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民国西北部边疆地区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研究——以新疆和内蒙古为例
一、选题对象与意义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的天主教与基督教都曾传入中国，并在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产生过巨大影响。北部边疆地处中国偏远的西北地区，水陆交通均不发达，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不可忽视的传教重地。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都曾传入北部边疆地区。并积极发展教育、医疗等慈善事业，但同时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进入，又难免与当地民众的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产生矛盾，因此北部边疆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教案频发地之一。而天主教与基督教本身作为不同的宗教派别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
许多人以为天主教和基督教没有甚么分别，甚至基督教范围内的基督徒也有同样的看法，以为两者之间非常接近，也有许多人以为基督教是从天主教分出来的 新教，这种思想和看法是错误的。他们只注意到马丁路得的改教运动产生了基督教，完全忘记自从耶稣降世一直到使徒时代，基督教便己经存在。天主教是使徒以后 基督教日趋腐化的产物。事实上，在第四世纪罗马王君士坦丁统治之前，在基督教里绝对没有教皇这一种位分。并且在第七世纪的初叶各教会才同意教皇作为教会中 看得见的元首。所以我们纵使按最保守的讲法，在第四世纪初叶以前根本就没有天主教，因为天主教最大的特点是有教皇，基督教乃是早在基督时代便开始存在的了。
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信仰上是绝对不相同的。宗教是讲究信仰的，不讲信仰的不是宗教。天主教是敬奉偶像的宗教，基督教则是完全拒绝偶像的。总括来说，天主教的教义和基督教的教义不单不相同，更是相背。天主教的原理和中国人拜菩萨的原理相似。虽然天主教用了圣经的人物和名词，却是民间迷信的原理，所以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完全两样的宗教。
有人建议天主教和基督教合一，这不是从信仰的立场提出的要求，乃是按属世利益方面或对世界政治影响力方面而提出的主张。从信仰立场来说，基督教和天主教是应当分开的，绝不应当合一。
边疆, 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北部边疆, 主要指内外蒙古地区。清代称外蒙古为喀尔喀, 或漠北蒙古, 以沙漠戈壁为分界, 其南称为漠南蒙古, 亦即内蒙古。自古以来, 内外蒙古的广袤草原就为游牧民族的世代家园。约自九世纪, 蒙古人登上中国的舞台, 他们主宰草原, 并从这里进军全国, 飞驰世界, 先后灭金, 降南宋而一统天下。但不到百年,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被新兴的明朝所亡, 其后裔被逐出长城外, 散居三北, 与明朝对峙, 但终明之世, 明朝也没能解决好北部的蒙古问题, 而晚明时期崛起于东北的女真人, 则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蒙古人和女真人制造的北部边疆问题, 使明朝二百余年不得安宁,自清朝崛起, 蒙古诸部纷纷投入清政权, 连遥远的外蒙古也闻风而至, 蒙古与满洲结为最亲密的同盟, 从此不再为边患, 终清二百余年, 北部无边事, 无警无敌, 喀尔喀成为护卫大清王朝北部的一道坚强屏障, 也使内外蒙古地区保持了长久的稳定。约至近代后, 在蒙古地区不断发生蒙民或汉蒙联合的诸如抗租、抗科派、反开垦等武装反抗活动。应当指出, 这些武装反抗, 都是针对当地蒙古王公剥削过重而发生的, 并非如明代蒙古作为一个整体与明朝进行的争衡而形成民族间的纷争, 没有产生太大的政治影响, 更未威胁到清王朝的安危。西北地区, 若以方位论, 新疆、甘肃、青海乃至陕西皆可包括在内。若以边疆论, 当以新疆为主,青海、甘肃、陕西可视为边远地区, 而不宜视为边疆。这一辽阔地带, 在汉代时称为“西域”, 此后约定成俗, 历朝虽有不同行政名称, 但仍习惯称为“西域”。在沙俄出现以前,“西域”是无边无界的,封建王朝皆视为极边之地。在与沙俄划界之后,新疆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邻国有了明确的分界, 接壤的国家, 除俄罗斯外, 还有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 苏联解体后, 又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接壤, 还有上世纪20年代从中国分离出去的蒙古国等, 成为中国接壤外国最多的地区。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组织发动的边疆服务运动，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最能同时全面反映这三方面变化的重要事件。边疆服务历经国共合作与分争及政局鼎革的剧烈时势变化，能清晰反映外来宗教在近代中国际遇的宗教及社会服务事业，历史内涵非常丰富，学界却长期缺乏系统研究。
新疆和内蒙古作为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代表，与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渊源颇深。
新疆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陆路孔道，历史上先后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在这里传播、流行。基督教自唐代传入新疆后，以它特有的方式对新疆社会产生着影响。清末至民国时期是基督教在新疆活动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基督教在新疆的传布较之前有了新的特点。因而对这一时期的新疆基督教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基督教对新疆社会的影响，而且有利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新疆省政府对待基督教的态度。
清朝前期，由于一些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及内地基督教组织和各团体的宣传，新疆地区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一时期基督教对新疆社会影响较小。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基督教又一次传入中国，这是基督教继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和明代耶稣会士后第四次传入中国。近代基督教几乎在中国每个省区都留下了传播足迹。基督教一方面在沿海内地建立传教布道基地，另一方面也浸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在新疆进行传教活动，力图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基督教，使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众改宗。
清朝末年，在新疆活动的基督教主要有三个派别:瑞典传教团、比利时天主教的圣母圣心会和英国内地会。天主教的圣母圣心会集中在伊犁、霍尔果斯、玛纳斯、呼图壁和乌鲁木齐等北疆地区传教，瑞典传教团主要在南疆喀什等地，英国内地会主要以乌鲁木齐为主要传教点。这些传教团在新疆建立教堂，翻译《圣经》等宗教刊物，开办医院，开设学堂，在当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东正教在新疆也有活动。
此外，基督教的另一支派东正教，也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新疆，主要是新疆俄罗斯族人信奉的宗教，集中于乌鲁木齐和伊犁。
民国时期是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发展较快时期，外国天主教修会进入我国，新疆地区的外国传教会团由清朝时期的三个团体增加至九个，有法、英、俄、德、荷、瑞典、比利时等国的传教士来到新疆，他们在天山南北许多地区建立教堂，并将基督教的圣经翻译成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在这一时期，新疆的政治形势和政局的变化对基督教的发展影响很大。
民国时期，由于受政治形势和政局变化的影响，基督教在新疆明显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第一阶段为较快发展时期(1912-1937年)，第二阶段是传教事业中止时期(1938-1944年)，第三阶段是基督教传播的恢复时期(1945-1949年)。
清末民初的新疆，各种宗教都力图扩展自己的影响和势力。基督教也不例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的各宗派派来数批传教士，希图将基督教在穆斯林中广泛传播，使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改宗，他们在当地开设医院，兴办学校，出版刊物，例如，“瑞典传教团的人员在喀什噶尔城、英吉沙和叶尔羌建立了传教站，在这些地方，他们治病，为儿童开办学校，举行宗教仪式、此外还深入家庭访问，把《圣经》、《圣歌》、宗教小册子译成维吾尔文，他们的医疗活动特别受人欢迎，很兴盛，每天都有大批人涌来找他们看病”。这样，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教活动对新疆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基督宗教的三大派别(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都曾在近代的内蒙古地区获得了一定的传播。[①]天主教进入内蒙古地区的时间要早于基督教。早在道光十年(1830年)，天主教法国圣味增爵会(又叫遣使会)就己在察哈尔西湾子(今河北省崇礼县境地)设立了教堂。西湾子教堂的法国司铎(即神甫)怀着向内蒙古地区扩展势力的目的，确定了对蒙古民族传教的方针。为了便于传教，他们学蒙语、习蒙俗，甚至想尽办法招徕喇嘛入教。此时，天主教的传播仍处于秘密状态。咸丰八年(1858年)，中国被迫与法国签订《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凡中国人愿信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盖行宽免”。咸丰十年(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进一步规定“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擎者予以应得处分”。在签定《北京条约》时，充当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擅自添上了“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至此，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公开合法的身份。天主教传教士自由深入内蒙古地区建立教堂和传教据点。
除天主教外，播范围更为分散，基督教也在内蒙古地区获得了传播。基督教与天主教相比，它的传流动性更强，较为固定的传教点并不多，“耶稣教教城镇而不重视乡村，故在乡下没有活动”[②]。内蒙古地区仅有英国、(指基督教)传瑞典与美国教会设立的耶稣教堂。其中瑞典国内地协会在内蒙古地区共设立了4个城市教堂:萨拉齐(土默特右旗)、丰镇、归化城(呼和浩特市)、包头教堂。美国协同会在内蒙古地区共设立了3个教会:美国蒙古传道会、美国福音会、集宁美国信乐会。基督教在内蒙古地区的影响弱于天主教。
清末民国时期，天主教、基督教势力都已深入内蒙古地区，尤其是天主教势力，“东至热河及赤峰一带，西至阿拉善旗定远营和伊克昭盟各旗，南至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接山西阳曲县，北至武川、四子王旗等地，在广大农区和半农半牧区”，[③]都有分散的教会势力存在。他们在近代内蒙古社会中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势力群，直接影响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本课题的研究，主要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察清末至民国时期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在西北部边疆地区的传教活动，以新疆和内蒙古西北部边疆地区为代表进行阐述。总之，清末民国时期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受到来自外国侵略势力的威胁，同时又迫切地面临着近代化的任务，从而使得这一时期基督宗教和天主教在西北部边疆地区的传播具有了此一时期的特点;另一方面，基督宗教在边疆地区的传播又成为瓦解西北部边疆地区传统社会的重要因素，加速了边疆地区的近代化，对西北部边疆地区的社会变迁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学术史的回顾与研究旨趣
（一）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研究
1. 基督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研究
1.1档案资料
关于清末至民国时期新疆基督教问题的档案文献，主要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的外事档中，这些档案内容涉及当时官方对基督教在新疆传播的记录，包括传教士人数、建立教堂及当时政府对基督教活动的关注等内容。这些档案是研究清末时期新疆基督教问题的珍贵资料，可信度高，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1.2清末至民国时期涉及新疆基督教研究的游记、回忆录
清末至民国时期许多西方人士来到新疆考察、探险、旅行，他们中许多人留下了游记或回忆录，这些游记或回忆录成为记录当时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重要的史料。
1、贡纳尔·雅林的《重返喀什噶尔》(马大正、杨镰等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贡纳尔·雅林系瑞典学者，1929年9月随瑞典传教小组到新疆喀什噶尔，在喀什噶尔半年多的时间里，在瑞典传教团的帮助下，雅林学习了维吾尔语，并搜集当地语言、历史文学和宗教方面的资料，1930年返回瑞典。并于1978年重游喀什噶尔，1979年完成此书，在书中主要记录了1930年之前传教团在喀什噶尔地区的情况，而且还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冲突(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喀什噶尔地区的冲突)的角度，研究了瑞典传教团在新疆南部的传教和其他活动，所以该书对研究民国时期新疆基督教有重要参考价值。
2、凯瑟琳·马嘎特尼的《外交官夫人的回忆》(马大正、杨镰等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是英国凯瑟琳·马嘎特尼于1931年所著，书中记载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传教团和传教士在新疆的情况，对传教士在南疆的活动涉及较多，是研究民国时期新疆基督教的重要资料。
