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论文，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发展背景及沿线各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实际，在阅读大量文献，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出包括宏观、中观、微观及客户四个层面的普惠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继而运用客观赋权法和突变级数法，以“一带一路”沿线 44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进行普惠金融风险评估及分析，最终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普惠金融是指以“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为原则，基于在可负担范围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联合国在 2005 年首次提出“普惠金融”这一概念：一个能有效、全面地为社会所有阶层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2013 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均衡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2015 年 3 月，我国政府印发《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构建包括“资金融通”在内的“五通”建设，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强力的金融支持。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通过“一带一路”金融创新，鼓励发展普惠金融，推动本币金融合作。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各国有效发展普惠金融，分享普惠发展理念与实践，不仅可以提升沿线国家政府、企业和民众的理解力和支持力，也可以在“一带一路”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方面充分发挥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与普惠金融联系紧密。在普惠金融完善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覆盖较大比例的低收入群体，普惠金融提高了这类群体享受金融服务的可能性，通过逐步提高这类群体的金融素养，加强他们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在普惠金融助推小微企业发展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大量的小微企业，它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扮演中尤为重要的角色，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产生积极作用。在普惠金融运用数字技术突破现有限制方面，“一带一路”沿线以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为主，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暂未接近较好的均衡状态，民众需要以较高的成本获得金融服务。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打破传统金融服务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上的限制，使得更多的低收入群体能获得金融服务，激发了普惠金融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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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一、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相关理论模型和国内外文献，通过选取合理数据和构造指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风险进行定量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类研究方法：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本文既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又有对金融基础设施等中观层面的研究，也有对普惠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等微观层面的研究，还有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等客户层面的研究。
理论分析。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风险的产生原因、危害表现，明确普惠金融在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的风险影响因素并加以分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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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普惠金融风险的概念与特征
本节从普惠金融风险的概念界定、普惠金融风险的特征表现两个方面进行相关阐述。
2.1.1 普惠金融风险的概念界定
风险是指任何一件事情发生为决策或投入所带来的收益或损失的不确定性。金融风险一般指经济主体在参与金融活动中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普惠金融风险尚未给予特别准确的定义，但是由于普惠金融的本质依旧是金融，所以普惠金融风险与传统金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相似性。普惠金融的一般风险主要包括国家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然而，普惠金融主要将被金融机构排斥的弱势群体作为服务对象，同时需要借助大量的金融创新手段和措施，因此会衍生出具备自身特点的特殊风险，主要表现为技术风险、信息安全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洗钱套现风险以及资金挪用风险等风险。
2.1.2 普惠金融风险的特征表现
根据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CGAP）提出的普惠金融体系框架，普惠金融体系主要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以及客户等四个层面。普惠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于以上四个层面。普惠金融宏观层面的主要参与者为中央银行、财政部等政府机构，来自宏观层面的风险主要指普惠金融体系受到一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发生变化的影响，例如爆发金融危机、战争、国家政权动荡等导致普惠金融业经营受阻、信用恶化等负面情况；普惠金融中观层面主要涉及帮助金融服务提供者有效减少交易成本，拓展服务规模的一系列金融基础设施，来自中观层面的风险主要指金融科技背后隐藏的技术缺陷，大数据处理引发的客户信息泄露等，主要来源于信息不对称、技术、信息安全等方面；普惠金融微观层面主要涉及零售金融服务的提供者，来自微观层面的风险主要表现为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无法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在偏远地区开展普惠金融需要投入大量的运营成本，从而增加普惠金融机构的管理难度等，主要来源于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方面；客户层面主要指金融服务的需求者，包括贫困和低收入客户以及小微企业，这类主体对普惠金融服务的需求决定着金融体系各个层面的行动，来自客户层面的风险表现为弱势群体由于文化程度偏低或企业内部管理不规范造成的信用风险大幅度增加、贷款人通过虚假交易进行资金挪用，隐瞒资金用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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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普惠金融风险的评估理论
