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在对比中我们还发现，留学生对兼类词的使用存在词性频度的高低排列与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数据相反的情况，如“进步”在现汉汉语语料库中的形容词词性和动词词性的使用频度分别为104，13和2.31，在中介语语料库中的数据则分别为22.82和161.35。那么，留学生在学习和使用兼类词时究竟与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还有哪些区别和联系?在多大比例上两者的词性使用频度高低是一致的，又在多大比例上存在词性使用频度相反的现象?是不是存在留学生母语背景的影响?《大纲》中兼类词词性失注的情况究竟有多少?我们将在本研究中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统计、描述和分析。
2.文献综述
2.1兼类词的定义和区分
兼类作为词类划分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历来受到语言学家们的重视，很多人都曾对现代汉语中词的兼类问题做过论述，将这些论述综合概括可以概括为两点:一、兼类词是同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主要语法功能，二、兼类词的意义具有相关性(吕叔湘，1984;陆俭明，1994;朱德熙，1995等)。周源(2002)，安华林(2005)，马前(2006)等也都对汉语词的兼类现象做了相关阐释。兼类词的区分主要在与多义词、同音词和词类活用等的区分。在现代汉语中，兼类词属于多义词的一种，它一方面区别于同音同形词，又与词类活用不同。马乃田(2003)认为多义词和兼类词属于不同学科研究的范畴。多义词是词汇学研究的范畴，“它着眼于词的内部”，表现的是词的词汇意义。而兼类词则是语法学研究的范畴，它着眼于词的外部，表现的是词的语法功能(包括词法功能和句法功能)及语法意义。葛本仪(2006)通过分析兼类词与同音词、同形词等语言现象的区别，明确指出多义并不一定兼类，兼类词却一定是多义词。郭锐(1999，2002)把兼类词区分为异型兼类词和同型兼类词两种。异型兼类词指词义不同的兼类词，如“领导(动、名)、锁(动、名)、死(动、形)，也有人认为这些实际上是同音词。同型兼类词指词义相同的兼类词，如“研究、调查”等。郭锐指出，异型兼类词必须处理成兼类词或异音词，但同型兼类词则从理论上说不一定处理为兼类词，这与研究者的划类策略有关。本文认为，关于所谓异型兼类词与同型兼类词二分是基本可行的，但是并非总是能够截然区分异型兼类词与同型兼类词。比如，“领导”这个词就可能兼属异型兼类词和同型兼类词，在“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的“领导”就与“共产党领导工农闹革命”两句中的“领导”词义相同，但前者表示指称，后者表示陈述，词类性质有区别。此外，“领导”的指称用法既有自指也有转指，其中转指用法不仅词类不同，词义也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坚持词有定类的观点，在处理兼类现象时，语法学界往往有意识地控制兼类词的数量。同音词是指语音相同而意义之间并无联系的一组词。根据书写形式的不同，有同形同音词和异形同音词，如果说兼类归根结底看作是一个词，那么同音则被看作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词。究竟是同音还是兼类要看其意义是否相关联，意义有联系的是兼类，无联系的是同音，这是二者区别的根本标志。词的活用是指为达到某种修辞效果，某类词被临时用作他类词。兼类词所具有的语法功能具有一定的稳固性，不是临时性、偶尔出现的，有别于词类的临时活用。综上，本文认为，所谓兼类，是指同一个词(读音相同，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经常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词类的语法功能。
2.2概括性的兼类词研究
有多位学者对词类划分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如卢甲文(1982)，崔应贤、邵金远(1997)，胡明扬(2000)等，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划分词类，要根据词占据语法位置的能力即词的语法功能。语法功能包括两个方面:(1)做句法成分的能力，(2)与别的词组合的能力。郭锐(2001)计算了汉语主要语法功能的相容度，认为不可能简单的根据分布上的相似性划分词类，可以通过分布同语法意义的对应关系推断词性。另外他在《词频与词的功能的相关性》一文中阐述了“与词频负相关或无显著相关的功能就是这个词类的本职功能，那些与词频正相关的功能就是这个词类的兼职功能”的观点(郭锐，2001)。朱学锋、俞士汉、王惠(1997)结合研制电子版的“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过程中大规模划分词类遇到的问题及采取的策略以实例证明了划分词类不应依据意义而应该依据语法功能。张虎、郑家恒、刘江(2005)，张虎、郑家恒(2008)也对大规模语料库的兼类词标注进行了研究。周强(1994)分析了汉语的多类词现象与汉语词类标注的困难，介绍了汉语词类标注中的规则排歧和统计排歧的处理策略以及规则和统计相结合的处理思路。张丽静(2002)，黄德根、张丽静、张艳丽、杨元生(2003)等也对规则与统计相结合的兼类词处理机制进行了研究。王广正、王喜凤(2008)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则优先级的词性标注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兼类词词性标注的正确率不高的问题。另外，张海铭(2005)对现代汉语词兼类现象的成因进行了探讨，认为“这种语法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从词义派生、吸收欧化语法、词类活用和普通话吸收词的方言用法四个方面探求”。苏宝荣(2005)认为词语兼类的功能显示与深层语义有密切的关系，原始义位所含或潜隐的深层语义特征是词语兼类的内在原因。
2.3各个类型的兼类词研究
2.3.1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兼类的研究
