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一、研究背景
（一）矛盾凸显：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发展步调不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今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家治理和国际事务中扮演者愈加重要的角色。欣喜之中也伴随着一些“发育不良”的问题，其中，以城乡发展不协调最为突出。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版图不断扩大，市场力量壮大的同时对劳动力需求愈加旺盛，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据统计，2018 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 83137 万人，比 2017 年末增加 1790万人；2018 年中国乡村常住人口 56401 万人，比 2017 年减少 1260 万人，截止到 2018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 59.58%，近八年城镇人口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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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关于乡村振兴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世界各国都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过乡村衰落的问题，并形成一系列实证可行的解决模式。通过对国外有关“乡村建设”的文献进行研究后发现，国外很少设立专题去单独研究乡村建设，学界的关注点更多是在城乡一体化方向，换言之，对乡村发展的研究更多依附在对城市建设的研究中，这其中就涉及到乡村集合以及在此之后乡村配合城市要求进行土地规划、公众参与建设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
一是对城乡一体化方面的研究。德国思想家 Frederick Engels(1914)在其理论著作中第一次提及“城乡一体”,他认为“城乡一体”的两大标志是工人和农民之间阶级差别的消失和人口分布不均衡现象的消失。反推而言，城乡不融合会使得工农阶级之间的差别长久不消，人口不均衡、人员素质差异化、人口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异化现象也会一直存在，城市化过程中就很有必要通过各种规制来促进城乡融合①。英国城市学家 Ebenezer Howard(1898)在《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一书中提出“田园城市”理论，这种理论创造性地设想了将城市和乡村的优势合而为一，即将田园生态和城市资本相容，并以此去构建新型的农村，这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②。加拿大学者 T.G.McGee 着眼于相互补充和“以强带弱”的角度，研究了不同国家在城乡“平衡”发展的方法论，他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在城镇和乡村之间形成优势互相输出，弱势相互改进的发展机制，无论是城镇亦或是乡村，都有各自的发展优势，以先发带后发无疑是一种好的平衡机制①。John Friedmann（1981）在其研究中就提出了“城镇化乡村”的说法，他认为城乡融合的过程就乡村角度而言其实也是乡村城镇化的过程，政府应投放更多资源给乡村地区，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构建新型乡村治理机制和管理模式，由此促进乡村城镇化②。Mark Francis(2003)认为产业协调共进、稳定发展是推进城乡融合的有效方式，第一产业作为乡村的发展之基石，必须充分发展，且需要与城镇的第二、第三产业优势互补，形成现代产业发展新模式，以此来为城乡融合保驾护航③。Leaf(2002)则是通过比较分析法，从不同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寻找共性，并希冀这样的共性能为其他地区的乡村建设和城乡融合提供新的角度和方法论依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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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分析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核心概念
一、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国内学界也就此掀起了研究“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一股热潮。就其含义而言，“乡村振兴”一词应是“乡村”和“振兴”二词的合意。从“乡村”一词来看，我国俗语更多是称之为“农村”，即在这样的地理空间中生活的人，以农事生产为主，家庭关系和血缘关系更多是包含了氏族的成分，譬如“张家村”、“汤家村”等都是一家子弟开枝散叶而形成村落，因此，“农村”在氏族关系下的共生风俗较为浓厚。当然，现代意义上的“乡村”和“农村”亦是有所区别的，“乡村”应该包含了“农村”的含义，同时它是农村人民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凝结的智慧和文化及农村地区价值观和生活习性的聚集地，是广大农村地区社会习俗和历史文化的结合体。“振兴”一词在古语中有多个解释，一解为“举拔”，文有“振兴滞屈，以为己任”；二解为“整治，使复原”，张居正在《答廉宪王凤洲书》中就提到要“振兴朝纲”；还解为“使兴盛”“发展”，“乡村振兴”的“振兴”应是与此更为接近，即为发展乡村，使其与时俱进。
从过往的学术研究中可以得知，许多政府性、政策性等热门词汇在学术研究中会被释出多种含义，这与官方发布解读的含义看似不差几步，实质却是做出了很多偏离。幸然，对于“乡村振兴”一词，国内学界在研究中所阐释的含义与政府官方释义无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从其要构筑的几个维度就能探知八九：产业兴旺是为促进产业转型发展，原有产业发展机制太过单一，过分倚重第一产业的发展，乡村地区产业缺乏活力，乡村振兴是要使其产业买入体系化；生态宜居则是要构筑美丽乡村，告别落后的污染式的发展轨迹；乡风文明是对乡村整体素养的提升；治理有效则为乡村发展问题整治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必然目的，代表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改进。国内学术界的解读中也感知了“使发展、整治”的意味，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乡村振兴”的含义。罗心欲（2018）认为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是乡村市场化及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宜居关系着乡村人民的生活环境，故而对于乡村振兴其为关键；文明和素养作为乡村发展的软实力，是推进乡村建设可持续的保障；乡村发展治理为先，在治理有效的基础上进行规划和发展，其科学性和稳定性亦会大大增加；乡村振兴的宗旨和根本目标是为了乡村人民的生活富裕。五个维度息息相关，彼此抑制亦彼此推进①。魏后凯（2018）在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指出乡村振兴是多方面、多领域的振兴而不应该是单方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已，乡村振兴的全方位应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体现着和谐共生的发展特点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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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分析的理论基础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整体性治理理论（Holistic governance theory）是 20 世纪末期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逐渐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公共治理理论，追本溯源，该理论又显现了多中心治理理论、组织网络理论及社会资本理论等众多理论的特点，因此，这些理论实质是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发展基础，整体性治理理论也作为其延伸和发展而著名，该理论的研究中代表人物有波利特、佩里·希克斯等。
