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之道——孟子实践哲学思想初探The thought of ‘Neishen-waiwang’：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Mencius’ philosophy of praxis
摘要 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说构成了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内涵。孟子的内圣外王之道不但将儒家的内圣之学和外王之道有机地结合与统一起来，而且还体现了鲜明的实践哲学特征。孟子不但使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在体系上更加完整，而且还在实践哲学的思想层面上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儒学的思想内涵，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呈现出的多样态的学术面貌和思想进路。
关键词 孟子 性善论 仁政说 内圣外王 实践
Abstract: Mencius’ theory of the goodness of the human nature and his political theory of ‘humane government’ constitute the basic constant of his thought of ‘Neishen-waiwang’ (‘Saintliness within and kingliness without’ or ‘being the saint inside and being the king outside’). Because Mencius builds up his thought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goodness of the human nature, and aims to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humane government’, Mencius’ ethics on ‘Neishen’ and his politics on ‘waiwang’ are combined and unified organically. So he makes theoretically the Confucian’s thought of ‘Neishen-waiwang’ to get to deepen and expand further. As a result, the thought of ‘Neishen-waiwang’ what Mencius clarifies not only becomes the Confucian’s thought model, but also embodies clear characteristic of philosophy of praxis, and most enriches the thought cont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Keywords: Mencius; the theory of the goodness of the human nature; the theory of ‘humane government’; neishen-waiwang; praxis
我们知道，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说构成了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内涵。由于孟子的内圣外王思想建立在性善论的理论基础上，并以仁政说作为其理论旨归，从而将儒家的内圣之学和外王之道有机地结合与统一起来。其性善论和仁政说实可说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明白表达和系统阐明，并因此成为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典范。不仅如此，孟子所阐明的内圣外王之道还体现了鲜明的实践哲学的思想特质，在思想深度上丝毫不逊色于西方由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实践哲学传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内涵。
一、 性善论——孟子的伦理道德之学
众所周知，孟子的“性善论”基于其“四端说”。孟子以为，人之所以能成就“善”德，能够成善行德，盖由于人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此“不忍人之心”具体表现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它们是仁、义、礼、智四种德性之来源和发端。人有此四端，方有成德之可能。因此，“四端”是性善之根据，“四端说”在他那里便构成了性善论的基础。
孟子又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此四端为人心所固有，不假外求，有之则为人，无之则非人。由于良心本心的存在，使得人具有道德意识和价值自觉，而这正是人禽之辨的关键，此即他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人与禽兽的根本分别就在于动物没有道德意识和价值自觉，只能根据它的自然欲求和生命本能而行动，从而不能成就“善”的道德行为。