金融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信号分析法，主要基于金融危机的历史数据，建立风险预警信号和指标体系，设置相关风险阈值，对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进行测算，此类方法在早期运用较多。第二，计量模型法，主要通过计算金融风险的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此评估金融风险，目前在险价值法、条件在险价值法、期望损失模型法等模型运用较为广泛，但是此类方法具备较高的数据要求。第三，多目标综合评价法，通过构建风险指标体系，选取隔层风险因素对应的指标，测算各指标权重并加总，反映金融系统的各风险因素的影响程度以及整体运行情况。对于数据有限情况，多目标综合评价法不仅具备较强的适用性和可行性，也具备与数学模型综合使用的能力。由于普惠风险来源的多层次性，以及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普惠金融市场发展经验不足，数据获得存在局限性，因此本文选取多目标综合评价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普惠金融风险进行评估。
2.2.1 客观赋权理论
为了解决多个风险评估指标的重要性问题，当前学术界测算指标权重的方法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主观赋权理论，包括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主观赋权方法仅凭借决策者的专业知识及相关领域的经验，缺少实际数据支撑，存在主观逻辑过度运用、评价结果过于单一等缺点。另一类是客观赋权理论，包括熵值法、Critic 法等。客观赋权理论以现实数据作为支撑，从样本中提取指标信息，根据每个指标提供的信息量、指标间的相关性来测算各指标的权重，从而具备丰富的客观理论依据。其中，熵值法主要考虑指标数据的离散程度，Critic 法主要考虑指标数据的冲突性与对比强度，但并未考虑数据的离散程度，而熵值法可以对此类不足进行有效弥补。基于此，本文将组合运用熵值法与 Critic 法，确定普惠金融风险指标的权重，实现优势互补与客观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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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 14
3.1 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与实践模式 ........................................... 14
3.1.1 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 ................................................. 14
3.1.2 普惠金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践模式 ........................... 14
第四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风险理论分析 ........................... 19
4.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风险的产生原因 ............................. 19
4.1.1 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 .................................. 19
4.1.2 普惠金融运用的数字化技术 ........................... 20
第五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风险评估实证研究 ....................... 26
5.1 普惠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 26
5.1.1 指标选取基本原则 .............................. 26
5.1.2 普惠金融风险评估指标选取 ................................ 27
第五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风险评估实证研究
5.1 普惠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5.1.1 指标选取基本原则
在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指标时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对选取风险指标具备指导性的作用。
（1） 可操作性原则 普惠金融风险体系的评估指标应该简单明了，能够量化且具备可实施性。同时，指标数据需要具备可获得性，在数据可采集的情况下运用于合适的分析模型，方便在实际研究中操作。
（2） 系统性原则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风险比较复杂，是由各方位、各层次的风险因素共同作用和决定的。因此，需要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使得各风险指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完整真实地反映沿线各国普惠金融风险水平。
（3） 独立性原则
各个评估指标在内容上应该不存在相互重叠，如果风险评估指标之间的关联性较强，存在包含关系或内容重复，则容易造成信息冗余，影响最终的评估结果。因此指标的选取既不能重复，力求以尽可能少的指标进行最全面的评价。
（4） 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原则
定性指标不能直接量化，需通过其他途径评估指标。定量指标则可以依据数量定义、准确衡量的评估指标。定性与定量指标各有优缺点。定性指标容易受主观意识的影响，定量指标在某些方面无法真实反映出被评估对象的实际表现。目前，对普惠金融风险进行评估的文献较多采用定性指标，较少采用定量指标，缺乏一定的说服力和可靠性，因此为了形成客观公正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需要采用定性和定量指标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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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1）普惠金融起源较早，并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以多样的实践模式发展。随着互联网科技和数字技术的推进，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的赋能和引领下不断出现新业态，具备较大的未来发展潜能。然而，由于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数字鸿沟、数据泄露、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普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普惠金融中观层面的不确定性。
（2）普惠金融发展的驱动力关键在于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相较于高收入国家，“一带一路”沿线低收入国家在银行网点密度、ATM 机密度、账户拥有率等防方面有待完善，金融服务资源的覆盖面积有待扩大，金融有效供给有待提升。同时，文化差异、年龄差异等一系列因素导致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女性和老年群体在金融可获得性方面处于劣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普惠金融微观层面的不确定性。
（3）普惠金融的用户需求主要来自于中低收入群体的投资理财需求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近年来，中低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升，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频频发生，以上相对融资需求缺口为普惠金融服务的发展带来契机。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地域性差异，欠发达区域民众金融金融文化知识水平较低，小微企业融资的规范性意识较弱，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普惠金融风险客户层面的不确定性。
（4）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从地域分布来看，东南亚区域和中东欧区域的普惠金融总风险均值较小，南亚区域和独联体区域的普惠金融总风险均值较大，而西亚北非、中亚、东北亚区域的普惠金融总风险值整体排名处于中间位置，风险水平适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