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研究从高管从军经历出发，考察其对企业创业导向战略的影响，并且在进一步厘清创业导向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探讨高管从军经历与创业导向战略之间匹配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1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背景
1. 动态环境下企业通过实施创业导向战略以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
知识经济时代下，信息与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产品与商业模式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外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给企业持续经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企业在战略层面该以何种姿态安身立命并参与竞争日益成为学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在此背景下，创业导向战略（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Strategy）应运而生，它是企业在新建或新进入过程中采取的一种战略导向，反映了企业在战略层面追求创新、冒险与先动的强度（Lumpkin 和 Dess，1996）。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动态环境，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实施创业导向战略，保持对动态变化环境的适应能力，利用创新和战略更新等方式对资源进行整合，克服路径依赖性，以构建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Anderson 和 Eshima，2013；杜海东和刘捷萍，2014）。针对动态环境下企业实施创业导向战略以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这一实务界当前较为普遍的现象，相关学者亦开展了大量研究，企图从理论上解释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的作用机理，如哪些因素影响了企业创业导向战略的强度，企业又应如何通过实施创业导向战略来提升经营绩效等。
2. 高管个体固定效应在我国现代公司治理情境中被不断放大
在企业战略决策与执行过程中，高层管理者发挥着近乎绝对性的影响作用，由此造成“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历史事件在现代实务界轮番上演，引发学界与实务界的广泛讨论。尤其是在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背景下，公司治理状况和外部制度环境不完善，加上外部市场监管能力有限，致使“内部人控制”问题和“一言堂”现象加重，高层管理者在企业战略决策与执行过程中的个人固定效应被不断放大（唐跃军，2007；赖黎等，2016），高管成为企业战略决策与执行过程中最关键的治理主体。实际上，在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内部治理结构对高管的监督约束也往往不够，高管所做决策情境更加类似于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 Theory）的作用前提“弱情境”或有限理性条件（汪金爱和宗芳宇，2011）。因此，高管个人特征更容易在企业战略决策与执行过程中体现出来，而这也为现有研究基于高阶理论探讨高管个人特征对企业创业导向战略的影响，提供了制度背景与理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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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我国 2007—2016 年间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高管从军经历出发，考察其对企业创业导向战略的影响，在厘清创业导向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作用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高管从军经历与创业导向战略之间匹配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从而推动国内理论界在高管更深层次个人特征（如早期从军经历）与企业创业导向战略领域的研究进展，为高管理性决策、企业培育与选择高管、保持可持续性竞争优势、提升创新绩效；政府管理部门科学有效调控提供理论依据与实务参考。
1.2.2 研究意义
本研究对上述问题的提出、分析与解决过程，在理论上推动了高阶理论在企业创业战略研究领域的发展与运用，丰富了本土化企业创业导向战略的动因研究，深化了高管与企业战略之间匹配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在实践上对高管理性决策与企业内部资源配置问题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具体而言，具备如下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 理论意义
（1） 已有对于高管与企业创业导向战略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多，仅有的少量文献或存在情境适用性问题（Tang 等，2010；朱秀梅等，2013），或存在高管个人特征过于笼统的问题（汪金爱和宗芳宇，2011；赵民伟和晏艳阳，2015；张信东和郝盼盼，2017）。本研究从高管更深层次的个人特征（早期从军经历）出发，推动了高阶梯队理论与战略领导理论在企业创业研究中的发展与运用，丰富了本土化企业创业导向战略的动因研究。
（2）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从资源配置视角探讨了企业在战略层面，过分追求创新、先动与冒险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一定范围内的创业导向战略有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而过强的创业导向战略则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恶化效应。这一发现或许能为现有研究中，关于创业导向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争议，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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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理论与文献述评
2.1 相关理论
2.1.1 高阶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现代版理论逐步走向成熟，其中关于“理性经济人”的研究假设日益受到从事经济与管理领域相关研究工作的学者们广泛关注。该假设的核心观点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都是理智的、趋利避害的，他们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一方面，该假设为相关学者运用数学公式和理论分析对经济社会现象开展研究指引了方向，明晰了研究的基本前提。而这也使得该假设一度受到追捧，如公司治理领域中的部分相关理论都建立在该基础假设之上（Jensen 和 Meckling，1976；Myers，1984；Jensen，1986）。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基于该假设将个体决策视为绝对理性且同质的，却忽视了非理性因素对个体决策的影响，而导致在理论与实务上无法解释个体决策之间的差异，研究结论适用性也受到质疑。
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比，March 和 Simon（1958）提出的“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则纠正了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偏激，拉近了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该假设的核心观点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都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他们并不能做到总是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实际上，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决策主体依赖有限的智力资源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此时所做决策离绝对理性的理想状态还差很远，理性在这里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更加符合现实情境中市场主体的决策状态，它能更好地解释非理性因素在个体决策过程中对组织结果（firm outcomes）的影响，以及个体之间的决策差异。因此，伴随着“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兴起，人们重新思考“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适用性。
