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硕士毕业论文篇一：中国房地产金融发展及风险防范研究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998 年房改以后，房地产行业正式产生并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中国 GDP 的快速增长贡献极大。近几年国际环境复杂，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 年中国 GDP 增速下滑至6.9%，是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房地产行业也面临着投资增速放缓，库存居高不下等问题。根据相关行业分析数据，2015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95979 亿元，比 2014 年增长 1%，同比的增长速度已从 2 年前的 20%以上跌至 1%，投资增速降到了 1998 年以后的最低点，甚至还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与此同时，2015 年房地产投资的月增速也出现了 5 个月的负增长。截至 2015 年底，商品房待售面积 71853 平方米，比 2014 年底的62169 平方米增加了 15.58%，去库存压力明显。尽管如此，房地产投资占比固定资产投资仍高达 17.4%，土地出让金方面，2015 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32547 亿元，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 21。4%，土地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更高达39.9%，体现了房地产行业对中国财政收入的重要作用。房地产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很长，房地产的开发和投资还直接关乎中国的机械制造、能源、钢铁水泥等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作为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其投资周期较长，投资规模较大，商品的价值也非常高。所以房地产行业和金融服务行业紧密相连，相互依赖，在房地产的开发全过程中，需要通过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进行筹资、融资等金融服务。2015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方面，国内商业银行贷款占比为 16.1%，自筹资金占比为 39.2%，自筹资金中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也是大头，个人按揭贷款占比 13.3%，说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仍然是房地产开放过程中最主要的资金来源。2015 年底，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 21.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占整个金融系统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总量的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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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在房地产金融风险的成因方面，Bertrand（1995）认为，在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金融机构受到的限制和监管相对减少，从而导致不合理的银行信贷增加，金融风险增大，从而对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挤压会起到推动作用。Abraham J.M.和 P.R.Hendershott(1995)发现房地产开发商的投机预期、房地产市场中买卖双方的投机行为等重要因素形成了房地产金融风险。Mishkin（1997）等人提出，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与贷款人在获得信息方面不对等是导致房地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Krugman(1998)认为，信用工具和金融产品的创新既能有效降低金融风险，也会导致金融风险扩散。吕红敏（2013）认为，房地产行业的投入资金量大、项目开发周期长和商品价值特别大的特点决定了在其投资开发的全过程中需要金融机构资金信贷方面的大力支持。因此，房地产金融对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的相关特性也决定了房地产行业天然存在着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给金融机构带来各种类型的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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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中国房地产金融的产生和发展
2.1 中国不同阶段房地产市场分析
回顾中国房地产发展的历程，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开始算起，已经走过了 30 多年的时间，房地产业已经从一个新鲜事物成为当今中国最炙手可热的行业，牵动着全国经济的命脉，轻视不得。第一阶段：理论突破与试点起步阶段（1978-1992 年） 这个阶段首先是制订了土地管理法和规划法等相关土地房产的法律法规，为房地产业发展提供了依托。1982 年国务院首次在 4 个城市进行售房试点工作，1987 年深圳市政府首次公开招标出让住宅类土地使用权（罗湖区）。1990年上海市的房改方案正式颁布，开始试点和推广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是公积金制度诞生的标志。1991 年，国务院陆续审批通过了全国 24 个省市的房改方案，房地产行业开始在探索迅速中发展。 第二阶段：房地产整顿和调整阶段（1992-1995 年） 1992 年房改全面启动，全国范围内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房地产业迅猛发展，在局部地区甚至形成房地产泡沫，包括海南、大亚湾、北海等地，炒作尤为严重。1993 年底宏观调控后房地产业的增速大幅回落。 第三阶段：相对稳定协调发展阶段（1995-2003 年） 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中国房地产业的黄金时期，住房分配制度取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房地产投资平稳快速增长，供需两旺，量价齐升，房地产业正式成为中国支柱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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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房地产金融的发展分析
