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宏观审慎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第一节 对宏观审慎概念的认识
根据记录,“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的说法第一次出现是在 1979 年。在当年的库克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时任英格兰银行主席 W.P.Cooke 分析了微观经济问题与宏观经济问题产生关联的原因,指出该关联正是由于微观审慎问题引发宏观审慎问题而形成的。他建议委员会考虑宏观审慎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连接了微观与宏观,是委员会利益的核心与基础”。
在正式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宏观审慎”的概念是在 1986 年,欧洲货币常务委员会(ECSC)的报告《近期国际银行业的创新》中提出了“宏观审慎政策”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和支付机制的安全和稳健”③的政策。此后一段时间,由于没有引起广泛重视,“宏观审慎”的概念出现较少。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了各国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思考和探索,“宏观审慎”的概念也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内的研究,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行为成为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原因,而与宏观经济相关的潜在风险也成为了研究重点。
1998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建立健全金融体系框架》报告中提出“对银行的宏观审慎性分析要建立在市场信息和宏观数据的基础之上,同时还要关注重要的资产市场、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潜在的失衡问题。”④以此为基础,IMF 提出以“宏观审慎指标体系”来评估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通过相关指标来评估一个经济体金融系统的实力和潜在风险,尤其是重要资产部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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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宏观审慎政策实施的必要性研究
Angeloni和 Faia(2009)研究了银行部门脆弱时的粘性价格模型。他们的分析包括资本比率的福利最大化规则和短期利率,通过分析他们发现资本比率应该是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应该对杠杆和资产价格做出反应。同样,Darracq Paris, Soerensen 和 Palenzuela(2010)分析了一个资本受限的银行业模型,但他们的重点主要是对宏观审慎政策的肯定。在论文的总结部分,他们考虑了一个政策合作的设置,并确定了货币政策和资本比率的最优规则,使一个特别损失函数最大化。Collard、Dellas、Diba 和 Loisel(2012)研究了有限责任和存款保险模型下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的联合最优计划,他们概述了审慎政策防止低效风险承担、而货币政策应对商业周期波动的条件,并通过这种方式提供了政策机构之间可能被视为目标的自然授权。Dixit 和 Lambertini(2003)研究了承诺和谨慎下货币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Angelini、Neri 和 Panetta(2012)也研究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联系。他们的一个关键贡献是对银行业精心设计的模型。然而,这个模型是以政策目标为代价的,这些政策目标并非源自模型的微观基础,因此与根本的经济扭曲没有明显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反思金融危机、评估宏观审慎政策时,对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必要性都作出了肯定的结论。李娟(2017)认为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客观要求。“三去一降一补”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这会大幅增加我国金融市场波动的不确定性,使得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区域金融风险,甚至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几率都相应的增大,放大了金融的不稳定性,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对供给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如何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稳定成为了必须重视的一项任务。邵长存(2018)认为宏观审慎政策可以与货币政策互相取长补短,已经成为金融监管方面的一个重要机制,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需要以宏观、逆周期和防传染三个特征为方向,才能达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目的。唐洪吉(2018)则认为单一的货币政策框架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足,而微观审慎监管对金融风险的防控能力有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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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国构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框架的实践探索
第一节 宏观审慎调控框架建设
在框架建设层面,我国除了于 2003 年成立金融稳定局、于 2013 年由人民银行了解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外,还推动建立和完善了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更好地支持宏观调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
一、机构设置
1、成立金融稳定局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 2003 年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所规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成立了金融稳定局,其职能包括评估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评估重大金融并购活动、组织有关方面研究拟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等。
2、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2003 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银行业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也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但从金融业自身发展过程中,金融机构博弈宏观调控、规避金融监管提升了监管难度,大量出现的跨行业、跨市场金融产品也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金融分业监管的体制对于金融综合经营的趋势逐渐变得力不从心,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并存,容易导致风险累积。因此,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3 年牵头“三会一局”建立了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3、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针对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变化,为进一步提高监管协调的效率和权威性,增强统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能力,保持金融稳定健康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原有的监管协调机制进行“升级”和“扩充”,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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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作为 G20 的重要成员,我国非常重视并着力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十三五”规划中强调“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改革和完善金融监管框架”。中国人民银行较早即开始研究构建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相关探索和实践。2009年 6 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达 34.44%,而当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更是较年初增加了 9.6 万亿元,创十年来最高。人民银行对此高度关注和警惕,提出要重视信贷平稳可持续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并在深刻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深入总结国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但当时也有一些反对意见,认为中国经济初现企稳迹象,若此时对信贷加以限制,可能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冲击。
