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是对基督教与中国的相遇和碰撞中的若干层次中的某一具体方面，即在华天主教士研习汉语所作的专题研究。一方面，既然研究对象是传教士学习、钻研汉语的历史，本文在界定“明清之际”时有必要把它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期联系起来。另一方面，研究对象的指对是在华的天主教士，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影响，那么，把本文的“明清之际”的界定同明、清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特别是因对外政策改变而对基督教这一外来宗教在教务方面产生影响的历史时期综合考虑，也显得是恰当的了。
第一章研习汉语
“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的中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整个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都发生着深刻的擅变。与此同时，外部世界的变化也对中国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产生着或隐或显的影响。伴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发展，16、17世纪成为西方航海贸易势力纷纷由大西洋向印度洋及太平洋扩张的一个鼎盛时期。1513年5月，第二任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AfonsodeAlboquerque)派遣阿尔发莱斯(JorgeAloares)等人乘船首次来到广东，标志着欧洲与中国的交往翻开了新的一页。对于正苦于宗教改革浪潮的西方反改革势力而一言，新的潜在的“葡萄园”的发现，也刺激着天主教势力向东方渗透，而航道的畅通，为这一行为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使它变得频繁而且得以延续。到中国传教，制定“适应”策略，走上层路线，并不是入华传教士一时的灵感所致，而是历次经验的总结。语言作为表达一切事务的先行者，在“适应”策略中首先被重视和提及。从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圣方济各砂勿略(Fran，。15xavie:)最初的语言意识，到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巴列托(Melchio:NunesBarreto)的明确的学习建议，再到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Alexandrevalisnani)关于传教士以先学华语为要旨的训示，明清之际西方入华天主教士研习汉语的活动，经历了一个伴随其传教任务逐渐展开的漫长的过程。
第一节研习缘起
明清之际传教士的大量来华，是以传播圣教，试图归化整个中国为己任的。也就是说，传教才是目的，其他的一切与传教相关的只是使目的得以更顺利达到的方式、手段而已，如学习中国语言，《利玛窦神父传》曾言及:“在世上任何一个国家传道若要富于成果，首要的条件是:熟悉新登上的这块土地的文明及其表达的各种语言。”’对于此问题，国人董明也做过进一步阐述:“这毫不奇怪，因为所谓传教，本质上是一种异质文化的渗透与传播.这种渗透与传播，要在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国大陆顺矛!」实施，就决不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置若阁闻，更不能与之相左相悖;而汉语作为一种纽带和桥梁，恰可以在沟通东西文化方面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2熟悉掌握汉语言，以口头的形式向普通民众宣传其普世教义，固然是一种域外宗教向其它地方渗透的必要条件，没有口耳相传就难以达到宗教宣传的广泛性，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实在于当它想获得深入发展，并占领一个有着自己传统的或者甚至己经深深融入自己传统文化的宗教领地时，它需要在此方面努力更多。因为“中华文化的古老性、承启性和稳定性，形成了完备的伦理体系和强有力的凝聚力。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与其发生碰撞时，或被其排斥，或被其融合，决不可能取其而代之。”’马若瑟神父深知其理，并应用于其学中文的过程之中:不仅仅如一般的传教士那样单纯地为了讲道传教而学中文，更崇高的目的是为了协助其他传教士进修这门艰深的学科，达到能用中文进行写作之余，能自己去发掘中国文化宝库中各种有关宗教问题的资料，从而得以掌握武器驳斥谬误，宣扬真理。4当然，基督教有在其诞生之初并随之壮大过程中已融入其血液的东西，如扶危济困的善行义举等等。当它们以自己固有的形式在中国这个他们刚刚开始耕种的葡萄园中劳作时，因教士们急于收获劳动果实，就使得这些已经成为整体一部分的东西看起来更具备方式和手段的性质;而在它真正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后，因学习当地语言并充任了文化交流桥梁的作用，似也被人们认为是这一宗教自身具有的特质之一了。
