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出版合作的现实基础与动因
1.1 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沿线国家的出版物贸易格局
国际版权贸易在国际出版合作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版权贸易以年均 20%的增幅发展，占中国版权贸易总量比例由 2014 年的 5%提高到 2016 年的15%。”②中国与沿线国家版权贸易稳步提升的同时，版权贸易种类也在 2014 年至 2018年之间由 2300 余种增至 7100 余种。当前中国总计同 83 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行包括传统出版物及新型出版物的多领域版权贸易，出版合作国家数占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总数的 67%。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国家进行版权贸易的种类具有多样性，版权贸易数量规模、出版物内容质量也保持上升态势，各类版权贸易中图书版权是占比超过 90%的主要产品。国内 29 个省市区 224 个出版行业机构与 83 个国家或地区的 200多个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版权贸易十分活跃。站在版权贸易格局上看，中国与世界的版权贸易为贸易逆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版权贸易为贸易顺差。
1.1.1 “一带一路”主要沿线国家出版物贸易发展状况
进口方面，2018 年全球出版物（印刷书籍、报纸、图片和印刷行业的其他产品；手稿等，两位海关 HS 编码：49）进口贸易额达到 379.39 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沿线国家中出版物进口贸易总额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新加坡和印度，在全球出版物进口贸易额中占比分别约为 5.47%、1.05%和 0.91%。“一带一路”主要沿线国家中出版物进口贸易额排名后三位的国家分别是以色列、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在全球出版物进口贸易额中占比分别约为 0.20%、0.19%和 0.18%。虽然美国不是“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国家，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美国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风险来源，其出版物进出口贸易数据需要被注意。美国 2018 年出版物进口贸易额为 48.2 亿美元，在全球出版物进口贸易额中占比约为 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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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出版合作的动因
1.2.1 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出版合作的内部动机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出版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并不凸显，所生产和需求的出版物与他国出版物契合度也不高。而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显然与当前这样的出版业地位是不匹配的，提速中国出版物“走出去”的工作需要持续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出版合作的内部动机，一是可以通过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交流增强融合发展动力，学习他国的特色出版理念和技术，避免自说自话。二是提高国际影响力，摆脱我国在国际版权贸易市场中的边缘位置。三是有利于积累应对多元文化风险和跨文化传播的经验。四是提供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相邻省份的出版机构更具特色化的发展机会，发挥西部偏远地区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自带优势，进而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
1.2.2 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出版合作的外部动机
在这个逆全球化时代，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的中国在其他国家看来是威胁，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被某些西方国家视作是对“新丝路”构想的挑战，同时在政府相应的宣扬下这样的“修昔底德陷阱”深入一些西方国家的民心当中。而“一带一路”出版合作这样的对外文化传播行为目的正是为了消除偏见、增强相互理解与政治互信、稳定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出版合作的外部动机有：
1.提高文化传播的能力，探寻亚洲文明共性，与欧美文化求同存异，实现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2.打破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联盟的文化封锁，拓宽文明交流的道路，力图形成对“一带一路”倡议正向的国际舆论。
3.缩小认知差异，积极调节全球各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信息差异，降低目的性的怀疑，削弱对中国认识不足国家的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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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出版合作的风险类型
2.1 国际形势类风险
2.1.1 大国外交风险
大国之间相互猜忌是当今大国关系的主旋律，整个世界呈现出逆全球化的关系倒退局面。美国特朗普政府近几年背弃多边体系连续退出众多国际组织，拒绝承担大国责任的同时积极联合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利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地缘问题以及华为 5G 设备、字节跳动 TikTok 软件等政治文化安全问题与中国进行博弈。2021 年 1 月 20 日拜登替代特朗普就任美国第 46 任总统，但美方极力遏制中国各领域崛起的意图依旧明显。前有澳大利亚等“反华先锋”在国际上制造相关“新冠疫情”谣言散播反华不实言论、英国 BBC 运用“阴间滤镜”等拍摄方式虚假报道中国新闻，后有美国与日本发表联合声明称中国对当前国际秩序有所违背，随之美国幕后推动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借助“强迫劳动”名义打压中国新疆棉花产业，无不体现了美国与其余反华国家沆瀣一气，在国际上针对中国展开一系列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攻势。
在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影响和支持下，印度为转移其国内新冠疫情防控不力以及GDP 急剧下滑的内部矛盾，选择在与中国交界的班公湖南岸集结军队与中国对峙。对峙期间中印各方面合作近乎停滞，合作风险急剧增加，在未来的几年内恐难以根本性好转。2020 年 1 月 3 日，伊朗的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曼尼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遭美军空袭身亡，1 月 11 日伊朗击落同属“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乌克兰的一架客机，机上180 人全部遇难，中东局势急剧动荡。2020 年 2 月 1 日英国正式脱离欧盟，给逆全球化局势增加了一份砝码。9 月 27 日“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冲突背后土耳其隐约参与其中发挥了促战的作用。10 月 4 日“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平衡被打破，主要领导者和议会成员大“换血”，社会失序。再加上印巴“克什米尔实控线”常年交战、因美欧俄三方利益纠纷而愈加复杂的中东问题，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而言，时刻变化的国际形势、大国博弈的利益纠缠和极尽复杂的亚洲地缘政治是风险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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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治风险