从概念的演变上看，国内学者根据希克斯的研究中对整体性治理理论进行了阶段划分，以希克斯对整体性治理理论概念的提出为据，将此阶段划分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研究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理念及相关含义；“协调”作为第二阶段的关注点被提出来，希克斯认为，即使行为主体多样，过程亦不单调，但如果缺乏协调和协商，这样的整体性治理就体现不了“整体性”，依然摆脱不了单一主体治理的片面性。因此，作者认为需要建立整体性治理协调机制、问题审视和排查机制等；希克斯在第三阶段中依然认为整体性治理中协调共商是解决问题的重心，缺乏协调、沿用一元治理的模式不再适合社会的发展。同时，将这一理论来解决政府碎片化治理问题亦是良方①。通过这样的阶段划分，对今后研究整体性治理理论起到了指导作用，不至于内容颠倒，顺序错乱。此外，在这样日渐完善的整体性治理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也更具可操作性、可行性和科学性。
从概念的内在要义来看，整体性治理在学界尚未指明具体的内涵，但通过对其理论的探讨和在实践中的操作，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其内涵：首先，整体性治理以达成公共性为价值追求。政府整体性治理的过程是对问题和事务的完善，其结果需着眼于寻求更好、更适合大众价值追求的一面。公共性应是个体权益的集合，因此在实施整体性治理时，需要将所有个体关心的事进行整合②；其次，
整体性治理看重治理手段和治理过程的可协调性，可协调性体现在在多主体之间共同商议，也体现在政府产出的治理政策不具冲突性，能互相融合，相互包容，在实施过程中能协调共进③；第三，整体性治理更加强调实施策略和目标追求的相互融合、彼此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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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鲁家村合作兴村模式中的共识机制 ............................... 25
第一节 形成合作兴村共识的表现 .................................... 25
一、政府从单一主导走向多元合作 ............................... 25
二、企业从逐私利到共担社会责任 ............................... 26
第四章 鲁家村合作兴村模式中的共建机制 ............................... 34
第一节 共建机制的内涵与特征 ...................................... 35
一、三方合作主体分工合理且各司其职 ........................... 35
二、党委领导和乡村精英带动是其重要推力 ....................... 38
第五章 鲁家村合作兴村模式中的共享机制 ............................... 49
第一节 共享机制的运行现状 ........................................ 50
一、以“三统三共”模式推进共享机制 ........................... 50
二、以股份制提高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 ........................... 51
第六章 乡村振兴中集体行动机制的优化路径
第一节 构建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共识机制
一、激发和培育乡村的内生动力
根据预算软约束理论和自生理论，仅依靠政府财政等外部投入和支持的乡村振兴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内生动力。内生动力是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源。乡村内生动力是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乡村系统的自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获取能力的过程，而不是结果①，也有学者认为它是适应而不是稳定②。第一，需要创新基层党组织的村民自治制度，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在乡村社会形成村民参与管理，村民监督和服务的良好格局，完善广大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决策机制，在增强村民存在感和获得感的同时调动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二，需要培育乡村公共空间，不断完善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如“要想富先修路”，做好“村村通”工程，修建村民们可以休闲娱乐的广场、小公园和图书阅览室等。让广大村民们吃完晚饭后有可以散步、跳广场舞和打球的场所，强化彼此间的熟人联系，还可以在沟通交流中积极为村里的公共空间的建设提出自己的想法。第三，要求转变政府领导的方式，行政命令的方式已经难以奏效，乡村振兴需要催化型领导，来推动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③，催化型领导旨在促成多元主体在沟通、信任、承诺、理解和成果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④，尤其是对建立信任达成共识和整个合作过程的持续维护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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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针对鲁家村“政企民”合作兴村模式在共识、共建、共享机制中出现的障碍，若采取奥尔森提出的“强制性措施”和“选择性激励”来寻找解决方案，在理论层面是有一定依据的，但基于我国乡村的特征，在实操层面仍有一定难度。乡村振兴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仅凭政府单核主导是无法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的。因此本文选取了鲁家村这一多元利益主体协作振兴乡村的典型案例，通过实地调查与文献的整理发现鲁家村“政企民”合作兴村模式在形成合作兴村共识，合作共建乡村以及多方利益协同等方面均未达到集体行动机制所要求的状态，如：集体行动主体关系弱化，选择设计地方制度的自主性不足，政府主导下的路径依赖依然存在，对于“搭便车”者和“变节者”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集体中各利益主体选择权的非平等性，各个利益诉求主体之间的重复博弈，各主体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尚不完善等等问题。笔者通过对于鲁家村案例的分析，发现“政企民”合作兴村模式是当下乡村振兴的一种自然选择，但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搭便车”行为，如何找到一种可行性方案突破乡村振兴中的“搭便车”行为就显得尤其关键。
本研究以集体行动为进路，以鲁家村“政企民”合作兴村模式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了其中的三大机制（共识、共建、共享）。对于共识机制分析了形成合作兴村共识的表现，共识达成的条件及其传播的制约因素；分析了共建机制的内涵与特征、治理成效及其困境；共享机制的运行现状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结果发现在机制设计、利益协同以及资源配置上均存在一定的障碍，而后又研究了两者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下的利益共享是因为缺乏外在的“耦合器”作用，并结合国内外相关经验，从“共识—共建—共享”三个方面提出为促进我国乡村振兴与集体行动机制高度耦合的优化路径。这一系列研究，旨在破除阻碍乡村振兴过程中集体行动机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为构建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