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农村金融扶贫问题及对策研究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贫困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难题，如何消除贫困一直以来都是各国政府和学者关注的一大课题。尤其是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6 年年底，我国 GDP 将达到 17.632 万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贫困问题也随着一直伴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并且日益凸显，基尼系数高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达到 2.73。我国的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越了美国和大多数同等发展水平国家。为解决贫困问题，国家从来不遗余力。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推动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大规模开发扶贫、攻坚扶贫、精准扶贫等多个阶段，我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这一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
当前，我国把扶贫、脱贫工作摆在“十三五”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成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战略决策和实践，彰显了我国领导人对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是我国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切实可行途径。作为国家扶贫的主要手段，金融支持被期望以“造血式扶贫”的方式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尤其是在脱贫攻坚阶段，返贫和顽固贫困问题发生率高，充分发挥金融的功效，提高金融扶贫效率、优化金融扶贫手段，既能实现贫困人口的降低，更应保证金融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人民银行在金融扶贫的工作中一直扮演着政府的角度，对金融扶贫的信贷投入、融资结构、组织体系、服务水平等具有监督管理义务。全面推进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如何推进精准扶贫、推进精准扶贫在这样一个全国精准扶贫背景下，结合本人在人民银行近几年工对扶贫工作的经验，以湖南株洲为代表，研究包括罗霄山贫困区的茶陵、炎陵以及株洲市其它县域的金融扶贫问题，探索株洲市金融扶贫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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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1.2.1 扶贫与脱贫相关研究
目前有关扶贫的研究主要围绕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导致贫困的根源，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缺乏、社会文化等方面。贫困循环理论认为贫困实质上有资本上的需求，但是资本供给的缺乏导致难以从贫困的陷阱中脱离（Nurkse，1953）。在贫困者拥有的较低收入水平下，人均收入的边际产出增长较低，人口同步增长，人均收入的增长最终会被人口的增长抵消，即低水平均衡陷阱（Nelson，1970）。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工作基本上遵循一种优先发展主导产业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将资本集中于某一主导产业，主导产业发展可以推动其他产业的投资，以此来减贫（Hirschman，1991）。事实上，制约贫困地区发展最根本的要素还是资本的缺乏，对于贫困地区而言，经济的增长缺乏资本的发动，以致于难以改变落后的状况（Schultz，1992）。联合国的发展研究报告（2002）认为，贫困人口在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利益有限，更多的是需要一种制度上的安排来保障贫困人口的权益。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2009）指出，应提高贫困人口参与市场、参与社会的频率，获得更多的交流机会，通过社会与医疗保障，消除贫困人口在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可以引入信贷、项目建设等，增强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在国内的研究中，基于生活质量因素的评价视角，可将贫困划分为制度贫困、区域贫困和阶级贫困三个主要的类型（康晓光，1995）。制度贫困主要由于制度安排缺失、未到位及诱发负向效应造成的贫困现象，区域贫困主要由区域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化导致初始禀赋不足造成，而阶级贫困主要是指，在制度安排、自然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个体身体素质、教育程度、初始禀赋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不足造成人们获取有限资源的能力较差最终致贫的状况。此外，基础差、能力低、基本权利缺乏保障也被认为是农村致贫的主要因素，基于这一视角，也可以将贫困分为环境约束型贫困、能力约束型贫困和权利约束型贫困（黄承伟，2001）。由此，一部分研究主要基于自我发展能力视角展开，并提出了政府主导的扶贫开发存在效率较低的观点，指出扶贫开发加剧了贫困人口的“政府强依赖性”，最终致使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区域贫困现象凸显，扶贫开发边际效益递减，因此扶贫开发的工作重心应向培育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转变（王科，2008）。