与房地产相联系的房地产金融是指在房地产开发、建设、经营、流通和消费过程中，通过货币流通和信用渠道所进行的筹资、融资及相关金融服务的一系列金融活动的总称。【1】房地产金融市场的构成包括两方面，一是房产金融市场，一是地产金融市场。从 1978 年开始，跟随中国的经济改革，民众的住房体制也开始进行改革，原本国家建房，低价出租的体制已不再适合扩大再生产，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对于这个日渐显现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思想。1980 年中央《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中规定“准许私人建房、私人买房，准许私人拥有自己的住宅”【2】，定下了住房商品化这一政策。接下来，公房出售和租金改革的政策陆续出台。全国各地开始进行房改。住房商品化政策的提出，为房地产金融的起步奠定了基础。1979 年，中央将国家的基建建设由财政拨款改为通过银行贷款，这象征了中国房地产金融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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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中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分析 .....18
3.1 房地产市场风险分析 ..........18
3.2 中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分析 ..........21
第 4 章 中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防范对策和建议 .........33
4.1 完善房地产市场机制和土地制度 ......33
4.2 拓展多元化的房地产融资渠道 ..........35
4.3 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征信制度 ......39
4.4 规范房地产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管理和经营 ......40
4.5 重视房地产金融市场的法制建设 ......42
4.6 建立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监测体系 ..........43
第 5 章 结论 ..........46
第 4 章 中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防范对策和建议
4.1 完善房地产市场机制和土地制度
房地产市场市场机制，指房地产市场上的投资和开发以及销售都通过市场竞争来调节。中国房地产市场由于其特殊性，政府招拍挂出让的是土地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因此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要接受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而市场作为商品经济最重要的载体，有其自我调节和修复的机制，能够对商品经济中相关行业市场的各种要素进行调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应该属于计划调节和市场机制的结合，而计划调节机制对市场的变化反应不灵敏，不能或者比较难对市场的走势进行预知和提前调节。1998 年以来，中国先后多次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调控，短时期内有一定的成效，但是长期来看，房价多次随着调控措施在短时期暴涨暴跌，总的走势是一路上扬，效果并不理想。纵观多次的宏观调控措施，既有增加供给的，也有去库存的，还有促进供需平衡的，在调控的方式上，既有行政手段对市场进行调节，也有经济手段对房地产金融市场进行调控，还有加强市场监督管理的，调控的范围和方式都是非常的完备，但是效果却不是特别的理想。房地产市场应该更加依赖房地产市场自身的调节，也就是市场调节的长效机制。2013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进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才能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要总结中国住房改革发展经验，借鉴其他国家解决住房问题的有益做法，深入研究住房建设的规律性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建立统一、规范、成熟、稳定的住房供应体系【11】。”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强调了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强顶层设计，意味着中国将减少对房地产市场的行政干预，在尽量保证供需平衡的方面，由政府托底，其他属于市场的，就由市场来调节。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也表面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今后将更多的通过市场化长效化的调控手段，包括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和土地供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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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对中国 GDP 的快速增长贡，极大。而房地产行业和金融服务行业紧密相连，相互依赖，在相互促进的同时也蕴藏着不小的风险。本文通过研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发展，分析了中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得出以下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房地产行业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对比分析房地产市场的现状：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快速增长势头出现回落；房地产价格继续保持上涨势头；资金来源渠道仍然不多，筹融资困难。得出现今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房地产市场供需矛盾大、结构失衡，去库存压力大；热门城市房价上涨过快过高，加大房地产市场风险；政策干预过于频繁，市场化机制未能形成。房地产金融在中国经历了起步、探索和实践、发展和创新几个阶段以后，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平稳健康发展的现状：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房地产融资结构不合理；房地产信托发行规模和收益率开始回落，企业直接融资的途径逐渐放开；中国房地产证券化在一度停滞后重新起步；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多元化融资新格局正在形成。本文对房地产市场风险和中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分别进行了分析，房地产市场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房地产市场结构失衡困境；房地产市场局部城市泡沫加大，房价收入比居高不下；住房保障体系和房屋租赁市场建设的不完善；还有房价在持续上涨以后的下行风险。中国的房地产金融风险分为整体风险和个别风险，不同风险的成因不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房地产金融融资工具较少，融资渠道相对单一；政府对房地产和房地产金融的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过多；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相对比较滞后；房地产金融法律法规不完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存在风险；房地产金融市场缺乏预警监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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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金融硕士毕业论文篇二：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第 1 章 引言
