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机制对县市公共品供给之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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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 论文编号:lw202320543 日期:2023-07-20 来源:论文网

1导论


1.1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选题背景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展了权力下放的变革运动,政治上的分权必定引发经济上的分权,因此财政分权不可避免。近二十多年来,财政分权成为了世界潮流。不论是实行联邦制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实行单一制的亚非发展中国家,无不己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着分权化改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一直是世界各国和国内学者的研究焦点,学术界普遍认为财政分权改革是关键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私人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发展迅猛,转型已基本趋于成熟和完善。但是相应的公共部门的改革却举步维艰,特别是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服务方面的改革更是进展迟缓,与高势头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鲜明反差,其中的原因成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地方公共品供给是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部分。公共品,作为一种特殊的物品,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对于社会稳定、政治均衡也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一方面,地方公共品供给是公共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理论研宄的一个经典话题;另一方面,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公共品供给的规模与结构能很好地反映和折射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定位及绩效表现,同时地方公共品供给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和民生工程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基于此,结合转型中国极为重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省管县”改革的大背景,对分权式改革进程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展开详细的定性定量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这要求建立与之相应的公共财政体制,完善以财政分权为主的财政管理体制是可行的思路。
财政分权自20世纪50年代提出以来一直是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和政府政策决策部门的重大课题之一。己有实践表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导致的激烈财政竞争对地方的公共支出结构造成了 “偏差”,特别是基础建设等经济型公共产品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型公共品的挤占,导致了公共品供给结构的扭曲(乔宝云等,2005;平新乔等,2006;傅勇、张晏,2007;傅勇,2010)。这种扭曲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政绩工程”泛滥,基础设施的成就被认为是“为增长而竞争”的结果;二是科教文卫等服务型公共品供给不足。中央以下的政府间财政分权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那么作为具有制度创新优势的“省管县”财政分权对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会造成什么影响?本文基于以上背景,以“省管县”财政分权为视角,梳理了地方财政分权的理论与实践,回顾了地方财政体制变迁历程,探讨了在“中国式分权”政府治理框架下财政激励与地方公共品供给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了浙江“省管县”财政分权体制对县级公共品供给的影响。


1.1.2研究意义
从理论层面上,公共品供给问题始于公共经济学的公共部门经济理论研究。公共品供给最早源于大卫.休谟(1739)的研究,其主要观点是政府必须提供某興服务,斯密、穆勒等通过财政学的方法论证了这一观点的合理性;维克塞尔、林达尔分析了公共品的供给和均衡等问题,庇古、萨缪尔森以及布坎南等人在完善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公共品供给模型和模式。20世纪50、60年代学术界对政府职能和国家财政等有关“公共问题”的关注,使得公共品供给的研宄从单一的经济学范畴扩展到包括财政学在内的多个领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博弈论、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纷纷建立了公共品供给的研究框架。在世界各国幵展的财政分权和公共品供给实践为上述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当前,我国在研宄财政分权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更多的是照搬西方相对成熟的理论,如Tiebout模型中的“用脚投票”理论,但这些理论往往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的景,对于现实中存在的与理论假设条件不符的情况欠缺考虑。另外,前人的研究体针对地方政府的地方公共品的讨论较少,同时也没有深入考察面临分权约束条件下的地方公共品供给的结构和规模问题。木文试图通过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和公共品供给效率的考察,在理论和实证面上分别探讨将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公共品供给及其结构的影响,并对现冇的财政分权理论进行补充。


2文献综述


改革幵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不少学者从分权角度来探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的原因并给出 了解释(Xu and Qian,1993; Xu,Maskin and Qian, 2000;林毅夫、刘智强,2000;张晏,2005;张军,2007)。从分权的文献源头来看,分权主要是通过“用脚投票”等制度设计而提高了公共品供给的效率(Tiebout,1956; Gates, 1972)。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西方主流财政分权认为财政分权能增进社会福利,随后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ICeenetal., 1996; Triesman, 2000;Bardhan, 2002; Cai et al., 2005),特别足对转型国家和发展巾国家来说财政分权未必能够改善社会福利。对中国财政分权的文献更多的是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才逐渐冇学者研宄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关系。一些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导致了地g间福利差距扩大(Westand Wong, 1995)。觅多的研宄发现财政分权对公共品供给产生了负效应,导致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乔宝云等,2005;张恒龙等,2006;傅觅、张發,2007;邓可斌等,2009;傅觅,2010)。本文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并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中-梳理。


