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选题缘由
进入 21 世纪初期，中东地区仍然是世界上最具战略价值，并在世界能源市场占据最重要位置的地区之一；同时更是地区外大国争相拓展影响力的重要地区之一。二战结束至今，中东地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而从冷战初期开始，美国就把以色列视作安插在中东地区的一枚楔子。冷战结束后，美国中东战略的重要目标是维护中东地区的均势与稳定，而这又主要是通过维护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存在和优势地位为基础来实现的。因此纵观两国关系的大体过程，美以关系的远近即是美国中东战略的缩影，保障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需要。1948 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支持是以色列得以建国、强国的关键；美国全方位的支持，更是以色列在与周边阿拉伯邻国对抗的同时，兼顾并保障本国自身经济、社会等方面正常且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美以关系的存续及发展态势对以色列国家生存、安全及发展至关重要。美以关系本身也对整个中东地区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观察这一组重要的双边关系时，也要注意它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之中。2010 年底始于突尼斯的中东剧变席卷整个中东地区，也对美以关系及两国的中东战略造成了严峻挑战。其一，美国作为对中东地区影响最大的地区外大国，在中东剧变开始之前，已经开始将战略中心转移出中东地区，其中东战略明显呈现出收缩态势。然而，中东剧变明显打乱了美国的既定战略部署，且中东剧变仍在进行中，使美国在中东面临新的挑战。其二，对以色列而言，此次中东剧变使其安全环境和安全战略面临又一次严峻挑战。在以色列邻国发生的政局突变，无论是埃及局势的反复更迭，还是叙利亚危机的恶化升级，都发生在以色列周边，这不仅对以色列的安全环境构成巨大威胁，而且还加剧了其战略环境的恶化。此外，剧变导致中东地区原有的力量平衡被打破，使以色列面临更多地区孤立、更多恐怖主义威胁的前景。而且在 2010 年底的中东剧变发生之后，任何有关中东地区的研究或决策都无法忽视“剧变”带来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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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作为当前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两个重要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此前，不少前辈学者都对“美以关系”和“中东剧变”展开了独立研究，也让笔者受益匪浅。以下分别就相关论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简单梳理分析，以期对本选题有更深刻的理解与认知。
1.2.1 美以关系美以关系
作为后冷战时代最为特殊的双边关系之一，历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而且因为美以关系的内容渗透到战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个人等各个方面，因此探讨其形成与发展也有多种研究角度。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内关于美以关系的历史沿革方面，主要著作有：李伟建等著述的《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①，赵伟明的《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②，高祖贵的《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③，彭树智主编、王铁铮、黄民兴等著述的《中东史》④，张倩红的《以色列史》（修订本）⑤以及苏华的《战后国际关系透视》⑥等等。论文方面较为有代表性的有张彦飞的《美国与以色列“准联盟”关系形成研究（1953—1968)》⑦、张菲的《冷战后美以关系研究》⑧、孙健的《论战后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⑨和王烨的《冷战后美以关系探析》⑩等等。上述专著和论文主要从历史角度探讨美以关系的形成、发展及演变，并分别对不同时期的美以关系进行了梳理与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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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中东剧变之前的美以关系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信赖的朋友”，两国关系也一直被媒体形容为“坚如磐石的友谊”。长期以来，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盟友关系。两个在地理上相距遥远、国家实力相差巨大的国家之间组成这种特殊关系，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自约翰 肯尼迪（John F. Kennedy）政府之后的历届美国政府官员在美国国内和国际场合，都强调美国对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承担责任和义务；而以色列也始终在美国的中东乃至全球战略布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学术界也一直将美国以色列关系定义为一组“特殊的关系”（specialrelationship）。
2.1 美以特殊关系的建立