1.1 选题背景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际贸易作为国家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于提高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发挥着不可取代的独特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国际贸易领域取得显著成就，2009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 年跃居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15 年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5 年外贸出口达到 2.28 万亿美元，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升至 13.8%1，保持了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据商务部测算，过去一个时期我国外贸每年直接和间接带动的就业约为 1.8 亿人，作为“三驾马车”之一，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贡献率保持在 20%左右2。然而需要正视的是，我国外经贸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突出表现在外贸大而不强，结构不尽合理，转型升级难度较高，对外投资也尚处于初级阶段，企业“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我国对外经贸的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日益严峻的出口信用风险。尤其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竞争和冲突加剧，主权国家违约、贸易摩擦、战争暴乱等频繁发生，使得我国对外经贸形势不断恶化，进出口企业面临的出口信用风险挑战持续加大。根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对我国外经贸企业进行的抽样调查，我国出口贸易业务坏账率约为 5%（个别企业甚至达到30%以上），据此估算，每年出口贸易领域由于国外风险因素所导致的坏账约在千亿美元左右。商务部下属另一家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发生过因贸易对方信用违约而遭受利益损失的外经贸企业占全部被调查企业的比重为 68%，其中致损最严重的是信用风险所造成的拖欠货款和合同违约3。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遇挫的案例也比比皆是，企业走出去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例如，2011 年，利比亚武装冲突、政权颠覆造成中国投资损失数百亿美元。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对外经贸环境难有明显改善，国际信用风险仍将持续走高，这必将对我国对外经贸的健康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进而对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和国民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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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在我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背景下，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具有其特殊的战略层面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的反思、整合的“后危机时期”，更需要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发挥独特的功能和效应。然而，在经过了近 30 年的关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体系的探讨和试验后，各方对其功能效应的认识和理解不是更清晰了，而是更模糊、更令人惶惑了。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势必会影响到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健康发展和作用发挥。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理论、实证与政策建议等层面进行了分析，力图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和进展：其一，分层次界定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希望为理解与后续研究相关问题提供借鉴。本文主要结合对现代保险功能作用的归纳及与商业保险的对比，对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作用作了界定，特别是创造性地提出了认识与理解政策性保险功能作用的三个层次，即从抽象到具体再到表象，并基于此分析了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基本功能、核心功能与派生功能，希望能够对后续相关研究有借鉴与参考意义。其二，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的外部效应和内部传导机制。本文将从宏微观两个层面，更加系统、全面地研究分析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作用实现的外部效应和内部机制，以把握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效应的实现途径，探索其发挥不全面的表现和可能的原因，进而为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体系的完善找准方向和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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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相关理论基础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产生和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是保险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重要产物，是保险业在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参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运行的内在要求，体现了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由实物补偿机制向与其相关的信用补偿机制的扩展和延伸。在出口信用保险发展过程中，相关机构和学者对其概念特点、功能作用和理论机制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不断指导和推动其实现持续发展。本章将对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比较，作为整个研究的基础。
