平和冲淡”的作品言语平淡婉曲，多闲谈式的幽默。
1.浓烈尖锐的言语与平淡婉曲的用词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周作人是一名英勇的战士，他总是针对广泛的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旧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针对当局黑暗统治的杂文更是针砭时弊，言辞犀利。在封建复古势力的回潮、上海五卅惨案、女师大风潮事件与“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大义凛然的斗争精神，发表了《天足》、《野蛮民族的礼法》、《萨满教的礼教思想》、《论女裤》、《抱犊谷通信》等一系列文章，充分运用了自己掌握的宗教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知识，将封建礼教的非人性本质揭露殆尽。那些被作者称之为“人事的评论”的散文中，他不加掩饰的批判了反动军阀的无耻行径，将矛头直指女师大事件中的章士钊、陈西滢、徐志摩等人，如《包子税》一文：“今天我因无事，又踱进公园里去，顺便在长美轩买了五个包子，计大洋一角，可是阿哊，伙计硬要我再拿出四个铜子来，说这时叫什么四种特税，凡是看戏，嫖妓，上馆子，住客店，都要值十抽一，所以我应该被捐洋壹分。”以买包子也要交税之事讽刺了当局者横征暴敛的无耻行为。又如《死法》一文，作者先是分析了世间的死法，“寿终正寝”和“死于非命”。接着细化寿终的种类，引出非命的好处在于突然，对比了若干种非命的死法后引出了周作人的心声，对三月十八日大学生胡锡爵君被害事件的看法，写到：“如此死法，抵得成仙！”整篇文章周作人虽然没有开门见山的斥责反动军阀的残忍行为，却正话反说，句句充斥讽刺锋芒，直指反动军阀屠杀进步学生、无辜群众和革命者的暴行。
周作人的杂文借鉴了日本现代散文家户川秋骨幽默与讽刺的写法，采用正话反说的写作方式，引证有理有据，分析戏谑洒脱，语言虽然含蓄，却能收到很好的讽喻效果。被讽刺人虽然看的不舒服，却找不到被骂的凭据。周作人自己将这种讽刺的辛辣感比喻为芥末，他的文笔虽然称不上是“匕首”“投枪”，但却自有泼辣尖锐。
周作人平和冲淡系列的散文，语言舒缓而婉曲，不做作，不矫饰，使人读后产生一种平静而质朴的感觉。这类作品既让人感觉不到作者的感情波涛，也让人琢磨不到作者的喜怒哀乐，一切都是淡淡的，含而不露，隐而不显。仿若作者在讲他人之事。故而给人一种宁静而悠远的美感。他说：“人的脸上固然不可没有表情，但我想只要淡淡的表示就好，”如《北京的茶食》一文，作者平铺直叙的写到，自己在东安市场买了本日本的书，书中说东京的点心都不好吃了，由此他联想到北京建都五百余年，至今却没有留下什么有滋味的茶食，自己在北京呆了十年，也没有找到北京好吃的茶食。并且写到对于二十世纪的所谓国货自己也不喜欢，而是向往老店，因为老店能够满足他对于安闲生活的幻想。最后作者写了我们的生活需要一些“无用的游戏与享乐”这样生活才能有滋味。而现在的中国人的生活，“极端干燥粗鄙”。文章语言非常平淡只是由日本书联想到没在北京没有好吃的茶食一事，但却充满哲思和智慧，让人读后对生活有了更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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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同一性

在当前的周作人研究中，学者们普遍注意到了周作人创作风格上的突变，并认为这种变化显示了周作人在人生立场和价值观念上的对立和倒退，然而这种观点的得出是在民族救亡宏观视野下进行考察的，并没有分析周作人的写作内里，如果仅从周作人创作的内在理路出发，两种风格的创作具有同一性，即他始终坚守和延续着同一种价值追求。

（一）对纯文学的追求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纯文学探索较早之人，他的一生始终都在坚持纯文学的创作理念，践行纯文学的创作活动。
早在 1908 年周作人就开始了对“纯文学”的尝试，他首先从词源上进行了考察，从拉丁文 Litera 及 Literatura 入手，并阅读了大量的文献，最终认可了美国人 Hunt关于文章的说法:“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及都凡，皆得领解，又生兴趣者也”。因为这一观点不仅解释了纯文学的内涵，还辨别了文学和学术。1919 年的周作人走在“五四”的前沿，是勇猛的战士更是年轻人的精神楷模，出色的启蒙者，然而他并没有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社会功能，而是强调审美性。
1922 周作人发表了《自己的园地》一文，文章开宗明义的写到：依着自己的内心在园地上种的是蔷薇地丁，虽然小且看起来没用，但是这顺从了自己的内心，体现了对个性的尊重，况且社会也“迫切的需要蔷薇和地丁”。针对别人说他主张的是“人生派的艺术”，周作人这样写到他对“为人生的艺术”的不满之处：“‘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不很妥当”而“‘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他提出了自己心中赞同的文艺观:“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性”。在周作人看来文艺是人生的，但是文艺不是为人生的。不是用来教育和感人向善，寄托教训的，而是表现情感，表现自我的。随后周作人又发表了《文艺的宽容》一文，提出文艺的本性是宽容的，因每个人的个性各不相同，所以文艺也各不相同。文艺的生命本是自由而分离的，所以对待文艺要宽容，这样文艺才能发展起来。文艺的宽容并不是忍受，而是不用权威阻碍他人的发展，如果权威来阻碍自己发展时要反抗而不是忍受。文章最后周作人写了旧派因为不合发展个性的条件，因此不在宽容范围之内。