根据国际经济学的理论，政治风险是指系统的国家主权，政治因素和经济损失变化所造成的风险，通过制度变迁，政策变化对商业活动是一种国家干预②。出版行为本身自带文化宣传这样的意识形态属性，因此政治风险是中国出版企业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合作出版的重点风险，主要政治风险有出版企业被征收、东道国政策变动、弱政府管理等。
2.2.1 企业被征收风险
出版企业被征收、国有化在世界范围上看较为常见。据相关数据表明，1950 年到1976 年之间全世界共有 1950 余起企业被所在国家征收国有的案件，在这些案件中欠发达地区的非洲就占到 826 起。被征收或被间接征收可以说是企业所承担的最高投资风险之一，当企业所在国家政府感到被文化入侵、经济控制、占有市场等风险时，就可能出于维护本国经济文化独立、争夺稀缺资源、平衡投资方与被投资方利益等目的，展开将外国投资者财产征收归国有这样的强制措施。1917 年俄国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后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政权，随后颁布的《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法令》中规定外国投资者占垄断地位的银行收归国有。二战后，征收案件显著增加，1994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等事件更是引起了一系列的征收索赔。在 2000 年Compania- -del Desarrollode Santa Elena v.Costa Rica 案中，哥斯达黎加政府用有责任维护自然环境的缘由发布了一项征收法令并根据此法令征收了原告公司。2007 年 10 月 12日厄瓜多尔发布总统法令实行间接征收，将原有 2006 年《石油修改法案》中规定的外国石油公司额外收入 50%归厄瓜多尔国家所有比例改为 99%，此法令的颁布使包括中国中石化集团的所有他国投资者的财产收益权受到有失人道的侵犯①。
2.2.2 东道国政策变动
政策是外资企业在某一国家打下根基、立足的法律基础，没有稳定而连续的政策环境，外资企业的经济利益及其他权利就没有保证可言。但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却频繁变动经济政策，将外汇管制、税收歧视、增设非关税贸易壁垒等政策变动手段当作盘剥外国投资者利益、维护本国企业利益的策略。同时出版业还具有较强意识形态属性，类似我国国有资本属性的出版集团在外国投资、合作出版时，他国出于保护本国文化安全的目的会实行较为严格的政策管理。导致政策变动的情况还有当权领导者的换届或政变，这样的情况发生通常会导致政府违约、前任领导人政府制定的政策被否定并实行符合现任领导者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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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出版合作的风险评估模型建构...................31
3.1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风险评估模型建构.................................31
3.1.1 出版合作风险评价指标体系.......................................31
3.1.2 建立出版合作风险评价模型........................................31
第四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39
4.1 研究结论.........................................39
4.2 政策建议........................................40
第三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出版合作的风险评估模型建构
3.1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风险评估模型建构
3.1.1 出版合作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第二章总结的分析得出的各类风险，在本章将国际形势、政治类风险、文化类风险、企业经营类风险和其他衍生风险设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出版合作风险评估的一级指标，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作为二级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3.1.2 建立出版合作风险评价模型
考虑到需要将出版合作风险评估这样的定性问题定量化，故选择层次分析法（AHP）通过专家打分将各级指标两两比较后排序，得出出版合作的风险序列。构建出的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出版合作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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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通过第三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专家在对一级指标打分时认为国际形势类风险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出版合作的首要风险，其次分别是政治类风险、文化类风险、企业经营类风险、语言障碍、外汇风险和法律制度差异，在国际形势类风险一级指标中，专家将大国外交风险列为首要二级指标风险项。究其原因，首先是 2020 年年初全球范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世界造成的巨大破坏。伴随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之后的问题便是大国关系的恶化，全球各疫情严重的国家纷纷禁止人员进出并限制了进出口贸易，一些国家“隔岸观火”，一些国家寄希望于“群体免疫”，还出现有些国家凭借地理位置和国力优势截留他国救灾物资的乱象，大国关系在这场疫情中急剧降温。再加上美国总统换届、中美在各领域竞争激烈并关系持续恶化、欧美矛盾日益突出、美国热衷于“退群”、中印冲突难以得到解决、英国脱欧后续影响难以预测、全球显著呈现出逆全球化趋势等国际形势变化，仿佛一切不稳定因素与“黑天鹅”事件都集中在这命运多舛的 2020 年。纵然疫情在某种意义上缓和了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东盟十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得到了中国积极响应、参与并正式签署，但之前全球多个国家通过数十年努力形成的全球一体化产业链已被严重破坏，再次重建还需面对无数难以预测的风险。
政治类风险排在一级指标中第二位，说明中国企业在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国家出版合作时对政治类风险的影响较为敏感，其中企业被征收风险更被专家重视。相较于出版企业被征收风险而言，东道国政策变动风险及弱政府管理风险发生得更加普遍，而出版企业被征收风险被视为小概率事件。但当这些风险发生时显然出版企业被征收风险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站在出版企业的角度看其难以形成较为有效的应对策略，唯有借助外交保护和国际投资争端中心仲裁等手段被动维护自身权益。不同的是，当代中国出版企业在应对东道国政策变动风险及弱政府管理风险时有了较多的过往经验借鉴，多数企业具有相应的风险预案和抵御机制，所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概率也较低。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