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2013 年，习近平前往东盟和中亚进行访问，走访期间习近平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简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我国的贸易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为各国数字贸易的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根据全球发展趋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带一路”东起中国，贯穿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最终抵达欧洲腹地，是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经济走廊，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将贸易产业园区作为重点的合作平台，大力建设国家经济通道；而海上则将大型的港口作为重要环节，开辟国家间的运输走廊。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互补性强，产业关联度高。在资源、产业和文化上的深入交流合作，可以进一步拓展贸易空间，促进经济的共同增长。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 年 11 月 13 日发布消息称，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随着国际海底管理局加入，到目前为止统计，中国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已高达 201 份，覆盖了 138 个国家和 31 个国际组织。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双边关系不断升级，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0 年 5 月商务部发布数据统计，从 2013 年开始直到 2019 年，我国对成员国的投资额已经高于了1100 亿美元，与成员国的贸易额已经高于 7.8 万亿美元，同时打造了很多高水平高质量的产业园，推动大量的项目实施，大力地促进了“一带一路”国家的相互促进、共同繁荣。2019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成员国地贸易额达 9.27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上涨 10.8%，超出对外贸易总体增长率 7.4 个百分点，占中国双边贸易进出口总额可达 30%左右，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比 2018 年提升了 2 个百分点。
在发改委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突出了提高跨国通信水平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要建设通信网络的规划，促进“一带一路”行动中的畅连畅通。2016 年国家发布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纲要中认为，数字信息化已经成为现代化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要实现我国信息化的战略目标：互联网技术是成功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升互联网出口的频宽，增强数据传输能力，与东盟国家达到互联互通，共创线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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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国内外学者在数字贸易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数字贸易的内涵界定以及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而对于数字贸易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及经济效应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因此本文基于贸易成本的分析视角，构建 2010-2019年中国与 47 个“一带一路”成员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一带一路”成员国家数字贸易的发展水平对其与中国贸易流量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首先，梳理国内外目前与数字贸易相关的文献内容，总结并评价数字贸易的研究进展与不足，同时对数字贸易的内涵进行更全面的界定，结合新全球价值链的形成研究数字贸易的兴起历程，以微笑曲线、Melitz 模型等理论为基础探讨数字贸易对贸易成本的降低效应，并且从多个维度比较分析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的特征区别。
其次，通过对现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了解“一带一路”成员国的数字贸易发展现状，建立数字贸易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各个国家的数据进行测算，衡量并分析评价我国及“一带一路”各成员国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及历年趋势。同时，运用双边贸易成本测算方法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成员国的双边贸易成本进行测度，比较分析我国与“一带一路”不同国家近年来双边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
再次，建立中介效应模型，采用随机效应分层回归与 GMM 回归两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依据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对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检验，并通过异质性检验分析、稳健性检验分析等方法进一步研究在不同情况下数字贸易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及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比例。
最后，结合实证分析检验的研究结果，根据模型变量系数的符号及系数大小，评价数字贸易水平对贸易流量的影响程度，并对提升一国数字贸易水平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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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贸易内涵与发展的理论分析
（一） 新国际分工的形成与数字贸易的兴起
1. 推动新国际分工形成的原因
自 1960 年以来，在国家产业竞争日益激烈、各国需求水平不断提高以及跨境贸易效率逐步改善的大背景下，国际经济格局一直处于持续调整过程中。国家间的竞争力水平在经济全球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在新的国际分工中争夺主导的地位，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影响全球价值链的重组构成。波特研究认为，国家的竞争优势即是国内企业的竞争优势，国家的竞争优势与竞争战略都决定了企业的生产核心与发展策略。激烈的国家竞争机制导致了行业内企业竞争机制的变化，激烈的行业内竞争会促使各国国内需求多样化水平更高，市场需求的大规模变化刺激了国家内部的技术发展与产业升级，进一步深化了国际分工。国家间跨境贸易效率不足也是新型国际分工形成的主要因素，社会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如果一国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不足，经济效益会明显低下，就会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便会促使该国采取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生产技术以及改善贸易产品结构等一系列战略措施，从而促进其在价值链中位置的提升。
2. 新全球价值链构成与数字贸易的兴起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础之一，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与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新国际分工逐步形成了新型全球产业价值链，从而开展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主导的跨国贸易。
Kogut B(1985)对价值链的定义是：企业投入原料、劳动力、技术三要素，将所有生产环节链接成一条完整的产品链并形成最终商品，投入市场进行出售，从而实现产品的价值增值。并且其认为，国际战略的制定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与国内企业竞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能够决定价值链的配置，则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就能够决定其在不同环节的投入比例以维持其竞争优势。[29] 《Compet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Learning》报告是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 2002 年推出的，报告认为，全球价值链是通过将采购原料、产品生产运输以及最终产品销售等环节组合构成一个跨国跨企业式的价值链系统，强调了全球价值链具有突出的组织集合性与互补分工性。全球价值链由三部分组成：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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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字贸易影响贸易流量的机理分析