3、马达汉的《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王家骥译，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1906一1908年，芬兰探险家马达汉骑马从中亚进入我国新疆，遍游南疆和北疆，在这里遇到了一些传教士及版依基督教的教徒。这些记载对本课题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4,《教务杂志》C The Chinese Recorder，该杂志是基督教教会杂志，创刊于1874年用英文出版，最初由美国监理会创办并主编，后改由浸礼会、长老会等其他宗派的传教士担任主编，最后转入上海美华印书馆刊印发行。《教务杂志》一直出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传教士离开上海后才停刊。主要记录的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各宗派派遣的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其中有大量在新疆传教的传教士写的通讯和写给教会组织的信件，是研究这一时期新疆基督教的必不可少的研究资料。
5、Mildred Cable and French Sca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新疆的使徒一乔治·亨特》，Newington Green London, 1964.该书是曾在中国新疆传教的英国内地会的两个女传教士，为内地会传教士胡进洁所作的传记。书中详细记录了胡进洁从1906年来新疆，在乌鲁木齐建立传教点，进行传教活动，1938年被盛世才关进监狱，后于1946年在甘肃去世，是胡进洁半生在新疆传教的真实写照，是非常宝贵的传记资料。
1.3新疆基督教研究的文献和著作等
关于新疆基督教的文献和著作研究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 迄今已有20 余年, 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辛勤耕耘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搜集和梳理, 笔者发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疆基督教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督教传入新疆的时间考证、建国前传教士在新疆的传教活动描述、当前基督教在新疆的分布与传播等三个领域。
1.3.1关于基督教始传入新疆的时间考述
基督教在新疆最初的传入时间, 是研究新疆基督教所应搞清楚的第一个问题。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主要开始于近代, 也就是1840 年以后, 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而来。但是关于基督教传入新疆的具体时间, 学者们有不同观点。唐世民认为: 据《新疆图志》交涉志记载, 最早到新疆传播基督教的是瑞典传教士。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 喀什瑞典耶稣教(即基督教)堂设于疏附北关。木拉提.黑尼亚提则明确指出瑞典教会传教公会传教团在新疆的传教史可追溯到1892年。且第一个到喀什噶尔的瑞典传教士是N # F#豪伊杰尔。魏长洪指出: 耶稣教在新疆定居传教始于1885年, 英国牧师亨利斯从托木斯克经伊犁到喀什,赵慕宣认为:新疆基督教最早的传播始于1896年。英国驻上海教士洪特尔首先来迪化创办福音堂。 《新疆宗教》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基督教进入新疆的时间较晚, 据-乌鲁木齐中华基督教会. 牧师黄清治先生在其《乌鲁木齐基督教史谭》一文内称, 清光绪二十二年( 公元1896年) , 英人在上海办的-布道总会. 派牧师洪特尔(汉名胡进洁) 来乌鲁木齐设福音堂, 传播基督教。此外, 李进新指出:基督教新教于1905年以后由英籍内地会牧师亨特(汉名胡洁德) 等开始在乌鲁木齐传教, 吸收的信徒为汉人。另据《新疆宗教》一书记载, 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 , 英籍内地会牧师汉胡洁德来乌鲁木齐, 设福音堂于北大街(今北门内), 信教男女教徒共十六人。关于基督教传入新疆的时间, 国内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 最早的时间是1885 年, 最晚的是1905年。近代以来, 基督教传入新疆的具体时间是研究基督教在新疆传播状况的首要基础, 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 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学者关注新疆基督教,通过寻找、阅读大量文献, 寻求近代以来基督教始传入新疆的确切时间。不过, 以上资料对于我们研究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史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吉林大学《东北亚论坛》编辑部的李英武的2001. 5发表在《东北亚论坛》上的《东北亚沦陷时期的基督新教》中认为:“基督新教大约在1866年传入东北地区。基督新教的教化团体和文化设施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取得较快发展。基督新教在一种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在东北地区传播，因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新教的传教事业己成为西方列强武力扩张和文化输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帝国主义殖民者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基督新教作为外来宗教文化，产生了毒害人民、辅助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因此，基督新教的传教、办医院、办学校都具有文化侵略的含义。但从客观上看，在人民大众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中，基督新教在中国东北开办的教育、医疗和各种社会慈善事业作为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一种载体，对中国近代文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3.2 1949年以前传教士在新疆的传教活动
在新中国建立前, 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目前, 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两个方面: 第一, 外籍传教士的传教活动; 第二, 中国籍传教士的传教活动。
(一)外籍传教士的传教活动
瑞典传教士在喀什噶尔的主要传教活动为: 购买土地、开办学堂、建立医院、开设药房, 从事编辑事业、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 包括开办学校, 印刷出版日历、历书和书信写作指导等实用型出版物, 研究维吾尔文版的世俗文学作品, 并对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民俗、语言、宗教等方面做了长时间的、大量的田野调查等。魏长洪对瑞典的瑞宣会在莎车、喀什噶尔、英吉沙三地的传教活动进行了描述: 设三所小型医院, 三所初级小学, 职业学校一所。同时, 在莎车还设立了一个孤儿院。瑞宣会试图通过社会公益性活动扩大影响, 进而为传播宗教奠定基础, 但是, 信徒总数不多。周轩、崔延亮也提出, 瑞典传教团意识到把传教活动与提供医疗服务和教育结合起来的重要性, 在喀什噶尔建立医院, 并培训当地人从事医疗工作, 建立学校, 在教学内容中加进基督教的基本内容, 同时, 还将《圣经》的部分内容翻译成维吾尔语, 出版了大量基督教经典, 进行了众多的传教活动。瑞典传教团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 还编写出版了一大批具有宗教内容的书籍, 包括圣歌集、宣传品、小册子,这些都是在印刷所印制。英籍传教士胡进洁在新疆的传教活动以编译和散发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字的基督教宣传册为其主要活动。曾用七种文字, 包括汉、满、藏、蒙、维、哈萨克和柯尔克孜语等的基督教宣传册进行传教和销售。胡进洁能用汉语宣传教义, 并兼通维、哈、蒙三种语言。常在城乡传教, 廉价出售宗教书籍。还多次前往伊犁和喀什等地布道传经, 散发经书。
此外, 为了使中国西北的穆斯林改宗基督教, 一些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还研究回族史以及中国伊斯兰史, 并产生了一些很有影响的论著, 成为国外研究这些领域的专家学者。以上研究都描述了外籍传教士在新疆所从事的医疗、教育、印刷等事业, 使中国人民了解了西方文化, 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一些传教活动也引起了社会冲突。至新中国成立,西方传教士被驱逐出了中国大陆, 结束了在新疆的传教历史。
(二)中国籍传教士在新疆的传教活动
赵慕宣描述了中国籍传教士的传教活动。1948年, 来自山东的传教者在哈密集中后, 集体开办诊所, 并分工经营缝纫、钟表修理、木器制作、积累资金, 为哈密建起一座教堂。后来, 在张谷泉等牧师的带领下, 他们陆续分赴南北疆布道。1949年4 月,王宗仁、朱长信到奇台县传道, 每周日传教或作“主日祈祷”聚会。1950 年又增加李隐藏、王力勤和李恩宽三位传教士。但是, 对他们的具体传教活动,文中并没有详细介绍。裴青山对裴锦标在昌吉的传教活动做了介绍。裴锦标1944年落户昌吉, 利用农闲和节假日, 在街市上单人布道。布道的方法是: 口吹号筒, 身背划有红十字的小木箱, 手拿镶兰边的小白旗, 旗中间放一大红十字架, 口中念念有词, 唱的是圣经上的经文短诗。同时, 邀请老信徒帮助聚会, 邀请迪化基督教教会的牧师讲道。李开焕、翟明霞于1946年在乌鲁木齐创办“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在乌鲁木齐设立总会, 在其它各地设分会。工余之暇, 传播基督的福音, 并在星期天开大礼拜。当时李开焕牧师、王金铭执事, 还有其他主内同道, 如郑终吉、韦更西、何恩证, 经常不定期的巡回各县, 传播基督福音, 深受各地教会的欢迎。
1.3.3 基督教在新疆的分布及传播现状研究
有关基督教在新疆的分布及传播, 目前已有学者做出研究, 主要成果如下:据相关人士估计, 此人数大约只相当于实际信教人数的一半左右或者更少。《新疆宗教》一书介绍了1988年前基督教在新疆的分布情况。据最新统计, 现在全疆共有基督教徒约一万两千多人, 主要分布在乌鲁木齐市、昌吉、阜康、米泉和奇台等县, 以及伊犁地区的伊宁市、新源县、巩留县和巩乃斯种羊场。全疆其他地区, 如喀什市、英吉沙、莎车, 以及阿克苏、库尔勒、塔城、阿勒泰等地和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 也有少数散居的基督教徒。教徒的构成有工人、农民, 也有国家干部、教师、医生、店员, 在大学和中小学校的学生中也有教徒。新疆的基督教教派很多, 既有外国传教差会, 又有受这些外国传教差会控制的、由中国教徒建立的所谓地方教会, 如耶稣家庭、基督教聚会处、西北灵工团、遍传福音团等。《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新疆宗教问题的调查报告》一文中指出, 基督教在新疆的发展呈现出“失控“现象, 基督教徒由“文化大革命“前的1 000余人发展到1996年的3 万余人, 全疆都有分布, 但集中分布在北疆铁路沿线和伊犁、阿克苏地区, 基督教神职人员有11人, 基督教堂121处。曾和平通过调查得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据不完全统计, 新疆现有基督教信徒3万多人, 活动堂点280个, 正式按立的牧师3名、教师2名、长老9名。新疆基督教的传播活动区域已遍及全区十六个地州(市)的绝大多数县市。传播情况有以下几个特点: 传播途径和方式多样; 传播速度快, 具有阶段性膨胀的特征; 信教原因多元复杂; 社会弱势群体成为重要传播对象; 多数信徒处于初期信仰阶段。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教徒发展迅速, 活动区域日益扩大; 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非法宗教活动日益猖獗和隐蔽, 自封/传道人0跨地区活动日趋突出; 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活动屡禁不止; 境外基督教势力对新疆的渗透活动日趋加剧; 有关基督教活动的管理和引导工作严重滞后; 基督教爱国组织和教职人员队伍建设十分薄弱。但是, 文章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调查方法和所调查的人数。李建生、王瑞以新疆库尔勒市新城区基督教堂为调查点, 通过个案分析, 指出了新疆近年来基督教信众的特点是: 年龄跨度大, 年轻人有增多趋势; 女性信众多, 男性信众有增多趋势; 退休人员、家属和个体户多, 其他职业人数有增多趋势; 低学历、文盲信众占主体状况已经改变, 高学历信众有增多趋势;四川、河南籍信众多, 其他籍贯信众有增多趋势; 改革开放后,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 出现阶段性“热胀“趋势等六大特点和变化趋势。李建生通过问卷调查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信众结构情况以及信众信仰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 进而得出, 在年龄结构上, 基督教信徒以中老年人居多,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 以汉民族为主; 在学历结构层次上, 以中学学历为主。基督教信众对宗教的信仰带有更多的情感因素。
1984年唐世民先生在《新疆社会科学》( 1984年第4期)发表《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该文主要叙述近代基督教在新疆传播的概况。1988年房建昌先生在《新疆社会科学研究》(第11期)发表《历史上基督教在新疆》，该文主要利用西文史料勾勒了历史上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1989年魏长洪先生在《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在新疆》，该文是一篇颇具份量的专题研究成果，文章利用详实的史料对近代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作了概述。1998年房建昌先生在《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近代新疆基督教史的研究及史料》，该文章叙述了近代新疆基督教的中外史料，并勾勒了新疆天主教的基本轮廓;周轩先生和崔延虎先生合作在《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发表《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噶尔研究》，文章对1892年至1938年间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噶尔的传教活动，进行了研究。
