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一：安倍政权时期日澳准同盟关系分析
第1 章 安倍晋三的执政思想
安倍晋三出生于一个政治世家，其外祖父岸信介曾于 1957 年 2 月 25 日至1960 年 7 月 16 日担任日本首相；其父安倍晋太郎曾于 1982 年 11 月 27 日至1986 年 7 月 22 日担任日本外务大臣，可以说安倍晋三在政治观点上受到二人的影响，尤其是外祖父岸信介的影响颇深，他本人也丝毫不避讳这一点，他承认“我的政治 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
岸信介本人是二战的甲级战犯之一，也是日本保守势力的一份子。在组阁之初，岸信介就“把战后日本保守政治体制的总设计师吉田茂提出的日美联盟路线看作日本谋求发展的唯一途径，主张在此框架下解决日美对等化等外交课题”。而同样的政治思想也继承到了安倍晋三的身上。在安倍担任首相一职之前，自民党前副总裁山崎拓就对安倍下了这样的评语：“重视压力的安倍认为，没有军事力量作为背景，压力就很难生效……安倍有可能通过修改宪法来实现可以行使的军事力量”。事实果真沿着山崎拓说言的方向发展着。在 2007 年 1 月 26 日的施政演说上，安倍阐述了其施政目标，即“要使日本成为 21 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新模范国家”，“为此，不能停留在战后废墟上开始的、先辈们所构筑的、辉煌的战后日本成功模式上”，并明确指出“由宪法所支配的行政体系、教育、经济、雇佣、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及外交安全保障等的诸多基本框架，已经明显地跟不上 21 世纪时代的大变化”。
1.1大国意识
关于国家定位，一直是战后日本人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而在层出不穷的思想中，小泽一郎曾经提出过的“普通国家论”在日本政坛的影响颇深。所谓“普通国家”。指的是日本要修改宪法和防务策略，做与国力相称的“国际贡献”，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改变“不能对外发挥军事作用”的现状。具体到每位首相之间，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都不一样。如前所述，安倍在他的演说中毫不避讳这一点，无论是2007 年提出的“要使日本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中新模范国家”、2012 年提出的“要恢复’拥有骄傲的日本’”，还是在各种场合中不断提及的“为世界贡献更大的力量”无不透露着其普通国家乃至政治大国的抱负，因此，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就成了安倍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1.2.价值观外交
从内容角度讲，价值观外交是安倍内阁外交的核心内容，在其”第二任期“体现的尤为明显。所谓“价值观”，指的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2013 年 1月安倍访问东南亚三国期间，提出了其外交的五项原则：第一，日本要与东盟国家共同创造并扩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遍价值观。第二，由法律而非力量支配的自由、开放的海洋是公共财产，日本愿与东盟国家全力维护海洋权益和航行自由。欢迎美国重视亚洲的政策。第三，积极推进日本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促进投资，推动日本经济复苏，并与东盟各国共同繁荣。第四，与东盟共同发展并维护亚洲多样的文化和传统。第五，进一步促进日本与东盟各国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在对缅甸方面，2013 年 1 月，麻生太郎重启了 500 亿日元的日元贷款。此次，包括无偿资金援助在内，将增加 400 亿—500 亿日元贷款。这也是日本时隔 26 年向缅甸首次提供日元贷款。3 月，日本政府向缅甸赠款 2.15亿美元，主要用于缅甸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益事业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同时向缅甸提供日本政府开发援助贷款 5.37 亿美元，主要用于仰光迪洛瓦经济特区开发和电力发展项目。5 月24 日，安倍对缅甸进行了访问，表示将向缅甸提供规模达 910 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并免除约 2000 亿日元的对日债务。支持缅甸经济建设的背后，是“支持缅甸的民主化进程，进而推行共同的价值观来争取缅甸，对抗中国”。甚至在面对与韩国的岛屿争端时，安倍也坚持价值观至上的原则，称“韩国是重要邻国，拥有自由和民主主义等共同的普遍价值观。愿(与韩国总统)直接会面交流”。
第2 章日澳关系历史回顾：从“二战对手”到“准同盟”
澳大利亚和日本“准同盟”关系的达成，并非一帆风顺的，而是在“二战”之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仅由敌人变成了“朋友”，还进而变成了“伙伴”。有学者概括这一过程是双方由“敌对转向和平共处，由和平共处发展到友好合作，再由友好合作关系上升到建设性伙伴关系”。
日本与澳大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处于敌对关系，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两国互相对对方也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澳大利亚在参战之时曾认为自己的存在有着三层意义，其中包括了“能够协助把日军赶出太平洋占领地区”。随着战事的发展，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于 1944 年缔结《澳新协定》，旨在“为了使澳大利亚获得免遭日本侵占的永久安全”。1945 年 8 月 14 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出《一般命令第 1号》，指出“婆罗州、英属新几内亚等地的日本军队应向澳大利亚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1945 年 12 月，作为执行波茨坦公告决策机构的“远东委员会”设立，澳大利亚作为其11各成员国中的一个，名义上对日进行了占领。
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在此期间，澳大利亚对日采取的是强硬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包括严惩战犯、解除日本武装等多方面的制裁措施。但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实行了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的遏制战略，日本成为了自由民主国家的“桥头堡”，而美国为了防止日本倒向苏联，改变了对日政策，开始实行了以“道奇路线”为代表的经济支援，意味着美国对日进行了单方面的媾和。这引发了澳大利亚方面的不满，澳大利亚方面称其为“被肢解的媾和政策（piece-meal peace policy） ”，认为“日本的复兴并没有不会再行侵略的安全保障”。但是“被肢解的媾和政策”的实施也为同样属于自由民主国家的日澳关系产生了改善契机。1951年 9月 8日《对日和约（又称旧金山和约）》的签订，最终使得日本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敌对关系结束，实现了“软和平”。同年 9 月 1 日签订的《澳新美安全条约》与 9 月 8 日签订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使得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正式成为了“美国精心构筑的遏制共产主义战略的重要盟友”。
第 3 章 日澳准同盟关系的特点.................12
第 4 章日澳“准同盟”关系的发展的表现...................17
4.1深化的军事结盟倾向.......17
4.2扩大化的同盟伙伴..............................19
第 5 章 日澳准同盟关系发展的动因........................21
5.1 外力促进内生——美国因素......................21
5.2 海洋战略的需要——日本角度..........22
第 6 章 日澳“准同盟”关系的发展前景
上文分析了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准同盟”关系的发展，可以看到双方的合作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那么，日澳之间到底会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盟友，这不仅是日澳两国之间的事情，也会引起地区内国家乃至全世界关注的事件。笔者认为，日澳两国虽然存在着诸多的认同和结盟的趋势，但是双方是否会把准同盟发展成为全面的、多边的军事同盟，其前景恐怕并不明朗，存在着如下的诸多制约因素。
6.1不要打开潘多拉的盒子——美国角度
首先，针对于美国因素，虽然在短期的实践内，美国促进加深了美日澳三边军事合作以及日澳双边关系，就日美同盟而言，美国也鼓励日本在同盟中更多的发挥作用，但是过于强大的日澳同盟恐怕并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美国需要的是日澳关系处于美日澳三边关系以及美国设定的亚太安全框架下。我们应该看到，日澳之间“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是双方在经贸领域合作带来的自然结果，是双边战略互信的一种反映”，双方防务关系的深化，很有可能带来政治经贸关系的全方位升级，一个强大的日澳轴心，势必会削弱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对于美国在安全、经济方面的需求，进而可能会弱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事实上，美国在 2012 年调整在亚太的军事力部署时，澳防长史密斯就表达了“在澳大利亚建设外国军事基地将损害澳大利亚的主权”。
结论
针对日澳“准同盟”上述的特点和趋势，我国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应对：
首先，我国要积极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建立亚太地区新秩序。如前所述，在日澳之间的“准同盟”关系的缔结和实施中，美国起到了主导和平台的作用，在其深化的过程中美国也是主要的推手。其实本质上来说，亚太安全环境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难以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和诚意。澳大利亚对这一点的认识较深，在《国防白皮书》中，澳大利亚认为“中美这两个区域内乃至全球范围内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的关系，会比其他因素更能决定我们未来几十年周边的战略环境”，澳前总理基庭也称，“面对中国崛起，美国应采取真正服务于地区稳定及更广泛利益的方式，并为构建新亚洲秩序做出建设性贡献”。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之间有必要开展战略对话，寻求共同利益，构建积极的、非对抗性质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于这亚太安全环境的改善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其次，我国应在面对日澳之间的同盟趋势时保持战略上的冷静和克制，并应加大对亚太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投入的力度，并寻求与日澳合作的契机，尤其体现在反恐问题以及救援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2013 年 11 月，中美之间已经针对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这是解放军首次派出实兵到美国本土举行演习，而中国也加入 2014年的环太平洋军演。我国便可以以多边合作为契机，争取与日澳合作的机会，进而减弱日澳之间日趋加强的结盟化、对抗化趋势。
再次，我国应该继续发展自身的经济建设，加强与日澳及亚太地区内其他国家的经济、人员、文化往来，在亚太地区投射足够的软实力，增加我国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互信，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他们对于我国的防范心理，使他们意识到，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联系可能超过他们的想象，如果在安全问题上还要继续构建对华包围圈、还要对我国过于激进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事实上，2015年 3月，阿博特政府签订了有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谅解备忘录，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虽然过程一波三折，避免了美澳关系的重大影响，但也体现出在中美之间两边下注仍然是目前最符合澳大利亚利益的方式。
参考文献（略）
政治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二：日本网络安全战略探析
第一章 国际政治视角下的网络安全
1.1 网络安全概述