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1 年引入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这是建立在资本约束基础上的一种透明、规则化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有别于行政性的规模管制,其所包含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和逆周期调节思路对银行的合意信贷增长与其资本水平、所处的宏观周期阶段及其系统重要性程度相匹配程度提出了要求。这一方案与巴塞尔委员会推荐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测算方法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一些创新之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测算思路上有创新。巴塞尔委员会方案建议根据“广义信贷/GDP 偏离其长期趋势值的程度”来测算逆周期资本缓冲,也就是根据全部银行信贷总量偏离度来进行测算,各银行按统一的比率建立资本缓冲,强调的是总量风险可能对个体机构造成的影响,即“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每个人都要为总量超标可能带来的风险做好准备”;人民银行方案则根据每家银行信贷增速的偏离度来测算动态准备,体现的是“贷款增长过快的银行要为此付出一定成本”,更加注重对个体行为的引导,并将此作为促进整体稳健的基础。
二是确定合意信贷扩张水平的方法有创新。巴塞尔委员会方案使用的是信贷/GDP趋势值,即将历史趋势值作为判断标准,实际是假设历史趋势值是最优水平;人民银行方案则认为长期看信贷增长应与适宜的国民经济增长相匹配,因此用目标 GDP+CPI 增速来确定经济所需的合理贷款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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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双支柱调控框架在政策协调方面的重点领域.................................... 16
第一节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主体的选择................................ 16
第二节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周期的协调................................ 17
第三节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协调........................................ 17
第四章 宏观审慎政策实践的国际比较..................................... 22
一、美国的宽松监管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 22
二、以保护金融市场投资者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监管改革.............. 23
第五章 加强双支柱调控框架协调的政策建议................................... 28
第一节 协调主体: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协调作用........ 28
第二节 周期协调:实现最佳政策组合................................ 29
第三节 协调目标:相机抉择机制.................................... 29
第四章 宏观审慎政策实践的国际比较
第一节 美国:以保护金融市场投资者为核心
一、美国的宽松监管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
21 世纪初期,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经历长达十几年的经济低迷期后,开始了金融创新的浪潮,金融机构大批成立,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也层出不穷,为美、英等国带来了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发展期。但金融体系的快速创新也给国民经济积累了较高的杠杆率,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逐步提升。①2007 年,金融产品缺乏有效监管的过度创新与金融市场的高杠杆率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
这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对金融机构的宽松管制,使得防范金融风险的应对措施落后于金融衍生品的发展速度,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一触而发,并向全球蔓延。而其宽松监管体制背后反映出的是危机前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在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采取联合机构监管体系,即由货币监理署、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不同的联邦监管机构按照银行、证券等不同行业进行监管。②同时,美国联邦政府与各个州之间保持着既独立又制约的关系,使得金融机构的归属权及其适用法律等一系列问题无法得以解决。对于银行业来说,州立银行遵循各州的银行法,而国民银行则遵循联邦银行法,在政府监管机构监管州立银行和联邦银行的同时,州立的监管部门也在对州立银行进行监管。使得美国的监管体系呈现一种“碎片化”的状态。而这种监管系统不仅会造成监管成本高昂,还会在协调州立监管机构和联邦监管机构时,造成监管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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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加强双支柱调控框架协调的政策建议
如果说宏观审慎政策在政策工具中是具有较有力的补充工具,那么决策这个政策的权利应该在谁的手中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与货币政策进行比较,从而从中得到经验。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类似,但它面临着更多地问题与困难,其中最困难的一项就是时间一致性。以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现如今运用宽松货币政策,从而来支持经济的复苏,紧接着就是用其政策的紧缩性来控制通胀①。以宏观审慎政策的角度来说,现如今经济的增长采用放松的监管标准、要求,紧接着用强化监管来解决危机。以这两种政策情况下,都面临着近视陷阱也就是目的跨时权衡。对通胀方面来说,应对危机时,政策较强的时间不一致性,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信贷周期比经济周期长两倍。对货币政策来说,宏观审慎政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大,这也是就是在以前危机到来时原因所在。所以,在货币政策方面需要有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安排,从而解决问题。在许多国家中,委托货币政策中的决策权给了一个有长远目标的机构,也就是较为独立的中央银行,这种做法也是全球公认的最合理的做法。在宏观审慎方面也相似,也就是把对它的决策权也托付给中央银行,另一个这样安排的原因就是过去与现如今所产生的经验都表示了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结合,进行有利于经济体系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两者进行相互配合是因为有一个共同主体的基础中央银行,也就像大脑与身体,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就像两个手臂,由大脑与身体控制着。到现如今为止,在实践中还未对该结论进行认可。过去几年中,有许多新的安排宏观审慎制度出现,其中也包括英国中央银行也遵守着宏观审慎政策中的职能,不仅能够实现金融体系与经济体系稳定性,还能保证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进行有序协调,在英国有序协调是通过银行金融政策与货币政策委员会进行召开会议来实现的。在其他的国家中,除中央银行之外掌握着决策宏观审慎政策的权利,如混合决策的形式。在安排制度方面,30 多年之前的货币政策与现如今宏观审慎政策类似,现如今这只是宏观审慎政策懵懂阶段,因为货币政策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试错与检验,从而成熟,如果要想让决策者能够站稳脚跟,对政策进行左右开弓才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