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视角下研发投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以 2012-2015 年 374 家制造业高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从研发投入两个维度切入，在考虑滞后期的情况下探讨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中国情境下，制度环境的三个维度（金融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法制化水平）在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制度环境调节作用的差异。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912 年，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传统企业面临挑战，密集劳动力所带来的红利也正在逐渐消退，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物质资源与环境资源的双重消耗，所以依靠劳动密集型和资源环境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无法适应现阶段全球化背景下的外部经济环境，我国迫切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前，中国转型升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新一轮发展中面临巨大挑战，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打造发展新引擎。
1.1.1我国研发投入情况
随着《中国制造 2025》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全面部署，技术创新能力对于提升企业竞争力、提高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国家和企业的研发投入决定着创新活动的兴衰，特别是企业层面的研发投入已成为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我国近年来的研发投入逐年增长。表 1-1 显示，研发经费投入从 2012 年的 10298.4 亿元，增加到了 2016年的15676.7亿元，增长幅度超过50%，占GDP 比重也从1.98%上升到了2.11%。研发人员投入方面也逐年提高，从 2012 年的 325 万人，增加到 2016 年的 388 万人。此外，表中数据显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的差距较大。基础研究所占比重与创新发达国家仍旧存在差距，原始性创新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得到学术界普遍的认同和共识，缺乏原始创新能力，难以占据国际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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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本文首先梳理了有关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文献，进行理论方面的推导，针对有争议的地方进行分析，最终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两者之间的理论模型。本文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基于中国国情的制度环境的影响作用，即制度环境对于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研究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二是探讨制度环境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具体而言，首先以制造业高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使本文的研究更具有理论针对性。
再次，基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和相关情况，以制度环境为调节变量，探讨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在制度环境框架下，探索两者的关系，考虑两者关系的限制条件和影响因素，使得对于两者关系的探讨更为科学，这对于研究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从实践角度看，研发投入在企业发展和运营及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可以更好地了解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成果产出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旧存在一定差距，国内对于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很少考虑制度环境的影响。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和革新，不论是政府对于企业技术研发投入的政策、法规还是金融市场环境都在发生变化，而国内外制度环境的差异使得国外有关制度环境的研究成果无法直接运用于本国的实践。因此，在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下，探究高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助于寻找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提高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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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技术创新理论
目前，技术创新理论在不断发展中已形成了众多理论学派，其中以曼斯菲尔德和卡曼等人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以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学派为主流学派。
（1）新熊彼特学派
1912 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技术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熊彼特定义的技术创新涉及内容很广，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管理创新。熊彼特学派秉承熊彼特理论的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认为垄断强度、市场竞争程度和企业规模是决定技术创新的三个重要因素，即垄断程度越高，控制市场能力就越强，技术创新就越持久；竞争越激烈，创新动力就越强；企业规模越大，在技术创新上所开辟的市场就越大。另外，新熊彼特学派虽然是熊彼特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但不同的是该学派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着眼于创新这个“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包括创新的起源、创新过程、创新的方式等内容，在分析这样一个过程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
（2）制度创新学派
戴维斯和诺斯在 1971 年出版的《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该学派有效结合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制度学派的制度理论。诺斯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 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制度创新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设定一种能对个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该制度确立一种所有权，即确立支配一定资源的机制，从而使每一活动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同时，制度创新学派认为制度和技术创新是交互作用的，即一方面，技术创新对制度安排的影响表现为技术创新，不仅可以增加制度安排中的收益，并且可以降低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另一方面，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起的决定性作用表现为良好的创新制度会促进技术创新。相反地，落后的制度则会降低技术创新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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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研究现状
2.2.1研发投入的研究现状
（1）研发投入的概念
经济和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研发的主要目的是增加人类知识总量，并以这些知识为基础，进行发明创造活动。结合我国国情，国家统计局对研发做出了如下定义：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国际上通常采用研发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反映一国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曹勇（2010）认为企业的研发投入，包括研发类投入和非研发类投入。本文研究的是研发投入。一般认为，企业的研发投入包括研发经费、研发人员、信息和相关创意等（张云凤，2012），由于信息和创意缺乏可量化的指标，并且创意大多来源于企业内的研发人员（李武威，2012）。因此，笔者认为企业研发活动的投入指标主要有两个：经费和人员。研发经费是指企业在某个会计年度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研发经费一般包括实际使用的原材料费用、固定资产的构建费用、管理费用及其他费用支出等。研发人员投入是指企业中从事研发活动，并为研发活动提供服务的专门技术人员。
（2）研发投入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梳理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因素。
① 宏观层面因素
从金融发展角度来看，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企业研发强度投入的决定因素（Keith，2012）[12]。Lederman 和 Maloney（2013）在研究中发现，宏观经济波动的情况下，这种波动对企业研发强度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Canepa等（2008）研究发现企业在资本市场面临的融资约束影响企业的研发行为和创新积极性性，而且这种影响是负面的（邵敏，2012；康志勇，2013；解维敏，2016）。高科技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时更需要在金融市场中进行债务融资（Carpenter，2002），并且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完善，更容易刺激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相反地，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高会带来高额监管成本，企业会因为逃避债务而雪藏研发的技术成果（Aghion & Howitt，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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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概念模型与理论分析.......................26
3.1 概念模型 ...........................26
3.2 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假设..............27
第 4 章 研究设计.........................34
4.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34
4.1.1样本数据来源..........................34
4.1.2样本情况分析....................34
第 5 章 实证检验与分析 ...................43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43
5.1.1研发经费投入强度........................44
5.1.2研发人员投入强度...................45