1962 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第一次使用“特殊关系”一词来形容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关系的独特性。但美以关系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由疏远到亲密盟友的发展演变过程。美以特殊关系源起于犹太复国主义时期，成熟于冷战时期，经历了后冷战时代的两国战略基础的调整之后，又继续得到了平稳发展。以下简要通过美国支持以色列建国和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以及冷战结束后变化中的美以关系，以对中东剧变之前的美以关系进行背景介绍和溯源梳理。美以关系作为现代国际关系中最为特殊的国家间关系之一，从最初的以色列建国问题上就已经显示了重要性。1947 年，在联合国大会（GeneralAssembly ofthe United Nations）要就《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即联大 181(二)号决议(本文简称《巴以分治决议》)进行表决时，当时参会各国的态度并不明朗，没有迹象表明这个决议能顺利通过。为此，杜鲁门（HarryS.Truman）总统责令美国国务院作出“最大的外交努力”，对亲美国家施加压力以促使它们投赞成票。结果，菲律宾、海地这些原准备投反对票或弃权的国家最终都投了赞成票，并最终促使联合国大会在 1947 年 11 月 29 日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第 181 号决议。而联大的分治决议被通过后不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便于 1948 年 5 月 14 日宣布成立以色列国（the State of 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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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冷战后美以关系的战略基础
冷战结束后，美以双边关系进入了重要的调整期。伴随着苏联解体，“遏制苏联”这一美以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础支柱不复存在。因此，美以双方都必须尽快挖掘出新的共同利益点来进一步支撑并推进彼此的双边战略合作。冷战结束后，美以关系原有的战略基础逐渐解构，双方都需要探求新的利益契合点来维系并推动双边关系的向前发展。而作为该组关系中的主导一方，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战略利益目标评估则显得更为主要。基辛格在其经典著作《大外交》（Diplomacy）一书中写明，“美国有三大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美国价值观。”②具体到中东地区，冷战之后美国的中东战略目标则主要体现为：维持该地区政治力量平衡，并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霸权地位。这些目标具体再细化为：推动中东民主化进程，主导中东地区的反恐、反扩散和美以共同安全利益。但因为美国要维持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地位这一综合战略目标会贯穿始终，所以会穿插到后两点的战略目标中来阐述，不会单独列出。用西方的民主标准来看，中东无疑是最需要“被民主输入”的地区之一：在现有的 22 个阿拉伯国家中，君主制国家有 8 个，约旦、摩洛哥和海湾地区的 6个君主国家，且全部是君主握有实权的绝对君主制国家或二元君主制国家，以色列是该地区唯一的彻底实行西方民主的国家。”③因此，无论是从主观心理上，还是从美国中东和全球战略的客观需求来看，将中东这一“民主黑洞”进行美式民主改造都成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目标。“9·11 事件”发生之后，这一目标又再次得到了明确和强化，甚至成为 21 世纪初期美国和以色列关系再度升温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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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中东剧变和美以关系的新变化 ......29
3.1 中东剧变与以色列的周边安全形势变化....29
3.1.1 埃及国内局势与以色列的安全形势.............29
3.1.2 叙利亚内战与以色列的安全形势....31
3.2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中东政策调整........32
3.2.1 美国对中东的政治、军事政策调整.............33
3.2.2 美国对中东的经济政策调整........35
3.3 中东剧变与美以关系的战略基础重构 .....36
3.3.1 美以关系与变化中的中东地区局势.............36
3.3.2 美以关系中的国内因素变化........43
第 4 章 中东剧变与美以关系走向...........47
4.1 中东剧变没有改变美以关系的战略基础 ..............47
4.2 变化中的中东地区局势对美以安全合作的影响 ........50
4.2.1 阿拉伯世界的力量对比变化........50
4.2.2 土耳其和伊朗的地区大国地位......52
4.3 中东剧变加大了美以在中东问题上的分歧 ............53
4.3.1 利益的整体性和关切相对单一的矛盾...........53
4.3.2 平衡性政策与进攻性政策间的矛盾.............54
第4章 中东剧变与美以关系走向
中东剧变已持续 5 年多，目前依然处于动荡和深化的过程中。这场几十年未有的中东变局冲击着中东原有的地区格局。尽管这场变局到目前为止仍主要集中于阿拉伯国家，但阿拉伯世界、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作为长期以来中东地缘板块中的四大传统力量所形成的大体运行平稳的“多极化”态势已经被打破，各大力量分化组合，力量对比关系发生明显改变，地区格局呈现出“碎片化”的态势。而作为中东地区内部四大传统力量中唯一的非伊斯兰因素，以及作为中东地区外部最大力量因素的美国，两国各自的中东战略及双边关系走向也深受剧变影响。尽管，中东剧变并未实际动摇美以关系的战略基础，但某种程度上却加大了美以在中东问题上的分歧。以下从美以关系的战略基础、变化中的中东地区局势对美以安全合作的影响以及中东剧变以来美以的主要分歧简做进一步分析，并据此对中东剧变与美以关系的走向做更全面的分析和前景展望。