2.1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界定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要经过商品循环和资本循环的过程。其中，在资本循环过程（G-W﹍P﹍W′-G′）中，先用货币资本通过交换去建厂房、购机器、买原料、雇工人，然后通过生产变成产品，产品通过流通变为商品，商品经过交换才能再变为货币，马克思把商品变为货币的过程称为“商品的惊险的跳跃”，并指出“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9这个“惊险的跳跃”，马克思主要指商品卖不出去的风险，风险发生后，资本的循环也被迫中断，商品占有者蒙受损失；同时，“惊险的跳跃”还包括商品卖出去收不回货币资本的风险，当商品卖出去却不能收回货币资本或不能按时收回时，资本循环同样被迫中断，商品占有者遭受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最古老也是最常见的风险，一般指交易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义务而给另一方带来的风险10。还有学者将信用风险区分为广义信用风险和狭义信用风险，指出广义信用风险是指市场参与者（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因经济活动中签有合约或存在特殊关联的其他参与者不履约所带来的风险，而狭义信用风险就是信贷风险11。本文所指信用风险为广义信用风险，即因交易对手未能及时、足额偿付所欠债务或支付应付款项，或者拒绝履行约定的其他事项所带来的风险。在现代生产经营活动中，商品市场或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可能经常会无法实现预期的支付，因此信用风险广泛存在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产生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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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演进及动因分析
出口信用保险的诞生，根本上是为满足出口企业对风险分散和管理的需求，同时与全球对外经贸活动的日益繁荣发展密切相关。本文认为出口信用保险建立以来，共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即商业性机构主导时期、政策性机构主导时期、商业性机构与政策性机构共同经营时期和政策性机构地位强化时期。在不同时期内，出口信用保险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演变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政策性和商业性职能的发展变化是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演化的重要动力。这一时期始于 19 世纪 20 年代，大约有 100 年的历史，基本特征是：作为商业性保险业务，出口信用保险由商业性保险机构主导经营，业务规模很小。19 世纪 20 年代之前，在开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对于因进口国政府违约、进口商拖欠或破产等原因导致的货款难以甚至无法收回的风险，保险业认为属于不可保风险，因此没有保险机构愿意承保。这个问题直到 19 世纪 20 年代才得以解决，当时个别富有胆识和创新精神的保险机构开始尝试承保此类风险。据可查资料，英国大不列颠商业保险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经营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其在 1820 年开展了该业务。30 多年后的 1852 年，英国两家专业信用保险机构——偿债能力互助担保公司和商业信用互助保险协会，开始经营出口信用保险业务；1885 年，一家综合性的保险机构——海上事故担保公司成立，它是最早的承担被保险人全部信用风险的机构，而并非仅仅有选择性地承保某类信用风险。19 世纪末，英国劳合社（Lloyd’s）也开始承保出口信用风险。1917 年，德国裕利安怡信用保险公司（Euler Hermes Kreditversicherungs-AG) 成立，开始经营信用保险业务。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在诞生初期有了一定发展，但是由于出口信用风险可测性差、发生频率和致损程度较高等内在特性，商业保险公司亏损严重，以至于不愿或无力再承保该类风险，这极大影响了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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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界定..........44
3.1 现代保险的功能及其层次结构......44
3.2 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功能的对比研究与边界分析........48
3.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 51
3.4 本章小结....... 52
第 4 章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实现的内部传导机制..........53
4.1 内部传导机制的分解及其构成要素.....53
4.2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补充功能的实现机制.......58
4.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引导功能的实现机制.......66
4.4 本章小结....... 70
第 5 章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的外部宏观效应.....72
5.1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外部宏观效应的层次结构......72
5.2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宏观效应的理论分析.......74
5.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效应的实践体现.......93
5.4 本章小结.........95
第 8 章 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及功能的完善与优化
