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导论
1.1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稀缺生产要素的国别和地区间竞争是个普遍现象，FDI是当代国际经济中一种特别重要的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国与国甚至一国内部地区间都在极力引进FDI,由此引出FDI国别及地区间竞争论题。中国作为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在地区间的分布极不均句是个不争的事实，地区间之争夺FDI方面各出奇招也是个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地区间争夺FDI政策有落差吗，何以产生落差？以往对地区间FDI竞争的研究注重各地区财力、区位以及别的因素，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这便是集聚经济因素。新FDI可以从已有FDI的集聚中获得集聚经济的额外好处。这样，集聚经济因素就意味着，已有FDI集聚的地区可以凭借集聚经济吸引外资，财政政策优惠可以轻些，环境规制可以重些。而那些未有FDI集聚的地区，则须强化政策优惠放松环境规制。这样在FDI区域分布的地区政府政策竞争中，就必须考虑集聚经济的影响。
总览现有关于FDI空间分布以及FDI区域竞争的大量研究，至少可发现三方面的缺失：第一，巳有研究分析FDI空间分布大都是从各行政区域的角度出发来分析的，然而，FDI的空间分布不均句或者说集聚有多个层次和类型，比如FDI在某国少数地区少数行业的集聚、在某地区具有共同来源地的FDI的集聚、跨国企业与其他跨国企业以及本土企业之间的集聚、污染密集型FDI向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地区（或称污染天堂）的集聚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FDI集聚需要釆用不同的集聚测度方法。集聚指数的种类较多，各有优劣，如何选择合适的集聚指数来测度值得关注。第二，FDI的区位分布究其实质是跨国公司选址以及后续投资的微观决策的宏观显现后果，跨国企业的选址决策需要综合考虑与其竞争的其他跨国企业的竞争策略、与其竞争的当地企业的竞争力、各地区的区位优势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所提供的’各种优惠条件。同时各地方政府对FDI的竞争可能会导致在税率上以及环境规制强度上的“朝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 )以及财政支出上的“朝顶竞争”(race to the top)。巳有对FDI集聚的研究大多将FDI的集聚视为一个结果，然后找原因：市场潜能、税制优惠、基础建设、资源禀赋、劳动成本、人力资本等等。然而FDI的集聚不仅仅是跨国公司和各地方政府多方博奔的最终结果，而且反过来还会影响博弈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FDI集聚本身会产生集聚经济，可能会影响后续FDI厂商的策略，进而也可能影响地方政府的各种FDI竞争策略。目前比较缺乏关于集聚经济对地方政府FDI竞争策略的影响的分析研究。第三，现有的研究仅分别关注了地区问FDI财政竞争以及地区间FDI环境规制竟争，缺乏综合视野。同时，学界对财政竞争中的税收优惠手段在吸引FDI中的作用大小、环境规制强度对吸引FDI的作用大小及方向等诸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在我们的知识范围内，还没有发现将FDI区位分布、财政竞争以及环境规制结合起来的研究。由于财政竞争的重要手段如税收、补贴等手段其实都可以处理成类似所得税的税率，而环境规制的重要方式比如排污税或者费，也可以类似处理成环境税率，两种竞争方式其实有共通之处。也许可以尝试发展一种一致和自洽的框架来统一处理这两种看起来不搭界的FDI竞争方式。
本文研究的理论背景恰是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缺失，并且试图做出回应，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我们计划从产业、来源地、污染型FDI等多层次多类型出发来测度FDI在中国的集聚状态，以期能获得对FDI集聚特征更丰富的认识；（2)由于新经济地理学目前已发展成分析和处理经济活动区位问题的主流理论，我们试图借助新经济地理学的集聚经济的基本概念，以一种综合视野，同时考虑集聚经济、地方政府政策竟争和FDI空间分布的互动联系，理出相应机理，为地方政府间对FDI的财政竞争以及环境规制竞争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3)同时利用空间计量的理论和技术，将集聚经济和地方政府政策工具的空间互动识别出来。
2相关文献综述
产业的集聚是常见和重要的经济现象，FDI的空间分布也呈现出集聚的态势。FDI的集聚本质上也是一种产业集聚现象，然而与一般的产业集聚有所不同。首先，FDI的集聚有多个层次和类型：FDI在少数国家的集聚、FDI在某国少数地区少数行业的集聚、在某地区FDI共同来源地的集聚、跨国企业（MNE)与其他跨国企业以及本土企业之间的集聚、污染密集型FDI向污染天堂的集聚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FDI集聚可能基于不同的集聚力量和不同的集聚机理。FDI在中国的集聚或者说空间分布的不均勻极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是造成或者至少是加剧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FDI厂商的高生产率、FDI的集聚对地区经济的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FDI作为一种优质税源以及FDI相对内资更大的流动性，都使得各地区竞相追逐FDI，展开了从税收、补贴到财政支出的全方位财政竞争以及环境规制方面的竞争。然而，激烈的全方位财政竞争可能会造成种种负外部性：财政支出结构的偏向性、财政支出的沉没成本。环境规制竞争则可能造成对外资环境规制的放松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的恶化等。
