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少数民族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体的城镇化问题，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理念的内在要求。从实践来看，少数民族城镇化进程中确实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城镇化的一般性问题，同时也涉及一些特殊性问题。当前，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镇化水平差距问题。从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全国城镇化率分别为 36.92%、50.27%，而少数民族的人口城镇化率只有 23.43%、32.87%，总体水平比较低，提升速度也比较慢。从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民族八省区（5 个民族自治区和青海、云南、贵州 3 省）来看，2014 年城镇化率只有45.67%，比全国 54.77%低了约 9 个百分点。二是进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难、管理难问题。据估计，目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约有 2000 万，主要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的大中城市。他们不仅遇到落户难、子女上学难、创业难等一般性问题，还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特殊性问题。城市中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呈现易发多发态势，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难以适应这一新形势。三是民族歧视问题。一些进城少数民族群众遭受到各种形式的歧视性言行，主要表现为拒宿、拒租、拒载、拒卖、拒餐、拒聘等“N 拒”问题，以及特殊安检、反复盘查、变相驱赶等问题。四是国内外“三股势力”渗透破坏问题。随着少数民族进城，“三股势力”把活动场域更多转向城镇，策划、组织、操纵、实施渗透破坏活动，包括宣传极端思想，利用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挑拨城镇中的民族关系，制造群体性事件，发动暴力恐怖袭击等。上述问题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安全等多个方面，亟待加以全面系统研究。但是当前，虽然对于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的一大热点，但对于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体的城镇化问题研究却乏善可陈。
二、研究意义
本文以问题为导向、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方法，基于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全面系统分析少数民族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重要的现实性和导向性问题，探寻有序快速推进少数民族城镇化的工作方向、正确思路和政策举措，将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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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少数民族及密切相关的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全面推进而兴起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改革开放初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不突出，因此相关领域研究几乎没有专门文献，而只在一些零星的文献中涉及，比如唐卫宁（1998）在谈论国家大中项目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时提到，这将增加该区域内城镇数量、提高城镇化水平。二是进入 21 世纪后，城镇化浪潮波及民族地区，同时大批少数民族群众进入东中部城镇，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研究开始兴起。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民族地区城镇化滞后问题，强调城镇化的重要意义，提出要走“特色城镇化”之路，并探讨城镇化模式和推动力。比如蒋彬（2002）分析了民族地区城镇化滞后带来的负面效应，提出应大力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三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推进新型城镇化被视为我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受到更大关注。比如杨昌儒（2011）提出，城镇化带动战略是推动世居少数民族发展的主要抓手。同时，学者还对城镇化带来的生态保护问题和流动人口管理问题进行了反思。
（一）城镇化现状分析
一些学者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现状、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覃茂福、梁仲确（2003）认为民族地区城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不协调，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不协调，城镇基础设施水平低。王新萍（2007）认为甘肃民族地区小城镇发展的不利条件主要有：小城镇发展未发挥规模集聚效应，未实现城镇的基本功能；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条件恶劣，受区位边缘性、分散性和封闭性的不利影响；城镇化起步晚、底子薄、水平低，城镇密度小，差异大；文化水平低，人口素质差。刘柃妤（2007）认为渝东南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出现如下问题：小城镇迅速兴起，但综合经济水平仍不高；产业支撑力量弱，各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城镇承载能力减弱。江明生（2009）认为贵州民族地区城镇化的难点在于文化教育程度低、支持性配套政策缺乏、产业化程度低且产业结构不合理、交通等基础建设薄弱。刘芯宇（2010）认为新疆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脆弱，结构性缺水；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经济缺乏聚集效应；资金匮乏，投资能力有限。沈茂英（2010）认为四川藏区小城镇发展面临以下约束：城镇体系发展滞后与空间分布失衡约束；单体建制镇服务半径过大约束；建制镇发展的产业支撑约束；城镇发展的人口规模约束；城镇发展的自然环境约束。高德胜（2011）认为，纵观制约西部城镇化水平滞后的现实，不仅有思想文化观念、政策法制、社会经济落后等方面的因素，而且这与西部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郑长德（2015）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建制镇发展情况作了全面研究，提出目前民族地区建制镇镇区人口规模普遍偏小，建制镇密度低，镇间联系程度弱，农业仍然是建制镇经济的基础和主体，乡村基础设施落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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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理论分析框架
第一节 基本概念辨析
概念是理论的基石，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理论建立在“合作”这一基本概念之上。合作对于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合作便没有经济。然而，对于合作，人们要么知之甚少，要么熟视无睹。深入考察合作的内涵，是探究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理论的关键所在。为此，首先要辨别合作与分工、合作与竞争、合作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概念，厘清它们之间关系。这样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理论的基石才算打牢了。
一、合作与分工：重读亚当·斯密和马克思
考察“合作”概念之前，首先要把握好“分工”概念。这就必须回到亚当·斯密那里，因为正如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作出的评论：“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