进入2000年以后，关于基督教在新疆传播问题的研究，以木拉提·黑尼亚提先生的成果最为突出，2001年，木拉提·黑尼亚提先生提交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近现代新疆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研究》，该文对近现代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传教士在新疆的传教活动做了专题研究，考证了基督教各传教组织在新疆设立教堂的时间、地点，各传教团传教士离任情况，分析了传教士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民俗、语言、宗教等方面做的田野调查。全文对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后，其研究专题分别发表，具有代表性的有:2002年在《西域研究》(第3期)发表《近代新疆天主教会历史考》，该文章主要研究了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圣言会传教士在北疆地区的活动历史;同年在《新疆社会科学》(第3期)发《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建堂历史考》，2003年第4期发表文章根据档案资料对传教团的建堂历史进行了考《新疆内地会传教士传教经历及其中外文姓名的勘文章研究了20世纪初内地会在新疆的传教经历、他们的往来途径和在察同南北疆的传教活动情况，并根据外文史料和中文档案的对比，勘同了传教士的中外姓名。
此外，魏长洪先生在2002年《新疆文史》(第1期)上发表的《基督教西北灵工团在哈密的兴衰》，详实地介绍了基督教西北灵工团的源流、组织性质与活动，阐明了西北灵工团与基督教各社团的关系，该文使用了许多罕见的珍贵史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2001 年，木拉提·黑尼亚提完成博士论文《近现代新疆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研究》，随后公开发表了几篇有关新疆基督教的代表作。他的《近代西方内地会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一文，认为瑞典传教团（英文the Swedish Mission Society；瑞典文Svenska Missions-Forbundet）与“瑞华内地会”［the Swedish Alliance Mission in China（Assciate Mission of the C.I.M）］是两个不同的传教组织，《新疆宗教》一书将两者误认为是相同的传教组织。该文考证了瑞华内地会乌鲁木齐传教点创办、关闭的时间，传教士人数及传教士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动。他的另一文《新疆内地会传教士传教经历及其中外文姓名的勘同》详细考证出瑞华内地会
在新疆的传教士的中外姓名。郭益海也撰《近代新疆内地会传教士马慕杰传教活动评述 ———兼评<中亚的先驱———马慕杰>》一文，介绍了瑞华内地会传教士马慕杰（Percy Mather）在新疆的传教活动。该文主要参考了《中亚的先驱———马慕杰》一书，侧重探讨马慕杰在传教活动中不断提高医疗水平，同时还编译
《蒙英词典》的事迹。
2. 天主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研究
木拉提·黑尼亚提除撰文两篇研究基督新教瑞华内地会在新疆的传教活动外，还撰《近代新疆天主教会历史考》一文，研究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圣言会传教士在北疆地区的活动，主要依据新疆档案馆外事档案资料和外文史料，详细考证了伊宁、霍尔果斯、呼图壁、玛纳斯和乌鲁木齐天主堂建立、发展的过程，各教堂的历任堂主、传教士到堂的时间，教堂学校、医院、地产及纳税情况，并对民教冲突进行了分析。他还撰《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一文，综合论述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圣言会、瑞典传教团和内地会等教会组织的传教历史，分析基督教的西学传播活动及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贡献，对近代新疆社会的影响。
汤开建《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新疆传教考述（1883～1922 年）》一文全面详细地梳理了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在新疆近四十年的传教活动。钱松《清末至民国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一文是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通过论述清末民初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内地会、东正教在新疆的传教活动，考察基督教对新疆医学、科技及文化事业的影响。2009 年，公开发表的有关新疆基督教研究的论文有五篇，其中两篇是研究综述，三篇主要研究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新疆的慈善救助、文教医药活动。除了直接以西北五省基督教为题的论文外，还有几篇以“西北”这个地域概念为题的论文。
19 世纪80 年代以后比利时圣母圣心会( Congr eg 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ICM) 在新疆伊犁、绥定、迪化、绥来等地区开展传教活动近半个世纪。由于相关的档案文献资料比较缺乏, 因此学界对该会在新疆传教活动研究比较薄弱。本文拟利用中外文资料结合近来公布的相关档案, 对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新疆传教活动作一较为全面的考述。
一、圣母圣心会新疆传教的初期活动
新疆天主教的传入, 最早可追溯到19 世纪初。Daniel Verhelst 教授称, 1814 年保定府一所寺庙的赵姓主持领洗奉教, 因庆祝复活节而到北京被捕, 并被判充军到新疆的伊犁。赵姓被发配到伊犁后, 积极宣扬天主教, 因此在伊犁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的天主教团体。19 世纪60 年代新疆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并在1866 年攻破伊犁, 俘虏了所有天主教徒。于是教友们求助于传教士,因而与甘肃教友有了联系。圣母圣心会在蒙古地区的巴耆贤( Bax Jaak) 主教和遣使会陕西主教高一志将教友的请求呈报教宗, 教宗对散处于该地的教友表现的忠诚特别给予嘉勉。高一志主教主动提出, 将甘肃中亚地区交给圣母圣心会照管。甘肃中亚地区包括新疆在内, 圣母圣心会由此开始了在新疆的传教活动。1878 年韩默理( Hamer Fedinend) 主教率领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开始在甘肃武威松树庄传教。前四年内韩默理主教一直没有办法派传教士到新疆伊犁传教。1883 年韩默理主教收到了戴格物( De Deken Constant)、杨广道( Jansen Andries) » 和石天基( Steeneman Jan ) Bapt ist )三位神父的安全通行证。于是韩默理主教决定派遣这三位传教士到新疆伊犁去开辟新的传教区, 他们颠沛流离历三个月终于抵达伊犁。伊犁大约有100 位教友, 可是新教友非常少, 因为伊犁是回教地区。韩默理主教不久就发现, 自己没有办法管理这么偏远的地方, 因为他和传教士联系, 最便捷的方式竟然是通过布鲁塞尔经俄罗斯再到伊犁。于是韩默理主教要求将甘肃和伊犁分为两个监牧区, 因为这两个地区相距太远。1888 年罗马接受了这个请求, 于同年10 月5 日宣布伊犁为独立传教区, 由高达道( Van Koot Daniel ) Bernar d) 神父担任省会长。1890 年高达道神父由尹德芒( Indemans Emiel) 神父陪同, 一路跋涉到伊犁。1893 年石天基神父接替他, 同时担任省会长。圣母圣心会新疆独立传教区的划分对于该会在新疆的传教活动具有深远影响, 从此新疆传教士可以按照新疆当地的特点比较独立地开展传教活动。由于新疆是维、回等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因此传教士在新疆初期的传教活动并不顺利, 教务发展缓慢。圣母圣心会在新疆伊犁的第一座天主堂何时建立? 对此《新疆图志》有较为明确的记载:案: 查新疆教堂之设, 实始于光绪十三年。法国神甫石天基教士、梁明德于伊犁宁远城外东梁上设立天主堂一所, 实为外人入新疆传教之始按照《新疆图志》的记载, 创建天主堂的传教士是法国神父石天基和梁明德。而吉六则认为《新疆图志》记载有误, 石天基和梁明德是比利时人而非法国人。其实, 圣母圣心会虽是在比利时创建的传教会, 其大多数传教士都是比利时人, 但也有少量荷兰传教士加入该会, 如石天基神父即是荷兰人。石天基神父建伊犁宁远天主堂的时间是光绪十三年( 1887 年) , 而他到新疆传教的时间却在光绪八年( 1883 年) , 对此《绥定县乡土志》有较为明确的记载:自光绪八年, 法人石天基来伊创始, 迄今越二十年, 入教者仅以十数计, 足见民心牢固不感岐趋。由此可知, 所谓外人入新疆传教之始至少也应从1883 年三教士入新疆传教算起, 而不应是石天基1887 年在伊犁建堂。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初到伊犁就积极开展传教活动, 他们住在伊犁的沿河小镇, 除了照顾大约百人左右的教友团体外, 没有太多事情要做。这一地区居民大都为穆斯林, 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而皈依天主教,因此圣母圣心会在伊犁的传教发展极慢, 对此《新疆图志》中有较为深入的分析。
新疆穆斯林恪守自己的信仰而不轻易皈依天主教。天主教与伊斯兰教同作为一神教, 他们在教义和信仰方式方面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也许当地穆斯林更容易理解圣母圣心会传教士的传教活动, 但其不可能放弃自己原有的伊斯兰信仰而去改信天主教, 因为这种信仰的改变对一个穆斯林来说极其困难, 他既要完成宗教心理转变, 又要克服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 最重要的是还要能够承受和面对来自穆斯林社团对其背叛信仰的巨大压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圣母圣心会对甘肃和新疆穆斯林的传教收效甚微。圣母圣心会既然难于在新疆穆斯林中展开传教, 很自然就把传教的重点转向伊犁地区的汉族居民, 然而传教仍然没有很大起色。除了旧有的百人左右的汉族教友外, 很长时间都没有新教友的加入。传教士所坚持的基督教义与当地汉族百姓的生活没有文化上的联系, 传教士很难获得当地百姓的信任, 他们与当地百姓相互存在理解上的障碍。这种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就是没有信仰的汉族百姓也不接受天主教的原因。高培信( Hoo gers Frans) 在最初被派往甘肃西乡传教时, 就对这种情况有所认识。在1892 年10 月的信中, 他是这样描述的:
有时候, 当传教士向不信仰基督的人谈论宗教并试图使他们相信我的信仰时,他们总是( 当传教士在现场的时候) 表示同意接受, 但是如果没有仁慈的帮助, 我们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对牛弹琴,,在这些不信仰基督的国家里, 人们将天主教看得更为清楚。这就是大部分不信仰基督的人过着悲惨生活的原因。他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关注死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只会说: / 当我死了, 一切也就结束了。由于传教士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极其困难, 再加上基督教福音传播的阻隔使来到伊犁的传教士感到无比孤独。可以说, 新疆对传教士来说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 这样的现实严重影响传教士的健康。因此, 很多到伊犁的传教士不久就病倒了。直到1895 年, 只有石天基这个圣母圣心会资深传教士仍然独自一人在伊犁顽强地进行传教。º 因此请求甘肃主教陶福音( Otto Hubert ) 派给他两个新助手。1895 年11 月高培信和德明光( De Smet Remi) 两神父被派往伊犁, 石天基在伊犁欢迎他们的到来。他们与石天基住了几个星期以后, 就被派到偏远村落。德明光派驻伊犁西部绥定小镇, 因为这个小镇有一批教友。高培信则到更靠西的清水河子。他在那里独自传教七年, 劝化当地人归化基督, 做了很多工作。从1897 年3 月15 日在清水河子的一封信中可看出高培信在那里传教的艰难:只有你了解了这些中国人对其不熟悉和与其习惯没有联系的东西怀有怎样的仇恨, 以及他们是怎么诽谤我们这些传教士和我们神圣的宗教时, 你才能明白要这些中国人皈依基督是如此的困难以及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天主信徒的原因。在伊犁宁远教堂建立近十年后, 石天基为方便向绥定传教, 决定在绥定购买土地建立教堂。1896 年石天基先向绥定地方官提出买地建教堂的要求, 该县以非民情所愿为由拒绝。后又向柏大臣请求, 准其设堂, 再次遭到拒绝, 于是便请求法国公使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清政府答应圣母圣心会在绥定买地建堂的请求。对此事件《教案教务档》有明确记载: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法国公使施阿兰函称, 日前因伊犁教堂在绥定城买地一事。特请贵署电饬地方官照约及柏大臣章程办理, 并奉讬将本大臣致教士石天基一电代为寄送去后。现接该教士电覆内称, 钧电已由将军转递, 直云案不为办等语来。查两国互定约章, 何致独伊犁将军而不为照办乎? 相应专函务请贵王大臣速行电知。条约及柏大臣章程固必遵。令速将案妥照办理, 勿再搪塞, 致滋不便为荷。六月十九日, 致法国公使施阿兰函称, 昨准函称, 伊犁教堂在绥定城买地, 请地方官照约章及柏大臣章程办理, 并有致教士石天基一电讬为寄送等因。本衙门查教士石天基在绥定买地, 华不允印契一节, 前已电饬该将军查明声覆。兹据覆称, 现已扎伊塔道确查妥办。俟该道查明具报。另电覆。教堂另电亦经转交等语。是该教士买地情形。该将军业已委道确查核办。尚非不照约章办事。除再行电催迅速妥办外。相应先行函覆贵大臣可也。为此, 总理衙门照会法国公使称:查新疆建省未久, 事多草创, 民情未甚安贴。教士如愿前往, 原可听取自便, 若欲建立教堂, 恐非民情所愿, 本衙门当行知新疆巡抚察看情形, 再行酌办。由于受到地方上的阻碍, 石天基在绥定买地传教的计划暂被搁浅。圣母圣心会在新疆传教的阻力不仅仅来自宗教和传统习惯的影响, 而且也有来自清朝官方的阻挠。清政府之所以会极力阻止圣母圣心会在新疆建堂传教, 与当时新疆的民族矛盾和对外形势有很大关系。1864 年在西北回民起义的影响下, 新疆爆发了农民起义。1867 年阿古柏在南疆建立了“哲德沙尔”侵略政权。英俄两国都对阿古柏政权给予关注。俄国于1871 年以保护侨民和商业为由入侵伊犁。1875 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 历时两年又八个月, 于1878 年1 月2 日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领土。圣母圣心会于1883 年入疆传教,正是清政府平定所谓“回乱”, 收复新疆不久, 自然对外来宗教和势力的介入抱有很大的戒心,因此清政府并不欢迎甚至可以说是排斥圣母圣心会在新疆的传教活动。尤其是19 世纪80 年代,随着沙皇俄国加紧对新疆的蚕食, 清政府对外来势力的渗入更是提高了警惕, 因此当石天基提出在绥定买地建堂的要求后, 自然会遭到从清中央到新疆地方各级官吏的抵制和拒绝。
二、圣母圣心会新疆传教的发展时期