尽管孟子认为，人之异于禽兽的地方就在于人所具有的良心本心，在于人心所具之成就道德的“善性”，但他从不把这种“善性”视为是恒常不灭、固定不变的。孟子认为，四端之心虽然是人成就善德的内在根据，但如果我们不能扩充它、保存它，就容易放失，不但不能成就道德，甚至可能会泯灭人性，从而与禽兽无异了。尽管孟子以“理”与“义”来解释人心所普遍认同的东西，认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但事实上，他所谓的 “理”与“义”并不是康德意义上先验的、绝对的道德原则，它不过意指一种存在的合理性。它既存在于事物中，又通过人际行为而表现出来；它既体现了世界存在的合理性，又成为道德的行为根据。它可以为人所认同和理解，从而成为人心之所同然的东西，此即所谓“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因此，人在道德本心的发动下，在实践理性的指引下，会根据“理”与“义”（存在的合理性）在生活世界中去行动，从而成就道德、实现至善。孟子通过“孺子将入于井”和“嫂溺援于手”的例子所要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孟子并不是一味空洞地、抽象地谈论人的良心本心，而是更强调人的道德实践行为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人虽有仁义之心，能够体认“理”与“义”，但不等于必定会按“理”与“义”而行动，从而必然成就仁义之德。他在“牛山濯濯”（《孟子•告子上》）的比喻中因而才会一再强调“夜气存养”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牛山虽有良材美木，但若被斧斤“旦旦伐之”，又被牛羊“从而牧之”， 则会失去其繁盛的本来面貌，而变得“濯濯”不美了；同样，人的仁义之良心善性虽为本有，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人小心存养，在道德实践活动中不断保存、扩充和完善才行。人不但不能放失其良心，甚至要时刻警醒、处处提放，通过不断的道德修身去克服外在环境的消极影响和作用。通过 “牛山”的比喻，孟子以一种实践哲学的方式来说明，人虽有善端（良心本心），会根据“理”与“义”去行动，但并不是必定如此、自然成就的。如果我们不注意存养“夜气”，不在道德实践活动中去扩充和完善，一旦放失其本心，便不能保持人原初之善性，从而离禽兽也就不远了。
不仅如此，孟子还认为，人不但能够扩充其良心本心，从而道德地去行动，他还能通过不断地反省和思考去“尽心”、“知性”，从而体认天命、通达天命，并经由“存心”、“养性”的实践工夫去实现天命、完成天命，此即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通过存心养性的道德实践工夫，不断保存、扩充、彰显其自身本有的良心本心，从而尽其本心而知其善性，并在此道德实践活动过程中完善自我、实现天命。不管机运的好坏，也不论人生的长短，都要永不止息地通过修身养性的道德实践活动挺立自我，倾听天命的召唤，并最终实现天命，此即所谓“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因此，尽管孟子坚信人性中有先天的善端——它表现在人的良心本心上，但人必须对此善端有自觉的体认，并通过一种特殊的道德实践活动——存心养性来扩充和完善它。所谓“存心”、“养性”，就是一个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生命实践过程；所谓“修身”、“立命”，便是通过修身养性的道德实践活动来安顿自己的道德生命，从而实现天命，成就自我，达于至善。
事实上，孟子谈道德，言性善，讲理义，从来不是以一种抽象的、超越的、先验的、形式的方式来谈，而是通常将之放入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放入活生生的人际关系中，放入实实在在的“生活世界”中来展开讨论。比如，他将“仁”比喻为“人之安宅”，将“义”比喻为“人之正路”，认为人如果舍弃仁义就好像“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孟子•离娄上》），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又比如，他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便是要求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明辨物理是非，在社会生活中洞察人情事故，在人伦日用的“生活世界”中展开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孟子告诉人们应该自觉地根据仁义的内在要求去道德地行动，而不是强行去遵循什么先验的道德准则。由于孟子的性善论不是空洞地谈论仁义等抽象的道德准则，而是始终立足于生活世界和人生存于世的具体的实践行为来讨论，这便与通常所谓的道德形上学有了根本的区别，也与近代知识论意义上的伦理学有了本质的分别。
二、 仁政说——孟子的政治之学
尽管孟子认为，人本具有四端之心，可以发展为“仁义礼智”四种德性（virtue），因而具备成德成圣的可能，但他并没有将性善论仅仅局限于个人成德成圣的道德领域，而是将之纳入于“修齐治平”的社会政治领域之中，并以性善论为基础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儒家仁政学说。正是由于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儒家完备的仁政说，将道德领域的性善论拓展为社会政治领域的仁政说，并将儒家的内圣之学和外王之道、成德之教和治国之道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不仅在学理上进一步丰富、深化和拓展了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也使得孟子的内圣外王思想超越了一般所谓的道德形上学和伦理政治学说，具有鲜明的实践哲学特质。
