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日益迅速的结构转型和群体分化,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弊端逐渐显露。而能人主导下的乡村治理是农村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政治社会现象,已经构成了一种基本的治理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们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农村更为凸显,而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就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因此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村治能人的治理效果在乡村振兴战略的作用下就显得极其紧要。
在村庄日常的公共事务管理中,各自经济领域中取得极大成功的经济能人往往具有务实、进取、果断的特质,在捕捉机会、制定方针方面能得益于其内化了的行为习惯,从而提高了治理效率。并且经济能人凭借卓越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村民对其作为村庄一份子得天独厚的认同感,在村庄中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权威,再通过合法的程序被选为村庄“一把手”后同时兼具了合理性和合法性,可以有效的动员村内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虽然经济能人主导下的村庄有不少发展良好的案例,但家长制的治理作风也对村民自治和民主产生了不少消极作用。一方面,选举中可能出现的物质诱惑,难免会影响村民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对能人的监督和制衡机制不足,一言堂现象普遍存在,在积累效应作用下,村内贫富分化和政治腐败现象在所难免。再则,经济能人治村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出的“创新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无疑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基于此,本文立足乡村治理,以村治经济能人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观察、个别访谈和查阅相关文献等形式,对案例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行全面调查,考察村治经济能人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权威运行逻辑及其对于村庄治理、建设的影响,并对其权威效应进行分析,寻找出既能充分发挥经济能人治村的积极作用,又能有效遏制其可能存在的消极作用的办法,从而总结提炼归纳出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经济能人权威负向效应消解途径,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村民自治体系,从而更好的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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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已有文献综述
乡村能人历史悠久,但村治经济能人的相关研究历史却不长,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村民自治机制成为了一个重大现实命题。而关于村治经济能人在乡村振兴中的权威效应研究十分稀少,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主要从乡村能人、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三个方面展开的研究较多。
一、乡村能人的相关研究
乡村能人的相关研究由来已久,该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被冠以“乡绅”、“士绅”,在西方社会则被称为“精英”。对此,本文将分别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展开阐述。
放眼整个历史长河,能人治村最早能追溯到中国古代。封建时代,由于“皇权不下县”的行政限度,乡村长期处于一个“自治”状态,治理的主体既不是官府指派,更不是民主选举,而是在封建制度和传统儒家文化下产生的宗族、乡绅等(徐祖澜,2010)①。其中,宗族的治理主体地位则产生于血缘与长序关系,以及宗族对于地方长年的贡献(张星久,2002)。而在宗族组织中,族长往往由乡绅来担任或控制,如此一来,绅权与族权融为一体,或对族权保持着较强的控制力(于建嵘,2003)②。王先明(1997)认为乡绅至少也是科举及第的人,包含通过捐纳、封赠等途径获得官职或虚衔的人,还包括有功名而尚未获得官职者③。也有观点认为士绅具有民众利益保护者的角色(周荣德,2000)④,他们凭借能够面见县官或是省官的权利成为了类似官府和平民之间的中介(王先明,2009)⑤,拥有国家赋予的法定权力。故士绅拥有双重角色,即费孝通(2006)提出的作为双规政体中央和地方自治的中介⑥。
由于乡绅长期对农民的剥削,在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之后,传统乡绅、士绅的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家权力空前深入地介入农村,对乡村社会实行全控型治理,并且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骨干等新兴乡村政治精英取代了没落的乡绅(吴毅,1997)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村民自治制度正式确立。从此,无论何种类型的村庄治理模式都得在新的产生机制和运行机制下运行(徐理响,2017)。因为当地历史渊源和经济基础的差别,不同类型的能人将发挥不同的作用。孙立平(1994)认为上级党政机关授予的政治能人有利于秩序长期稳定⑧。吴扬(2012)通过对浙江温州和江西泰和的实地调研,发现在泰和有一批宗族精英主导着村庄,而温州乡村则处于经济能人的主导治理下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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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