1925 年周作人宣布“文学店”关门，此后他的作品与他所声称的几乎一致，以平和的笔调写自己心中所想，再不写半分取悦别人的东西，彻底的贯彻和践行了自己心中的文学观。面对 30 年代文艺的社会功利性和政治功利性日益强化，文艺逐步走向一体化的情况，周作人逆流而上勇敢的站了出来大声疾呼,倡导个人主义。1930年代与革命文学论争时，周作人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文学观念，运用古代文学中的言志一说，反复论述文学应当从抒情入手，而不是出于政治和社会的功利性。1932 年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给文学下了定义，“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此处它只添加了“思想”一词，感情、个人、无功利，这些关键因素以及文学是表现自我情感这一思想他都是始终坚持着。周作人不仅在作品中对文学表现个人情思，文艺的无功利性进行阐述，更是一生都在坚持和践行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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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人”的坚守
周作人核心的文学观念是“人的文学”，这是他追求人道主义文学的重要途径。新文化初期，人们对于新文学的的认识还并不清晰，处在一种众说纷纭的状态下，陈独秀、胡适分别从“三大主义”和“八不主义”对新文学进行了规范，但这些理论太过规范。周作人在此时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对新文学的本质是“人的文学”进行了阐述，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巨大影响，之后他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自己的园地》、《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等文章。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站在救亡图存的角度对“人”进行解读，周作人却坚持从生理和心理的层面，在灵与肉的统一中进行把握。他在《文艺上的宽容》一文中写到文艺“是个人的亦是人类的”。由此我们可以从人类的价值追求以及人的价值追求两方面对周作人“人”的坚守进行探析。
关于人类的价值追求，周作人对此提出了三种观点：一是强调改善人类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互惠互利的，而不是勾心斗角的相处；二是关于物质生活，应各尽所力，各取所需；三是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人力以上的因袭守法，使人能真正享受来自真实的幸福。周作人非常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他提出观察、分析、研究社会问题时要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要坚持人道主义精神。他不仅在整体上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更是十分关心妇女、儿童、平民等群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用文字来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并为他们营造适合的生存和文学环境。他在《小孩的委屈》一文中写到：“小孩的委屈与女人的委屈，——这实在是人类文明上的大缺陷，大污点。”“以前人们只承认男人是人，（连女人们都是这样想！）用他的标准来统治人类，于是女人与小孩的委屈，当然是不能免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多数作家都着重关注时事问题，或是诉诸生活苦难，周作人则能更为全面和真实看待生活。他曾为废名说话，他认为废名的作品虽然不是大的悲剧或是大的幸福但是记录了平凡而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的生活就是平凡而细琐的。
周作人不仅要求文学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更强调文学要关注“个人”的价值。他强调的“人道主义”并不是简单的“慈善主义”，而是要求每个人从自身做起讲人道，爱人类，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在周作人看来，强调人的价值与群体价值是殊途同归的，群体的价值就是一个个真实而独立自主的个体。文学之于人的价值有很好的表现作用。文学就是表现自我，抒发情感，是个人独特思考的文字表达。也正是因为在周作人看来文字是用来抒发胸臆的，他在对待古文的态度上也不像当时其他作家那般决绝。在他看来无论是古文还是白话文，只要能很好的表达自我情感就是可用的。他在《国语文学谈》一文中写到，大家一提到国语文学就联想到了白话文，但文言中也有不少很好的文章。而且文言和白话都是华语的一部分，就像满洲与中国的关系。五四前，古文处于正统地位，这时攻击它是对的，但是现在已经“列入齐民”???，如果还不承认，就如同说满洲人是他国人。周作人写到“我相信古文与白话文都是汉文的一种文章语，他们的差异大部分是文体的，文字与文法只是小部分。”周作人曾经反对古文时也是因为古文往往是遵命文学，而遵命文学便是不能表现作者的心中所向。所以周作人反对古文其实是希望作者能够坚持对文学的态度，坚持文学是用来表现个人价值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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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作人散文矛盾同一的原因分析 ............................ 23