也有一些研究指出，财政转移支持扶贫开发的做法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甚至制约了扶贫开发进程的推进（王晓敏，2009）。而财政支持扶贫的研究也引出了另一种观点，即以财政支出为主要手段的政府单向扶贫开发工作使得国家扶贫资源失衡加剧，而专门的扶贫部门结构科层化使得政府主导扶贫成效不足。由此以来，扶贫开发工作必须坚持培育内生发展的方式进行，内生发展的方式亦有利于形成产业化连片突破贫困（张立群，2012）。其中，调整产业结构是根本，发挥资源优势是基础，培育新型农民是关键，革新政策机制是保障。当然，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初始禀赋仍然被认为是脱贫的主要动力，地方政府应完善地区经济的发展策略，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缓解区域贫困现象（欧海燕，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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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农村金融扶贫的理论基础

2.1 单维度致贫因素分析
贫困是发展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在对贫困形成的最初研究中，大部分结论发轫于学者对贫困表象的直接观测并得出的感性表述，即贫困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初始禀赋缺乏”，并通过代际传递形成“恶性贫困循环陷阱”，随着对贫困问题研究的深入，一些理论研究从制度、机制及权利等更深层次的角度研究贫困发生的根本原因，本小结将对这两种贫困形成的理论进行阐述。
2.1.1 初始禀赋缺乏致贫
早期的研究认为，环境恶劣与资源匮乏所导致的物质和人力资本缺乏被认为是贫困发生的直接原因（Townsend，1994），物质和人力资本缺乏致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恶性循环，并以此为支配与若干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贫困状态（Ragnar Narkse，1953），贫困状态在没有外力（资本的注入等）作用的情况下将持续均衡。纳尔逊（R.R.Nelson，1956）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为人均收入处于维持生命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即所谓的“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都将由人口增长所抵消，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大资本投入，以使投资与产出增长超过人口增长，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著名的贫困问题研究学者冈纳 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57）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来解释不发达国家因收入低下而导致的贫困循环。缪尔达尔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其中，各种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呈现出一种“循环积累”的发展态势，即一个因素发生变化会引起另一个因素发生相应变化，形成“累积性的循环”。贫困循环的过程是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由于收入较低，导致生活质量低下，进而影响其温饱和营养水平，以及医疗卫生状况恶化，影响健康水平。营养与健康水平不足，进一步造成人口质量低下，降低劳动力素质，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劳动生产率低下又导致当地收入低下，从而开始新一轮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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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多维度致贫因素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贫困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贫困人口的权利与能力缺失，本节从回顾阿马蒂亚·森的权利方法着手，提出基于权利与能力视角的扶贫理论。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在扶贫工作中的返贫现象严重，而通过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扩张贫困人口的“权利集”将遏制这一现象。
2.2.1 阿马蒂亚·森的权利缺失贫困理论
制度本质上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著作《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中采取“能力方法”研究贫困问题。假定 Ei为社会中第 i 人的权利集合，这一权利集合就是可供选择的商品组合所构成的集合，Ei 由个人资源禀赋和交换权利映射所决定，个人资源禀赋是“所有权”，交换权利映射则是将“所有权”转换为一个交换权利集合的对应关系。在个人资源禀赋给定的前提下，交换权利由五个因素决定：第一，个人是否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工作时间是多长，工资是多少；第二，个人出售非劳动资产能够得到多少收入，购买所需花费需要多少；第三，个人劳动力以及所掌握的生产资料能够生产什么；第四，购买生产资料的成本是多少，最终收益是多少；第五，个人有权享受的社会保障福利以及他必须缴纳的税金等。当交换权利集扩张时，某个人进入富裕的均衡之中；当交换权利集收缩时候，某个人将陷入贫困。