第一节 核心概念
一、乡村振兴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大国,党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长期以来对农村地区的称谓从“农村”转变为“乡村”。乡村作为中国最基本的治理单位,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张孝德等,2018)①。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它作为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七大战略之一,被写进党章。通过字面意思,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意义,即中国乡村衰弱已久,亟需一场针对性的、系统性的振兴运动。该战略凭借系统整合的思维,针对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来多元化解决乡村衰败的问题,进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罗心欲,2018)②。不同学者对乡村振兴的内涵也有各自不同的解读。廖彩荣、陈美球(2017)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义体现在“战略”,关键在“振兴”,靶向在“乡村”③。王亚华、苏毅清(2017)则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可以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的升级,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无一不体现了党在新时代为农村发展设定的新目标、提出的更高要求④。在此基础上李军国(2018)指出我党在不同时期,依据不同情况,对“三农”工作都有具体安排和部署,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则是新时代指导中国“三农”工作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⑤。笔者整理了不同时期“三农”政策的变化过程,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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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基础
一、权威理论
权威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指的是令人信服的权力和威望。恩格斯(1972)在《论权威》中将权威定义为,一方面权威是他人将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以服从为前提,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统一行动①。20 世纪以来,学者们依据自己的观察和认知,逐渐将权威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王力(2009)认为韦伯最早对权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②,韦伯(1997)认为权威应该称之为在可以标明的一些人当中,命令得到服从,并将权威可分为合法型权威、传统型权威、魅力型(卡理斯玛型)权威三种类型③。在此基础上,丹尼斯·朗(2001)依据不同动机的角度将权威分为强制性权威、诱导性权威、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④。巴纳德对权威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阐述,他提出了自下而上的权威运行路径,即“一个命令是否有权威性取决于接受命令的人”(张莉,2018)⑤。中国学者燕继荣(2004)将权威定义为“某人或某机构所具有的让别人自觉服从的能力或合法资格”⑥。对于权威描述的观点颇多,在当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笔者依据前人的成果经验,总结出权威为上级凭借其地位、能力使管理与决策被个人所接受的一种力量。
随着权威内涵在不同学科领域中被广泛探讨和应用,相关理论研究也纷至沓来,徐满泽(2006)将权威的主要观点归纳为暴力权威理论、制度权威理论、情境权威理论、权威接受理论、决策权威理论和知识权威理论六大理论⑦。管理实践处于初期时,各国政治领袖常通过武力镇压和思想教化的方式来维持自身统治、维护权威。冯丕红(2008)认为此种基于暴力基础上建立的、将暴力当作载体的权威即为暴力权威⑧。张尚仁(1987)认为这种管理模式“取消了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的资格,认为他们并不具备人的本性,他们的存在和作用,只在于成为管理者实现其目的的手段”⑨。毫无疑问,在这种无理性无自由的管理理念下,生产效率与创造力是被压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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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经济能人及其权威分析............................................... 21
第一节 X 村及村治经济能人基本情况概述 .................................. 21
第二节 卡理斯玛型权威主导下的混合型权威结构........................................... 23
第三节 村治经济能人的权威效应................................ 25