1. 数字贸易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
当贸易成本下降时，由于企业具有异质性的生产率，国家间不同行业的不同企业的比较优势会随之变化，从而引起在不同国家和行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活动，无论发生在产业内还是产业间，将引起“新的”优势企业扩张而劣势企业缩小或退出，比较劣势部门就业岗位的减少，并在其他所有产业部门产生大量的就业岗位等，使得异质企业的行为扩大了一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创造了新的贸易利得。而从行业和国家的整体层面来看，高生产率企业的增长推动了整个产业总的生产率的提升，相对而言，由于比较优势部门异质性企业中生产率较高者扩张更大，因此比较优势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更快，更进一步促进一国比较优势部门的出口贸易。
2. 作用机理综合图
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通过对现代数字设施、数字产业、数字创新及数字治理等方面进行改善，能够使一国的数字贸易水平得到提升，从而降低数字贸易交易期间内产生的搜寻、交付、管理及沟通等贸易成本；当贸易成本降低时，会促使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份额向高生产率企业分布，使得行业内资源从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移动，提高了整个行业的生产率；当生产率大于进入全球市场的临界水平值时，企业则会选择出口贸易，从而促进一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作用机理如图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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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的现状分析 .................................... 16
（一）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现状 .................................. 16
（二）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指数的测算及分析 .......................... 18
（三）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成本的测算及分析 ......................... 26
四、数字贸易对贸易流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 30
（一） 中介效应研究............................................ 30
（二）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计........................................... 32
（三） 实证结果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33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46
（一） 研究结论........................ 46
（二） 政策建议....................................... 47
（三） 局限及展望...................................... 48
四、数字贸易对贸易流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一） 中介效应研究
中介效应，指的是在探讨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影响时，若自变量 X 是通过影响变量 M 进而对因变量 Y 产生一定的影响，则 M 变量为中介变量。变量之间具体的影响路径图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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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综合依次检验法、Sobel 检验法提出了新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步骤如下：
第一步，检验回归方程（1）的系数 c 是否显著，若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否则为遮掩效应，且无论是否显著都需要进行下一步检验；
第二步，依次检验回归方程（2）的系数 a 和回归方程（3）的系数 b 是否显著，若 a、b 均显著，则间接效应显著，直接开展第四步。若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开展第三步；
第三步，用 Bootstrap 法直接检验原假设，若显著则间接效应显著，直接开展第四步。否则停止检验；
第四步，检验回归方程（3）的系数c′ 是否显著，若不显著，则说明直接效应不显著，仅存在中介效应。若显著则直接效应显著，开展第五步；
第五步，若 ab 和c′符号相同，则属于部分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比例为 ab/c。若符号不同，则属于遮掩效应，简介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比例的绝对值为abc′。
综上所述，本文将按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开展“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其与中国贸易流量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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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从“一带一路”倡议稳步实施的现状出发，研究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成员国贸易流量的影响，以及双边贸易成本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本文首先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关于数字贸易的研究文献内容，并基于数字贸易的内涵与特点对数字贸易的概念进行界定，结合新国际分工的形成、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探讨数字贸易的兴起历程，以 Melitz 模型为基础研究数字贸易通过影响双边贸易成本从而影响贸易流量的理论机制。其次，本文依据数字贸易的运行机制、相关文献资料及研究报告等内容，构建数字贸易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包含 4 个一级指标和 20 个二级指标，借助《全球信息技术报告》、《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指标数据，运用熵权法测算出 2010-2019 年包含中国在内的 48 个“一带一路”成员国的数字贸易指数，并根据测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成员国 2010-2019 年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整体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但国家之间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发现中国的数字贸易水平在 2019年达到了十年以来的最高值。再次，本文按阿布来提·依明（2013）提出的双边贸易成本公式测算了 2010-2019 年中国与 47 个“一带一路”成员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额，并区分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本文建立了中介效应模型，将双边国家贸易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双边贸易成本和数字贸易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对 2010-2019 年 47 个“一带一路”成员国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分层回归与 GMM 模型回归两种方式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数字贸易指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数量、外商直接投资、具备共同边境线等变量对双边国家贸易流量呈正向影响，对双边贸易成本呈负向影响，而双边贸易成本、双边国家地理距离和平均关税率等变量对双边国家贸易流量呈负向影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