孟子之所以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他的仁政说，便是力图将“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他所提出的政治思想绝非只是为了解决现实政治社会问题的应急之策,而是试图通过政治活动和社会实践来完善人的德性与生命，从而建立至善的政治。故而有学者认为，“孟子之学，修身治国经世致用之学也，非空谈心性之学也；其论心性体相，为修齐治平之资助焉尔。” 也就是说，孟子的思想学说首先是关乎修齐治平经世致用之学，而不是空谈心性的道德形上学；孟子之谈论“心性体相”，是为“修齐治平”做准备的。
在孟子看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在他，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不忍人之心不仅成为个人成德成圣的内在根据，更在于它可以发而为“不忍人之政”。如果上至君王，下至臣民，都能推其不忍人之心于他人、推其仁义之心于社会，便有发展为不忍人之政——仁政之可能。因而孟子的仁政说秉承了孔子德治之教，以仁心性善为论，扩而充之，发展出一套十分完备的社会政治学说。
相比于孔子，孟子的仁政说更明确地强调政治与教化是不可分离的，更为详尽地阐发了二者之间内在统一的关系。他认为，这两者不仅是相辅相成、交相为用的，更是一体之两面，是内在统一的。孟子认为，“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也就是说，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并不是政治的惟一目的,而只能说是基本目的,更高的目的在于通过政治实践去完成每个人的德性，完善他的人格，最终使人成就道德，过上“善”的生活。
在孟子看来，教化比一般的政治活动更能取得民心，更有利于治理天下。善的政治使民畏，而善的教化使民爱；善的政治能得民财，而善的教化能得民心，所谓“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因为在他看来，政治不仅是一种使民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生活的手段，更是一种使人们在“善的生活”中成就仁义道德的实践活动。这样，在孟子那里，教化才是政治的最终目的, 政治的根本在于教化，“政道与治道统一于教化” 。换言之，在孟子看来，一般的政治活动（治道）只是教化的辅助手段,它必须与教化统一起来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行为（政道）。而这种与教化统一起来的政治行为方才真正上升为更高意义上的实践活动，从而使政治成为至善的政治，使王道通行于天下。
因此,在孟子那里，政治必须有道德的基础。因为仁政王道说到底就是“不忍人之政”,它是建立在“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之上的。“不忍人之心” 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良心本心，是“善性”之端。如果每个人，尤其是君王、当政者，都能体认到自己的“不忍人之心”,并自觉扩充、发扬，从而推己及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从修身、齐家的道德实践领域推广至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领域，做到“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那么“不忍人之政”就有了道德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才可谈得上实行仁政，使王道遍行于天下；反之，没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不可能有其道德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也就不可能成就仁政，使王道遍行于天下。毫无疑问，孟子以性善论为其逻辑起点, 由不忍人之心推至不忍人之政，把政治生活看作是伦理生活的扩大和延伸,把伦理道德原则作为政治的基本原则予以阐发。因此,在孟子那里，“性善论”是“仁政说”前提和基础。
同时，孟子亦认为，政治有道德的目的。如前所论，孟子认为,有两种类型的政治,就是“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这并非只是流俗意义上所认为的那样，仅是政治的外在手段的划分,而实际上这更是政治的内在目的的划分。 他认为，施行仁政为王天下之本，“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不同于“以力假仁”的霸道，“以德行仁”的王道才能得民心，才能使人心悦诚服，也才能长治久安，使天下人归服，因为“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旷”（《孟子•离娄上》）。所谓的王道政治（仁政），也就是将人人都具有的仁爱之心发扬、推广，使之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的每个成员身上,从而使每个人都完善他自身的人格，敞开显露其原本故有的道德本心而不使其被遮蔽, 仁义礼智诸德得到完全的发展和完善，并最终不仅在伦理道德领域中实现个体的至善，而且更要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实现整体的至善。因此，孟子旗帜鲜明的主张“王道”政治(仁政) ,认为“以德行仁者王”,“德”并非实现政治目的的外在手段,而是政治本身所追求的内在目的，它是“道”，而非“术”。在这一点上，他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古典思想家莫逆于心，遥相呼应，可谓如出一辙。他们都认为政治活动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有一个道德的目的，只有这种的政治活动才是有意义的。政治活动和伦理道德活动必须统一起来，不能截然分开，政治活动无非是伦理道德活动的延伸和扩展。