新疆的天主教在19 世纪的最后时刻处在平静而缓慢的发展中。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对中国的传教事业无疑产生了极大的破坏, 新疆却是义和团发展最薄弱的地方。尽管看上去/ 在这个世界上基督收成最差的地方。赢得当地百姓入教似乎是不可能的, 圣母圣心会仍然决定在新疆增加三到五个传教士。高培信在清水河子传教七年以后, 被调往绥定。庚子拳变结束以后, 圣母圣心会为加强在新疆的传教活动, 陆续又派遣了一些传教士到新疆协助石天基神父传教。因此在这一时期, 圣母圣心会在新疆的教务有了较大发展, 陆续建成绥定天主堂、玛纳斯天主堂、迪化天主堂。绥定天主堂 尽管1896 年石天基买地建堂的计划因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一致反对而未能施行, 但圣母圣心会并未就此放弃在绥定建堂的打算。《绥定乡土志》记载:近又有法国教士高日升于县城购买房屋设立天主教堂。这里的/ 法国教士高日升应为圣母圣心会荷兰籍神父高培信。在中文文献中, 一般都将高培信称为高日升, 将其长兄称为高东升。比如吉六回忆:我于1916 年赴北京求学, 1918 年回迪化不久。高日升的长兄高东升从上海来此任迪
化教堂的神甫, 日升则被调往绥来。《绥定乡土志》虽未明确绥定教堂的建堂时间, 却言近有, 但该志的编撰时间为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 。由此可以推断出绥定天主堂的建堂时间至少应在1908 年之前。光绪十七年( 1892 年)旋据署绥定县知县邓以潢申称, 遵查卑县所属城乡, 向未设立大小教堂, 以及育婴施医等事。因此我们认为绥定天主堂的建堂时间应在1892年到1908 年之间。1912 年5 月, 主持绥定县天主堂事务的/ 法国传教士高日升向伊犁镇守使杨飞露提出,由于传教士在伊犁惠远发展了教民, 因此需要在伊犁惠远城内的老满营房区内建堂。老满营房区属于官产, 而根据规定, 官家土地不允许擅卖给外国人。因此杨飞露对高培信所指定的建堂地点予以拒绝。高培信对此极为不满, 认为凡有信奉天主教教民的地方都应当设立教堂, 不应该有所谓教场之名目。如绥定有六位教民, 传教士就为他们设立了一个教堂。现在传教士又在惠远发展了教民, 也应为这些教民设立一个教堂, 使其有礼拜之所, 并不存在移建和教场之争。新疆交涉署认为传教士在伊犁惠远建堂并不违反条约规定, 应予准许, 但其要求建堂之地,是否能够出卖则需调查。根据调查, 传教士要求建堂的土地系老满营房地, 属于官地, 不能出卖。高培信神父在伊犁惠远老满营房区内建堂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一场民教纠纷就此结束。玛纳斯天主堂 伊犁宁远天主堂和绥定天主堂相继建成后, 由于圣母圣心会在绥来县(玛纳斯) 发展教徒若干, 于是该会开始着手在玛纳斯建立天主堂。《新疆图志》记载:绥来县法国教堂一所, 该教堂于光绪三十二年( 1907 年) 建立在县城南, 中有法国教士一人奉天主教,奉教男女三十余人。《新疆图志》将比利时教堂误为法国教堂, 将比利时或者荷兰神父误为法国传教士。其所记玛纳斯天主堂的建堂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 1907 年) , 奉教男女有/ 三十余人。田绍英认为1920 年从迪化派神父一人, 到绥来立堂传教。而木拉提# 黑尼亚提则根据新疆档案馆所藏外事档案认为:早在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 九月, 德国传教士雷济华就已到达玛纳斯县, 并于宣统二年( 1910 年) 在该县东二工设立了教堂。信天主教者, 男十人, 女十三人。三者对玛纳斯建堂时间不一致。我们认为《新疆图志》和新疆外事档案对玛纳斯建堂时间的记载更为可信, 理由是1920 年圣母圣心会已准备将新疆教务交由德国圣言会管理, 断不能在教务移交阶段才去玛纳斯建堂传教。因此我们认为至少可以肯定玛纳斯建堂的时间应在1907 年到1910 年这三年之间。那么建立玛纳斯天主堂的神父究为何人? 对此《新疆图志》和田绍英都未给出明确的回答, 而木拉提# 黑尼亚提根据新疆外事档案给出的答案是/ 德国传教士雷济华。新疆外事档案显然搞错了雷济华的国籍, 根据《圣母圣心会塞外传教神父名册》的记载, 雷济华( leesens Desire)系/ 荷兰人, 1888 年9 月17 日被首次派遣到圣母圣心会西南蒙古教区, 1915 年2 月21 日在新疆玛纳斯去世。1900 新来的传教士雷济华被派到了新疆的迪化。可见荷兰籍神父雷济华被派往新疆的第一站并不是玛纳斯而是迪化。根据B 1 Gorissen 的记载: 1909 年, 高培信被派往了迪化, 管理一个由雷济华创建的小型的信教团体。而雷济华则被派往玛纳斯传教，由此可知雷济华是在新疆迪化传教九年以后, 才被派到玛纳斯, 玛纳斯天主堂的建立者应该是雷济华神父。教堂建立的地点《新疆图志》记载是在“县城南”, 而新疆外事档案的记载是在该县东二工。根据《新疆四道志》的记载:东二工庄在城东一十二里。可见两者的记载是不一致的, 一种记载认为教堂在县城东, 一种记载教堂在县城南。我们较倾向于新疆外事档案的记载, 理由是其对玛纳斯天主堂地点的记载更为详尽, 也就更为可信。关于玛纳斯天主堂的教徒人数, 两种文献的记载也不一致,《新疆图志》认为是“男女三十余人”, 而新疆外事档案却认为是/ 信天主教者, 男十人, 女十三人。我们认为新疆图志的记载更为可信, 因为《新疆图志》所依据数据的来源是光绪三十二年清新疆地方政府对所属教堂和教民所作的统计。1911年至1914 年, 传教士雷济华À在该县购买4 户农户土地, 用于扩大教堂规模。1911年1 月20 日, 传教士以白银35 两购买了当地农户王宗福土房二十五间; 当年3 月16 日购买了农户冯奎土房二十三间; 1914 年6 月23 日, 以白银117 两购买了农户杨金柱土房四间和二十四亩地; 同年6 月26 日, 以白银130 两还购买了农户白万云地四十亩。¹ 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 圣母圣心会传教士雷济华就费银280 余两, 购买四户农民土房五十二间, 田地六十四亩, 用以扩大在新疆玛纳斯的传教规模。1915 年2 月21 日传教士雷济华在玛纳斯传教六年之后逝世于玛纳斯。于是圣母圣心会甘肃代牧区决定派遣在北甘肃传教达已达七年之久的夏荣昌( Verberne H enri)担任玛纳斯天主堂本堂神父。1921 年根据圣母圣心会关于要将传教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内的指示, 玛纳斯本堂神父夏荣昌以将/ 天主堂设立在城东二工地距离县城太远0 为由, 向玛纳斯县政府提出要将教堂移建到城内。新疆交涉署对此给予了积极而肯定的回答。1921 年7 月, 德国圣言会传教士溪伯鼎( Gerrog ehilbrenner) 接替夏荣昌成为玛纳斯天主堂神父。同年10 月, 夏荣昌和伊犁天主堂传教士梁明德奉教皇之命, 调甘肃和宁夏传教, 并于10 月31 日到达哈密县。对此事情, 哈密知事朱列及时向其有关上级部门进行了报告。1911 年圣母圣心会在玛纳斯设立了天主教学堂。该学堂初设时专收女生。查属县东头工设有女学堂一处, 亦系天主堂分设, 于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成立。迪化天主堂 圣母圣心会在建立了伊犁和绥定天主堂后, 就准备在新疆首府迪化建立教堂。《新疆图志》卷58 载:迪化府省城, 法国教堂一所, 教堂于光绪三十三年( 1908 年) 设立在省城新南门, 中有法国神父一人名雷济华奉天主教, 又女教士一人, 奉教男女八十三人。《新疆图志》所记“法国教堂”显属错误, 因为圣母圣心会系比利时修会, 迪化天主堂严格说来是一个比利时教堂, 而非法国教堂。雷济华( leesens Desire) 是荷兰人, 并非法国人。迪化天主堂的建堂时间与玛纳斯天主堂的建堂时间很接近。雷济华是在1900 年被派到新疆迪化传教。而迪化天主堂的建堂时间是1908 年, 显然雷济华是在到迪化传教八年以后才在迪化建立天主教堂。
三、圣母圣心会新疆传教的尾声
1909 年高培信被从绥定调往迪化传教, 不到两年, 中国局势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孙中山领导兴中会推翻了满清统治。在迪化传教的高培信也敏锐地觉察到中国目前发生的这种变化。高培信1911年11月28日于迪化的信称:昨晚( 1911 年11 月27 日) , 当我完成这份信的前段部分时, 我听到了十声枪声)革命也到达了迪化。那些装备极差的革命者企图袭击军火库夺取弹药, 却遭到了枪击, 很多人死去, 其他人被逮捕。今天有十二个革命领导被斩首, 每一个城门上都挂着一个革命者的人头。因为我的居所与城门很近, 所以我能从居所看到一个冰冷冷的人头。由于士兵不与革命者合作, 因此革命失败了,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1912 年1 月, 石天基神父在绥定传教, 他与梁明德神父并不同住宁远。每隔两三个月石天基来宁远一次, 或者梁神父赴绥定住二三日。当时在迪化教堂求学的吉六见证了梁神父在新疆伊犁宁远的具体传教活动:梁神甫无论冬夏, 每早五时起床, 敲打院中高悬的铁钟, 钟声远闻, 唤起教堂附近居住的男女教徒聚集在礼拜堂内随他举行礼拜, 据说礼拜日的礼拜更与平日不同。早八时左右, 礼拜毕早饭, 九时左右教徒的子女十余人, 各约八九岁, 来教堂院内, 各持汉文课本, 由梁教给课文。课本内容如何我没有看过, 估计不外教给教义的一些简单文字。十一时左右, 梁给有病的教徒或非教徒施诊施药, 有时还到病人家中诊病。上午十二时后午餐, 下午二时教给我英文。他事忙有时改在晚八时饭后授课, 下午三时后, 手捧拉丁文圣经在廊上来回行走, 边走边默诵。由此可知, 当时传教士在新疆传教的具体工作主要有组织教徒过宗教生活、看病施药、传授教义、兴办教育、宗教学习等。应该说, 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是一个有机连贯的整体, 组织教徒过宗教生活传授教义是从纯宗教的层面加强教徒对天主教的认同和信仰。而兴办教育尤其是对教徒子女进行宗教教育显然是为了巩固天主教徒的下一代对天主教的坚定信仰。看病施药故然是可以医病救人, 但却不是传教士的最终目的, 因为传教士的本质工作并不是医生, 这样做的目的还是要使普通民众对天主教产生好感, 然后加入天主教。传教士自身加强宗教学习自然可以提高传教士的素质, 从而有利于更好的传教。总之, 传教士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传教这个中心展开的。1913 年迪化教堂由头道巷迁到新南门外路东, 原筑拱形头门和左右脚门, 虽已倾斜, 却仍存在。1918 年伊犁传教会因石天基的去世遭受严重损失。高东升被任命为伊犁传教区的最高负责人。高东升是高培信的长兄, 让同胞兄弟在一个地区传教本应是一件好事, 但对在上海已担__任要职的高东升来说, 要他来新疆传教并不是他心甘情愿的事, 这从他1919年5月20 日的信中可以看出:这里的生活与上海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气候当然要好过上海, 但是孤独也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再也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了。在玛纳斯传教的高培信也敏锐的察觉他的长兄不喜欢在新疆的传教工作:在我们这个广大传教区的传教生活自然是不能与高东升在上海的工作相比的, 在这样的年龄阶段, 他更喜欢新鲜事物和其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所感受到的舒适生活; 一个人所遭遇的苦难越大, 其价值就越大!尽管以高培信为代表的传教士相信，所遭遇的苦难越大, 其价值就越大, 然而圣母圣心会在新疆的教务开拓仍是起色不大。当1883 年最初的三个传教士来到伊犁后, 这里只有一百多个皈依者。四十年过去了, 这里已有五个而不是一个天主教徒聚集点时, 也仅仅只有三百多个皈依者而已。圣母圣心会虽在新疆苦心经营长达四十年之久, 但其传教效果却十分不理想。那么传教效果不佳的原因究竟何在? 我们可以看出圣母圣心会派遣到新疆的传教士大都为年龄较大、经验丰富的传教士。他们的平均晋铎年限达到六年之久, 平均年龄也在三十五岁以上。这与圣母圣心会在其他诸如甘肃、西南蒙古、中蒙古、东蒙古派遣年轻而经验欠佳的传教士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所以在其他地方要派遣年轻神父完全是因为这些地区急需传教士, 而圣母圣心会在比利时的总部又缺乏大量经验丰富的传教士, 所以只能派遣年轻神父到这些地区传教。圣母圣心会派往新疆的传教士大都是在甘肃或者蒙古已有多年的传教经验, 这就显示出圣母圣心会对新疆传教的重视, 把最有经验的传教士都派往新疆加强那里的传教工作。我们认为圣母圣心会选派经验丰富的传教士到新疆传教的做法符合新疆传教实际, 因此圣母圣心会新疆传教失利的原因根本就不在于选派传教士不当造成的。
（二）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研究
1.基督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
内蒙古地区为“蒙古教省”，辖有绥远、宁夏、集宁和西湾子教区。建国后，天主会的活动，在“三自”的原则下，逐步走向了新的轨道。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上卷第二编第六章第五节，对元朝前后基督宗教的传入及有关基督宗教的问题进行了概括性的叙述。下卷第四章第三节，对鸦片战争之后基督宗教在内蒙古的传播及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进行了综合叙述，从中可以大略地了解到基督宗教在近代内蒙古的发展状况，是研究基督宗教在近代内蒙古传播的重要参考资料。卢明辉《清代蒙古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四章第三节和第六章第四节分别叙述了基督宗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外国传教士于义和团运动前后两个时期在蒙古地区强占上地，非法传教以及广大蒙汉人民反洋教的历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著的《义和团档案史料一续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收录了1896年6月到1901年2月发生在内蒙古地区与基督宗教传播问题相关的一系列档案资料，为深入研究清末内蒙古地区基督宗教传播问题提供了一些第一手资料。伊克昭盟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著的《伊克昭盟志》(现代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册第一章第九节，专门叙述了义和团运动时期伊克昭盟地区的反洋教斗争，同时也概述了基督宗教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的传播过程。伊克昭盟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著的《伊克昭盟志》(同上)第五册第一章第三节，专门叙述了天主教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所办教会学校的情况。伊克昭盟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著的《伊克昭盟志》(同上)第六册第三章讲述了天主教传入了伊克昭盟的过程，以及天主教各个时期在内蒙古地区的不同组织形式及其建立的教堂情况，同时，对因传教而引起的冲突及所引发的教案也多有涉及。《鄂托克前旗志》编撰委员会编著的《鄂托克前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三章第二节，概述了天主教在鄂托克旗的传播历史，以及鄂托克旗人们反抗天主教传播的情况。《托
克托县志》编写委员会编著的《托克托县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二十八章第一节，介绍了义和团运动时期托克托地区反洋教情况。沙百里著，耿升、郑德第译的《中国基督徒史》(中国社会出版社，1988年版)第三章，专门介绍了内蒙古地区基督徒的情况，以及传教士在内蒙古局部地区开展的一些社会救助工作。张力、刘鉴唐编著的《中国教案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内蒙古地区近代史上发生的历次教案的时间、地点、参与者、原因、结局作了相对系统地概括。《内蒙古教育志》编委会编的《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辑第七章专门介绍了基督宗教在内蒙古地区建立的教会学校的发展情况。徐永志著《融溶与冲突一清末民国间边疆少数民族与基督宗教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涉及到基督宗教在内蒙古的传播情况。此书新颖之处在于它以一种新的视角即从社会史角度来深化对近代内蒙古地区基督宗教史的研究。勒尼·格鲁塞著，魏英邦译的《草原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二章，对蒙元时期的基督宗教作了初步性研究。此外，涉及研究内蒙古地区基督宗教的其它重要著作还有:陈育宁编著的《鄂尔多斯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郭卫东主编的《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陈育宁著《祭祀成吉思汗的地方鄂尔多斯一河套历史概述》(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韩儒林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