网络安全（cyber security）这一概念，在信息技术层面通常是指网络系统的硬件、软件及其系统中的数据受到保护，不因偶然的或者恶意的原因而遭受到破坏、更改、泄露，系统连续可靠正常地运行，网络服务不中断。国际标准化组织将其定义为“保护网络空间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而从主权国家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网络安全是指保护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要作用的网络系统与信息的安全，使其免受其他国家、组织或个人的恶意攻击与破坏，进而保证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美国国家安全系统委员会（CNSS）对网络安全的定义是“在网络攻击中保护或防御网络空间的正常使用的能力”。日本政府则将网络安全定义为“采取必要措施，对用电磁方式等无法通过人的知觉进行认知的方式记录或传递的信息进行安全管理，保证该等信息不被泄露，确保信息系统及信息通信网络的安全，且保证这种状态得到适当的维护和管理”。
“网络安全（cyber security）”是近年来才开始较多出现的词汇，而出现较早、使用更加广泛的近义词是“信息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这两者在概念上有一定的区别，我国学者俞晓秋在分析总结国内外学术界的观点后，认为“信息安全重在“信息”本身，即信息的处理、制作、获取、传播、交换、应用、储存等方面的安全。网络安全则重在“网络”，即生产控制、公共服务、信息传播以及数据流动等系统与平台，以及网络基础设施的安全”。而本文研究的对象国——日本，对信息安全的定义是“保护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与可用性”，对网络安全的定义参照上文，这与国内外学术界的观点大同小异。由此可见，虽然信息安全与网络安全两个概念有诸多交叉点，但二者之间仍存在不同之处，信息安全涵盖的内容更加广泛，而网络安全的定义则更有针对性。
1.2 日本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
日本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的先进国家，在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网络安全问题。2014年2月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情报通信研究机构公布的分析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外针对日本的政府机构、大学和企业的网络攻击相关通信至少达128亿件左右。为2005年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值，同时还检测到了针对中央政府的网络攻击，可见针对日本的网络攻击日趋活跃。同年7月，日本政府的信息安全政策会议公布，2013年度对日本政府的“恶意网络连接”已猛至约 508万次，相当于 2010年度的10倍。其中，针对特定的人物、组织的“目的性攻击”增加，被攻击的对象也更加多样化。此前，美国著名网络安全公司火眼（FireEye）董事长兼CEO达夫·德瓦尔特（Dave DeWalt）就曾指出，在卷入网络战争的国家中，“日本是特别危险的”。“因为日本企业富于创新、知识产权多，因此成了攻击的重要目标”。根据该公司的调查报告，恶意软件的回调（callback）通信对象在同一国家的比率方面，日本高达87％，与韩国相当，远远高于不到47％的美国。
从近年来日本媒体曝光的网络攻击事件也可以看出，针对日本国家机密的网络攻击层出不穷，呈现出扩大化与多样化趋势，且受到攻击的目标不仅是政府、军事部门，也扩大到国会、企业、教育科研等部门，攻击形式更为多样。如，2011年9月，日本《读卖新闻》披露，日本军工企业三菱重工的大量计算机感染木马病毒，其中包括多个重要的武器制造工厂，机密数据很有可能已经泄露。同年10月，《朝日新闻》又报道称，日本国会多台计算机遭到入侵，同时多名议员的私人电脑中也被发现植入间谍程序，大量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敏感信息与机密数据外泄。2012年6月，日本原子能安全基础机构发现多名职员的电脑感染了病毒，导致包括福岛核泄露事故资料在内的大量政府资料外泄。2013年4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宣称，检测到其服务器遭到非法访问，国际空间站日本实验舱“希望号”相关内部信息泄露等。而这些向公众披露的网络攻击事件也只是冰山一角，根据日本“政府部门信息安全横向监控应急小组（Government Security Operation Coordination team, GSOC）”在政府各部门设置的网络攻击探测设施统计到的数据，2013年针对政府部门网络的恶意连接由2010年度的48万次剧增至2013年度的508万次，收到的可疑电子邮件也由2010年度的118件增至2013年度的381件。
第二章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沿革
日本的网络安全战略演变到今天，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1至2009年，在这个阶段中，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提出国家IT战略，并将信息安全作为IT战略中的具体政策之一；第二个阶段是2010至2012年，这个阶段中，日本政府意识到网络时代的信息安全是不容轻视的重要课题，将信息安全政策从IT战略中独立出来，提出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第三个阶段是2013年至今，日本政府进一步认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将之与传统信息安全概念区分出来，提出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即现行的《网络安全战略》。
2.1 IT 战略阶段
2000年7月7日，在第26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G8峰会）前夕，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宣布成立“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推进战略本部”（以下简称IT战略本部），由时任首相森喜朗亲自担任部长，旨在全面推进日本的信息化革命，同时成立的还有由信息技术业内人士组成的“IT战略会议”。7月21日，G8峰会在日本冲绳县举行，主要议题就是信息技术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随后会议发表了《关于全球信息社会的冲绳宪章》（以下简称《IT宪章》），旨在促进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缩小各国信息技术的发展差距，建设全球信息化社会。以此为契机，同年11 月，IT战略会议发表了《IT国家基本战略》，宣称要在5年内将日本建设成为世界最先进的IT国家。2001年 1月，日本政府公布了《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以下简称《IT基本法》），正式提出“IT立国”战略，为日本的信息技术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指明发展方向。同时，《IT基本法》还将原IT战略本部与IT战略会议合并为新的IT战略本部，仍由首相担任部长，负责国家IT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工作。
新的IT战略本部成立后，以此前的《IT国家基本战略》为蓝本，于2001年1月发布《e-Japan战略》，正式将IT战略上升为日本的国家战略。该战略阐述了IT革命的历史意义以及日本制定IT战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要求在5年内将日本建设成为世界最先进的IT国家，进而提出推进日本信息化社会发展的四个重点政策领域：第一，建设超高速网络基础设施；第二，完善电子商务制度与规则；第三，实现电子政务；第四，加强人才培养。
同年3月，IT战略本部在《e-Japan战略》提出的四个重点政策领域基础上发表《e-Japan战略重点计划》，进一步制定了各领域具体的目标与政策。其中，计划的第六部分题为《确保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揭示日本在建设信息化社会过程中面临的信息安全问题，并制定了较为具体的应对措施。文中指出，网络通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不仅对政府与企业造成威胁，同时也会在经济、国民生活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是建设信息化社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同时，日本无论在信息安全政策的制定，还是在硬件防火墙等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均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为了实现2005年将日本建设成为最先进IT国家的目标，制定与完善信息安全政策是刻不容缓的。
2.2 信息安全战略阶段
随着信息化社会建设的不断进步，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信息化时代的信息安全问题已经变得更加广泛而复杂，仅仅依靠IT战略本部与传统信息安全部门远不足以应对这些问题。2004年，IT战略本部发表了《致力于信息安全问题的政府作用、功能的修正》，文中再次强调了信息化社会中信息安全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设立专门机构来进行信息安全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工作，并设置相关的政策会议。依据此决定，日本政府于2005年正式将内阁官房下属的“内阁官房信息安全政策推进室”（2000年设立）改组为“内阁官房情报安全中心（简称NISC）”，负责日本信息安全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并设立了“信息安全政策会议”，负责讨论、公布与实施NISC提出的政策。
2006年2 月，信息安全政策会议发表了《第一次信息安全基本计划》。该计划阐述了信息安全在日本国家政策中的定位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提出“运用信息技术实现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运用信息技术改善国民生活水平”、“运用信息技术应对信息安全威胁”三大国家目标，以“安全立国”的思想为基础将日本建设成为“信息安全先进国家”。为了实现以上目标，日本计划建立起“新官民合作模式”，加强政府机构与民间团体、企业、个人的联系，同时在政府内部进一步改善信息安全制度，扩展NISC的职能，并每三年对该基本计划进行一次回顾与调整。
2009年2 月，《第二次信息安全基本计划》发表，在前次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具体方案，并回顾总结了三年期间取得的成果。
2009年7 月，美国与韩国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若干政府网站、金融机构、媒体等网络瘫痪，美方与韩方均声称攻击源头是朝鲜。虽然此次网络攻击并未波及日本，但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日本同样意识到了网络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内阁官房长官平野博文公开表示：“不能否认我国成为攻击对象的可能性，……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保障和危机管理的重要课题”。2010年5月，信息安全政策会议发表《保护国民的信息安全战略》，标志着日本的信息安全政策不再是IT战略的附属，而正式成为日本的国家战略之一。
第三章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的实践...........19
3.1 日本国内的主要实践内容..............19
3.2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的国际合作实践................21
第四章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与启示..............28
4.1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28
第三章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的实践
在《网络安全战略》发布后，日本政府的网络安全实践逐渐广泛化、机制化，一方面在国内建立改进了多个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部门与机构，出台多项网络安全政策实施细则、规范与评估标准，并在民间开展人才培养与宣传普及等活动；另一方面建立并加强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的网络安全对话，尤其是将网络安全保障纳入日美安全保障机制中，多次开展高层次深度合作。
3.1 日本国内的主要实践内容
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局