（一）外因分析 .......................................... 23
1. 对社会政治的忧患 ................................. 23
2. 对启蒙的质疑 ..................................... 24

三、周作人散文矛盾同一的原因分析

周作人散文呈现的矛盾同一性引起过很多研究者的注意，大部分研究者都将周作人“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创作风格的对立同一归结为“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但是这种分析仅停留在说明现象的层次上，并没有解释清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也有研究者将周作人这种特殊的创作现象归结为是“隐士”与“叛徒”的冲突谁占上风上，但这一观点空泛，大而无当。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呈现出的矛盾性与同一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创作现象，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更是作者本人复杂的思想内涵、独特的个人气质和矛盾的审美取向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外因分析
1. 对社会政治的忧患
20 世纪初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激发了周作人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使他的作品从始至终都存在着反抗性。作为走在时代前沿的知识分子，周作人表现出了对国家命运的高度关注。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周作人写下了大量杂文，他不遗余力的抨击封建旧文化、旧理念，宣扬西方价值观念。希望通过文艺来重塑国民性，实现民族的崛起。
周作人生于 1885 年，当他开始接触社会、思考人生时，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列强瓜分我国领土的狂澜都在周作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同鲁迅一同阅读和翻译匈牙利、波兰、俄国等国家被侮辱被损害的民族文学，积极探索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道路。1921 年在为文学研究会撰写宣言时周作人就表示文学是一种工作，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1925年 8 月 12 日，他在《京报副刊》上所刊载的《与友人论章杨书》中写到：“我现在对于学问艺术没有什么野心，目下的二作是想对于思想的专制与性道德的残酷加以反抗。”此时的周作人有着对民族劣根性的忧虑和深重的忧患意识，对文艺的功利性也是认可的。
“五四”高潮过后，周作人虽然依旧坚持写文章抨击封建专制，弘扬新道德，斥责复辟倒退力量，但斗争的同时，周作人开始动摇，渐渐产生了逼退的想法。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一些恬淡而闲适的散文，这些小品散文中常常能看到他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忧，他虽然坐在苦雨斋中看似清闲舒适，但内心深处依旧时时挣扎。对社会、对国家的忧患使他即便在创作闲适之文时也透漏出不平之气，这时他的作品《我们的敌人》、《闭户读书论》、《沉默》、《在女子学院被囚记》、《三礼赞》等，虽然艺术味较重，态度也较为松弛，看似蔼然但其中暗含杀机，调侃之言也多为反语，内容和《谈虎集》相当接近，多是间接的表达作者对当局者做法的不满，具有启蒙性质。虽然周作人散文风格出现了转变，但是无论哪种风格都是在 20 世纪初中国大的时代背景下所创作的，正是内忧外患和时代转型的特殊年代激发着周作人传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使他的作品始终有所坚守，一生致力于对旧制度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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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周作人对我国 20 世纪散文的贡献是无疑的，他的散文创作虽然出现了两种风格，但无论哪种风格的散文都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周作人散文创作上的转变和坚守反应了他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一生所坚持的独立思考。作为一个具有独立自由精神的个体存在，他在散文创作上的转变虽然在当时的年代为人们所不解，但是我们应该尊重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并且应该更为深入的对其作品进行研究。本论文基于对周作人散文文本的分析，结合周作人的文学、社会活动阐述了周作人两种散文风格的矛盾同一关系。希望通过这一分析能够对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有更深刻的理解，更好的认识其作品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