（四）相关论文
通过对近20年来史学核心期刊和中国期刊网的网上搜索，笔者搜集到与清末民国时期之前内蒙古基督宗教传播相关的论文近20篇，下面分总论、鸦片战争之前内蒙古的基督宗教、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的基督宗教三个部分逐一介绍。
(1)总论。邢亦尘《试论基督教在蒙古族中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
年第6期)一文，全面叙述了不同时期基督宗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情况，并对近代之前基督宗教传播兴盛的原因作了较为细致地分析，对清末民国时期基督宗教传播陷入步履维艰的原因也加以分析。全文较为全面地概述了基督宗教在蒙古地区的历史，对全面理解、认识基督宗教在蒙古地区的历史大有裨益。乌恩《基督教在蒙古族中传播的若干问题》(《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2期)一文，对基督宗教的基本情况，蒙古族对基督宗教的信仰，蒙元政权与罗马教廷的交往，蒙元政权对基督宗教的政策和管理，与蒙古族相关的基督宗教文献、典籍和历史遗迹，研究状况及著名学者都分部分加以介绍，这极利于我们深化对内蒙古地区基督宗教史的研究。
(2)鸦片战争之前内蒙古的基督宗教。邱树森《元代基督教在蒙古克烈、乃蛮、汪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唐贞观年间景教开始传入中国。到唐武宗时，因政府采取‘{灭佛”政策，景教在中国内地灭绝，景教徒纷纷迁居中亚地区，并在漠北蒙古地区继续传教。元代，蒙古兴起并统一漠北各部后，景教开始在蒙古各部中流传的情况。邱树森《元亡后基督教在中国湮灭的原因》(《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从基督宗教群体太小，未能走向中国化，在高层中缺乏支持，内部教派之争和与其他宗教的争斗五个方面探讨了元亡后基督宗教在中国湮灭的原因。邱树森《唐元二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流行》(((暨南学报》2002年第5期)一文，主要通过对唐元两代基督宗教在中国流行情况的介绍来深化对唐元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范立舟《论宋元时期的外来宗教》(((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对包括基督宗教在内的各教派在宋元时期的传播情况作了较为细致的论述。申友良、周玉茹《基督教与元朝的社会生活》(《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认为，因基督宗教的传入，使大批民众信教成为教徒。这些教徒遍及大江南北，给元代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张莉莉《基督教在早期蒙古部落中的传播》(《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一文认为，在早期蒙古部落中汪古、克烈和乃蛮三部算得上是真正信仰了基督宗教，这与他们的族源和文化程度有密切的关系。
(3)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的基督宗教。董占如《天主教传入准旗及活动情况》(《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2辑)一文，对传教士在准旗传教的历史作了简单的回顾，并列举了一些传教士吸引民众入教的手段，同时对传教士所建立的教堂作了介绍，最后论述了因传教而引发冲突最后导致教案发生的历史。奇天祥《天主教外国神甫在准格尔旗的活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8辑)，这篇文章详细论述了外国传教士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强占土地，干涉辞讼，强迫当地民众信教，进而引起当地民众反抗的基本史实。曹毅之《内蒙古西部地区基督教之沿革》(《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3辑)一文，重点介绍了基督教在内蒙古的情况，基督教在内蒙各处所建的教堂以及基督教在内蒙古局部地区所开展的一些慈善事业。相对而言，内蒙古地区近代以来一直是天主教传教的势力区，基督教的势力在此很弱。系统总结基督教在内蒙古地区情况的论文就目前来讲，为数很少，因此这篇文章具有拾遗补缺的价值。赵坤生《近代外国天主教会在内蒙古侵占土地的情况及其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一文，收集多方面的资料粗略地计算出了外国天主教会在内蒙古地区所侵占土地的数目，对天主教会侵占土地的手段及所引发的教案加以分析，最后作者得出一个结论即压迫奴役愈甚，反抗斗争愈烈。薄艳华《韩默理与二十四顷地教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一文，对二十四顷地教堂的建立、发展、结局，以及发生在这里的、在长城以北义和团运动中震惊中外的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主教韩默理被杀一案作了全面地论述，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有关二十四顷地教堂的情况。莎如拉、苏德《1900年内蒙古西部的蒙旗教案》(((历史档案》2002年第4期)一文，指出1900年义和团爆发时，内蒙古西部地区是内蒙古地区教案的多发区。此文较全面地总结了发生在这
里的一系列教案，并对教案的原因作了初步的分析。薄艳华《清末绥远地区教案处理情况新探》(《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一文，结合大量史料，对义和团失败后内蒙古口外七厅和各盟旗赔款总额及教会侵占的土地数目进行了较细的统计，并结合史料指出教会虽然在义和团运动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它们在运动后凭借帝国主义的保护和所获得的巨额赔款，势力得到了迅速恢复，更加紧了对绥远地区的侵略力度。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民教冲突一也说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论文集》)一文，对发生在绥远地区的教案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文化冲突是近代绥远地区教案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内蒙古地区基督宗教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但是，研究仍有许多薄弱的方面和环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史料的翻译、挖掘和利用程度不高。20年来的研究大部分是微观研究，对基督宗教传入内蒙古地区后引起蒙古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还不充分，尤其是缺乏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观察和研究，多将着眼点限于个案研究、地域性研究方面。这对于全面认识基督宗教在近代内蒙古地区的传播极为不利。关于基督宗教在近代内蒙古地区传播过程中对内蒙古地区社会变迁的影响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
2.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
2.1历史档案
主要参考了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教案教务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的《清末教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的《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的《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以及罗马教廷传信部、圣母圣心会、圣婴会等法文档案。《教案教务档》共有七辑(21册)，其中与天主教圣母圣心会有关的档案主要分布在第三到第七辑中。该档案对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传教时发生民教冲突的情况记载得十分详尽，对于了解天主教在内蒙古传教活动及民教冲突问题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清末教案》共五辑，其中第二到第五辑涉及到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的教案问题。该档案收集了清末以来的大量教案，对于研究天主教在内蒙古的传教活动及教案亦具很大价值。《义和团档案史料》和《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是义和团运动时期形成的清宫档案，其中部分内容与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庚子年在内蒙古的活动有关，对于深入研究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天主教的活动很有参考价值。罗马教廷传信部、圣母圣心会、圣婴会等法文档案很多内容与天主教在内蒙古传教有关。由于该档案内容多为传教士书信，比较详尽地记载了当时传教士的具体活动情况，对于研究传教士的活动史料价值极高。
2.2地方志
地方志是全面记载各地情况的文献资料，其中有关民族和宗教部分，对于地方史和宗教传播史价值较高。本文主要利用的清代和民国时期修的地方志有《绥远通志稿》、《蒙藏新志》、《归绥县志》、《萨拉齐县志》等。其中《绥远通志稿》该书的第七册卷五十八为《天主教耶稣教》，详细记载了天主教传入内蒙古的情况，史料价值极高。解放以后所撰修的地方志大都会对天主教传入本地区的情况有所介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而本文亦有选择性的利用了建国后修成的一批地方志。
2.3游记和政协文史资料
清末及民国时期，到内蒙古边疆地区考察的人写下的游记很多。这些游记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参考的游记有:雷洁琼《平绥沿线之天主教会》、(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1893年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内蒙古地区进行广泛的游历，详细记载了作者在归化城、张家口、多伦、承德、经棚等地的所见所闻，其中一些内容涉及到了当时在南壕堑传教的圣母圣心会传教士传教的详细情况。解放后，各级政协组织有关人士撰写了文史资料。政协文史资料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本文使用较多的文史资料有王学明《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简史》、波都勒《大主教传入鄂托克旗的情况》、刘映元《天主教在河套地区》、宿心慰《天主教传入瞪口地区述略》、李西樵《解放前公教教育的回顾》、王希贤((呼和浩特天主教堂》、张贵《武川县壕来山天主教沿革》、张辉敬《归绥市天主教哲学院》。上述文史资料对于研究天主教在内蒙古的传教活动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2.4 相关著作和文献
博士生张彧所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传教活动研究（1865～1911）》及他们发表的几篇相关论文也涉及圣母圣心会在西北五省传教的历史。杜彦波《中华内地会在近代西北穆斯林社会传教活动研究》一文是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该文选题用意深远，探讨中华内地会在西北穆斯林社会中的传教活动，并剖析传教失败的原因及传教对西北穆斯林的影响。本来基督教与西北穆斯林相遇时应是一种相互的对话关系，该文只注重对话的一方基督教的传教，却忽视了对话的另一方穆斯林的话语，我们无法得知穆斯林如何应对基督教的传播。韩承良神父是方济会士，于1992 年10 月受方济会总会长委任，前往西班牙（马德里）负责方济会中国传教历史编辑委员会的工作。为纪念孟高维诺来华传教700 周年（1294～1994），他根据方济会传教历史文件，于1994 年编纂出版该书。
中国学者戴学稷1961 年发表《1900 年内蒙古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一文，1964 年发表《西方殖民者在河套鄂尔多斯等地的罪恶活动 ———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的一个实例》一文。两文看法大致相同，基本上代表那一时代中国主流学者对近代以来基督教在我国西北地区传播的评价。戴文发表后，引起了曾在我国内蒙古及西北地区传教的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的热烈反响，他们纷纷撰文辩驳，否定戴学稷的观点，并认为戴文是“完全否曲事实，自我想像的表现，毫无根据。该文毫无一点历史价值可言。”1975年，南怀仁文化协会将圣母圣心会教士的答辩文章结集翻译（内部发行），其中有《万广礼（Andries Van Coillie）神父写给曾在蒙古传教的老会士们》、《顾维信（Pau Couclce）神父的答辩》、《饶启迪（Jozef Nuyts）神父的答辩》、《贺歌南（Van Heken）神父的答辩》等。这些文章批驳了戴学稷将圣母圣心会的传教活动完全视为殖民侵略的观点，根据许多具体事实对圣母圣心会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传教工作予以正面肯定。这代表了西方学者对进入我国西北地区的传教士传教活动的基本评价。1966 年，台湾出版了罗光（Lokuang）主教主编的《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The History of Catholic MissionsIn China）。该书由罗光主教邀请各修会总会长或省会长提供稿件，然后结集翻译出版。书中所收集的论文有《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方济会在华传教史》、《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米兰外方传教会在中国简史》、《圣母圣心会在华传教工作简史》等。这些文章是由各修会撰写的修会自传史，其中有部分与西北基督教史相关。各修会根据自身收藏的档案资料撰写文章，所以对传教活动的描述较为准确。