2013年11月27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案。12月4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式成立，并将于2014年1月在内阁官房下设立其执行机构国家安全保障局。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成立后，日本政府拟将于2014年内制定首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新的《防卫计划大纲》。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是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为范本的机构，因此又被称为日本版NSC，它将成为一个统筹有关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及国家战略的“司令部”。今后，将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所在的首相官邸为中心，迅速收集有关外交、安全保障信息，以及时作出重要决策。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核心是由首相、官房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组成的“4大臣会议”，加上副总理，原则上每两周会晤一次。此外，在涉及国民生命和财产的情况时，将召开“紧急状态大臣会议”，决定基本对策和方针。当需要派遣自卫队时，为了确保文官统制，则需召开4大臣外加总务大臣、国土交通大臣等人参加的“9大臣会议”，决定具体对策。
第四章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与启示
4.1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
通过观察日本发表的各项网络安全政策，我们不难看出，日本的网络安全战略既有借鉴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理念和模式的痕迹，也有其独特的创新点，这与日本所处的特殊安全环境是分不开的。整体来看，日本的网络安全政策由早期的被动防御逐渐向今天的主动防御模式转变，这也体现了冷战后日本谋求更多政治空间与军事空间的野心，具有显著的日本特色。通过分析日本网络安全政策的历史沿革与当前日本的网络安全战略，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特点：
①、战略主动性日益加强。
由于日本的特殊地位，其各项安全政策通常均是以防御为目的，并不会主动出击。但随着新世纪国内右翼政治势力抬头，日本的外交理念逐渐发生转变，同时国际网络安全形势始终处于飞速变化之中，日本的网络安全战略理念也随之发生转变。自2010年《保护国民的信息安全战略》发布以来，日本的网络安全政策由被动防御逐渐向主动防御转变，建立起能够主动发现并提前应对网络威胁的组织体制，而不再是传统的受到网络攻击之后再进行应对。这种战略转型同时也体现在2014年防卫省组建的“网络防卫队”身上，这支部队不仅具有防御职能，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进攻能力，在保障本国网络安全的同时，还可以研制、运用网络武器对他国进行主动攻击。
②、重视构建安全的网络环境。
日本从最初的网络安全政策开始，就强调要建立起安全的网络环境，使全体国民都能够安全、方便、放心的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保护国民的信息安全战略》中就提出，为了能够利用信息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营造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是十分必要的。这样的环境需要每一个普通用户都能够认识到网络带来的威胁，提高自身安全意识，积极主动的采取防范措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对普通民众的宣传普及工作，多年来持续开展了一系列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另一方面，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失落的十年”，日本经济始终未能彻底恢复元气，历届日本政府都以发展经济作为其首要施政目标。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的先进国家，日本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电子商务、大数据等新出现的网络技术是未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构建安全的网络环境也就成为了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这种思想在日本的历代网络安全政策与战略中均有提及。
参考文献（略）
政治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三：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认同
第一章 现代化与政治认同
在传统社会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角色主要是由出生决定的，每个人的身份和认同是由外在的社会框架赋予的，而社会框架是被普遍接受和承认的。查尔斯?泰勒指出：“在现代之前，人们并不谈论‘同一性’和‘认同’，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同一性，也不是同一性不依赖于认同，而是由于那时它们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换言之，认同与现代化密切相关，只有在现代化的时空背景下，我们才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认同。
第一节 现代性与现代化
现代社会自孕育和发端时起，便与现代性产生内在联系。随着后发现代化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后果，关于现代性、现代化的争论愈加激烈。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逐步蔓延，由于对现代社会的种种批判无法摆脱现代性的纠缠，使得现代性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开始反思现代性，朝着更深刻、更包容的方向迈进。
一、现代性
刘小枫曾说：“讨论现代现象，首先遇到术语上的困难。”何为“现代”（modern）、“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直接关系研究论题的设定。“现代”一词是现代概念家族当中出现最早的一个。据考证“modern”一词源于公元 4 世纪出现的一个拉丁语单词“modernus”，后者又起源于拉丁词“modo”，意思为“目前”、“现在”、“当前”、“今天”等。据说，最早使用modernus 一词的是一个叫卡西奥多尔(Cassiodore) 的作家，他用来指称当时已经基督教化了的“现今”，以区别古罗马异教的“往古”。可见“modernus”这个词最初只是一个用来表示时间状态的一个概念。
“现代性”一词最早出现于19 世纪。一般认为，法国文学评论家波德莱尔最早使用“现代性”（modernity）一词。1863 年底，波德莱尔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题为《现代生活的画家》的一系列文章。其中第四篇的小标题就是“现代性”。在该文章的开头部分，波德莱尔对他所指称的“现代生活的画家”的形象作了一番抒情的描述:“就这样，他出发了，奔跑着，寻觅着。他在寻觅什么呢? 可以肯定，这个我所描绘的人，这个秉有奔放的想象、一直在茫茫人海里穿行的人，有着一个比纯粹闲逛者更高的目标，一个更普遍的目标，而不是事物飘忽的快感。他所寻觅的，就是那个我们必须称之为现代性的东西。”在文中，“现代性”主要用来表示人或事物所具备的性质或品质。从构词法来看，“现代性”一词是以“现代”（modern）一词为词根加上表示“性质”、“状态”、“程度”的后缀“ity”构成的。因此，“现代”是一个时间分段概念，“现代性”更多是一个表达现代时间范畴下人或事物所具有的品质、状态的内涵的概念。
第二节 认同与政治认同
一、认同
汉语中，《辞海》 对于认同的解释有三条：第一，共同认可，一致承认；第二，社会学中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为他人的感情和经验所同化，或者自己的感情和经验足以同化他人，彼此间产生内心的默契；第三，精神分析术语，个体通过潜意识模仿某一对象而获得心理归属感的过程。前者涉及到人的行为层面，后两者都涉及到心理层面。行为层面是外在表现形式，心理层面内在根源，两者互相影响。《现代汉语词典》中，认同有两层涵义：一是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二是承认、认可之意。
认同与英文 identity 对译，源于拉丁文 idem（即 the same）。在哲学和逻辑学中，idem被译成“同一性”，表示两事物之间的相同性、一致性和连贯性。在其他语境中，还被翻译为“身份”、“特性”、“属性”等。认同基于人的心理、情感层面，其逻辑起点是自我认知，所以认同最早是心理学概念。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认同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最初形式。”他也认为，认同与对于权威和权力的维护密切相关。
《牛津词典》中，identity被解释为：“who or what somebody/something is，”即身份、本真；state of exact likeness or sameness，即相似性、同一性。 likeness or sameness，即同一性、相似性、一致性。《韦伯词典》把 identity 界定为:第一，可考虑的在所有特质中成为同一的事实条件；第二，成为某种特定的个体或物体的事实或条件；第三，和被设定的、描述的或提出的某人或某物成为同一的条件。大体而言，identity 包含三层含义：其一，人或物的内在的、本真的属性，即是谁（什么）？；其二，具备此属性的个体或群体的同一性的自我认知，即我（们）是谁，谁和我（们）相同？；其三，我（们）和谁相异。三层内涵是相互递进关系，其一是比较和评判的基本依据，其二是一种自我认知，其三是一种自我与他人的比较。
认同一词日益流行，但是缺乏普遍接受的认同概念，认同的内涵越来越模糊。“最近若干年来，人们对于认同很感兴趣……‘认同’在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使用范围极为广泛，也使人迷惑不解。它可以被用于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它能够被用于无生命的东西上……在某些用法中，‘认同’是‘人格’‘自我性’（selfhood）这些术语的继承者；”笔者认为，理解认同需要把握三个要素：主体问题即什么（谁）的认同、客体问题即认同什么、形式问题即以什么层面表现出来的认同。
第二章 政治认同的资源与对象
第一节 政治认同的资源
政治认同的资源指的是政权体系获得认同的可依赖的资源。也即政权体系“凭什么”拥有公民的政治认同，是认同的支撑性基石，离开资源的支撑和保障，政治认同犹如空中楼阁，要么摇摇欲坠，要么昙花一现。政治认同的主体是人，故政治认同的资源必须从人这一特殊的社会存在的属性中挖掘，以人的需求的满足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属点。换句话说，能够满足人的政治生活需求的东西都可被视为政治认同的资源。当人的各种政治需求得到满足，各种政治资源相互支持、协调和强化时，政治认同就具有了坚实的保障，具有稳定性、可持续性，当某些资源缺失时，政治认同就存在隐患和不稳定性。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剖析，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把握政治认同的资源。人既是客观的“实在”范畴，也是主观的“建构”范畴。作为客观“实在”的人，现实利益和价值观念成为人评价政治体系的依据；作为主观“建构”的人，历史记忆、话语体系直接建构人的自我理解、自我身份。作为客观时空坐标系中的点，历史记忆是政治认同的参照资源；作为客观的现实存在，现实利益是政治认同的直接资源；作为道德空间中的意义存在，价值观念是政治认同的核心资源；作为区别于兽的自我解释的动物，话语体系是政治认同的统摄性资源。
一、历史记忆
人是客观时空背景下的社会存在物，在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只能参照一定的坐标系。认同来源于“我”与“他”的互动。不同的坐标系界定不同的“我”与“他”。历史记忆改变人认知事物的参照物，形成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方向感，是政治认同的参照资源。
其一，人都活在特定的历史中，对于自我位置的确定是以自身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为参照的。同时，现存政权也是政权历史演变体系中的一点。所以，认同是以历史为基础的。“认同必须指涉一组己然存在的特征、性质或者关系。就是由于要辨识这些特质是否延续不变，才有认同的‘同一性’意义；也是由于要确认个体是否与他人具有若干相同的特质，才有认同的‘归属’含义。”
第二节 政治认同的对象
政治认同的对象即政治认同的客体，对应的是认同“什么”的问题。一般意义上而言，政治认同的客体是政治体系。但是政治体系并非铁板一块，政治体系的不同构成部分的认同逻辑存在差异性。对于政治体系的细分，可以更进一步把握不同层面的政治认同的规律，更好地分析政治认同资源与对象的对应关系，为增强政治认同提供理论借鉴。一般认为，政治体系运行包括政治行为、政治制度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既相互独立又紧密关联的层面。因此。本文认为政治认同对象由外到内依次包括行为认同、制度认同与意识形态认同三个层面。
一、行为认同
