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现阶段我国的“三大攻坚战”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和污染防治。相比于有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污染防治的研究，有关精准扶贫（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下文简称TPA）的研究比较少。由于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下文简称 CSR）活动投入以及成效的精准度量 ，已有研究很少对该问题展开讨论，因此很难在 CSR 活动的投入和成效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Brammer 和 Millington, 2008；Moser 和 Martin, 2012）[1-2]。例如，在美国，企业社会责任支出就与非企业社会责任支出合并列报而没有将其单独报告出来 （Barnea 和 Rubin, 2010）[3]。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成效通常由各机构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评级来度量，但这些评级往往相互矛盾，并且难以和特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联系起来（Chatterji 等, 2016; Huang 和 Watson, 2015） [4-5]。
本文将借助中国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的精准扶贫的执行情况对该问题进行解决。尽管现有文献已经对 CSR 活动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我们对 CSR 的实际投入以及这些活动实现既定目标的效率如何却知之甚少。消除贫困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的首要目标，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到 2020 年，我国将使 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做好扶贫开发工作，逐步消除贫困。2013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要求地方政府持续追踪贫困村和贫困户的扶贫状况，确保扶贫资金到位。精准扶贫的一个关键战略是鼓励基层参与，特别是鼓励中国的企业参与。为了激励中国企业更好的参与到精准扶贫中，自 2016 年以来，中国的上市公司被要求在其年报中披露在精准扶贫项目上的投入以及实现的脱贫人数。中国的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按照指定格式披露在精准扶贫项目上的投入，并且需要对项目实施之后实现的脱贫人口数量进行披露。这一独特的背景使得我们能够获取到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实际投入以及实现的成效，为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投入的决定因素以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率情况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情境。对这些重要的问题进行研究，能够为监管者、上市公司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进行 CSR 活动决策时提供有益借鉴。
...............................
1.2 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CSR）投入的影响因素以及投入与成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主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为了鼓励上市公司参与到精准扶贫项目中，2016 年 9 月 9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支持和鼓励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并在“完善精准扶贫成效的考核体系中”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履行扶贫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制定格式指引，并在年度报告中披露。2016 年 12 月底，沪深交易所先后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扶贫工作信息披露的通知》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扶贫工作信息披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我国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的披露形式、披露内容以及披露载体做了进一步的规范。《通知》要求深沪两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全文“重要事项”章节中充分披露公司精准扶贫规划、年度精准扶贫概要、扶贫工作具体成果和后续精准扶贫计划等内容，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还需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单独、重点披露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情况。由于脱贫人数能够被政府追踪和登记，公司相关信息的披露真实可靠，这就为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参与特定的社会责任活动的投入和成效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支持。文本在精准扶贫这一具体的社会责任活动实施的情境下，对影响企业 CSR活动的影响因素以及 CSR 活动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检验。
本文的第一章为引言部分。这部分内容介绍了现阶段我国精准扶贫的背景以及发展状况。本文对特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投入与成效展开研究，即对精准扶贫的投入与成效展开研究，由于以往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投入与成效缺乏准确的度量，对其度量难以获取，已有研究很少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但精准扶贫能够对研究该问题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支持，因此能够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本文也是首篇从企业层面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效率的文章，并且在研究中强调了 CSR 披露对 CSR 活动的投入与成效的影响。
............................
二、 制度背景、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2.1 制度背景
2012 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党的十八大上做出庄严承诺，“确保到 2020 年，在中国现行标准下中国农村全部实现脱贫”。从那时起，扶贫就成了中国领导人议程上的一个关键和反复出现的话题，出现在每次重要会议的优先讨论事项中。2013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战略。要求地方政府确认贫困村镇，登记贫困人口确保贫困人口能够得到救助。精准扶贫战略的关键特征之一就是要动员全社会参与，特别是企业的参与。中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多次反复强调中国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重要性（例如，国务院，2014，2015， 2018）[11-13]。例如，2015 年，中共中央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出，“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合力推进脱贫攻坚”，鼓励企业等社会资源与精准扶贫有效对接。在 2015 年和 2018 年，国务院领导小组鼓励公司参与到题为“万企帮万村”的精准扶贫项目中来。中国政府同时也颁布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企业参与到精准扶贫项目中，其中包括税收优惠政策，提供政府补助（国务院，2015）[12]，优先审核涉及贫困地公司的并购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2017）[14]。
与其他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相比，企业参与精准扶贫面临的政治压力要更大。首先，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到 2020 年消除贫困的宏伟目标，并且制定了具体的每年度的减贫目标（例如，2019 年的扶贫目标就是使 1000 万人口脱贫）。这与其他的没有短期目标，并且不易度量目标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不同的。第二，中央政府已经对减贫任务进行划分，每年向各省摊派一定数量的减贫任务，中央政府每年都会对地方政府的扶贫绩效进行评估(例如，国务院，2016) [15]，因此，地方政府积极推动企业参与到精准扶贫项目中来。习近平主席多次亲自参与到精准扶贫中来，在 2012 年之后的两会的发言中多次将减贫工作列为政府关注的重点，给予减贫工作极大的重视。作为中国的“核心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对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视促使更多企业参与到扶贫项目中来，政府一再号召企业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中来，表明了政府将完成既定减贫目标的压力转移到了企业身上。
..........................