根据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可持续发展及功能作用有效发挥的需要，结合未来国际经济与对外经贸发展趋势，在借鉴国际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本章就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及功能的优化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8.1 总体思路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制度，促进政策性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必要对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在整个金融（保险）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进行重新审视，尽可能地摆脱各方对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的分歧和误区。通过对国际发展经验和我国经济社会特别是对外经贸发展战略的客观需求分析，本文认为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定位应该是：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是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是财政资金无偿分配与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互补，是国际规则允许和国家战略所需的独特工具，在宏观层面可以有效支持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经贸发展，在微观层面上能够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但并非可有可无，且重要性不可忽视，其发挥的功能作用要放在战略层面来作估量及统筹考虑。近年来，我国对外经济迅速发展，国际贸易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对外经贸对国民经济增长发挥了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但需要正视的是，我国外贸大而不强，外贸结构不尽合理，对外投资也尚处于初级阶段，企业“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我国对外经贸的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日益严峻的国外信用风险，这些信用风险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可保风险的特征，仅仅依靠商业性保险难以有效化解，而且对于那些国家重点支持的行业领域及区域，由于风险较高、直接效益较低，商业性资金很难也不愿意配置到其中，极不利于加快实现国家对外经贸转型升级和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因此，现阶段不仅不能废除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制度或撤销政策性保险机构，相反，还需合理、积极地优化完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并切实发挥其独特的功能作用，尤其是要以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国家扶持的其他相关领域为重点支持方向，构建并不断完善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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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以功能作用为主线和视角，从理论分析、国际比较、国内实践等多个层面对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演变及功能作用发挥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探索，首先在理论层面阐释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功能作用的层次结构、实现机制和外部效应，其次从实证层面检验了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功能作用的发挥情况，进而结合国际经验和客观实际从制度和政策层面提出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完善和功能优化的思路、方向和路径，希望能够为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体系的统筹规划和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概括起来，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如下：
第一，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对外经贸发展的独特工具和手段，其发挥的功能作用需要放在战略层面来估量及统筹考虑。作为政府为克服市场失灵而主动参与资源配置的特定方式与途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既可在宏观上实现行政干预和宏观调控的职能，又可在微观上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从经济发展和经济成长的内在逻辑来看，发展并不断完善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具有长期的必然性。通过与其他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手段及工具的对比分析得出，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在促进本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方面有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
第二，出口信用保险具有与生俱来的政策性属性，这是由其承保风险的不可保特性、作用领域的特定性、经营目的和机制的独特性等决定的，且其与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政府政策的内在逻辑和相互关联，也体现了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特点。但这并不表示所有出口信用保险都属于政策性业务，在相关条件和因素满足或具备时，部分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可市场化经营。出口信用保险的商业化经营，或者说出口信用保险市场的放开，是对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体系的局部调整，是源于世界经济的长期繁荣、全球经贸环境的持续改善以及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其目的是提高出口信用保险的效率，使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空间更加明确、功能更加完善，而并非取消政策性保险服务或机构；而且受制于出口信用保险的内在特性和资本的逐利性，商业化只局限于部分业务或部分市场，同时范围和规模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在外部环境出现恶化或波动时，商业化往往会被及时矫正、调整或者停止，对此即便进行商业化探索，也应保有政策性机构相当的承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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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金融硕士毕业论文篇三：从汇率和政策变动看我国贸易减缓的原因