政治行为指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下，围绕着政治权力的产生和运用、政治权利的获得和实现而展开的活动。政治行为是公民与政治体系、权力与权利的互动与表达，直接关乎公民的权益。权力与权利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政治行为的普遍性。“政治生活是政治行为的总和”。大体而言，依据主体的差异，政治行为分为国家机构政治行为、非政府组织政治行为、政党政治行为与公民个人政治行为等，一方面包括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的产生与运行，如政策制定、资源分配等国家权力的行使行为；另一方面包括自下而下的公民权利的实现与维护，如政治参与、罢工、游行、示威等。政治认同对象意义上的政治行为是指作为国家权力的承载者的政治体系产生与运行权力的行为。换句话说，行为认同是指公民对于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的具体统治与治理行为的认同。公民的政治行为则是行为认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如积极配合、自觉服从是行为认同的表现，游行、示威、上访等则是不认同的表现。行为认同的根源在于国家机关是否促进、维护和实现公民的权益。所以，行为认同具有强烈的绩效倾向。如政治绩效、经济绩效等。龙太江与王邦佐指出:“任何政治统治的稳固，都必须以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为基础……这种认同不仅出于一定的观念、文化的影响，而且必然以民众对政治统治实际行为的认识为基础，也就是说以被统治者对政权履行职能的效率、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民众个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即以国家的政治产品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为基础。”绩效的显著性是行为认同的事实性资源。政治绩效是指政权体系履行政治职能的行为效果，如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制定法律法规。经济绩效是指政权体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和促进人民切实利益的表现。其中经济绩效是政权绩效的核心。邓小平提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实质上，三个标准也是政治行为认同的根本依据。
第三章 不同维度现代化对政治认同的影响 ............... 77
第一节 经济现代化与政治认同........... 78
第二节、政治现代化与政治认同............ 82
第四章 年轮模式：早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认同 ........ 103
第一节 早发现代化的特点与政治认同......... 103
第五章 鸟巢模式：后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认同 ......... 124
第五章 鸟巢模式：后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认同
早发现代化国家经过渐进的、内生的变革过程，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年轮式”政治认同。后发现代化国家被强行拉入现代化的激流漩涡，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以及与早发现代化国家的较量中的弱势地位，内外困境往往瓦解了本国政治体系的认同基础。在“亡国亡族”的内忧外患中，现代化的任务和应对外来挑战迫切需要后发现代化国家形成自己的政治认同。但是后发现代化与早发现代化的差异决定了它们政治认同的差异。
现代化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时空一体化。出现了标准化的时间，如公元纪年，将不同国家拉入同一时空体系。“标准化时间”的出现不必参照具有明显地利之便的优势场所便可以对空间进行描述和概括，使不同的空间单元相互替换成为可能。因此各自的发展就具有了可比性。作为人类现代化总体进程的一部分的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除受制于其自身的自然资源、经济和政治结构，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之外，还与其在总体进程中的时空坐标紧密相关。后发现代化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外部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现代化的启动次序和特点。以政治革命为先导，推进经济、文化同步现代化。政治革命往往批判既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和文化传统，与过去历史决裂，激发人们建立新秩序的勇气和激情。
作为比较的结论
政治认同与现代化相伴随，与现代化创造的主客观条件相关。主观上而言，传统社会中个人从属于政治共同体，自我意识的缺乏无法形成自觉的政治评价。因此，传统社会的政治认同主要是自发性认同。归属感的明确和自我的蒙昧意味着很少发生政治认同危机。现代社会中，自我觉醒使人成为具有主体人格的人，人以自我为中心认识和评价政治体系，出现了自觉性政治认同，并超越自发性政治认同。客观上而言，产业结构多样化，社会结构复杂化，使得资源的异质性大大增加，交换和贸易成为必要。特别是跨国贸易促进了人的超越国界的流动，共同体的边界的模糊和消失，面对明显的“他国”，同与异的反思中政治认同出现问题。同与异的比较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客观的呈现，如语言、皮肤、人种、宗教等，面对不同的客观呈现，身处“他国”的“陌生感”无法找到自我的归属感，往往会加强本国的政治认同。二是主观的认知，如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自由与压制、平等与等级，当本国与他国相比处于优位往往会强化本国的政治认同，相反则削弱本国的政治认同。但是现代化与政治认同存在契合与悖离。契合是指本质上而言，现代化有利于政治认同形成，政治认同有助于现代化的实现。张力是指现实中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现代化可能导致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可能阻碍现代化。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化展开过程中政治认同资源与对象是否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网络化的对应关系。
参考文献（略）
政治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四：中国的“亚洲安全观”研究
第一章 中国提出“亚洲安全观”的战略背景
“亚洲安全观”是因应亚洲发展的现实问题和未来前景而提出的，是对亚洲安全和安全秩序进行积极治理，从战略上和宏观上设计亚洲未来发展之路，规划亚洲发展前景的产物。它的提出既是亚洲自身发展阶段需求的结果，也是中国基于自身崛起的考量和承担“负责任大国”使命复合需求的结果。从亚洲与中国两方面的需求看，它的诞生有着地区性结构矛盾、中国周边形势变化和中国自身战略完善等多个相互关联的特定背景。
一、地区层面：亚洲的崛起与“亚洲悖论”
亚洲的崛起是一种“整体性崛起”，这种崛起在凸显亚洲自身实在和潜在的权势潜力的同时，也凸显了亚洲固有性和衍生性矛盾和问题。亚洲的崛起带动亚洲国家联动性地发展，相互依存程度更加紧密，但即便在如此的情势下，国家间固有的矛盾问题却未能得到抑制，乃至出现激化和扩大化的倾向。经济上依存发展、政治上矛盾扭结；经济上合作深化、安全和军事上危机和冲突频现的现实，已经成为一个新问题，这已被称为“亚洲悖论” (Asia Paradox)”。
从亚洲崛起的视角看，塑造新的“亚洲安全观”是一种必然的需求。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明确指出了之所以提倡“亚洲安全观”的原因，概括地说，主要是因为：（1）亚洲多样性特点突出，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安全利益和诉求也多种多样。（2）亚洲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人口总量占世界的 67%，在世界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3）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与地区安全合作进程正处在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4）亚洲国家都必须有这样的责任意识：“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唯有如此，亚洲才可能维持持久的发展和稳定。
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是“亚洲时代”，2l世纪则被称为“亚洲世纪”。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亚洲大趋势》一书中称:现今“正在迈向一个亚洲化的世界”、“操纵世界的轴心已从西方转入东方”，由此“世界的未来在亚洲,世界将由亚洲人来制定规则”。20世纪末以来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全球贸易的主要市场、全球投资的中心和重要的资金供应地。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到2035年亚洲经济占世界比重将升至44%，到2050年达到52%。亚洲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但带动整个地区向强化相互依存的方向发展，也是该地区在世界中的权重迅速提升。总体上看，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从国际上的地位来看，亚洲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权势转移的核心地区或核心地带，已经成为霸权国和主要大国权力较量的“主战场”之一。
二、周边层面：脆弱的相互依赖与安全隐忧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和世界的这种复合性相互依存关系首先体现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亚洲安全观”的提出，也是新时期中国处理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周边关系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基于“大周边”和周边整体关系而进行的一种制度性的框架设计。
从“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总体布局看，“周边”在中国战略中的地位可见一斑。2013 年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2014 年 11月他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在总体布局中首先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其核心在于，中国在变，周边也在变，中国与周边关系更需要变，这“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为此，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强调：“中国和平发展始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中国是亚洲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坚定实践者”。因此，从中国与周边关系日益变化的现实看，塑造新的“亚洲安全观”是中国对这一变化的积极反应和主动应对的重要措施。
第二章 “亚洲安全观”的理论内涵与战略设计
一、“亚洲安全观”的理论内涵
2014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明确提出了“亚洲安全观”的概念和设想，并结合亚信峰会的机制化路径，明晰了“亚洲安全观”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努力方向。
亚洲安全观的核心在于建立亚洲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其中，共同安全，强调的是安全的普遍性、平等性和包容性。他强调安全是所有亚洲成员的安全，而不是少数国家、个别联盟的安全，只有所有的国家都安全了才会有真正的安全。每个国家都享有安全对权力，各国的安全需求都应受到尊重，且安全的制度和框架设计必须能体现多样性的需求、重视安全需求的差异性。也就是不能造成“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的失衡局面。共同安全的本质在于强调安全是多层次的、持久的安全、共享的安全，因此，“应以合作求安全，通过建立平等、互惠的安全合作，实现共同安全”。将亚洲国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是共同安全的目标和指向，从而形成一个亚洲的安全命运共同体。
综合安全，主要是强调安全形式、安全领域、安全类型和安全的实现方式都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安全问题必须是总体性统筹、综合性考量。主要是指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在通盘考虑亚洲安全问题的历史经历和现实状况下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全球化背景的下的国际安全，是全方位的安全、多层次的安全。因而，应关注于扩展国家安全的内涵，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方式应当综合化和多元化，应综合运用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手段，有效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二、“亚洲安全观”的战略设计
从理论上来看，亚洲安全观的提出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对安全理论的不断深化、丰富和延展的认识，另一方面体现了亚洲在现时代对安全和安全问题的需求与考量。不论从其对中国来说，还是其对亚洲来说，它是对亚洲未来安全的一种战略设计。
1、从中国安全观的变化看“亚洲安全观”的战略设计
