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受到国内外环境急剧变化的影响，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通过创业以获取新竞争优势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风险积聚，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明显抬头，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一些出口企业，以及为出口企业配套或处在产业链上的私营企业发展面临困难。另一方面，在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之下，特别是“非公 36 条”颁布之前，我国私营企业面临产权保护有限、知识产权保护不足、行业进入门槛高、融资渠道受限等诸多困境，私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以图 1 和图 2 中民营企业 500 强的数据为例，私营企业作为国家税收和创新就业的重要来源，面对环境的高风险性与高不确定性，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构建竞争优势，长久以来是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关注的关键议题。诸如海尔、华为、小米等私营企业成功的创业案例证明了积极采取公司创业活动对于克服发展障碍的重要性。私营企业通过创业行为来重构竞争优势已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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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目的
一方面，本研究探讨影响创业导向的企业家层面动因，旨在讨论企业家身份与创业导向间关系。长期以来，公司创业领域不乏以企业家特征为落脚点，探析其对公司创业行为影响的研究，其中身份理论的视角能够为创业行为提供新的理论解释(Gruber & MacMillan, 2017)。然而前人构建企业家身份—创业导向模型时并未对特定身份加以直接测量。本研究则选择两类企业家角色身份（发明者、开发者），并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对企业家身份是否会影响创业导向的研究问题进行了讨论，以此解决既有公司创业领域中直接验证企业家身份与创业导向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的不足。
另一方面，本研究试图打开私营企业家身份—创业导向间关系的“黑箱”。创业领域中已有学者尝试结合注意力基础观解析企业家角色身份影响创业导向的作用机制(Stewart 等, 2016)，然而这类研究并未对企业家的注意力聚焦进行量化处理。本研究基于中国转型经济特征，通过全国私营企业调查问卷中有关企业家对近年来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的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的关注程度，从“政策注意力”着手，整合角色身份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以构建较为完整的企业家特征（角色身份）—企业家认知（政策注意力）—创业导向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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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角色身份理论
一、身份理论
身份理论作为一个总括性术语(umbrella term)涵盖了一系列相关理论，旨在解决“是谁”(who one is)和“做什么”(what one does)的问题(Navis & Glynn, 2011; Nelson & Irwin, 2014; Powell & Baker, 2014)。身份理论包含的观点，如组织身份、专业或职业身份、社会身份和角色身份等，能够解释与成为组织(Gioia, Schultz & Corley, 2000)、职业(Nelson & Irwin, 2014)、社会团体(Fauchart & Gruber, 2011)或角色(Cardon, Wincent, Singh & Drnovsek, 2009)的一部分所相关的角色、义务和期望。通常这些身份是根据其他组织、职业、团体或角色来定义的(Leavitt, Reynolds, Barnes, Schilpzand & Hannah, 2012; Nelson & Irwin, 2014)，身份理论通过将个体与其各自群体之外的其他群体区别开来，并对群体内成员的行为进行解释来阐明何为个体（或组织）。
基于对人们自我定义的根本需要和在社会中找到自己位置的观察(Tajfel, 1972)，身份被定义为“个体通过社会互动形成以及维持的自我理解框架”(Fauchart & Gruber, 2011)。身份理论认为，个体身份及其自我概念与其价值观、情感、信念等紧密相关，个体会努力以符合其身份固有含义的方式行事(Hogg, Terry & White, 1995; Stets & Burke, 2000)，当个体在自己的身份和行为之间取得一致，后者可以成为其心理效益和自我价值的主要来源(Hogg 等, 1995; Stets & Burke, 2000; Tajfel & Turner, 1979)。
因此，身份理论能够在企业家身份与创业行为之间建立理论联系，超越传统研究视角，有助于学者从商业环境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描绘出创业行为，并且能够对企业家的差异性创业行为提供新颖且有力的理论解释。其中，角色身份是身份理论中研究个体自我认知最突出的部分(Stets & Burk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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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注意力基础观
一、注意力与注意力基础观
在组织科学中注意力是一个具有悠久、丰富而多元化历史的概念。Simon(1947)背离当时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一个企业行为的新视角，强调了人类理性在解释企业决策方面的局限性。Simon(1947)首先将有关注意力的观点集中在它的引导、结构化和分配上，作为一种核心的组织概念运用于组织理论之中(March & Simon, 1958)。Simon 认为人类有限的注意力导致了个体的有限理性，个体的决策过程受到组织分配刺激物的影响，这些刺激物可以引导管理者的注意力，让其知道应该关注情境中的哪些方面，以及应该忽略哪些方面。由于企业决策既与决策者有限注意力有关，也是企业对个体注意力的结构性作用的结果，Simon 强调企业行为既是一种认知过程，也是一种结构化过程(Simon, 1947)。
此后，相关学者更为关注组织决策研究中的注意力分配问题，例如政治联盟成员之间对期望水平的持续关注(Cyert & March, 1963; March, 1962)，模糊性和选择理论中的注意力结构(March & Olsen, 1976)，以及在风险偏好研究中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期望水平的研究(March & Shapira, 1992)。Weick (1979)同样强调注意力在组织行为研究中的地位(Weick, 1979)。