王守礼主教在抗战期间被拘北平，曾访问各地传教先进，将天主教在边疆建树的社会事业，以法文纂辑成《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一书。“《边疆公教社会事业》是了解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传教全貌的著述，不仅简要叙述了教会在内蒙古各地的活动情况，还对教会在传教过程中兴办的社会事业进行了详细叙述，是认识圣母圣心会传教活动的不可或缺的资料。该书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因作者为教会人士，全书充满了对教会的溢美之辞，不免有过分夸大之嫌。”古伟瀛主编的《塞外传教史》（台湾：光启文化事业2002 年），收集了几篇研究圣母圣心会在华传教活动的文章，在台湾翻译、出版，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少学者引用该书。该书收集的文章有Daniel Verhlst的《向中国传教的比利时》（Th. Verbist and CICM Pioneers），贝文典（Leo Van den Berg）的《圣母圣心会在华简史》（Scheut in China）、《圣母圣心会来华神父名册》，古伟瀛的《国籍神父名册》，奥班（Francoise Aubin）的《19及20 世纪圣母圣心会传教区中国神父的一些回响》［Quelques Echos des Prétres Chinois dans les Missions de Scheut（Mongolie-Intérieure et Chine Occidentale）］等，是研究圣母圣心会在西北地区的活动的重要材料。此外，圣母圣心会传教士闵玉清的传记也翻译出版了，一是王守礼著、高培贤译的《闵玉清传》（内蒙古民委油印本，藏内蒙古图书馆），二是彭嵩寿著，胡儒汉、王学明译的《闵玉清传》（内蒙古天主教爱国会1964 年
刻印）。圣母圣心会传教士贺歌南、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1881～1971）的部分论著也出版了，例如贺歌南所著的《鄂尔多斯的农垦》（Reducties Van Ordos）及《田清波传》等。南怀仁文化协会2004 年正式出版谭永亮（Patrick Taveirne）的博士论文《汉、蒙冲突与传教努力：圣母圣心会在鄂尔多斯、河套史（1874 ～1911）》（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 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Hetao）1874～1911）。该书的写作共耗时十余年，总字数达一百多万字。书中收集了大量的教会档案，传教士私人信件，法国、比利时外交档案及相关的中文史料，将圣母圣心会在河套地区的传教活动置于欧洲对天主教传教的影响及大清帝国对河套地区控制的变化的历史背景下，探求了圣母圣心会在河套地区的传教活动与中外关系、国家政治及河套地区多元宗教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该书分七章，前三章论述了蒙古与大清帝国、天主教与欧洲国家及长城北边的变化，第四至六章论述了圣母圣心会在河套地区的传教活动，第七章讨论了义和团运动与河套地区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关系。这是目前西北基督教史研究中讨论最深入、文献档案资料最翔实、分析最为透彻的教会史著作，国内学者极少利用。W.F.Vande Walle 主编的《清朝与低地国家的历史联系》（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low country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1644～1911））一书于2003 年由比利时鲁汶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论文集，第四部分标题为“圣母圣心会在中国”（Scheut in China），收集了四篇有关圣母圣心会在西北地区传教的论文。一是Sara Lieves 的《晚清圣母圣心会在中蒙古教区传教活动概述》（The Spread of the CICM Mission in the Apostolic Vicariate of central Mongolia（1865~1911）A general overview），简要叙述了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中蒙古教区的情况。该论文提供的教会统计数字、传教士简介等对了解中蒙古教区的活动情况有很大的帮助。二是谭永亮（Patrick Taveirne）的The religious case fengzhen district reclamation and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Caqar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三是 B Gorissen 的《世界上收成最差的传教区——圣母圣心会传教士高培信和高东升在新疆》（The Most unfruitful Mission in the world CICM father Fans and Jozef Hooges in Xinjiang：1895～1922）。四是R·Renson 的《修女在中蒙古教区》（Virgins in Central Mongolia），就中蒙古教区的修女组织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且还引用了修女组织的纪律章程，有助于认识教会的全貌。
学术界对中国基督教历史的研究较早，但由于受到社会政治和资料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研究较为薄弱。近年来，中外学者从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入手撰写了一些中国教会史的著作，如(韩)李宽淑的《中国基督教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法)沙百里著，耿异、郑德弟译《中国基督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张力、刘唐鉴的《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顾卫民的《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等，它们多不是对天主教的专门论述，对内蒙古及周边地区这一特定区域和圣母圣心会这一特定修会着墨更少。
对于内蒙古及周边地区天主教传播情况而言，教会人士撰写了一些书籍，如李秋的《拳祸记》(上海土湾印书馆，1905, 1908, 1923年三版)、王守礼著，傅渊明译:《边疆公教社会事业》(北京上智编译馆，1950年版)、常非的《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内蒙古图书馆藏抄本)、王学明的《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简史》(《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8卷，《民族宗教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古伟滚的《塞外传教史》(台湾光启出版社，民国91年版)等，这些书籍叙述了近代内蒙古及周边地区天主教(包括圣母圣心会)的一些活动，但大多只能作为资料，而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对于内蒙古及周边地区天主教(主要是圣母圣心会)的研究，学术界发表了一些论文，如戴学租的《西方殖民者在河套鄂尔多斯等地的罪恶活动》(《历史研究》1964年第5, 6期)、刘毅政的《近代外国教会对内蒙古的侵略扩大》《内蒙古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赵坤生的《近代外国天主教会在内蒙古侵占土地的情况及其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房建昌的《历史上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11期)和《内蒙古基督教史》(《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陈育宁的《近代鄂尔多斯地区各民族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鄂尔多斯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梁殿福的《内蒙古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牛敬忠的《近代绥远地区的民教冲突—也说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年4期)、邢亦尘的《试论基督教在蒙古民族中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米辰峰的《从二十四顷地教案日期的分歧看教会史料的局限》，《清史研究》，2001年4期)、薄艳华的《韩默理与二十四顷地教堂》(((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清末绥远地区教案处理情况新探》(《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和《1900年绥远地区教案经过—兼及相关史料的准确运用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11期)、汤开建、马占军的《圣母圣心会宁夏传教述论》(《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1, 2期)和《晚清天主教在陕北三边的传播》(《西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7期)等。它们的落脚点多是教案或是天主教会与某一特定历史事件的关系，而不是从整体上全面地研究天主教尤其是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及其特点和社会影响。
对内蒙古及周边地区这一北方边疆地区而言，近代西方天主教势力的传播、发展及其社会影响有它特殊的方式和特点。近代时期，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及周边地区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教会在内蒙古各地兴建了许多教堂，并通过开展农业垦殖、武装“护教”、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慈善救济等活动，吸引了大量信徒。同时，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及周边地区的活动造成当地传统社会秩序发生重大断裂和变动，冲击和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对内蒙古及周边地区的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本文力图通过对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及周边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探析，评价圣母圣心会发展与内蒙古及周边地区社会发展的关系，从而更清楚地认识近代内蒙古及周边地区天主教会的历史地位及其发展规律。但是由于笔者才疏学浅，难以从理论高度对圣母圣心会的发展做出完整的评价，希望学术界同仁多多指教。
我国国内对于本课题的研究，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以往学者主要是从传教史、教案及民教冲突等角度进行了研究，即主要探讨传教士在内蒙古如何传教的问题，在内蒙古发生的主要教案及民教冲突等问题。主要研究成果有:戴学翟《西方殖民者在河套、鄂尔多斯等地的罪恶活动—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的一个实例》，原载《历史研究》1964年5-6期;戴学翟《1900年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载于《历史研究》1960年第6期;刘毅政《近代外国教会在内蒙古的侵略扩张》，载于《内蒙古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王世丽的《清末热河东部地区的“金丹道教”起义》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梁殿福的论文《内蒙古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新探》，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牛敬忠先生的论文《近代绥远地区的民教冲突—也说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申万里的《1900年以前蒙古教区的天主教会—兼论天主教的活动对近代蒙古史发展的影响》;米辰峰的《从二十四顷地教案日期的分歧看教会史料的局限》，载于《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莎茹拉、苏德的《1900年内蒙古西部的蒙旗教案》，载于《历史档案》2002年第4期;薄艳华的《韩默理与二十四顷地教堂》，载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薄艳华《1900年绥远地区教案经过》，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上海大学历史系的郭红博士的《段振举地亩案与天主教在内蒙古传教方式的改变》(《九州学林》2004年2卷2期);郭红又与王卫东合着了《移民、土地与绥远地区天主教的传播》《上海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张或《晚清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民教冲突》，载于《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张或((1900年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反洋教运动》，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暨南大学古籍所汤开建教授及博士生马占军从传教史的角度对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的传教活动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甘肃传教述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晚清天主教在陕西三边的传播》(《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晚清圣母圣心会宁夏传教述论》(上、下)(《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12期)、《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新疆传教考述》《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等篇论文。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暨南大学古籍所马占军和张或的博士论文《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西北的传教(1873-1911))),《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活动研究(1865-1911)，对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及西北的传教活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另外，也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传教士除传教以外的其它方面的活动。如陈育宁和内蒙古师范大学蒙语系学者额尔敦孟克对传教士田清波的鄂尔多斯历史和语言的研究进行了探讨，先后发表了《田清波及其鄂尔多斯历史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田清波与鄂尔多斯方言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两篇论文。这两位学者都以传教士田清波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了传教士田清波的学术研究活动。南鸿雁的论文《内蒙古中、西部天主教音乐的历史和现状》《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从音乐史的角度对传教士的活动进行了研究。王卫东博士的《融会与建构—-1648-1937年绥远地区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是最近出版的专著，在此书中，作者从移民史的角度，探讨了天主教的传播与移民社会的关系以及移民与教案关系等问题，比较有新意。