亚洲安全观的提出是中国外交从“参与者”向“塑造者”身份转变第一个具体体现。“亚洲安全观”的提出，既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战略选择，也是中国“安全观”的一个战略提升。新中国成立直至 20世纪90年代，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安全上，中国以传统安全观为基础，强调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以“战争与和平”的传统思维，思考中国与周边、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1983年才首次使用“国家安全”这一术语，1992 年才在十四大报告中正式使用“国家安全”一词。不过，其含义主要是指与战争的危险和国防军事、军队建设直接相关的安全问题。1996年中国才正式使用“地区安全”、“综合安全”的术语，开始逐步强化国际性安全观，但直至 2002年为止，“国家安全”的外延被扩大，但其内涵仍为传统安全观。2002 年以《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为标志，表明中国向传统和非传统安全观同等重视立场的迈进。2014 年 4 月，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安全观强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兼顾，自身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统筹，构建总体的安全体系。
2014 年 5 月亚洲安全观的提出，是中国总体安全观下进一步延展的结果。这一新安全观区别于旧的、传统的安全观：传统的安全观或旧安全观第一个基本特征是“一种冷战思维的安全观，通过结盟、增加威慑力、以敌人的不安全为自己安全的前提”，新安全观则是“共同合作的安全，不是零和博弈的安全”。“亚洲安全观”的提出与推行，是中国安全观的进化，也旨在推进亚洲整体安全观的进化。
第三章 “亚洲安全观”推行的动力和阻力分析 ............... 17
一、“亚洲安全观”推行的动力分析 ..................... 17
二、“亚洲安全观”推行的阻力分析 ..................... 19
第四章 “亚洲安全观”的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 21
一、理论上的预期：悲观的前景和乐观的前景 ............ 21
二、当前主要课题：亚信的机制化的成败与效能 .......... 23
三、未来的决定性因素：中美关系形态与中美作用的方向 ....... 24
第四章 “亚洲安全观”的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理论上的预期：悲观的前景和乐观的前景
基于前三章分析看，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在未来存在两种命运：一种可称之为悲观的前景，另一种是乐观的前景。两种前景都是从理论上而言的，是基于现实状况而言的未来预期。
（1）悲观的前景
对于现在的亚洲安全来说，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状况令“亚洲安全观”的合法性、有效性受到质疑。“亚洲安全观”的好与坏是一回事，推行或不推行是另一回事。
第一，“亚洲安全观”毕竟是中国的首先倡议和实践的，尽管得到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积极认同和认可，但仍有些国家对此持有怀疑、否定和反对的立场。日本和美国就是代表。一方面他们讲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另一方面他们讲所有的中国倡议都与贴上“中国威胁”的标签。从亚洲安全观的理论内涵和战略内涵看，它虽然是一个反映了亚洲安全现实和体现亚洲大多数国家安全诉求的一项区域性安排。但是，在美日等一些国家看来，这是亚洲版门罗主义、是“中国称霸亚洲”的宣言、是“遑论亚洲”的空谈。这些国家害怕中国的崛起，对这样的倡议自然也会带上有色眼镜来看，对此会极力反对或破坏。
第二，“亚洲安全观”的推行必然会对美日长期坚持的军事同盟安全观等形成冲击，域内强国日本、印度等也会基于本国的利益考量来反对这样的实践，更为严重的是区域内小国也会迫于这样的局面和美国的压力，采取不消极但绝不积极的立场。这样一来，推行亚洲安全观将更加难上加难。美国正在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其核心是构建一种“平衡中国”的地区安排。日本与印度强化与美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安全合作也旨在重塑印太安全秩序。
结论
综上所述，不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也不论对中国还是亚洲来说，“亚洲安全观”都是一个“新事物”。广义上来讲，亚洲安全观的提出，致力于当前的国际形势的转型；狭义上来讲，亚洲安全观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理念，体现出中国维护亚洲地区繁荣与发展的大国责任。
“亚洲安全观”是基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在逻辑、考量世界大国崛起的各种逻辑基础上，在政策框架设计上的一种尝试。既是对自身政策方向的调整和变革，也是对外在体系和制度的一种态度和追求。
“亚洲安全观”的提出是新时期中国处理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周边关系的需要，是“大周边”外交战略需求和周边整体关系结构调整的需要。它既着眼于亚洲整体进行的制度安排，也着眼于亚洲日益迫切的地区认同而进行的框架设计。
亚洲安全观的推行有着影响其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有利因素，也存在在影响其构建的障碍和不利因素。亚洲地区矛盾复杂，安全文化多样、地域安全差异明显，各国对“亚洲安全观”的立场、态度、主张也形色各异。因此，安全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必将在冲突、对抗中逐步形成和发展。
总而言之，亚洲安全观是对亚洲安全秩序的战略思考，是对地区安全秩序未来的顶层设计。它反映了中国因应时代变化，推动世界秩序建构与亚洲治理的基本理念。它是中国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的反映，是中国在充分认识中国崛起效应的基础上，提升中国、亚洲的国际地位，增强亚洲国际政治话语权的一种战略设计和战略实践。
参考文献（略）
政治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五：西北地区留守妇女政治参与问题研究——以陕西省合阳县三个村庄为例
第一章引言
1.1选题背景和意义
1.1.1选题背景
在农村，自80年代末实施村委会直接选举以来，农村妇女在村委会选举投票中人数和进入“两委”比例一直很低。2003年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妇女比例为，女村委会主任只占1%左右，当时，陕西省在第五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村委会干部比例低于全国7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妇女在公共领域依然处于弱势的地位，两性在性别政治领域中处于不平衡的地位。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陕西妇女研宄会与陕西省妇联、合阳县妇联合作在合阳县开展了“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示范项目”，使得合阳县的女村委会主任由零增至到20名，女委员的比例达到25.2%，比上届提高了10.5个百分点，并带动全省，使陕西省第六次换届选举后女性的比例有明显提高。合阳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成功的经验被学习借鉴，并进行推广。可以看出，“合阳现象”的成功并不是偶然，农村妇女自身在选举中所表现热情和积极性和陕西省妇女组织在项目执行中所表现出的使命感和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其它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妇女组织所借鉴学习。留守妇女是现代化发展中的必然产物，由于自身发展特殊性，在家庭男性地位缺失情况下，留守妇女作为家庭和农业生产的支柱，担负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一方面，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上，丈夫外出务工为集多重角色为一身的留守妻子增加了难度和负担，但同时也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拓宽了她们自身的发展潜力。尤其是在政治参与权利方面，男性因素的干预和竞争减少，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留守妇女在公共政治领域的边缘地位，可以在广阔的空间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可见，留守妇女参政的实质性对于我国新农村建设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合阳县三个村进行实地调研，通过了解农村留守妇女政治参与意识、行为和能力，反映合阳县农村留守妇女的政治参与现状，并分析影响留守妇女参政的一些体制因素和现实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路径。
1.2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在基层治理下农村妇女的参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有密切关系。村民自治是村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农村妇女作为村民中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是村民政治参与中不可忽视的主体，因此，村民自治为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保障，留守妇女作为农村妇女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化进程中产物，因为留守现象的特殊性，国内的研究主要关注留守妇女在家庭、婚姻和生产领域中的状况，很少关注留守妇女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因此，本文着眼于对总体农村妇女的基层治理研究进行综述。
1.2.1国内关于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旳研究综述
目前，近十几年来，有关农村妇女参政的研宄内容大部分是在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民主选举中来研宄农村妇女参政的意义、现状、影响因素以及解决对策。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关于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主要从参与的意识和行为、农村妇女在权力层的比例和结构、农村女性精英的基层治理能力等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有关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现状研究。根据实证调查显示，从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这两个方面对农村妇女参与意识和行为进行评估。大多数学者研宄认为在参政意识方面，农村妇女政治认知度低、政治效能感差、参政热情不高、参与主动性不强。李飞龙认为农村留守妇女”参政与议政意识虽有所觉醒，但政治参与积极性依然较弱，整体仍低于男性。另外，农村“留守妇女”缺乏政治敏感度，思想容易被落后、错误和腐朽传统文化所侵烛。态度上说农村妇女政治参与主动性和自觉性比较低，存在政治冷漠的心理，张锐发现一部分留守妇女对于村委会选举产生了一种比较复杂而又稳定的心理体验，表现出对选举的冷漠的态度，认为村委会选举与自己没关系还有学者发现农村妇女的政治认知处于低水平层次，不了解相关选举程序和自身权利的认知，在政治参与中表现参与的盲目性和对政府的依赖性。张凤华教授对“制约农村妇女参政的影响因素是自身素质低”的观点提出质疑，通过对农村妇女进行分层研究后发现政治参与热情并没有随着政治认知的提高而有所改善，妨碍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关键应该是政治体制不完善、村委会选举中存在问题、传统的政治文化等客观因素。
第二章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理论基础
2.1相关概念界定
2.1.1留守妇女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农村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主导作用下，出于家庭理性决策和对男性劳动力需求，出现了“留守妻子”现象。目前，我国媒体和学术界都广泛关注留守期妇女的生存现状，一方面，由于留守妇女不仅成为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的主力军，而且还承担起家庭赡养者和村庄公共事务参与者的责任，肯定了留守妇女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留守妇女多重角色所赋予的责任造成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压力，因此也不可忽视留守妇女在社会发展中所处于的弱势地位，侧面反映了政策体制的局限性。
本文认为，留守妇女是指丈夫离开户籍所在地，长期进城务工和经商，或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村己婚妇女。从概念中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说明，以便于今后的研究。首先，留守妇女是指在岁至岁年龄段的已婚女子，不论结婚前是否具有外出打工的经验。其次，留守妇女指的是从事农业或非农业生产劳动，并拥有农业户口，长期居住在丈夫所在村落的农村妇女。再次，留守妇女的丈夫每年在外务工的时间为半年以上，并且不经常回家在务工所在地或者其他地方生活，夫妻常年处于分居状态。另外，拥有非农户口的留守妇女的丈夫不在本研宄范围内。最后，研宄对象中不包括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留守妇女。