由于权利方法存在难以界定等缺陷，阿马蒂亚·森将交换权利集具体为“可行能力”，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基于这一视角，认为贫困的发生是由于“可行能力剥夺”，而不能以收入低下来识别贫困。我们基于“可行能力”的视角对交换权利集进行进一步分析，交换权利集可分为参与生产权利和产出分配权利两个维度：参与生产权利为个人i 可以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我们将其抽象为参与权；产出分配的权利为经济系统的产出如何分配，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参与经济系统生产个人 i 的分配能力，
二是非参与生产个人 i 的分配能力，我们将参与生产个人 i 的分配能力抽象为收入权，将非参与生产个人i的分配能力抽象为保障权。值得注意的是，阿马蒂亚·森提出：社会保障制度也可以在“E—映射”中得到体现，社会保障制度相当于提供了一个人按最低工资受雇于政府的选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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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株洲农村金融扶贫的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14
3.1 株洲县域贫困情况及金融需求.....................14
3.1.1 株洲市县域农村人口贫困情况............... 14
3.1.2 县域脱贫资金需求情况.................... 15
第 4 章 基于连片特困区的株洲金融扶贫案例分析.........23
4.1 数据来源与调研设计.......................23
4.1.1 数据来源......................... 23
4.1.2 调研设计............................. 23
第 5 章 优化株洲农村金融扶贫的政策建议.........................41
5.1 形成产业规模增强株洲贫困地区的金融资源承载能力............................41
5.1.1 突出发展特色农业................. 41
5.1.2 深入挖掘旅游资源...................... 41

第 4 章 基于连片特困区的株洲金融扶贫案例分析

4.1 数据来源与调研设计
4.1.1 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 2014 年在株洲市炎陵县与茶陵县进行的实地调研，共调查乡村 15 个，其中茶陵 7 个，炎陵 8 个，调查 216 户农户，共计 953 个农民以及 40 个农村经营组织，同时还调研了当地的金融机构。株洲茶陵、炎陵两县地处罗霄山连片特困地区，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和湖南省扶贫攻坚的重点区域。扶贫连片区共涉及两县 38 个乡镇，582 个行政村，国土总面积 4530 平方公里，人口总数 81 万人，其中贫困乡村 108 个，贫困人口 27.3 万人，是株洲扶贫攻坚的主要区域。因此，选择这两地进行实地调研获取的数据对于研究与总结株洲金融扶贫的绩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4.1.2 调研设计
调研的整体抽样方案采用了分层、三阶段与规模度量成比例（PPS）的抽样设计。初级抽样单元（PSU）为株洲市政府 2014 年公布的炎陵、茶陵有贫困人口的乡镇共计 36 个。第二阶段抽样将直接从中抽取贫困村；最后在贫困村中抽取农户。每个阶段抽样的实施都采用了 PPS 抽样方法，其权重为该抽样单位的人口数（或户数）。
运用 PPS 抽样方法，抽选炎陵县与茶陵县中的水源村、华丰村、新田村、大洲村、西冲村、由义村、荷塘村、上馆村、黄上村、苍背村、洣坑村、夏馆村、花园村、小里村、小江村 15 个贫困村作为调研地区，这 15 个贫困村约占炎陵茶陵两县所有贫困村的 10%，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实地调研中所采取的方式主要包括实地走访、座谈、问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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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优化株洲农村金融扶贫的政策建议

5.1 形成产业规模增强株洲贫困地区的金融资源承载能力
5.1.1 突出发展特色农业
无论如何，努力发展贫困地区的经济，是金融扶贫事业得以进展的前提。贫困户、贫困地区也只有置身于蓬勃发展的区域经济中，才有更多的机会从外部获得必要的支持。当然，发展地区经济是一种更大系统的工作。就金融扶贫而言，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如何发挥贫困地区的特色资源和区位优势。利用特色资源和区位优势，有助于明确金融扶贫的重点，发挥金融支持效率，以便在更大程度上带动贫困地区贫困农户脱贫致富。在特色农业资源（例如黄桃、烟叶等）利用方面，可以采取“聚集项目、捆绑资金、集中投向”的方式，重点支持具备优势农产品的建设。为了挖掘贫困地区在林业、木业、水利等方面的特色资源，要尽快出台特色资源配套扶持政策。集中化的产业将有利于农村金融体系的信贷投放，并达到分散、降低低端市场风险的目标。
5.1.2 深入挖掘旅游资源
为了发挥贫困地区的旅游优势，要进一步针对两县红色旅游、炎帝特色文化旅游、森林旅游实际，依据旅游发展规划，对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创新发展符合旅游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和模式，加大对小型微型旅游企业和乡村旅游的信贷支持，探索以未来收益权质押、景点门票收入和景点资源抵押贷款及旅游景点互保贷款等信贷产品，合理确定贷款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进一步改进旅游业支付结算服务，增强支持发展旅游消费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为贫困人口提供旅游就业培训，如导游等。为贫困户提供多种形式的旅游支持贷款，如为贫困户提供成立农家乐贷款，并大力推行“链条”式贷款，将贫困户农家乐项目纳入信贷链条。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