第 1 章 引 言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逐渐恢复，但其增速明显放缓，不仅逊于其强劲的历史表现，同时也低于同期的全球经济增长。2010 年，全球贸易额触底反弹后增幅达到 13%，随后于 2011 年降至 6.2%，2012 年降至 2.8%，2013 年微升至 3%。以上数据均远低于危机前 7.1%（1987 年至 2007 年）的水平，并且略低于近年来世界（实际）GDP 的 3%增幅水平。贸易增长的减缓不仅意味着福利的永久损失，而世界贸易的零增长通常还是全球衰退即将到来的信号（Davies，2013）。 全球贸易减速的提法（Davies，2013；Krugman，2013）出现后，国内外学界对减速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的分析不断深入。周期性原因和结构性原因首先被学界和业界作为考量贸易减缓“新常态”的基准。近期研究（IMF，2016）表明，经济活动的减弱，特别是投资的下降是限制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对贸易减缓的贡献度达到 3/4。贸易自由化进程减慢和保护主义势头升温也遏制了贸易增速，尽管其量化影响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很有限。此外，全球价值链贸易增长的下降也是导致减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凸显。2014 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 43015.3 亿美元，较改革开放初增长了 207.4 倍，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达到 2.34 万亿美元和 1.96 万亿美元，为 1978 年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的 240.2 倍和 179.9 倍。然而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也受全球贸易减速趋势影响，在 2011 年之后商品出口占比逐年下滑，贸易增速低于同期 GDP 增速。另一方面，我国正努力由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向依靠国内需求和创新作为增长引擎的低增长经济的“新常态”，而此再平衡进程也意味着贸易规模的收缩及增速的放缓（Pei，Jiansuo et 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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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论文结构及研究内容
第 1 章作为引言，阐述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及行文思路，勾勒研究理论框架，叙述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第 2 章是文献回顾，对作为本文研究参考依据的文献进行扼要的梳理总结，并指出研究重点所在及对本文行文的启示。 第 3 章为贸易增长减缓影响及成因分析，对 2011 年末以来的全球贸易增长减缓的影响及成因进行梳理总结，并对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速下降成因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因素的原因，引出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和短期汇率冲击动因，以及需求因素的全球治理等。后续 4 章-7 章即是此处的延伸扩展。 第 4 章从加工贸易视角，分析新常态下中国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及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的贡献。加工贸易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方式，成为拉动中国贸易增长和创收创汇的主要方式，对中国经济增长巨大。政策拉动下的加工贸易，伴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攀升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面临升级调整和布局转移的压力。 第 5 章从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两方面，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形成过程，以及对我国贸易减缓的作用机制，沿用了 Melitz 的异质性模型理论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成本因素影响出口行为的框架，并使用扩展的 Gravity 模型和动态差分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几种政策不确定性代理变量对我国出口规模和增速的影响程度。 第 6 章梳理了人民币制度及发展路径，厘清了实际汇率（包括内部、外部）对贸易产业结构的影响路径，进行了存在中间品贸易的出口进行均衡分析，用ARDL 门限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对国内两种贸易方式的外贸出口规模的影响，着重分析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的特殊性导致对汇率不一样的反应。 第 7 章贸易新常态下国际分工和战略选择的展望，为开启良好互动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和开启开放新格局献力。 第 8 章为本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并指明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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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贸易增长减缓的文献综述
全球贸易增长乏力的原因目前还尚未彻底厘清。学界的看法主要集中在经济环境脆弱（周期性和结构性原因），以及贸易限制政策所致。国外学者在贸易减缓方面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贸易高速增长（1985-2007）这一个层面的贸易研究内容，可概括为宏观上研究如何贸易与经济相互促进增长共同繁荣，微观上通过研究贸易主体在生产、分配领域对资源配置和福利转移机制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贸易开放度提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贸易双方国民总体生活水平，并促进经济增长。关于贸易最著名的论断是，它能促使更有效地利用外部生产因素，如资本和劳动力。当经济体对国际贸易放开时，它们可以专门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货物和服务，从而提高总体生产率（Ricardo，1817）。通过将资源重新分配给更高效率的企业，贸易放开还可以提高生产率，因为这些企业有更好的条件，可以扩大其在出口市场的活动（Melitz，2003），并利用由此产生的规模经济。在国内市场上面对国外竞争的企业不得不降低价格-成本差幅、降低平均成本曲线（Helpman & Krugman，1985）、专注于自己具有竞争力的核心产品（Bernard、Redding & Schott，2011）、减少无效管理，并提高生产效率（Hicks，1935）。贸易放开还能促进企业创新，因为它们试图提高在世界市场的份额，这从企业研发支出和专利增加中可以看出（Bloom、Draca & Van Reenen，2016 年）。最后，企业受益于国际贸易带来的品种更多、更便宜和潜在高品质的中间投入品（Grossman & Helpman，1991；Rivera-Batiz & Romer，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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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汇率变动对贸易影响的文献综述