2.1.2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的涵义界定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参与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其实，政治参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由于留守妇女的参与基层民主以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为前提，因此，本文将农村留守妇女政治参与界定为在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留守妇女通过各种方式或者渠道参加村庄公共政治生活，包括参与村庄选举，村级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村庄治理和村庄公共事务的政治行为。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说明留守妇女的政治参与行为：
2.2理论基础
2.2.1参与式民主理论
自古以来，人们往往就想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影响和决定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建立和谐的美好家园。在古希腊城邦，公民直接参与公共生活的管理，这种最早的尝试可以被视为直接民主的模式。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民主理论中关于对公民参与的价值认同在理论和实践的完善中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不论是从封建主义或绝对主义转变为代议制民主、从有限选举演变为竞争性民选，还是公民权在内容和范畴上的扩大，都是以扩大政治参与为内蕴。不可否认，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对政治体系本质的理解对参与民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主要围绕政治决策过程当中所有公民的个人参与而展开的。可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说，制约了卢梭的直接参与式民主，而密尔考虑到理论的局限性，从政治民主的宏观层面上将“代议制”替代直接民主，实际上试图调和精英统治和大众参与的关系。
参与式民主理论认为民主只有当公民普遍、真实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中才能实现，是一种将政治参与和民主的关系相结合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因而它看重公民个人的政治参与价值，认为只有人民才对国家政治有最终决定权；它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体现在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的政治地位，并且人民具备对政治决定合理判断和趋利避害的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就此而言，参与民主理论蕴含回归古典民主理论的理想价值，承认“参与”在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理解参与民主理论的关键点。首先，参与主体的能力不均等并不能决定参与主体地位的差异，主体本身参与具有价值，这是承认参与价值的先决条件。其次强调每个公民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其来源于个人权利的实现。最后，公民参与的实现是一种应然，也是一种必然，保障自我权利、履行应尽义务，同时也是实现自我发展和完善的方式。
但是参与式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参与的实现并不代表全部的民主，而是将民主扩展到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不过他们始终重视参与对社会政治的作用。在这方面，英国学者霍尔登总结了“参与式民主”的四个论点：第一，强调“参与”的工具性作用，他们通过参与影响其利益的决策是维护自身利益最好的方式。第二，“参与”对参与者的能力提升有所帮助，促使公民的人格和精神得到发展。第三，参与能加强共同体。第四，西方主流民主理论中个人主义的困境可以通过参与来解决。他认为，社会中的不平等无法用个人主义的立场来解释，主流理论的缺陷只有扩大并彻底实现参与才能弥补。可见，对参与精神作为民主原始的本质的重视、对政治参与的方式和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是该理论强调的重点。因此，参与式民主并不是代表直接民主，只是一种人类控制自身活动范围扩大的方式。
第三章农村留守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16
3.1调查地的基本情况.........16
3.2问卷调查.....17
第四章农村留守妇女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分析.......43
4.1传统文化的影响..........43
第五章改进和提升农村留守妇女政治参与路径.....54
5.1优化参政舆论环境，构建先进性别文化.........54
第四章农村留守妇女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分析
5.1传统文化的影响
5.1.1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抑制参政潜力
在传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正是我国封建文化的真实写照，如今，男权文化在贫困农村地区表现依然强烈。传统文化对于男性和女性角色期待不同，农村妇女的本份工作是维护丈夫的权威。新中国成立后，女性从家庭中走了出来，女性渐渐活跃在各领域中。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男性劳动力幵始大范围转移，留守妇女因此承担起了照顾家庭和生产的双重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欲望，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参政往往变得力不从心。在社会转型加速期，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男耕女织”转变为了“男工女耕”，在农村，女性总是将外出机会让给男性。留守妇女依然被限制在农村有限的空间中，在关于是否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问题上，有46.8%的留守妇女认同该观点，还有12.5%的留守妇女表示说不清，可见，性别分工意识并没有弱化，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并没有改变。社会和家庭对于留守妇女参政愿望和要求不但不理解，反而进行键责和干扰，尤其是家庭成员和村干部对留守妇女能力不信任是参政的最大阻碍，这也说明世俗对女性的偏见仍然是女性参与村级治理的最大障碍。知堡乡白灵村曹丽娜白天刚竞选上村委会主任，当天晚上村党支部书记就让写辞职报告，把村委会主任的位子让给男性；王村镇柳池挂村吕灵贤竞选上村委会主任不到半年，就因为群众对女村官的不信任而无法工作；屈金能、魏贤、党朝霞都是因为男支部书记排挤女村官，造成班子不团结，工作难以展开。可见，传统分工模式不仅阻碍了留守妇女的发展潜力，女性逐渐失去与男性竞争的机会和能力，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农村留守妇女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欲望，同时也是对农村优秀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
第五章改进和提升农村留守妇女政治参与路径
5.1优化参政舆论环境，构建先进性别文化
社会对两性的不同角色定位和期待导致两性社会化程度不同。女性成长过程中所被塑造的人格特质和价值取向对政治参与具有影响作用，可以看出，在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中女性对自身的认识会影响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性别社会化的过程决定了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因此，采取有效措施确立新型的性别角色规范，是构建农村先进性别文化重要的环节。
首先，倡导家庭教育领域中正确性别观念的树立。在所有社会化影响途径中，家庭被认为“是承担社会化任务的理想场所。”父母的态度以及教养行为会影响孩子对自身的认同。父母应克服对孩子刻板性别印象的引导，不应该给性格特征贴上性别标签，加以肯定和鼓励孩子身上所具有优秀的品质，培养孩子的双性化性格。另外，父母亲日常的角色规范对孩子性别概念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父母应努力创建两性平等和睦的家庭氛围，在对待孩子的培育态度中，在自身的日常生活中都应该有敏感的性别意识，避免潜意识的性别歧视倾向。
其次，落实学校教育领域中正确性别观念的树立。学校是家庭以外最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传播场所，一个人的社会化大部分过程大部分是在学校完成的。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都普遍地在无意识地强化性别的等级差异。必须消除学校教育中的性别歧视，改进教学内容，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到教材编写中，在教材中更多看到女性正面、积极的作用，更多看到女性在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价值，使女学生得到新的自我评价。另外，必须增强教师的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敏锐性，要求教师自觉地把社会性别意识贯彻落实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与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避免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对学生有传统的角色偏见以及角色规范的错误引导，为男女学生创造平等的学习环境和学习经验。
最后，发挥大众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宣扬性别平等文化。在现代社会，传播媒体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空间，对于人们文化知识学习、信息的获取、社会性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今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偏见依然存在，因此需要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消解偏见，舆论的力量不可忽视。一是要大力宣传激励农村妇女参政的有关政策，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等传播媒介大力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妇女在村级治理中的权利和义务对推进我国基层建设民主化道路、完成农村现代化建设所起的重要作用。二是对村庄农村妇女在参政道路上取得的成果进行宣扬传播。例如，在合阳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板报等宣传媒介开展了宣传活动。写标语、挂横幅、发放宣传画、纪念册，制作专题片一部，以制作宣传页的形式传递女性参选参政的意义，并且对女性村官的当选结果通过电视进行实时报道，营造妇女参政的热烈社会氛围。成果的宣传激发普通农村妇女的参政热情，更加珍视自己手中的权利，增强竞争意识，积极参加村委会和竞选和投票选举。三是积极宣传农村女性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主要宣传上任的女村官在村庄建设中成绩卓著、勤奋敬业，勇于奉献的优秀女村官和女千部，树立新时代农村女性的措模，以她们的知名度带动更多的农村女性在参政的道路不断前进，形成促进社会对农村女性政治精英工作的理解、尊重、信任和支持的新风尚。
参考文献（略）
政治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六：二战后东欧国家社会发展模式的变迁
一、东欧照搬苏联模式
（一）二战前的东欧国家之政治经济文化
1.政治概况
纵观东欧各国的历史，东欧国家无一逃脱外族侵略和强国统治的魔掌，或被瓜分，或被占领。如此悲惨的遭遇，既是由于其政治、经济、军事落后的客观形势，又是因为其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长期受外国侵略的历史遭遇形成了憎恨侵略的历史传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不过，由于国家的发展状况参差不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东欧各国在政治体制上是各不相同的，其民主程度也参差不齐。那么东欧各国具体的政治制度是什么呢？孔寒冰教授在《东欧史》对东欧在二战前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总结：“捷克斯洛伐克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波兰名义上是共和国而实际上是军事独裁，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是法西斯专政，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是王国。”事实上，在东欧普遍实现社会主义之前，没有一个国家是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沾边的。如果硬要找出一点的话，那就是年存在了天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2.经济概况
