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财政支出冲击下我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金融学研究——基于物价稳定视角

本文是一篇金融学毕业论文，本文首先梳理了有关货币规则及其物价稳定效应、财政支出及其内在结构对通胀水平影响的文献。随后，本文对财政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影响机理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式的改革促成了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的平稳发展，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一些体制性问题被掩盖，结构性问题长期积累。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速放缓日益显现，依靠政策手段提振经济势在必行。
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策态势看，货币宽松边际效用递减，我国刺激政策有从货币宽松向财政宽松转向的趋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见图 1.1）。

2015 年全年，国家发改委批复的 11 大类重大工程包累计完成投资 5.2 万亿元，规模已超过 2009 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占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高达 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意见，配套财政投入进一步加码财政宽松；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奠定了赤字财政的主基调，提出进一步推进“营改增”，减税 5000 亿元，拟安排财政赤字同比增加 5600 亿元，赤字率提升至 3%；地方债发行工作开始早于往年，规模预计大幅增至 5 万亿；振兴东北三年滚动实施方案 8 月底出台，首批投资达 1.6 万亿。与此同时，从价量指标上看，货币政策立场保持了相对稳健：央行回购利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均保持稳定，M2 同比增速与去年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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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概念界定和文献综述
1.2.1 概念界定
（一）货币政策规则的相关概念
所谓货币政策规则，是指在货币政策实施之前，事先确定据以操作货币政策的程序或原则（郭红兵、陈平，2012）。大体而言，货币政策规则可以被分为目标规则与工具规则两类。前者只规定中央银行需要实现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对其政策工具及如何操作均不作要求；后者则不仅确定银行的经济目标，还对政策工具的类型及调整方式作出了具体规定。工具规则又可细分为数量型规则与价格型规则两类，前者以货币发行量作为宏观调控的中介指标，后者则以利率作为中介指标。虽然现实中央行未必严格按照既定规则行事，但货币政策规则为央行的政策操作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参考基准和评价尺度。

通胀目标制是目标规则的典型代表。自 1990 年新西兰率先实行这一目标制规则起，迄今已有 26 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采用这种体制。实行这一制度的国家公开宣布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并对管控通胀做出可信的承诺，但不必有确定的政策操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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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财政支出冲击与货币政策规则对物价影响的理论分析

2.1 财政支出冲击对物价影响的作用机制
学界对于财政支出对宏观经济、尤其是产出和物价水平的影响有较多的研究，相关理论已经历近百年的发展。按影响力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分析框架有传统凯恩斯主义下的 AD-AS 模型、弱式 FTPL 理论和强式 FTPL 理论三种 ，接下来对其作一简要介绍。
弱式 FTPL 框架下，财政支出对物价水平的影响通过政府债务起作用。为满足财政支出增长的需求，政府往往需要增发国债以筹集资金，但天量国债难以单纯依靠税收收入来偿还。Sargent&Wallace（1981）指出，为维持预算约束平衡、保持政府偿债能力，央行最终会通过印发钞票来偿还国债，即央行被动地对财政支出扩张做出反应，并经由铸币税推高物价水平。
强式 FTPL 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对既定的名义货币量以及与货币供求相等的条件，可能对应着多个价格水平，而财政政策决定了实际是哪一价格水平。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传统的“货币供给=货币需求”决定的不是一个、而是一簇均衡价格（即存在多重均衡），财政预算现值约束方程（PVBC）提供了另外一个用于确定物价水平的均衡条件。
上一节分析隐含地基于一个假设，即财政部门自主操作，货币部门被动配合。Woodford（1995）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从属于财政政策，因而这一理论被称为“弱式”的 FTPL 理论。相对应的，Leeper（1991）、Sims（1994）、Woodford（1995,1996）等人提出，即使没有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政策依然能够独立地确定价格水平，这一理论即所谓的“强式”的 FTPL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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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理论分析
本节的理论分析欲探究两个问题，一者是“我们是否需要货币政策规则”，即探讨相机抉择与按规行事何者更优；另一者是在按规行事前提下，比较分析“数量型与价格型规则何者更优”。前一问题是后续分析的前提条件，只有制定货币政策规则比相机抉择更有利于稳定物价水平，后续的最优规则选择研究才有现实意义。
2.2.1 相机抉择与按规行事的比较分析
在 Kydland &Prescott（1977）提出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之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相机抉择更优”。相机抉择的推崇者们提出这样的思维实验：如果决策者可以自由选择接下来的政策操作，那么他总是可以通过选择与规则相符的操作来实现与按规行事相同的政策效果，因而相机抉择至少应该和按规行事一样好；此外相机抉择还为政策操作提供了额外的选择，拓宽了选择集，因而优于按规行事。
Kydland & Prescott 的开创性工作使人们重新审视政策规则的价值。Barro &Gordon（1983）在前者的基础上将动态不一致性理论引入到货币政策领域，分析了货币政策规则、通胀与社会福利损失之间的关系。
虽然对货币冲击、需求冲击的抽象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货币规则选择的理论机制，但仍未能回答何者最适合当前中国国情这一问题。此外，传统凯恩斯主义由于缺乏微观基础，无法用于分析财政支出内部结构对经济系统的影响，也就无从甄别结构性财政支出冲击下何种货币政策规则在稳定物价方面更优了。
下一章，我们将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构建 DSGE 模型，并选择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数值进行参数校准和动态模拟，尝试对这一问题给出更为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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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构性财政支出冲击下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动态分析模型构建....25
3.1 分析框架简介...............25
3.1.1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基本介绍 .................25
3.1.2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对数线性化 .................26
第四章 结构性财政支出冲击下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动态分析模型参数校准与脉冲响应分析............37
4.1 动态模型参数校准....................37
4.2 数量型规则下通胀偏差的脉冲响应分析...........40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47
5.1 结论..................47
5.2 政策建议.............48