反过来，FDI既有的集聚状态也会影响地区间的财政竟争和环境竟争策略，比如;FDI存量较多地区可能会对集聚租金征税，而地区间的财政竞争策略也可能影响不同类型FDI的集聚状态，比如更剧烈的税收竞争可能会更吸引对税率敏感的某类FDI。FDI存量较多的地区对污染型FDI的饥渴可能会减轻，加上该地区人均收入较高导致的对更清洁环境的偏好，也有可能使得该地区政府出台并且执行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由此看来，FDI的集聚或者更广义的区位分布实际上是跨国企业自身战略、各地区的自然区位优势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财政策略互动的一个均衡结果。如何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将集聚、地区间财政竞争以及环境竞争结合起来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方向，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相当的少。要想全面深刻地理解FDI的集聚和地方政府间对FDI的竞争，需要综合产业集聚、财政竞争以及环境经济等多方面的知识。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围绕‘TDI集聚”和“FDI地区间财政竞争”首先对和FDI有关的集聚理论、地区间财政竞争理论以及环境规制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性梳理，在此基础上发现现有文献的缺失和有待发展之处，基于此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3 FDI空间分布和地区间FDI竞争政策........43
3.1 FDI空间分布的流变........43
3.2FDI空间分布的测度........51
3.3FDI产业集聚的测度........55
3.4地方政府FDI竞争政策的衍变........71
3.4.1地方政府FDI竞争的三个历史阶段........71
3.4.2地方政府竞争FDI的政策工具的演变........72
3.5本章小结........73
4集聚经济与地区间FDI竞争策略的互动........73
4.1基于同质区域的理论分析........76
4.2基于异质区域的理论分析........81
4.3木章小结........89
5集聚经济与地区间FDI竞争的互动........90
5.1基于空间自相关的实证检验........90
5.2基于省级数据的实证........104
5.3基于地级市数据的实........120
5.3.1实证分析的方法和数据........121
5.3.2实证分析结果........126
5.3.3 结论........137
5.4集聚经济与FDI环境规制竞争........137
结论
利用政府公开的数据和我们的计算，我们发现FDI在中国有三个集聚特征：(1)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来源地的集聚：主要来源于港澳合、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以及维尔京、开曼和萨摩亚等自由港；（3)产业的集聚：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又主要集中于制造业，而制造业的外资又主要集中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电气机械及器材业，通用设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业，专用设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业，金属制品业和纺织业等十个子行业。对于FDI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我们利用空间统计的测度指标全局和局部Moran指数和Getis指数测度其空间相关性，发现FDI的空间集聚模式倾向于高-高和低-低型。对于FDI在产业层面的集聚，我们基于外资企业职工人数等微观企业数据，利用主流的EG集聚指数对FDI 二位数和四位数行业层面的产业集聚状态进行了测度，通过与同样两位数和四位数行业层面的内资企业的产业集聚状态的比较，我们发现从整体上看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产业集聚程度都在提高，但外资企业高度集聚的行业与内资企业高度集聚的行业有明显不同。但如果将外资企业细分为污染密集型和非污染密集型两种类型，则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外企要比非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外企的集聚程度要高，而且污染密集型行业外企的集聚程度的提升要大大超过非污染密集型行业外企集聚程度的提升，原因在于污染密集型外企的集聚类型在从低度、中度集聚向高度集聚转移。FDI除了集聚的特征事实以外，中国地方政府对FDI的竞争也非常典型。我们将FDI的地方竞争划分为三个阶段，发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地方政府竞争FDI的政策工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竟争剧烈程度有所上升。这些中国FDI的特征事实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现实基础：在外资企业集聚程度增加，由其带来集聚经济的增加，而同时各地区之间FDI的竞争程度增加，这两者是否存在某种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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