4.1 中东剧变没有改变美以关系的战略基础
自 1948 年以色列建国近 70 年来，美国与以色列始终保持特殊关系，维系两国特殊关系的纽带渗透到地缘、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且经过长期磨合，美国和以色列双方已形成高度机制化的合作关系，其中，安全合作占据重要位置。学者孙德刚认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诉求是美以双方安全合作的利益基础，而相似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美国犹太院外集团的游说则为两国安全合作奠定了价值基础。”①而中东剧变以来，美以关系中的上述核心战略基础并未动摇，以下具体展开：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非伊斯兰国家，也是该地区唯一的拥核国家。自建国以来，以色列就被美国亲以派视为美国在中东的“民主灯塔”、“战略桥头堡”和“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②维系美以特殊关系的主要纽带是双方的安全合作，美国视以色列的生存为自身国家利益的一部分，甚至不顾广大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反对而偏袒以色列。据统计，从 1948 年到 2012 年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共动用了 83 次否决权，其中 42 次是为了保护以色列，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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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作为一个至今仍在持续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中东剧变不仅对中东地区的地区局势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对政治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当前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作为中东剧变利益攸关方的美国和以色列，两国各自的中东战略不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被迫做出应对和调整。中东剧变同时也给美以双边关系增添了许多变量和不确定。尽管中东剧变还并未动摇到美以关系的基石，但不容忽视的是：美以关系既是一组双边关系，但又同时受到中东地区局势和“第三方因素”的影响，而且处在动态的发展当中。因此，本文把中东剧变作为美以关系在演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时间节点，并由此展开对中东剧变以来的美以关系的分析。一方面，以 2010 年年底发生在突尼斯的大规模民众抗议作为开始，中东剧变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迅速蔓延到了中东地区的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这场剧变已经打破了该地区原有的政治力量格局，使得中东政治版图中呈现出了传统阿拉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伊朗影响力上升的新局面。目前。中东剧变仍在持续，中东地区的地区局势也在不断变化演进。另一方面，以色列和美国作为中东剧变的利益攸关方，也受到了这次剧变带来的冲击。中东剧变打乱了美国和以色列各自原有的中东战略以及彼此的战略基础，迫使美以双方重新调整各自政策并重构利益基础，并进一步探索双边关系的新路径。中东剧变所引发的以色列周边国家安全形势及整个地区形势的新变化、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以及双方战略基础的延续与调整，都对美以关系的未来走向影响重大。其中，美以关系中的地缘政治、经济、价值观等核心根基并未发生变化，但美以关系外部层面上的叙利亚问题和伊朗问题，以及内部层面上的国内因素的变化或将成为两国关系亲疏的关键“因变量”。本文通过分析发现，中东剧变以来，美以虽在伊朗核问题上持不同态度且存在较大分歧，但双方却在防止因叙利亚局势愈演愈烈、遏制伊朗及其他域外大国影响、反恐、防扩散、确保能源安全及以色列国家安全、打击“伊斯兰国”等核心方面仍抱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同时，国内因素变化中的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模式从“群众动员”到“直接接触”的转变也将为美以关系的未来走向增添更多不确定性。此外，美以双方在中东剧变发生后加剧的在中东问题上的两组矛盾、分歧也将制约美以关系的发展。但美新一届亲以总统特朗普的上台执政也将促使美以关系朝向更密切的方向发展。因此，整体而言，中东剧变以来的美以关系仍将是一种“特殊且持久”的存在，也或将迎来新一轮的“蜜月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像国际关系本身一直处在动态发展中一样，美以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它的形成、发展、演变本身历经了漫长且多元的利益建构，也还将随着中东地区局势、全球政治大环境的不断变化而不断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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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