总的来说，东欧的经济状况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来说比较落后，这也跟该地区长期受外国侵略和剥削有很大的关系，但捷克斯洛伐克是个例外。由于当时奥匈帝国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使解体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当时世界上10个工业国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奥地利、意大利等国。这样来看，捷克斯洛伐克可以算是工业农业国，而其余的6个国家中，波兰、匈牙利是农业工业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都是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国内人口的比例很高，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大地主、富农、贵族手里。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东欧大部分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相对较低，进行市场经济的独立性不高，工业部门基本受国际资本控制。例如，外国资本在波兰工业部门中占绝对优势，其中“石油工业外资占89.6%；冶金工业占56.8%，化学工业占76%，全国有三百九十一个企业公司为外资所渗透”。
3.文化概况
在文化方面，可将东欧各国的文化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在文化上接近西欧，属于拉丁文化圈，居民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匈牙利与欧洲文化的联系源远流长，11世纪末，拉丁文开始作为官方文字使用。18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思想在匈牙利传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兴起。”19世纪中叶，国会中出现保守党和反对派党的对峙，逐渐形成多党制局面。其余国家是另一类，他们国内居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和东正教，在文化上和西欧不是一个圈子的，更接近土耳其或俄罗斯。其中有部分国家的部分地区是例外的，比如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居民大多就信奉天主教。东欧各国不仅在文化类型上各有特色，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也参差不齐。文盲占全国人口比例最高的是阿尔巴尼亚，达到了85%，全国的农村连一所小学都没有，只有6个城市开办了11所中学，全国没有一所高等学校。其余几个国家的文化教育情况比阿尔巴尼亚要好些，但与其他欧洲国家根本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简直无法比拟。
4.对外关系“
在对外关系上，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亲德，阿尔巴尼亚亲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罗马尼亚试图在法英、德国和苏联之间搞平衡，没有一个是与苏联结盟的。”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东欧对外关系的立场。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站在轴心国一边，与苏联为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被法西斯占领，国内的主要抵抗力量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但前三个国家的流亡政府及其领导的武装都是亲英的。也就是说，在国家层面上，东欧国家要么是亲德意法西斯的，要么是亲英的。对于亲英美的东欧国家，苏联只是被动地承认。
（二）东欧建立苏联模式的原因
20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能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与东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直接关系。从二战前东欧概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东欧这几个国家不管是政治、文化还是外交，都与苏联的关系不是很密切。那么东欧何以在二战后那么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将自己完全地倒向苏联、倒向苏联模式呢？
1.东欧国家在苏联大力帮助下取得反法西斯斗争胜利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的战场遍布世界61个国家和地区，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但东欧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战场之一。在东欧国家遭到法西斯国家入侵伊始，面对百倍强于自己的敌人，各个国家的军队虽然抵抗到底，但还是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一触即渍。在这种危难时刻，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非但没有发挥战时应有的作用，集合一切可以与敌人抗争的力量奋战到底，反而撇下在战火中饱受煎熬的人民，仓皇逃亡国外。而此时实力并不十分强大的共产党却挺身而出，担当起拯救国家、拯救民族的重任。共产党能够担此重任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与帮助。首先，苏联红军在追开法西斯军队时，纟产除了盘蹈在那里的法西斯匪帮，加强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另外，由于苏联进军这些国家，也使它们免受英美的武装干涉和占领。这无疑大大加速了这些国家的历史进程，使它们能循着独立自主的道路前进。其次，苏联军队在追击德国军队过程中，还直接打击了法西斯在这些国家中的暴力机关及其仆从的武装力量。同时，由于苏军的驻扎，又防止了当地反动势力和英美挑起内战。东欧国家的解放大致有这样几种方式：一种是主要依靠本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法西斯力量，经过长期艰苦的游击战争，逐步发展解放区直到全国解放，苏联红军在解放过程中起着配合帮助的作用，如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一种是乘战争过程中法西斯力量日益削弱的形势，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各阶层的爱国力量包括政府当局的反法西斯力量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原来投靠法西斯轴心国的反动政权，转向同盟国，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获得了解放，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一种是本国的武装力量不够，基本依靠苏联红军的“铁犁”把那里的法西斯势力纟产除掉的，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当然，还有一种是战败国，由于苏联红军的占领，建立了人民政权，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不能排斥苏联红军帮助这一极其重要的因素。第三，东欧取得民族解放后，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的资产阶级势力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施加了种种压力，妄图在这些国家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苏联见义勇为，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经济上给予东欧国家大力援助，使这些国家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捍卫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那么东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苏联的革命输出，将制度强加于他国，还是顺乎历史发展的必然？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至今仍没有停止。“革命输出”这个说法有些牵强，因为当时东欧国家人民的确有要求摆脱法西斯奴役和封建压迫的革命意愿。不过苏联将“制度强加于他国”并进而要求这些国家全盘苏化也是客观事实。
在战火中的东欧国家获得的援助不仅仅来自于苏联单方面的，还有同属于东欧地区的邻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在“罗马尼亚军队”与苏联红军的协力支援下，彻底打败了希特勒德国，解放了全国。东欧其他国家也在得到苏联方面多多少少的帮助下取得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而苏联给予东欧解放战争的帮助在这些国家的新宪法中也有明确的肯定。比如，罗马尼亚在年月日通过的新宪法中充分肯定了苏联对解放罗马尼亚的作用，指出“罗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由于苏联对德国法西斯的历史性胜利及英勇的苏军解放罗马尼亚”气各国发布的政治宣言中对于和苏联的外交关系大致也都是“同苏联结成永久的同盟”这类的话语。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苏联帮助东欧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以及由此引发的东欧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向苏联方面的转变，为苏联模式在东欧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东欧从苏联模式转向西方模式
（一）东欧剧变——苏联模式在东欧的终结
在冷战期间，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对外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影响和控制，虽然个别国家在内政或外交的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但也仍是在苏联可以接受和容忍的范围内。另一方面，西方也没有越过冷战所谓的“铁幕”篱色，公开插手东欧事务。但是，这既不意味着东欧与西方的所有联系和情结的彻底中断，也不意味着东西方大国对东欧争夺的消失。围绕着它们所插手的矛盾与冲突都在暗中积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突然爆发。在这场实质上属于东西方较量的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历史的天平倒向了西方。东欧各国共产党丧失了政权，其社会制度也由苏联模式转向了西方模式。
1.东欧剧变的原因
（1）东欧国家自身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不符合东欧各国国情的、错误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模式和政策”给东欧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在经济方面的主要表现为：第一，经济增长呈下坡走势。由于苏联模式在实行初期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要远远大于负面效应，因此东欧的经济在五六十年代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到70年代中期达到极限。之后始成下坡走势，1973一1987年的年经济增长率从3.9%下滑到了1.9%，到1988年几乎停止不前甚至负增长。以1988年官方公布的GDP增长率为例，波兰是4.1%，匈牙利是0.1%，捷克斯洛伐克是2.2%，保加利亚是2.6%，罗马尼亚是0.5%。与1987年相比，只有波兰是增长的。第二，物资短缺现象更为明显。7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各国计划经济下的福利政策也遇到困难，生产资料和人民必须的生活物资供给得不到保证，凭票的分配方式逐渐难以维持。80年代后，东欧各国不同程度的价格改革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其中，南斯拉夫和波兰最为严重。南斯拉夫的通货膨胀率1981年则上升至125.6%。波兰通货膨胀率在1980年为9.1%，1988年为61.3%，1989年则达到244.1%。通货膨胀率较低的匈牙利，在年突破了两位数达年达。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使普通劳动者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他们对经济体制乃至整个社会制度陷入了绝望。第三，对外贸易在东西方的双面挤压下难寻出路。在经互会这个经济圈中，苏联与东欧各国本应按照平等相待、互惠互利的原则共同发展经济，可苏联利用自身所处的优势地位将东欧国内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吸走。1973年时，苏联对东欧的贸易逆差为631.5百万卢布，之后转为顺差且数额不断扩大。东欧国家倡导社会主义国家应平等合作，并积极发展同全世界的联系。可是，东欧国家的商品又不能顺利地打入西方市场，与世界先进产品相比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因此，东欧国家陷入了既想脱离经互会又难以融入西方市场的趟她境地。第四，债台高筑。从80年代起，东欧各国试图通过向西方国家举借外债以期缓解曰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债务总额不仅超出其出口额的数倍，而且超出国际公认的外债警戒线，导致了债务危机，又不得不靠借新债来还旧债，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二）西方模式对东欧的吸引力