第二节汉语认知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也是社会上传递信息的工具。”2而语言结构不可避免地提出了思维方式问题，正如谢和耐先生说过，“语言的结构和辞法似乎把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导向了不同的方向，作为形成一个独立的、具有广阔背景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发展之基础。”’中西文化的差异、宗教的不同，于某种意义而一言，其根源就是语言文字的不同，因此，学习和研究中国语言文字是西方人真正认识中国的必要前提和基础。16世纪以前，流并不多见。方面的记载，因此，虽然中西之间有间接的商品交流，但直接的人员和文化的交虽然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前期的西方文献中有关于中国的多但涉及到中文的也只是并不多见的只言片语，由此，也形成了东西交流过程的似乎难以逾越的障碍。“现存的中国的书写体系和文学是如此坚固，哪怕是微小如一个字母也难以被撼动。许多人认为这恰是中国所遭受的不幸，因为一个字母将有可能给人们一个更为灵活的表达媒介，从而极大地增加读者，随之智识获得发展和丰富。”4这段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中关涉语言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汉字作为东西器物交流中的附属品而被介绍到西方，并成为其语言中的外来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丝”与“秦”。丝绸贸易的兴盛，使汉语的“丝”字辗转传入西方，经由拉丁文而衍生出英文的丝(si玫)一字，进而在多种西方语言中演变为表示丝绸的名词5;中国的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秦”也进入了梵语，演变成表示中国的名词“。ina”，进而演变成拉丁文“。
第二章制约与成就
入华传教士研习汉语的传统既己形成，也随之展开了积极主动的学习。然而，两种异质语言的学习乃至熟练掌握，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环境或者由语台‘的殊异造成的制约因素。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在克服这些因素造成的语言学习上的障碍之后，入华教士们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第一节制约因素
对大多数入华的传教士而言，汉语无疑是难的，学习汉语是附加于宗教工作之外的令人厌烦的一件事情。傅圣泽神父在1702年信件中说到:“除了应$..帝所求和对宗教的热爱促使他们为皇帝提供服务外，这些从欧洲到这里不久的神父专心致志地学习这里的语言和文字，这是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我敢担保，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困难更烦人的工作了。”’但因为深知学习的重要性，“在世上任何一个国家传道若要富于成果，首要的条件是:熟悉新登上的这块土地的文明及其表达的各种语言。”2他们仍然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途径加强自己对汉语的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然而，在他们的艰辛的学习中，还是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制约因素，而对他们的学习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第二节突出成就
经过一段或长或短时间的学习，入华教士的汉语运用能利大都有了提升，钱德明神父就“对中国语文造诣颇深;他的判断，逻辑性很强，未见有何谬误;他的文笔虽略嫌冗长，时或带有演讲的辞藻，但不失其庄严、流利、畅达的一面。”，更有“刘迪我神父虽年近半百，但对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的学习，进步神速。一次，面对300多位文人学士，他用中国经典著作中的论述，证明天主实有，并阐明天主的属性。听者中竟无人感到可与之争辩。”’他们开始用汉语宣讲教义，与士人论争，且编写著作，应该说，入华教士在汉语的学习上是学有所成的。入华传教士的目的已如前所述及的，接触更广泛的人群，向他们宣讲教义，吸引并吸收他们入教才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在教士们的语言学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就更积极地开始了宣讲上帝真义的活动了。
第二章制约与成就..........31
第一节制约因素..........4l
第二节突出成就..........39
第三章泽惠绵长..........43
第一节泽及当时..........43
第二节惠及后世..........47
结语..........57
结语
诚然，在华天主教士的所有活动，最终都是以在华传播基督教义并归化中国为根本目的，包括科技文化知识的传播，也包括对汉语的研习。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对在华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桥梁的角色和其所传播的科技文化知识的评价越来越公允，与此相联系，对他们在华研习汉语的活动的叙述及由此所产生的影响的评价，也应该是越来越中正持平，如此，研究才‘会更丰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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