斯密在《国富论》第一卷的前三章中集中论述了分工的作用、分工的致因、分工的限度。他开篇便讲：“劳动生产力最为重大的进步，以及人们不管往何处引导或在何处应用劳动生产力，所展现的大部分技巧、熟练度与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他认为，不同行业、职业的分离源于分工，行业中引进分工有助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改善速度跟不上制造业是由于分工程度低，一个国家的产业是否发达进步与分工程度有关，分工有助于各行各业产出大增从而促进社会普遍富裕。斯密把分工提升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归为三类：一是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二是工种转换时间的节约，三是分工促进了机器发明。他把分工的形成归因于“人性当中有某种以物易物的倾向”，也就是“交换的力量产生了分工”。从分工的致因，斯密自然得出“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的结论，这一结论被称为“斯密定理”。
斯密的逻辑实质上是这样的：人性中的交易倾向和市场中的交易规模决定了分工的动机和范围，分工导致了才能的增长、工作的专门化、工具的改进，从而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在《国富论》中，斯密明显用了倒叙的写法，把分工的作用放在了最前面，这是因为整个著作的主旨在于论述分工如何促进国家财富增长，而不是论述分工是如何来的，开宗明义是最好的选择。明确这一点，对于正确把握和吸收《国富论》的思想精髓，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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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合作能否产生
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理论首先要解答的问题是：合作能否产生？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对合作可能性作出合理解释，那么实践中的合作经济行为就只能被视为偶然现象，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理论就没有存在的基础。经济学中有几种行为人模型提出了合作不可能的命题，很多学者围绕这些命题展开了大量研究。从研究的成果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或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合作是可能的。
一、走出囚徒困境：博弈论的观点
1950 年，美国兰德公司设计出了一个“囚徒困境”模型：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每个人都坐牢 1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获释，沉默者入狱 5 年；若互相揭发，则二者都判刑 2 年。其结果会是，两者倾向于互相揭发。这个模型可以用下表表示，其中合作表示不揭发对方，背叛表示揭发对方，数字表示被判入狱时间。由表可以看出，无论一方是选择合作还是背叛，另一方选择背叛都是理性的选择
这一模型提出了合作不可能性的命题，具有很广的适用范围，比如厂商相互压价、军备竞赛。博弈论正是研究“合作不可能性”命题的专门学问，其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探讨合作可能性及其实现的条件。比如，改变“规则”，加入一个惩罚或激励因素，就能解决不合作问题。另外，增加可置信的威胁或承诺、建立声誉、增强信息透明度、构建重复博弈等都有助于走出囚徒困境，实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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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城镇化的本质是合作秩序扩展...................... 49
第一节 关于城镇化本质的几种理论 ................ 49
一、两种流行理论的批判................... 49
二、其他理论及综合性理论.............. 51
第四章 我国少数民族城镇化的现实性问题............... 68
第一节 城镇化水平差距问题 ............... 68
一、问题的表现.................... 69
二、基于合作秩序扩展论的分析.............. 71
第五章 我国少数民族城镇化的导向性问题................ 96
第一节 城镇化还是反城镇化：合作意愿的问题 ...................... 96
一、相关概念.............. 96
二、反城镇化的观点主张............... 97
第五章 我国少数民族城镇化的导向性问题
第一节 城镇化还是反城镇化：合作意愿的问题
一、相关概念
如同城镇化的概念一样，国内学者给出的反城镇化（一般作“反城市化”）、逆城镇化（一般作“逆城市化”）概念也是五花八门的。一般地，把反城市化与逆城市化视为同义词，即英文的 counter-urbanization 或 deurbanization，被化约为“郊区化”、“扶持城镇、农村以促进经济发展”或者“限制大城市发展，将资源分配给中小城市或者农村”。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就有一些介绍国外“逆城市化”研究和情况的文献，其描述的主要现象是人口由中心城市大量向郊区乃至更外围的乡村地区迁移。事实上，应该将逆城市化视为城市化发展的一种模式或一个阶段，视为是城市文明的普及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而不是对城市化的否定或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这里还应该撇清的是，由于农村户口附着的利益大，浙江省等地出现的城镇居民将户籍回迁农村以获取农村土地利益的现象，并非逆城市化现象，而实际是一种由城乡二元结构所致的“伪逆城市化”现象。
对城市化的否定或城市化的反向运动，应被称为反城市化，英文是anti-urbanism。此外，反城市化还可以被视为对城市化进程的阻滞，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农民身份以世袭的方式保留下来，对城市化产生了阻滞作用，就是反城市化。当前，国内学界在研究城镇化问题时，对于逆城市化或者郊区化的研究较多，对于反城市化研究很少（除了不恰当地将它等同于逆城市化的研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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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语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本文的一个鲜明特点。对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理论、合作秩序扩展论的基础理论研究，为少数民族城镇化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同时，对少数民族城镇化问题的分析，也进一步检验和丰富了合作秩序扩展论、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理论。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一是关于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理论。本文认为，合作与分工是一体两面的，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合作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吸收资本主义分工经济理论的历史成果，发展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必须的。这具有可行性，源于合作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理论所要研究的是合作秩序，它由合作生发和合作程度构成，其中合作生发又由合作意愿、合作能力、合作制度决定，合作程度则由合作动力、合作模式、合作保障决定。因此，要对这些影响因子进行研究，而这就构成了一个分析框架。
二是关于合作秩序扩展论。本文认为，以往对城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很少，事实上存在人口集聚论、城区扩张论、生活方式转变论、结构变迁论以及综合性理论，而这些理论并没有很好地把握城镇化的本质。基于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理论，本文提出，城镇化的本质是合作秩序扩展。城镇化进程中的合作秩序扩展，包括外向扩展和内向扩展，它受合作秩序影响因子的影响。合作秩序扩展论能更好地分析解释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城非城”“城中村”问题。
三是关于少数民族城镇化。本文认为，当前少数民族城镇化进程中，存在两类问题，一类是现实性问题，包括城镇化水平差距问题、少数民族社会融入难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难问题、民族歧视问题、“三股势力”渗透破坏问题；另一类是导向性问题，包括城镇化还是反城镇化问题、大城市化还是小城镇化问题、靠政府还是靠市场或靠社会问题。这两类问题都可应用合作秩序扩展论来加以分析，并找到正确的对待问题的态度、解决或解答问题的思路。总的来讲，要以是否有利于合作秩序扩展为判断标准，着力提升合作意愿、提高合作能力和完善合作制度，不断增强合作动力、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强化合作保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