国内对天主教传教士及其活动的评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20世纪50-80年代，国内的许多学者如刘毅政等，大都认为天主教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认为天主教的教育和慈善事业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手段。基于以上观点，他们对传教士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化的批评，而对于传教士在内蒙古活动的积极作用和影响未予提及。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成果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同时，天主教内的学者也仅从教会的角度和立场出发，正面评价天主教传教士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对于传教士介入土地纠纷等方面的消极作用和影响也没有涉及。两者的研究都不够全面和深入。80年代初期，学术界对天主教传教士有了新的评价。形成了对传教士评价上的新的模式—政治活动+文化交流，即以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华史为主体，又增加了传教士在文化交流方面活动的内容。代表性的成果有顾长声的专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80年代中期以来，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学术界开始重新评价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研究的视角关注到文化交流、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冲突及政治冲突，对传教士的评价也逐渐摆脱片面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对传教士的评价逐渐摆脱意识形态化的片面批评，所作的评价更加全面客观。天主教内的学者史蒂芬在研究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所进行有益于社会的工作的同时，也指出传教士的局限性。天主教外学者苏德毕力格的论文《天主教与移民垦殖》也从正面评价了天主教传教士对近代内蒙古社会进步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近些年来，由于新史料的开掘使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特别是国外学者和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丰硕。台湾大学历史系古伟壕教授主编的论文和资料集《塞外传教史》，集中体现了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本书中收录了奥班(Francoise Aubin )的《十九及二十世纪圣母圣心会传教区中国神父的一些回响》、P " V " Rondelez的《圣母圣心会在华传教简史》、贝文典的《圣母圣心会在华简史》、《圣母圣心会来华神父名册》、Daniel Verhlst的《向中国传教的比利时》等文章。在研究中，学者们都利用了天主教会的历史档案。最值得关注的是，比利时鲁汉大学的谭永亮(Patrick Taveirne )的博士论文《蒙汉冲突和传教努力:司格特在鄂尔多斯的历史(1874-1911))) (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 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 1874-1911)一书。这是内蒙古天主教史研究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利用了大量的教会档案、传教士私人信件和法国、比利时外交档案，使用了大量中文文献，并使用了一些田野调查资料。该书从传教史的角度对圣母圣心会在鄂尔多斯的传教活动进行了非常全面的研究，涉及到传教士个人的家庭背景和教育成长经历以及传教方法，也研究了民教冲突和义和团运动以及赔教等诸多方面。作者虽然是神职人员，但对教会的评价却比较公允、客观，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然，该博士论文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那就是对中文文献的使用不够充分，在论述过程中也存在着头绪太多、过于烦琐等弊病。
教会人士撰写了一些回忆录、传记以及传教史等是研究天主教传教史重要且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资料主要有:李伙《拳匪祸教记》、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王守礼《阂玉清传》、彭篙寿《阂玉清传》、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隆德里《西湾子圣教源流》、贝文典《圣母圣心会在华神父名册》、((圣母圣心会在华简史》、DanielVerhelst《向中国传教的比利时》、奥班《十九及二十世纪圣母圣心会传教区中国神父的一些回响》等。王守礼和彭寿所撰《阂玉清传》内容基本相似，主要记述了传教士阂玉清主教在西南蒙古地区传教的过程，对于深入了解传教士在内蒙古的活动情况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李秋《拳匪祸教记》主要记载了庚子年间教难情况，其中西南蒙古部分对于研究西南蒙古庚子教案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详细记载了天主教在西南蒙古教区传教的情况，其中涉及到传教士活动的内容也很丰富，所以史料价值很高。贝文典《圣母圣心会在华神父名册》对在该会在华传教士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考证，使我们研究传教士的历史更为便利。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记述了天主教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包括内蒙古在内的边疆地区开展公教社会事业的详细情况，是研究传教士活动的较为基础而重要的资料。
综上所述，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本课题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特别是对传教士在内蒙古传教以外活动还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而且对传教士活动的评价还不够客观、公允;在研究中，对于档案史料、教会内部史料及外文史料的发掘和利用都不够充分。研究的方法也比较单一，比较注重文字资料，很少进行必要的田野调查，更缺乏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的综合性研究。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努力，在发掘和利用中、外文资料上多下工夫，使我们的研究有新的突破。
2.5外文资料
主要是法文和英文资料。法文资料主要有彭篙寿《}阅玉清传》(胡儒汉、王学明译)、王守礼《阂玉清传》(高培贤译)、《在华比利时传教团，司格特传教士们》(La Mission Beige en Chine, par un missionnaire de Scheut, Bruxelles, office de publicite, 1942.)、北京北堂遣使会包神父(J-M. Planchet)编:《中日传教》(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an),圣母圣心会大同大神学校校长桑世希神父《长城上的十字架》(The Cross Over China' s Wall)等。由于作者不懂法语，所以论文所用法文资料多为译本或者转引自其它作品。英文资料主要有谭永亮(Patrick Taveirne)《蒙汉冲突和传教努力:司格特在鄂尔多斯的历史(1874-1911)))(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 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 1874-1911), Sara Lieves《圣母圣心会在中蒙古的传播》(1865-1911) (The spread ofthe CICM Mission in the Apostolic Vicariate(二)f central Mongolia 1865-1911)、W. F. Vande Wal 1e《简论低地国家与清王朝的关系》(1644一1911) (A general overview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low country and China in the Qing Era 1644-1911)、KlausSagaster((田清波(1881-1971)圣母圣心会传教士与学者》( Antoine Mostaert c:1881-1971)C.LC.M.Missionary and Scholar)等。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思路设想
1.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历史学的方法要求我们充分的收集史料，包括当时的档案、各种社会调查资料和后人根据当时的文献写成的研究著作等，据此分析并解决问题。本文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清末至民国时期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西北部边疆的传播及其对新疆和内蒙古社会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同时对其他宗教的传播影响做了对比，并最后得出结论。
2.研究内容
一、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西北部边疆地区传播的历史回顾，主要追溯基督教在唐朝、元朝和清朝在新疆传播的概况。
二、清末基督教在西北部边疆地区的传播与发展。论述了清末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西北部边疆地区的传播和发展的概况，并分析了清政府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以及西北部边疆地区民众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态度。
三、民国时期西北部边疆地区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本部分根据民国时期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新疆和内蒙古的传播情况，划分为三个时期:1、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西北部边疆地区发展较快时期(1912-1937年)。2、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西北部边疆地区发展中止时期(1938-1944年)。这一时期由于盛世才政府对宗教的禁止，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西北部边疆地区的传播一度停止。3、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西北部边疆恢复发展时期(1944-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基督教和天主教较为宽容，因而这一时期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西北部边疆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四、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西北部边疆地区社会的影响。清末至民国时期，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西北部边疆地区的传播对边疆地区社会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西北部边疆地区的传播，使西北部边疆地区部分民众开始接触基督教，对西方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知。此外，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布过程中，各派教士通过在当地开设医院，开办学堂，出版刊物等活动，把西方文明带到了西北部边疆地区，客观上为新疆和内蒙古文化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五、基督教与天主教在西北部边疆地区传播的影响对比分析。通过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西北部边疆地区地区的传播以及影响得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西北部边疆地区传播的力度和影响力。
六、结论
四、研究的创新点、难点和不足
1、研究创新
(1)时间跨度大: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再到现代。需要阅读和掌握的资料多而杂。本文与其他有关论文相比更侧重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更注重宗教与当代人的现实意义。
(2)对基督教和天主教逐一进行系统的研究、归纳，探索其共性的、规律性
的东西及其区别。对基督教和天主教主要从它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影响来研究。由于新教无论从教义和宗教仪式与其他几种宗教相对比都是比较易于接受的，所以新教的信仰人数和影响力也更大一些。本文主要侧重研究新教对于现代人的影响以及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它更广泛的参加社会活动(包括慈善事业、文化艺术交流、国际交流等)。
(3)其他宗教对于西北部边疆地区的历史、文化、建筑乃至经济、政治的影响是深远的，所以对其他宗教的研究进行对比研究，尤其是佛教和伊斯兰教在边疆地区清末至民国的这段时期。它的传入对边疆地区各方面的影响力之大在全国来说都是一个个案。