第四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经济能人权威负向效应的表现................................... 35
第一节 村务专权、政治排斥和资源垄断下的极权主义................................... 35
第二节 基于控制和动员的村庄选举...................................... 37
第三节 经济人思维下的威权治理................................... 39
第五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经济能人权威负向效应的成因................................... 43
第一节 权威的边界限定:监督虚化、制约缺失和约束模糊........................... 43
第二节 权威的支配关系:双重赋予、功能退化和作用淡化........................... 46
第三节 单向度的人:村干部、村民..................... 47
第六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经济能人权威负向效应消解途径
第一节 法治要素下法理型权威建设策略
依据乡村振兴战略,法治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保证,乡村治理体系能否平稳运行取决于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进展水平(郑会霞,2018)②。善治理论也同样承认法治的重要性,认为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高清海(1999)认为卡理斯玛型权威是非常态的,只能作为其他两种权威类型的过渡③,而法理型权威又是最符合当今社会的一种权威形式。村治经济能人权威的边界限定不足,显示出人治色彩浓厚的特征,其权威负向效应难以得到消解。通过完善村庄外部的监管监督、建立村庄内部的制约机制以及强化法律制度的约束作用,在法治要素下建设起村庄治理中的法制权威,能有效克服村治经济能人的极权、滥权等现象,促使卡理斯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变。
一、完善村庄外部监管监督
强化村庄外部监管监督主要是指要加强乡镇政府对村治经济能人权威的约束,实行制度化的监督考核和发挥媒体对村治经济能人的监督作用。在支持村治经济能人实施乡村振兴实践的同时,必须加强引导和监督,以实现村治经济能人规范治村。
(一)完善政府对村治经济能人的监管
完善政府对村治经济能人的监管,不同于以往的种种具体限制,而是强调政府对能人思想上的引导与把握。乡镇党政机关应加强对村治经济能人道德品行的监察,把好“选举”及“用人”关,不定期的检查、抽查村庄治理状况。政府和村治经济能人是乡村振兴中必不可少的治理主体,是通力合作共同建设村庄的合作搭档,而非现实中那样以经济和政治利益为目标导向的畸形关系。政府行政人员应在与村庄的合作中把握好尺度,加强其法制精神,从而规避利益交换等潜在风险。此外,乡镇政府在关注经济指标的同时,也应该重视村庄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建立起制度化的监督考核系统,有利于能人在制度的范围内发挥自身的优势作用。乡镇政府可以针对不同的政策、经济目标设立量化、更细化的考核体系,在达成最终目标的同时也能约束能人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合理程度,杜绝利益结盟。在考核中,增加政府行政人员同村治经济能人勾结的惩治力度,以防止其在考核中与村庄可能产生的“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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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语
本文为质性研究,通过对 X 村村治经济能人在乡村振兴中权威负向效应及成因的剖析,揭示村治经济能人权威运行及如何影响到乡村治理,分析权威负向效应及其成因,进一步讨论社会转型中村治经济能人对乡村振兴战略有效作用发挥的策略选择。基于访谈资料分析和研究,本文结论如下:
第一,村治经济能人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存在权威负向效应。村治经济能人作为政府和社会的中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村庄各方面建设。然而在实际情况中,政府与民众的期待在有形无形中加深了村治经济能人的权威,并产生了不利于村庄发展的负向效应。村治经济能人权威负向效应表现为在村务专权、政治排斥和资源垄断下的极权主义,基于控制和动员的选举虚化,经济人思维下的威权治理以及人情关系和权威依附下的利益结盟。这些问题导致村庄秩序受到影响,打击了村民参与民主生活的积极性,不利于村庄治理主体的协作,最终影响到村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实现效果。
第二,村治经济能人权威负向效应是由边界限定不足、权威支配关系问题和村干部、村民面对权威的迷失共同造成的。村庄外部监督的虚化、村庄内部制约的缺失和法律制度约束的模糊导致村治经济能人权威无法得到有效限制。村治经济能人权威强大而村庄公共组织功能退化、社会组织作用弱化导致两者之间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权威压力下,村干部治理空间不足、村民自治精神缺乏导致村治经济能人权力垄断。
第三,村治经济能人权威负向效应的消解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构建村庄法理型权威推动村庄法治建设:完善村庄外部监管监督,实现村治经济能人规范治村;建立村庄内部制约机制,防止其极权、滥权;强化法律制度的约束作用,及时惩治违法行为。构建党领导的多元治理推动乡村自治体系建设:健全村庄体制外能人参与机制,分散村庄职能权威;厘清村级公共组织的参与职责,改善村庄权力运行方式;构建党领导的多组织参与治理,真正发挥出社会组织的功能作用。构建村治经济能人与村干部和村民间良性互动推动村庄德治秩序建立:优化村干部的治理空间,保证村庄治理主体的协作;培育村民的自治精神,促进村民民意的及时表达。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