三、 内圣外王之道——孟子的实践哲学
由是可知，在孟子那里，仅仅个人成德成圣还不够，还必须发政施仁，使王道遍行于天下，此即所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又所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在伦理道德领域“修身见乎世”，通过道德修养的实践活动使内在的仁义之道德本心彰显出来，并在日常的实践行为中表现出真实的仁义之德性，从而成就道德，此即所谓“独善其身”；而在社会政治领域“泽加于民”，通过社会政治的实践活动使政治成为至善的政治，使天下充满仁义，使人人都能成就道德，过上“善的生活”，此即所谓“兼善天下”。所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就在于他力图将个人修身养性的伦理道德实践和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政治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不仅要独善其身，更且要兼善天下；不仅要修身见于世，更且要泽加于民。
正因如此，孟子不惟是明白表达和系统阐明了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更是充分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所具有的实践性和社会政治性。正如美国学者华蔼仁（Irene Bloom）所指出的那样，“孟子哲学的精神并没有脱离实践性,恰恰就在他的实践性(practicality) 中并与他的现世性(this-worldliness) 关联” 。孟子以性善论、四端说言道德之来源和根据，以“知言养气”谈道德实践之成德工夫；又以仁政王道言政治之合法性和合理性，以民本论、民心说谈政权之基础和政权转移之依据。他力图通过性善论和四端说来建构其心性论，以为人的成德成圣寻求理论依据；又在此基础上提出系统的儒家政治学说——仁政说，以为其“平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性善论是仁政说的理论基础，而仁政说是性善论的理论目的；性善论以仁政说为理论归宿，而仁政说以性善论为理论内涵。性善论与仁政说，这两者共同构建了孟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形成了孟子独特的实践哲学思想。
有学者认为，“孔、孟、荀都很重视心性，特别是孔、孟更是如此。但应该注意的是，他们论心性不是为心性而心性，而总是与其政治理论和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从本质上说，儒学特别是先秦儒学首先是政治之学，其次才是心性之学；心性之学是政治之学的基础，政治之学是心性之学的目的。” 事实上，孟子较之于孔子，虽更多地谈论性命义理，但孟子之谈论性命道德的心性之学，是为仁政王道的政治之学奠定理论基础的。实际上，讲究性命义理的心性之学与讲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之学在孟子那里乃是不可分割的一事两面，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一为人的道德实践行为，一为人的政治实践行为，其着眼点都在于人的实践行为。性善论和仁政说正是以一种实践哲学的方式在深度思考人的这两种主要的实践行为，并试图将二者从根本上联系起来。所谓“修齐治平”，所谓“内圣外王”，其根本要义大概在此。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孟子的思想学说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心性之学和政治之学的范畴，而上升为一种容纳和涵盖二者的实践哲学。
我们知道，“实践”（Praxis）的概念起源于西方的古典哲学思想。在西方实践哲学的开山和鼻祖——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的基本意义就是圆满完成的正确行为，是“趋向”目的并自身构成目的的活动。当亚里士多德将实践与理论和制作（生产）相区别时，他所谓的“实践”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一切人际行为，而这种行为主要就是人在人类事务中的政治行动和道德行动。 因此，实践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范畴,它既包括个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完善和伦理道德的塑造，又蕴涵对伦理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改造。尽管孟子并没有明确谈实践，但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说便内在地包含了人的伦理道德实践和社会政治实践过程，并将之视为人生存于世的基本方式。