本文涉及的国外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关于汇率对贸易影响的研究最初侧重于汇价对贸易收支（平衡）影响的理论定性分析。如 Cassel（1918）的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在一价定律成立前提下，那么汇价的变动会被等比例的商品价格变动所抵消，故而得出汇率的变动对贸易进出口的影响也是中性的结论。马歇尔、勒纳等人的弹性理论则指出，需要很多假设前提条件（其中包括进出口价格弹性要满足的马歇尔?勒纳条件6）才能促使通过汇率的贬值来实现改善贸易收支的目的。此时，虽然货币贬值一方能获得贸易收支的改善，但伴随着该国贸易条件的恶化，最终只会降低该国的福利水准。 国际收支理论则认为在不同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失衡的机制有较大差异，因此由于存在汇率固定、有限变动和完全浮动等不同的情况，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效果是不定的。 除理论研究外，也不乏学者对汇率对贸易平衡影响进行实证检验。Krugman（1989）通过对 1985 至 1987 三年间的数据分析，发现美元的贬值并无法实现美国贸易赤字的改善。K Liew，KP Lim & H Hussain（2003）对 1986 年至 1999年间亚洲五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前四国在本币贬值、日元升值时，日本的贸易收支状况发生了恶化。Lane & Milesi-Ferretti（2002）则针对 OECD 国家，研究分析了实际有效汇率与贸易收支平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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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全球贸易减速与中国 ....... 15
3.1 全球贸易情况 ....... 16
3.1.1 增长趋势概述 ....... 16
3.1.2 贸易减缓成因 ....... 17
3.1.3 内容小结 ....... 22
3.2 中国贸易增长的减速分析 ........... 22
3.3 本章结语 ....... 46
第 4 章 全球价值链下加工贸易的发展与影响 ...... 47
4.1 中国加工贸易概述 ....... 47
4.2 加工贸易对我国经常项目影响分析 ........... 50
4.3 中国贸易方式结构变动——基于部门数据的分析 .... 56
4.4 本章结语 ....... 62
第 5 章 政策不确定性与贸易减缓 ........ 63
5.1 政策不确定性 ........ 63
5.2 理论模型 ....... 73
5.3 实证分析 ....... 75
5.4 本章结语 ....... 79
第 7 章 贸易减缓新常态与治理
美国作为世界贸易强国的影响力已经相对削弱：以美国作为最大货物出口市场的国家已由 1994 年的 44 个减少到 20 年后的 32 个。然而，美元作为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霸主地位依旧无可匹敌。经济学人（2016）提到，在 2014 年一项研究表明，美元区（包括美国和盯住美元的国家）可能涵盖了 60%的世界人口和全球 GDP。 2012 年之后全球贸易减缓依然在持续，不仅学界智库与国际机构对其格外关注，各国政府及大型企业也纷纷加入到对世界贸易格局走势的讨论和研判中。2016 年以“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为主题的 G20 峰会标志着 08 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八年来全球各国为重振世界经济、完善全球治理的所进行又一轮的协作和努力。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外贸出口达到平均两位数年均增长，在世界出口份额占比也从 1995 年的 3.2%迅速提升到 2015 年的 13.8%。但是受全球贸易态势不断恶化影响，我国 2012 近五年的贸易增速也跌至 5%左右，而 2015 年货物贸易更是出现 8%的负增长。适应贸易减缓新常态，构建新型全球治理格局，消除贸易政策不确定，刺激全球需求增长，成为全世界和中国共同解决眼下经济困境和贸易难题的突破口。
7.1 国际贸易调整新格局
从 1980-2011 年，全球 GDP 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9%，同期世界贸易增速是它的 2.5 倍，达到 7.3%；而 2012 年至今，商品出口增速已经持续 5 年不及GDP 增速了（图 3.1）。2015 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为-12.7%，严重程度仅亚于2009 年次贷危机期间-22.5%的水平。全球商品贸易减缓的背后是国际贸易区域格局的调整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战以后，在一系列机构制度建立的基础上，美国一直居于全球金融和世界贸易的中心地位。在 2013 年，其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被中国夺走；进入2015 年后，世界贸易的前三位已变更为中国、美国、德国。延续至本世纪初的“美国核心”的世界贸易结构已经逐渐被中、美、德“鼎立三国”的新结构所取代。（鞠建东&余心玎，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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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增长停滞。同时，中国外贸出口形势严峻，不仅受到国际经济萧条、政治格局多变的影响，还有来自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供给侧改革的压力。西方国家的反全球化情绪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也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平添了不安的因素。近二十多年来，加工贸易出口一直是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外贸出口的重要方式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国民就业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生产率提高等贡献巨大，其稳定发展和有序转型事关国泰民安，以其作为切入点研究中国贸易减缓的影响因素意义重大。 本文通过梳理全球贸易减缓的成因，对中国贸易减缓趋势产生影响因素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研判，着重分析了 1995 年至 2015 年经济政策不确定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部门出口行为的影响，并对国际经贸关系治理格局构建进行了评述。 外部需求减弱和壁垒性因素构成了全球贸易减缓的周期性的原因，价值链的重构和收缩则成为其结构性的原因，国际间投资行为下的价格及汇率因素则提供了短期动能。中国贸易出口放缓同样受三类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中国为最大货物贸易输出国，其内部经济转型调整对进口的需求的下降构成全球需求下降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我国全球价值链的调整转移和国内替代政策影响下导致的外商主导下的加工贸易的强烈失速是导致中国贸易增长减速的直接原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如出口退税的调整、贸易协定退出等），会导致企业择推迟投资和出口决策，对贸易增长造成伤害；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企业决策，还会通过消费者偏好等途径，影响贸易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可能，文中实证结果表明其对贸易规模和贸易增速的滞后的负面影响是明显和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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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