第6章 实证结果讨论与政策建议

6.1 实证结果讨论
（1）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且滞后期为两年。
根据假设 1、1a 和假设 2、2a 的检验结果，研发投入对当期和滞后一期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在滞后二期的情况下有显著倒 U 型关系。本文认为滞后效应可能由以下三个因素造成：
一是专利申请程序繁琐。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要经历申请、受理、初步审查、授权发证四个阶段。发明专利的申请程序更繁琐，除上述四个阶段之外，还要经历公布和实质审查两个阶段。从技术方案形成，到国家知识产权总局受理，最终经过重重审核获得授权，一般耗时在 2-3 年左右。
二是研发活动本身就是对技术和理论的探索过程，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和企业内部因素影响，并不能保证所有环节都是顺利的，企业研发活动存在失败或中断的风险，因此研发活动周期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控的。各种技术难关导致研发周期不断延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研发经费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滞后效应。
三是企业缺乏对研发人员素质的监控管理。高水平研发人员的智力资本有助于缩短研发周期，相反低水平研发人员过多可能会导致研发周期延长，技术创新最终没有在当期转化为专利，从而加剧了研发人员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滞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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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总结与展望

7.1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以 2012-2015 年 374 家制造业高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从研发投入两个维度切入，在考虑滞后期的情况下探讨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中国情境下，制度环境的三个维度（金融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法制化水平）在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制度环境调节作用的差异。在多元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Pearson 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检验研究假设，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研发投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倒 U 型关系，且存在滞后效应，滞后期为两年。
对全样本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相关性分析及回归分析后发现，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相关，但是这种倒 U 型关系并没有在研发投入当期体现出来，而是在研发投入后第二期才体现出来。研发投入本身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周期较长的特点，而研发投入的成功需要较长的时间，随着研发投入强度的提高，高技术企业的创新绩效经过一段时间的上升后会逐步下降。因此企业要充分考虑到研发投入效果的滞后效应。并在合适的时机调整研发投入强度以获得最大规模效应的创新绩效。
（2）金融发展水平在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且金融发展水平对研发经费投入与创新绩效的正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3）政府干预程度在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但在非国有企业中政府干预程度在研发经费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