在他的性善论中，人对良心本心、对自身善端的体认与扩充便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所谓“尽心”、“知性”、“知天”，所谓“存心”、“养性”、“事天”，就一个是通过不断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道德实践过程；所谓“修身”、“立命”，便是在此修身养性的道德实践活动中倾听天命的安排，等待天命的召唤，并付诸实践行动，从而成就伟岸的人格。在这里,人的良心本心作为善端成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支点,经过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得到充分的张扬,而仁义道德作为善端的体现和外化,最终又会落实在仁政王道的政治实践活动上。这样，孟子的实践哲学思想便将人性善端与道德实践、仁政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构成一个完整链条。
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孟子的实践哲学思想，就表现在以性善论和仁政说为根本要义和主要内涵的内圣外王之道中。如前所论，性善论是孟子所阐发的儒家内圣之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成德之教”。它要思考道德的起源、根据、目的和意义，但不是形而上学地、先验地思考和讨论，而是将这些伦理道德的原则和概念呈现于具体的生活情境和实在的“生活世界”中。不仅如此，孟子通过他的性善论还着重强调了士君子作为“入世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作用。他们不但活跃于人间世，而且还致力于社会基础道德的重建，他们是以保持和弘扬儒道为己任的。孟子坚守儒家的信念，相信人为努力可以使“道”在社会实践中发扬光大，以此为积极入世的知识分子开拓出一个文化的空间和政治的领域。他们不但要作为道德楷模直接投身于政治，更要以此肩负起维护社会意义结构的神圣使命。 因此，我们可以说，孟子的性善论和他的内圣之学超越了一般所谓的道德形上学和心性论，而上升为一种实践哲学意义上的伦理道德之学。
不宁惟是，孟子谈道德、谈仁义亦从来不脱离社会群体、不脱离政治活动来谈。因此孟子除了强调人要扩充其“仁义内在”的良心本心，更强调要发政施仁，以推恩之法实行仁政，以王道平治天下；除了强调“独善其身”，还强调要“兼善天下”。因此，他的“外王之学”也不仅仅只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而是关乎如何王化天下、使天下归仁的“王道政治”。所谓王道政治，便蕴含着政治的基础和目的在于道德的观点。具体在孟子的仁政学说那里，就是将人人都原初具有的仁义之心发扬、推广，使之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的每个成员身上,从而使每个人都完善他自身的人格，使仁义礼智诸德在每个人身上都得到完全的实现和完善。从而不仅在伦理道德领域中实现个体的至善，而且更要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实现整体的至善。可见，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他的仁政学说，明确提出政治必须有道德的基础和道德的目的；而孟子的仁政学说就是他的外王之道，它不但从来不脱离道德，而且始终以道德为中心和旨归。它不仅仅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而衍生出的一套政治规范和政治行为，而是有着更高的目的和更高的追求，是为了实现人类整体的“善”，使人人都过上“善的生活”，因而伦理与政治在他那里没有明确的界分。因此，孟子的仁政说也就超越了一般所说的政治哲学或政治儒学，而上升为一种实践哲学意义上的政治之学。
这样，我们实可以说，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说将儒家的内圣之学和外王之道有机地联系和统一起来，构成了儒家一个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和完整的思想内涵的内圣外王之道。而孟子的内圣外王思想不仅充盈着浓郁的实践精神,更充分展现了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的实践品格和实践哲学特性。它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现世性”和“宗教的实践性” ,更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着眼点,以修身养性的道德实践为起点，以仁政王道的政治实践为终点,形成一个以性善论和仁政说为根本要义和主要内涵的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突显了人的道德价值, 张扬人的自由，揭示了人的存在意义，实现了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乃至人与天地的高度统一,使得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个体的人格完善与社会的现世生活完美地结合起来。基于此，我们认为，孟子的内圣外王之道蕴涵着丰富的实践哲学思想,体现了鲜明的实践哲学特质。它从人良心本心自我确证和发现，到自觉培养、发端为仁义礼智诸德，再到推己及人充分扩张于他人和社会群体，最终实现个人修身齐家的道德实践行为与社会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行为的高度统一,构成了一个极具实践品格的儒家思想体系,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和拓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