2.1公共品的界定及其供给
“公共品”是公共部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经典问题。它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人性论》(1739)中“草地排水”的研究,后亚当.斯密(1776)、约翰.穆勒(1848) “灯搭问题”等进--步发展,维克塞尔、林达尔分析了公共品的供给和均衡等问题,再由庇古、萨缀尔森、布坎南等人加以完善,形成了现代怠义上的公共品理论。一般采用萨缀尔森1954年《公共支出的纯理论》的定义,公共品就是所有成员集体享用的消费,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社会成员对该产品的消费,即多为一个人供给的边际成本为零。根据公共品的记义,公共品具有效用的非排他性(不可能排除任何人对它不付代价的消费)和消费的非竞争性(增加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或组织其他任何人的消费和受益),这导致这类产品在市场上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公共品的供给可以从均衡角度来探讨,如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按照其所获得的边际效益的大小来捐献自己应当分担的公共产品的资金费用,则公共产品供给量可以达到具有效率的水平,这被称作“林达尔均衡”。1它有两个前提假设:一是每个社会成员都愿意准确显示自己可从公共品中获得的边际效益,二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准确掌握其他成员的爱好和收入状况,以及公共品带给他们的真实边际效益。但是实际社会很难具备上述假设,所以这个具有效率的均衡难以实现。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自愿捐献和成本分摊的合作性融资方式不能保证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因此,只有依靠强制性的融资方式来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实际中政府正是一方面通过征税取得资金,另一方面又将税收用于公共品的供给上。


3地方财政分权对公共品供给影响分析.........16
3.1财政分权理论........16
3.2财政分权体制:财权与事权的匹配........17
3.3地方财政分权体制下公共品供给........19
4地方财政分权对公共品供给影响........21
4.1典型实践........21
4.2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下县级公........24
4.2.1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对地方公共物品供........24
4.2.2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对县级公共品供给........27
4.2.3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下县级公共品供给........29
4.2.4 小结........33
4.3浙江“省管县”财政分权........34
4.3.1指标选择、计量模型与样本........34
4.3.2指标描述与实证结果........38
5结论与政策建议........44
5.1结论........44
5.2政策建议........46


结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分权化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和政治领域研宄的重要课题。始于20年代80年代的财政分权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原因之一。财政分权是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对税收权利和公共支出责任的划分,财政分权加剧了地方政府的竞争,增强了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提髙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自主性。本文选取浙江“省管县”财政分权体制对县级公共品供给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文章以财政分权理论为主线,首先分析了浙江县级公共品供给现状和不同县的财政差异,发现县级公共物品存在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和短期化倾向;再次建立计量经济模型,采用OLS方法对浙江省2001-2010年省县财政分权度和县级公共品供给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省县财政分权对县级公共品供给影响的研究结论:第一,省县财政分权度与县级公共品供给呈正向关系。第二,省县财政分权度对不同类型公共品供给的正效应不同,对行政管理类型公共品的正效应最强,对教育类公共品的正效应次之,对公路密度类公共品的正效应最小。第三,经济发展程度越好,省县财政分权度对公共品的正效应越强。最后文章基于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提出了下列对策建议:完善“省管县”财政体制,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推动县权扩张改革,健全地方政府监督机制;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绩考核机制,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模式。
本文在理论和实证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一是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整体性导致样本的年份只有10年,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获得县级政府预算外支出结构的数据,这些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结论的精确性;二是省县财政分权度指标的选取上,由于目前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导致这个指标衡量的空缺。本文的不足之处也正是今后可以进一步考虑的方向。本文选取的衡量省县财政分权度的指标是借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的衡量方法,如何优化这个指标以更好反映“省管县”财政体制下省县财政分权度要求进一步研究;如何选择具有更长年份数据的指标以提高研究结论的精确性,以及政府的预算外支出结构,在以后的研究中都需要进一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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