2.2 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大部分研究探讨的是慈善捐赠、环保责任等细分的企业社会责任（CSR）以及由各分项综合评价而来的整体 CSR 评价。研究内容包括企业披露 CSR 信息的动机、影响 CSR 履行水平的因素以及 CSR 所产生的经济后果。
在自愿披露的理论框架下，CSR 信息被视为财务信息的重要补充，能够提高企业整体的信息披露质量、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Cho 和 Patten,2013; Dhaliwal 等, 2012）[17-18]；即市场因素是企业自愿披露 CSR 的主要动力（Andrikopoulos、Samitas 和 Bekiaris , 2014; Grougiou、Dedoulis 和 Leventis, 2015）[19-20]。不过，该理论仅关注 CSR 信息对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影响，忽略了其他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作用。合法性理论（Legitimacy Theory）弥补了这一不足。该理论认为，企业履行 CSR 的动机是为了满足来自社区、政府、员工和债权人等各个方面利益相关者的需求（Rodrigue、Magnan 和 Boulianne, 2013）[21]。A 股上市公司CSR 信息的披露是自愿与强制并存（Chen、Hung 和 Wang ,2018）[10]，不同监管范畴下 CSR的披露动机并不完全相同。例如，现有研究发现，基于 CSR 信息的披露是出于自愿披露的观点，财务信息的披露也会影响到 CSR 信息的披露，即误述报表被发现的概率越高，会显著降低企业自愿披露 CSR 报告的可能性（刘媛和田言，2019）[22]。此外，外部坏境和内部价值链的不同特征会通过不同方式驱动央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祝继高、王谊和汤谷良，2019）[23]。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也会影响到企业 CSR 披露的动机，例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升会显著提升企业自愿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意愿和水平（邱吉福、谢慧兰和陈熠辉，2019）[24]。除企业所处的环境外，韩洁、田高良和李留闯（2015）研究表明[25]，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自愿披露决策存在组织间模仿行为，连锁公司之前的社会责任报告行为会对目标公司之后的社会中责任报告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相同的地域特征还会加深这种正向的影响。精准扶贫虽然是 CSR 的一部分，但沪深交易所均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按照指定格式进行披露。这既为大样本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也避免了披露动机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因而可以直接研究精准扶贫的投入水平、成效的影响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
三、 研究设计 ................................. 15
3.1 样本选择 .................................. 15
3.2 模型设定 .......................... 19
四、 实证结果 ....................................... 24
4.1 描述性统计 .......................... 24
4.2 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 27
五、 稳健性检验 ............................... 34
5.1 产业发展脱贫效率的影响因素 ................................................. 34
5.2 扶贫成效产生的时滞 ................................... 36
六、 进一步分析
6.1 企业对不同 TPA 项目的选择
中国证监会（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CSRC）要求上市公司将其精准扶贫项目分成九大类，包括产业发展脱贫，转移就业脱贫（例如，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培训），易地搬迁脱贫（例如，将人口从贫困地转移出来），教育脱贫，健康扶贫，生态保护扶贫，兜底保障，社会扶贫（例如，给解决贫困问题的慈善机构捐款）以及其他项目。
这一部分将探讨影响公司不同 TPA 项目选择的影响因素以便更为深入的理解公司 CSR活动的动机。具体而言，这部分将对政治压力、公司可见度程度、公司资源以及竞争力对公司选择产业发展脱贫和其他的类别的 TPA 项目的影响做出分析。将产业发展脱贫与其他 TPA项目类别进行划分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产业发展脱贫有直接的脱贫人口数量，并且会直接对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此外，中国政府的主要减贫目标即为消除贫困。第二，产业发展脱贫这种 TPA 项目类别更有可能提供稳定的投入使得长期内都能有贫困人口脱贫，并且脱贫人口数量可以精确度量的，这就为研究 TPA 项目的效率提供了数据支撑。第三，上市公司相较于其他社会团体（例如，政府，个体公民，慈善团体）在发展产业方面更具有优势.
.........................
七、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研究结论
本文是首篇以精准扶贫这一具体的 CSR 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对企业 CSR 活动投入的影响因素及 CSR 活动的效率进行检验的文章。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时会进行更多的 TPA 投入，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政策的驱动下才对 TPA 做出贡献的。
政治压力同样会减弱 TPA 投入与 TPA 成效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面临更大政治压力的企业会在同等的 TPA 投入下使更少的贫困人口脱贫，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公司在管理 TPA 项目效率较低导致的，意味着这些公司在 TPA 中的确实进行了投入，但存在资源浪费的情况。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如果是基于政治压力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他们会增加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的投入，但是对这些项目的管理失败可能会造成无法达成既定目标的后果。我们同样发现，强制披露 CSR 报告的企业和相较于同行盈利能力更强的企业能够更加有效的管理TPA 项目.
本文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为了实现更好的扶贫成效，提升扶贫效率，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的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相较于其他类别的扶贫项目更容易实现扶贫目标的产业发展脱贫；扶贫难度程度会显著影响企业的扶贫效率，扶贫难度越低，扶贫效率越高。在控制扶贫难以程度之后，政治压力仍然为降低企业扶贫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与本文的主要结论一致。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