东欧剧变是一场东西方较量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赢了，剧变后的东欧将苏联模式连同社会主义一起抛弃了，纷纷选择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这既是东西方力量较量的结果，也是东欧人民对模式优劣、对自身利益认识的较量的结果。
1.经济发达和人民富裕的社会状况
东欧国家在引入苏联模式后一直靠‘‘高积累、低消费”的模式维持着有限的经济增长，可想而知，人民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率一般不超过20%，东欧国家在若干年份积累率甚至达到32%、33%和37%”哥穆尔卡要求波兰人民勒紧裤带步入社会主义工业化，被人们调侃地称为“贫穷的社会主义”。齐奥塞斯库号召罗马尼亚人民勒紧裤带偿还外债，使罗马尼亚人民苦不堪言。
下面我们通过列举二战后在面积、人口和经济状况都相仿的两个国家——保加利亚和希腊的一系列数据的变化看看两种社会制度间国家经济的差距。1955年两国人均国民收人，希腊为305美元，保为429列弗（官方比价1列弗约折合1美元）。1970年两国人均国民收人，希为1280美元，保为1255列弗。但到1980年，希的人均国民收入增至4298美元，而保的人均国民收人仅为2358列弗，差距已开始拉大。1988年，希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252美元，保的人均国民收入仅有3145列弗，若按官方比价折算，也仅为希的3/5左右。这时候悬殊就较为明显了。80年代以来，保的另一邻国土耳其的发展也比较快。尽管保经济40余年有较大增长，1987年的国民收入为1984年的20倍，工业产值为1948年的27倍，农业产值为1948年的2.7倍，人均工资为1952年的5.7倍，但80年代与资本主义邻国差距扩大和增长势头下降的现实已给人民造成了心理上的失衡。东欧人愈益清楚地意识到，横亘在他们与西欧人之间的不仅是一道意识形态的屏障，更是一道经济铁幕。“无论哪国的民众，对现实境况均深感不满，……对制度优越性的怀疑情绪蔓延幵来，这道铁幕已将它们推到了欧洲的边缘。”谁都想过上好曰子，如果政府光喊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与优越性，可现实中却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过得比社会主义国家的要好，这让广大人民群众情何以堪？
2.民主和多元化的政治价值取向
在东欧国家苏联模式化的政治生活中，人们对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和阶级斗争导致的“大清洗”已深恶痛绝，强烈渴望建立民主、法制的新社会。回顾东欧地区的历史，我们发现多数国家都具有议会民主的传统，同俄国的专制传统截然不同。波匈两国在16—17世纪即形成封建的两院制议会。保罗两国在19世纪后半期建立了君主立宪制。1918年后，东欧国家仿照西方议会制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共和国，在南斯拉夫等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东欧各国人民都具有反对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荣传统，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政治、经济危机深重的时期里，东欧国家领导人和人民不只一次地表露过对西方模式的好感和向往。比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民众提出了各种各样混乱而激进的要求，“既欣赏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治和哥穆尔卡所领导的波兰道路，又推崇欧洲的议会民主道路和奥地利式中立的国际地位”。他们觉得，与苏联相比，怎么着都是与西方国家更有共同语言。
3.民族与宗教的文化认同
从文化上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居民大多信奉天主教，属于拉丁文化圈，受西欧国家的文化影响比较深。其余东欧国家和地区大多信奉伊斯兰教或东正教。500多年前，历史就已经回答了欧洲东部边界到底在哪里的问题。它“由北开始，沿着现在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波罗的海各国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西白俄罗斯，再穿过乌克兰，把东仪天主教的西部与东正教的东部分裂开来，接着穿过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族人同该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的边界穿过南斯拉夫。”通俗一点讲就是欧洲结束于基督教的范围终止、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冷战时期，苏联强行将本来是一个整体的欧洲拆分开来，这导致东欧人民不仅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更重要的是缺乏文明的归属感，他们强烈渴望回到原来的大家庭中。因此也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东欧剧变后欧盟纷纷对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敞开了大门，却迟迟不愿接受土耳其的申请。
三、东欧国家转轨及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34
（一）转轨现状..............34
1.现行多党议会民主政治体制的运行基本正常....34
2.初步完成经济体制的转换并出现经济增长............34
3.在艰难中缓慢融入“欧洲化”进程...........35
（二）转轨中存在的问题..............36
1.“有效的”多党制仍未建立起来.............36
2.经济控制权大部分掌握在西方手中............37
3.社会民生状况改善缓慢.........38
（三）转轨中问题产生的原因..........39
1.经济全球化给转轨国家带来了负面影响..........39
2.利益集团连同政治同盟借转轨之机低价卖出国有资产........39
3.国际组织利用东欧欲加入欧盟的强烈愿望对其进行施压...........40
4.领导决策层情况判断错误和政策制定失误..........41
四、东欧国家两次社会发展模式转型的启示........43
（一）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揭示出大国关系的主导性...........43
1.东欧接受和摆脱苏联模式是东西方大国角力的结果.........43
2.东欧与大国间是利益联系体..........44
3.东欧国家应尽量摆脱对大国的依赖........45
（二）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体现了本土化模式的重要性........46
1.不照搬任何发展模式，走东欧特色的发展之路.........46
2.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国情的需要适时改革..........47
3.加强政府管理，合理吸引外资.............48
（三）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折射出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48
1.民族、宗教矛盾在东欧十分尖锐........49
2.民族、宗教矛盾处理不当会演变成政治海啸........49
3.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是东欧未来的发展趋势......50
（四）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反映了政治与经济协调运作的必要性..........51
1.东欧国家政治稳定有利于经济增长.........51
2.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有利于政治开明.........52
3.东欧国家应该遵循政治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式...........53
四、东欧国家两次社会发展模式转型的启示
（一）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揭示出大国关系的主导性
1.东欧接受和摆脱苏联模式是东西方大国角力的结果
在历史上，东欧是一个矛盾丛生、纷争不已的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东西方争夺和控制的对象。“古代有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中世纪有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近代有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德国，现代有第三帝国、苏联、美国等等”气它们都对东欧地区实施过侵略。二战后，欧洲被人为地分割为东西两部分，西欧被美国主宰，东欧被苏联控制。随着冷战加剧，苏联强使东欧各国按照斯大林模式改造为社会主义国家，并结成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结束后，东欧国家身处苏联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欧之间，主动抛弃苏联模式，拥抱欧洲。二战后东欧国家被划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完全是雅尔塔会议的一纸协定所决定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对于冷战后东欧选择“回归欧洲”是否是“又一次雅尔塔会议”的决定，笔者和波日高伊有着同样的疑问。“1989年频频传来苏美首脑将在马耳他会晤的消息，正在‘和平过渡’的匈各界人士十分关注会晤的结果对东欧的影响。是月11日2作为匈总统候选人的波曰高伊在美国白宫受到布什的接见，波向布什投石问路；‘人们都担心最近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将是又一次雅尔塔会议，美苏要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布什回答道：‘不，正相反，这次东欧解放了。’他表示美国坚决支持匈牙利朝着西方式民主发展。当日波日高伊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欣喜过望地说：这次苏美首脑会谈将使东欧受益’。”东欧真的“解放”了吗，还是只是换了个主人？东欧在剧变后，采取了移植西方模式的方法，走上了内部体制与西方国家趋同、外部关系与西方融为一体的“欧洲化”道路。这一次是东欧的自主选择，是在苏联模式失去信誉和西方和平演变双重作用下的结果。冷战期间，东欧被苏联牢牢地控制着，西方虽然出于避免与苏联直接对抗、冷战变热战的考虑，没有公开插手东欧事务，但是，“这既不意味着东欧与西方的所有联系和情结的彻底中断，也不意味着东西方大国对东欧争夺的消失。围绕着它们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都在暗中积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突然爆发。在这场实质上属于东西方较量的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历史的天平倒向了西方。”由此可见，无论东欧是被迫接受苏联模式，还是主动抛弃苏联模式，其实质均是东西方大国实力较量的结果。正如孔寒冰教授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东欧始终处于大国的阴影之下。在东欧这个重要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历来都是周边的或世界性的大国。
结语
东欧的社会主义时期已成为过去式，而且转轨也己进行了余年，并仍将持续。个别已取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和北约成员国资格的国家也不能证明转轨已经结束。虽然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内容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更新，但是，东欧的政治文化仍然有很强的穿透力，不同文明的冲突与交融、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依然主导着它们的社会发展。怎样摆脱依赖大国、照搬别国模式的困扰，处理好民族矛盾以及政治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是东欧未来国家发展中的重中之重。东欧的历史要由东欧人民自己来写，东欧人民自主沉浮，这是历史的结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