本文选取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教士在新疆和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和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用了大量清代宫廷档案和外文资料，对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在内蒙古和新疆的活动情况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首先是选取典型案例进行重点研究和探讨，起到了以点代面的作用。例如，在研究考察传教士在内蒙古和新疆的医疗活动时，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即以绥远公教医院为个案，进行重点研究，同时对其它医疗活动也作了介绍。其次，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社会学的方法、统计学及考据的方法等，展现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在内蒙古和新疆开展的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的具体情况。
本文还以新的视角来审视和考察天主教传教士，第一次把近代以来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在新疆和内蒙古除传教以外的各种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特别是第一次运用新发现的史料探讨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内蒙古抗战的贡献。另外，本文还从新的角度研究了传教士对内蒙古的鸦片和匪患两大社会问题的态度及所采取的措施。文章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传教士在内蒙古的主要活动，把他们的活动置于中国近代史和内蒙古近代史的大背景中，深入分析传教士的这些活动对内蒙古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影响，对天主教传教士进行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对.传教士活动的积极作用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另外，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和提供了一些的史料，这将有助于这一课题今后的深入研究。
2、研究难点
(1)首先就本论题的立意而言:国内对西北部边疆地区的基督宗教和天主教的(全面)对比研究的学术著还没有，在资料上的收集上有一定的难度。这也就导致了如何对本论题做出有力的说明。
(2)其次在论题的具体论证上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现有的著作和史料很
医乏。所以对这样的论题研究更侧重于它们在教义和教堂文化的比较研究。
(3)再次本文应以有说明力的结论作为论题的终结:单伊斯兰教由于历史原因，它对于我国并不是十分盛行，况且它的信徒己经寥寥无几。对于基督教、佛教与的对比研究显然有些难度。
(4)第四从方法论上来说:方法论问题也是一关键，以一种好的方法为契入点将有利于本论题的展开与论述。本论题将以史料分析为主。
3、研究中的不足
由于时间较为久远，历史素材相对较少，对于研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搜集料和史料，还需要推敲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近年来, 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新疆和内蒙古地区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信众人数与日俱增,传播活动日趋频繁, 活动区域日益扩大。基督教和天主教是怎样在这个多宗教并存的格局下生存、传播、发展的, 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宗教认同状况如何, 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学者进行专门的研究。
五、论文提纲
1.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2研究现状
1.3研究内容和方法
1.4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2.中国和中国的西北部边疆
2.1中国和中国的西北部边疆概况
2.2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及其西北部边疆地区的发展大势与历史特点
2.3清代中国的西北部边疆政策极其特点
3.清末至民国时期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
3.1基督宗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历程
3.1.1鸦片战争前内蒙古的基督宗教
3.1.2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的基督宗教
3.1.3鸦片战争前后内蒙古基督宗教传播的比较
3.2基督宗教与近代内蒙古社会
3.2.1传教士组织移民经营内蒙古社会经济
3.2.2传教士在内蒙古实行教会教育
3.2.3传教士在内蒙古推行的慈善事业
3.3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简述
3.4天主教传入内蒙古
3.4.1内蒙古天主教第一个传教基地—西湾子
3.4.2法国遣使会的传教活动
3.4.3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的传教活动
3.5庚子年后内蒙古天主教的发展
3.5.1庚子年后(1905年)内蒙古天主教的三个教区
3.5.2 1922年内蒙古各教区的发展
3.5.3内蒙古地区产生“国籍教区”
3.5.4建立圣统制，实现蒙古教省
3.5.5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内蒙古传教的结束
4.清末至民国时期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新疆的传播
4.1清末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
4.1.1清末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情况
4.2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及新疆民众对基督教传教的态度
4.3民国时期新疆的基督教
4.3.1较快发展时期
4.3.2传教事业停滞时期一盛世才统治时期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
4.3.3传教事业恢复时期一国民党统治时期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
4.4基督教对新疆社会的影响
4.4.1基督教会将西方的医学文明带入新疆
4.4.2基督教会将较为先进的科学知识和西方的思想观念带入新疆
4.4.3基督教为新疆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4.4.4传教士与新疆穆斯林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
4.5天主教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
4.5.1南怀义与圣母圣心会的建立
4.5.2宗座代牧区的划分
4.5.3保教权与圣母圣心会的最初传教
4.5.4传教资金的极度匾乏
4.6天主教在新疆的开教
4.6.1天主教在新疆传教的初期活动
4.6.2天主教在新疆传教的发展时期
4.7关于新疆天主教发展变化的思考与存在问题分析
4.7.1关于新疆天主教发展变化的思考
4.7.2新疆天主教存在的问题分析
4.7.3积极引导并发挥新疆天主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5.传教士在内蒙古和新疆地区的主要社会活动
5.1传教士在内蒙古和新疆的医疗活动及其影响
5.1.1归绥公教医院
5.1.2传教士在内蒙古和新疆教区的其他医疗活动
5.1.3传教士医疗活动的影响
5.2传教士在内蒙古和新疆的教育活动及其影响
5.2.1传教士从事教育活动的原因
5.2.2传教士在内蒙古和新疆的教育活动
5.3传教士在内蒙古的慈善公益活动及其影响
5.3.1传教士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原因
5.3.2传教士在内蒙古地区的主要慈善公益事业
5.3.3传教士在内蒙古的慈善公益事业的影响
5.4抗日战争时期内蒙古天主教传教士对抗战的贡献
5.4.1抗战的历史背景
5.4.2抗战中内蒙古地区的天主教传教士的贡献
5.4.3传教士对内蒙古抗战的影响
5.5传教士解决社会问题的态度和措施—以鸦片和匪患问题为中心
5.5.1鸦片问题
5.5.2匪患问题
6.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科研活动
6.1传教士在内蒙古的考古活动及其成果
6.1.1桑志华和德日进的考古活动
6.1.2阂宣化在内蒙古东部的考古活动
6.1.3梅岭蕊的考古活动及其成果
6.1.4传教士的考古活动对内蒙古考古学的影响
6.2传教士对蒙古学的研究及其贡献
6.2.1田清波的蒙古学研究及其成就
6.2.2赛瑞斯的蒙古学研究及其成就
7.基督教在新疆传播失败的历史分析
7.1具有普遍性的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
7.2传教士采取了不适宜的传教方式
7.3传教活动缺乏雄厚的财政支持
7.4传教时期西藏的内外环境所影响
7.5清政府在藏之宗教政策的制约
8.基督宗教在边疆地区传播过程中所引发的教案
8.1内蒙古教案频繁发生的原因及结果
8.2新疆教案频繁发生的原因及结果
9.结论
六、参考文献
（一）档案
1. 《筹办夷务始末》，文庆、贾桢、宝鋆等编，文海出版社1971 年。
2. 《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大通书局，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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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绪丁未年交涉要览》，王克敏、杨毓辉、孙乃炤编，台湾文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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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所，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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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中华书局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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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书局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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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刊杂志：
1. 《东方杂志》
2. 《教务杂志》
3. 《外交报》
4. 《益闻录》
5. 《申报》
（三）政书、文集、笔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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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盦摭忆》，中华书局2008 年。
3.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
4.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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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沈桐生辑：《光绪政要》，文海出版社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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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85 年。
14. 徐世昌：《将吏法言》，文海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四）资料集
1. 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文海出版社，1975 年。
2. 庚裕良、陈仁华、吴国强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民族出版社1985 年。
3. 黎仁凯主编：《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4. 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 年。
5. 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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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吴盛德、陈增辉编：《教案史料编目》，燕京大学宗教学院，1941 年。
13. 杨家骆主编：《中法战争文献汇编》，鼎文书局1973 年。
14.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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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下），中华书局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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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著作、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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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
4. 蔡东杰：《李鸿章与清季中国外交》，文津出版社2001 年。
5. 陈建明、刘家峰主编：《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巴蜀书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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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下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