第四章 结构性财政支出冲击下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动态分析模型参数校准与脉冲响应分析

4.1 数量型规则下通胀偏差的脉冲响应分析
图 4.1 为数量型（麦科勒姆）规则下通胀对政府非生产性支出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由图可见，在一单位正向政府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冲击下，通胀水平正向响应，随后逐步向稳态水平回归，最终于 32 期左右重新达到稳态。通胀水平在向稳态回归的过程中不存在超调现象。
图4.2为数量型规则下通胀对政府生产性支出（政府投资）的脉冲响应函数。由图可见，在一单位正向冲击下，通胀水平先正向响应，于第五期回归到零点，随后出现超调。在第 10 期，通胀偏差出现负向最大值，并开始逐步向零值回归，直至 37 期前后回复到稳态。
出现超调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短期内增加了社会公共资本存量，这些资本被企业用于生产中间产品，引致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进而通过供求关系降低了价格水平。模拟结果还显示，从政府投资增加到物价水平出现下降，这一过程的时滞约为 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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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首先对财政因素决定物价水平的作用机理、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依据做出理论上的初步分析。传统凯恩斯主义下的分析表明，财政支出扩张可以通过增加社会总需求、进而通过市场机制推高物价水平。新古典主义理论下，财政扩张对物价的影响有不同的传导机制：弱式 FTPL 下，财政扩张导致赤字增加，货币当局为维持政府偿债能力而被动发行铸币税以平衡政府预算，这种货币扩张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强式 FTPL 下，稳态价格水平直接取决于财政变量，财政扩张无需货币机制的传导即可直接作用于价格水平，引致物价水平上涨。在货币政策规则方面，基于凯恩斯主义的分析表明，数量型和价格型规则在平抑经济体的不同冲击时具有非一致性，当经济体系中的冲击主要来源于货币金融体系时，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产出稳定；反之，当经济受到的冲击主要为实际需求冲击时，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更优。
随后我们构建 NK-DSGE 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系统地审视了不同货币政策规则在平抑政府支出冲击中的物价稳定效应，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通过将政府支出细化为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支出两类，本文发现不同财政工具对于宏观经济的作用路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一般而言，政府生产性支出会导致通胀偏差发生较大的偏离，但中长期内通胀在回复至零点后会出现较为显著的超调现象；非生产性冲击后经济体能较快恢复稳定；生产性支出冲击下累计通胀偏差相对较小。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政府生产性支出可以形成社会公共资本，因而在中长期内可以增加社会总供给，进而通过供求关系引致物价水平下降。物价的这一波动导致了通胀在较长时期内的波动性。
第二，不同货币政策规则在平抑不同冲击时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在平抑来自政府非生产性支出冲击中作用效果更佳，较之另两种规则能更有效地控制通胀偏离稳态的水平；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在平抑来自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中具有比较优势。通胀目标规则在稳定物价水平方面的作用效果与价格型规则相仿。这一结论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应该统筹兼顾，将财政政策态势和财政支出结构纳入考量，以期最为有效地实现“控物价”的政策目标。
第三，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具有更高的内在稳定性，通胀偏差在经历政策自身的冲击后较之于价格型规则和通胀目标规则能更快地恢复到稳态水平。这一特性使得央行依数量型规则操作相对简单、稳健，这也是我国在金融体制和金融基础设施尚待完善的当下不适宜立刻放弃数量型规则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