在此基础之上，Hambrick 和 Mason（1984）发展了早期战略领导理论并进一步提出高阶梯队理论。该理论指出，由于战略决策的复杂性和高层管理者的有限理性，高层管理者基于其认知和价值判断进行战略选择，组织成为他们个人特征的反映（Hambrick和 Mason，1984）。其中，战略决策的复杂性源自组织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日益增强以及管理决策的时效性，而高管的有限理性则源自不完全信息下高管有限的智力资源以及非理性因素的涉入。正因为此，在企业战略决策与执行过程中，高管所做决策难免受到其个人特征的影响，进而使得决策结果带有其个人色彩。无论是高管浅层次的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还是高管较深层次的个人特征如早期特殊经历、心理特征等，都会影响高管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塑造。而高管基于上述认知与价值判断所做的战略决策，又会进一步影响企业创业导向战略的强度。然而，高阶理论并未具体解释高管早期特殊经历对其后期行为决策的内在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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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管从军经历与创业导向战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 ..................................20
3.1 制度背景与军人特质分析 .....................................203.1.1 制度背景 ................................20
3.1.2 军人特质与军旅文化烙印分析 ..................................21
4 高管从军经历与创业导向战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实证检验 .......................................28
4.1 研究设计 .........................................28
4.1.1 样本选择与倾向得分匹配.........................................28
4.1.2 模型构建 ....................................29
5 研究结论及展望 ................................................39
5.1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39
5.1.1 结论与讨论 .............................39
5.1.2 管理启示 .........................................40
4 高管从军经历与创业导向战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实证检验
4.1 研究设计
4.1.1 样本选择与倾向得分匹配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董事长作为上市公司法人代表，拥有实质最终决策权，加之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董事长在战略决策与执行过程中担任的重要角色（赵民伟和晏艳阳，2015），本研究将企业高管界定为董事长。考虑到自 2007 年开始，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才开始披露企业研发投入情况，故以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收集2007-2016 年间董事长及其所在企业的相关资料及年度数据。同时剔除 ST 企业、PT 企业，剔除金融行业企业，剔除董事长任期低于一年的企业，剔除研究期间内相关数据缺失的企业，最终共获得 5250 个有效观测值。其中董事长层面数据来自于国泰安高管人物特征数据库，企业层面数据来自于国泰安、WIND 等数据库，部分数据通过新浪财经、和讯财经和百度搜索引擎手工整理获得。对研究中所有连续变量在 1%水平上进行Winsorize 处理，以剔除极端值的影响。
2. 倾向得分匹配
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以高管具有从军经历的样本为实验组，采用一比一最近领域匹配原则进行配对，找出高管没有从军经历，但与实验组在高管个人特征如年龄、性别、任期等，以及企业固定特征如企业规模、产权属性、董事会结构等方面的倾向值无显著差异的样本，并以其为对照组。这样可以剔除高管个人特征与企业固定特征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从而得到高管从军经历的净影响效应。后续实证检验过程以匹配后的结果为样本，具体的匹配结果如表 4-1 所示。匹配后的总样本数量为 406 个，从军高管样本数量为 20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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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及展望
5.1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5.1.1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认为，早期从军经历给高管烙上的印记使其在后期行为决策中仍然保持着“激进、偏好风险、好胜”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其风险承受能力与创新意识更强，因而由其参与制定并领导实施的企业战略风格将更加倾向于创业导向战略。此外，本研究从资源合理配置视角指出，创业导向战略反映了企业在战略层面对内部资源的配置状况，创业导向战略较强的企业侧重于对创新性资源的投入，其创新绩效普遍较高。而过强的创业导向战略则意味着过分投入创新性资源，在企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由于缺乏与之配套的基础性资源支撑创新活动的开展，加上此时面临着过高的创业风险，其创新绩效反而降低。因而，本研究认为，创业导向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着倒 U 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提出，早期军旅环境给从军高管打上的认知与能力双重烙印与创业导向战略之间的匹配，将有助于削弱上述倒 U 型关系。具体结果如下所述：
1. 已有对高管与企业创业导向战略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多，仅有的少量文献或存在情境适用性问题，如由西方发达国家情境下得出的创业研究结论，不一定适用于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的情境（Tang 等，2010；朱秀梅等，2013）；或存在高管个人特征过于笼统的问题，无法解释同一特征背后高管不同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即相同年龄和教育背景的高管仍表现出迥异的思维认知与行事风格（赵民伟和晏艳阳，2015；张信东和郝盼盼，2017）。所以，国内相关学者指出，中国情境下的理论发展，需要挖掘更深层次、对高管影响更大的个人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考察其对高管价值观塑成和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汪金爱和宗芳宇，2011）。本研究从高管更深层次的个人特征——从军经历出发，发现高管从军经历正向影响企业创业导向战略。这一研究结论从侧面再次印证了从军高管“风险偏好”假说，既推动了高阶梯队理论在企业创业研究中的发展与运用，又丰富了本土化企业创业导向战略的动因研究。
2.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回溯至企业战略管理的本质，从资源配置视角探讨了在企业战略层面，过分追求创新、先动与冒险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一定范围内的创业导向战略有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而过强的创业导向战略则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恶化效应。这一发现弥补了前人研究对创业导向战略的负面影响缺乏关注的问题，或许能为现有研究中，关于创业导向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争议，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