对于三大实词的研究一直是兼类问题研究的中心，多数文章在其他的类型上要么稍有涉及，要么干脆不涉及，忽视它们的存在(周源，2002)。朱德熙、卢甲文、马真(1961)在早期讨论了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名动词”这个概念由朱德熙先生提出，指具有名词性质的动词，不是指动词名化(或名物化)。针对朱德熙先生提出的判定标准，裘荣棠(1994)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最好不要把能做形式动词的宾语或能受名词直接修饰看作确定名词的标准。动名兼类是兼类现象中被研究的最多的一类。早期，陆丙甫(1981)、林立(1982)就其区分和判断标准等问题有专文讨论，九十年代有胡明扬先生(1995)的计量研究。陈一(1998)对动名兼类词与N的V/N结构进行了研究。彭仁超(2007)探讨了施事类动名兼类词的兼类规律和兼类限制条件。文章从词义特征的角度来讨论施事类动名兼类词的兼类途径和限制因素，并根据相应的认知规律对相关现象进行了阐释。另外，温锁林、刘开瑛(1998)结合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特点和需要提出了鉴别名动形兼类词的两种方法:并列类推法和同境类推法。刘亚杰(2005)运用频率统计的研究方法对汉语名、动、形词类标注有分歧的词进行了详细考察。石定栩(2005)从句法表现的角度考察动词性主语和宾语问题。动词性成分充当主语或宾语时的句法地位，出发点是朱德熙先生关于动词的指称功能和陈述功能的论述。她认为动词性成分在充当主语或宾语时的句法特性并非完全统一，所以朱先生的两分法是正确的。不过，指称和陈述在理论上不构成对立，用来描述这类动词性成分的功能在操作上有困难，建议以名词化和名物化来描述。许艳辉(2006)在《现代汉语名词的形容词用法研究》一文中对兼类词用法中比较新的语言现象，名词的形容词用法进行了研究，她认为，传统语法中彼认为是不合法的组合形式并不影响我们对词语具体语义的理解，相反，却从语义上增添了更多的原名词所不具有的表达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从而使整个句子获得了更好的表达效果，名、形兼类词特别是名词的形容词用法具有语义、句法、语用上的价值。
2.3.2其他兼类的研究
吕叔湘、饶长溶两位先生(1981)首先提出“非谓形容词”的概念，朱德熙先生把它叫做“区别词”(1982)，这一名词为汉语语法学界所接受。但区别词的性质和内涵还存在许多分歧，其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之一是部分区别词是否跟副词兼类。庞可慧(2003)对区别词兼类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第一、它们的性质不同，“区别词表示的是事物的属性，有分类的作用。”副词表示的是程度、范围、时间等意义;第二、修饰名词性词语的副词不多，修饰名词性词语时有诸多限制;第三、副词修饰名词性词语时中间不加“的”，而区别词修饰名词性词语时大多可以加“的”。张谊生、杨一飞(2006)《副、区兼类词的句法分布及功能发展》一文以实副词和区别词这两类前加词中的一百来个兼类词作为考察的对象，通过选取一些典型成员加以全面的功能描写和精确的用频统计。通过对副、区兼类前加词的典型分布和非典型分布、表义方式和变化状况的分析与比较，尝试揭示了其词类地位和发展趋势。另外，张谊生(1996)在《交互类短语与连介兼类词的分化》一文中对“跟，’.“和”、“与”、“同”四个连介兼类词及其组合的结构形式进行了研究，归纳了六种与之同现的区分标记的形式和作用。维新华(2005)在《现代汉语单音节副词的兼类考察及认知解释》指出，现代汉语副词是一个封闭的词类，单音节副词相对更少，但兼类却达到40%左右，它们绝大多数是副词形容词兼类和副词动词兼类，而且共同的语义特征是表示相对模糊的主观程度。如果把词类和句子成分对应看成是一种标记模式，那么单音节副词的兼类现象恰恰处于一种有标记和无标记的中间状态。以上各文在对兼类词的研究上突破了集中在名动形的局限，但没有人从实际使用的角度进行研究，所以其成果尚难说深入，也没有文章涉及到面向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汉语教学。
2.文献综述............2
2.1兼类词的定义和区分............2
2.2概括性的兼类词研究............3
2.3各个类型的兼类词研究............4
3.问题的提出............11
3.1研究的背景和范围............11
n3.2研究方法............12
4.兼类词的总体状况............14
4.1前期的数据处理............14
4.1.1语料库及相关数据............14
结论
由于所依据的两个语料库数据的限制，本研究没有能够对留学生所使用兼类词的正误情况进行分析，也没能进一步对兼类词各义项的使用作进一步的探讨。我们推测《大纲》失注可能是中介语库在某些数据上低于现汉库的原因但没能做进一步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就此深入对现汉库与《大纲》的对比统计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也可以在音节上加以区分或者在统计的基础上进行实验研究进一步检验统计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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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华林(2005)从两种词表看名、动、形兼类的处理，((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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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一(1998)动名兼类词与N的V/N结构，《求是学刊》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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