有限理性的观点被提出之后，研究者大多强调注意力分配和结构化的不同方面，而脱离了 Simon(1947)对结构和认知的双重强调，同时低估了社会结构对于决策者注意力的传导和分配作用。Simon 的观点提出 50 年后，Ocasio 对其的观点进行了更新，提出了注意力基础观(attention-basedview，ABV)，这一理论强调，解释企业行为就在于解释企业是如何配置和管理其决策者注意力的，旨在强调Simon 管理行为的研究中有关注意力结构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对社会结构、环境影响、个体与社会认知的理解。Ocasio(1997)提出的企业注意力基础观和企业行为模型（如图 6 所示），将个体注意力结构与企业联系起来(Ocasio,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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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假设 .......................................... 32
第一节 企业家角色身份与创业导向 .................................... 32
第二节 政策注意力与创业导向 ...................................... 33
第三节 企业家角色身份与政策注意力 ................................... 35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40
第一节 样本与数据 ......................................... 40
第二节 变量测量 ......................................... 40
第三节 计量模型设定 .................................... 44
第五章 实证检验 ........................................ 48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8
第二节 相关性分析 ................................. 50
第三节 回归分析 ................................ 53
第五章 实证检验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利用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最终样本量为 820 条观测值。表 6 对研究的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以及各控制变量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和标准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7 和表 8 对企业家的人口统计变量和企业层面基本信息进行了描述性分析。
如表 6 所示，因变量创业导向(EO)的均值为 0.009，标准差为 1.756，最小值为-1.881，最大值为 9.384，表明本研究中企业的创业导向水平差异较大而普遍较低。自变量发明者角色身份(Inven)的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0.750，均值为 0.012，表明发明者角色身份水平普遍较低。开发者角色身份(Devel)的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2.262，均值为 0.050，标准差为 0.158，表明相较于发明者角色身份，开发者角色身份水平稍高，企业家之间差异较大。
研究对各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如表 9 所示，方差膨胀因子即 VIF值均在 1 左右，因此不太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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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讨论与结论
第一节 研究结论
企业要在动态的市场环境中获取竞争优势，必须通过创业活动先占性地追逐市场机会(Messersmith & Wales, 2013)。创业导向作为公司创业领域中衡量企业对于创业活动偏好的重要构念，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鉴于创业导向对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增强活力的重要性(Messersmith & Wales, 2013; 王重鸣等, 2006)，有必要探究影响创业导向产生的前置因素。私营企业作为我国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私营企业家作为企业最重要的决策主体，能够在企业的创业决策中发挥重要的核心作用。因此，本研究聚焦私营企业家并探讨其对公司创业行为的影响。
长期以来，诸多学者关注企业家与其他经济个体间的显著差异，如风险倾向(Stewart & Roth, 2004)、动机(Stewart & Roth, 2007)、个性(Begley & Boyd, 1987)等。有研究发现认知偏差和启发式方法(heuristics)(Busenitz & Barney, 1997; Simon & Houghton, 2000)、能力(Alvarez & Busenitz, 2001)，或企业家与非企业家间（如管理者）的思维模式(Baron, 2000)会存在重要差异。最近的研究则开始关注企业家这一群体内部的差异问题(Cardon 等, 2009; Fauchart & Gruber, 2011)，如激情、动机和不同的身份导致企业家这一群体在行为上产生差异。企业家对成为一名创业者(being an entrepreneur)过程中的诸多方面（如机会识别或企业成长）会充满激情，这种表现在创业激情上的差异反映了企业家潜在的角色身份（即发明者或开发者角色身份），这些角色身份能够引发不同的创业行为（如问题解决、创业持久性或专注性）(Cardon 等, 2009)。尽管并非所有的企业家都以相同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但企业家的决策都与其潜在身份相符(Mathias & Williams, 2017)。企业家和大多数组织成员一样，戴着许多“帽子”，即扮演着诸多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角色身份(Teoh & Foo, 1997)。例如，从追求商业战略到新的创业机会，企业家在识别、评估和利用新机遇时会扮演不同的角色(Eckhardt & Shane, 2003)。然而现有实证研究尚未充分考虑较为广泛的角色身份类型，及其对企业家想法和行为的影响(Powell & Baker, 2014)。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