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硕士论文范文一：创业板上市公司CEO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上市公司都将如何完善内部治理机制作为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公司发展的重要途径，由此而衍生出的关于公司治理和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成为企业管理中的热点问题。伴随着现代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进而导致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CEO 因此获得了公司经营活动的管理权以及从事各项具体活动中所需的决策权，作为管理者的 CEO 取代了所有者逐渐成为企业经营实践中的主宰。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的 CEO 一般而言是由董事会任命的，因此，其必须向董事会负责，他们的主要责任既包括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使企业能够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生存下去，也包括处理和协调组织内部的各种矛盾化解各方冲突，利用最少的资源和成本去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终极目标。公司的 CEO 在管理层级组织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这是这种管理地位上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对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和战略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CEO 在公司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力随着其权力和控制力的增大而加强，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自然举足轻重。 CEO 位于公司内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因此，他本人的性格特征、个人能力、管理下属的风格等多方面都会渗透到组织运行的不同层面，进而对企业整体的外在表现产生很大的影响，从本质上看 CEO 对这些层面的影响都是由其权力强度的大小所决定的。现代管理权力理论认为身为企业内部管理团队中最高级别的首席执行官，他们既可以凭借在公司中的职位带来的特殊地位也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无形但却相当有效的方式来增强其对企业及内部员工影响力度，进而加强其对公司的控制权。位高权重的 CEO 因其本身具有的控制力，不但能够对企业的具体经营计划产生绝对的影响,并且对公司的战略决策也拥有很强大的影响力。CEO 权力强度无论是对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还是长远战略规划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 CEO 的个性特点和行为方式等因素会不自觉地渗入到企业的各项决定中，进而导致企业绩效表现受到首席执行官个人因素的制约。然而，以往关于 CEO 权力强度的文献多倾向于研究权力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少相关文献致力于研究 CEO 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水平的影响，关于 CEO 权力强度与公司业绩风险之间关系的研究却被忽视，或者即使有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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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公司内部治理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围绕股权分置、高管激励等宏观政策而展开的,而作为公司内部高管团队的核心人物 CEO，其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却往往被忽视。所以，本研究从行为人的角度出发，选择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最高决策者 CEO 作为切入点,来研究公司内部权力分配情况与公司业绩及其波动性的关系。由于我国引入 CEO 体制的现实情况,本文中的 CEO 包括总裁和总经理。合理有效地配置 CEO、董事会成员与管理团队的权力强度以实现稳定前提下的发展壮大是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成为公司经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本文通过研究创业板上市公司 CEO 权力强度与公司业绩及其波动性的关系，以及公司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对这种关系的影响，能够为创业板上市公司提高内部治理效率，优化组织内部权责分配结构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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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自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以来，国内外文献致力于探讨 CEO 权力强度与企业绩效水平之间关系的不在少数,但是由于样本来源、具体测量指标和研究角度等因素的不同，对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及这种关系具体是怎样的，学者们通过各自的研究并没有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总体而言，关于 CEO 权力大小和企业绩效之间进行的早期研究由于考察不够全面获取数据受限等多方面原因，得出的结论是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后来一些学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不断地扩充和改善 CEO 权力及业绩的测度指标，并加入了不同的情境变量，证明了 CEO 权力大小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2.1 CEO 权力的界定与测度
一般而言，CEO 或者国内通常所说的总经理及总裁都是公司整个管理团队的核心人物，所处的职位赋予他们相当的权力，使其能够调配企业内部资源并适时做出适当的决策以实现公司价值的提升，因此，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运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马克斯韦伯以及紧随其后的帕森斯都按照自己的观点对权力进行了相关定义，简而言之，韦伯认为权力指即使周围人反对的情况下仍能够按照自己本身的意志行动的能力，而帕森斯则将其描述为一种能够使组织内部各组成部分有条不紊地按照章程行事的能力。由此可以了解到，公司内部 CEO 所拥有的权力是一种具有持久性和排他性的能力，正是如此 CEO 才能支配企业内部相应的各种资源，进而使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顺利进行。 最初的企业制度下,公司的所有者一般也是企业经营活动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享有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身为一个组织其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两权分离的现象也愈发普遍，同时伴随产生的还有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及契约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原本只属于公司股东和董事会成员所享有的剩余控制权的其中一部分开始逐渐向 CEO 过渡,并且 CEO 持股的情况也越来越常见，这些都导致 CEO 权力日益扩大，逐渐有能力干涉和对抗董事会的决定，逐渐参与到公司层面的重大战略规划和决策选择。关于 CEO 权力包括的范围是否存在明确的边界，学术界一直有较大的争议。一些学者坚持 CEO 权力应当有明确的边界，他们将权力限定为仅指其职务权力，也就是说在这部分学者看来 CEO 的权力都是由其在企业中的管理职位所带来的，并且已经和企业所有者通过契约的形式事先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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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EO 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从已有文献来看，关于权力和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已有不少，然而学术界对于 CEO权力是否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一直存在争议,实证研究的结果众说纷纭目前也并不统一。一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 CEO 权力大小对企业绩效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Lieberson 等人(1972)的相关研究表明，CEO 权力大小和企业业绩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Hannan 及 Freeman(1977)则从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的角度进行探索，他们认为由于环境因素能够对企业内部 CEO 的行为进行适当的约束，因此他们也得出了和Lieberson 相同的结论。此外， Hambrick (1996)及 Pfeffer (1997)等人也通过各自的研究得出相似的观点[20][17]。 还有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的相关研究证实了 CEO 权力大小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Mason (1984) 认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是提升公司价值的重要重要力量支撑，原因在于 CEO 拥有所有者所赋予的部分决策权，他们的这种自由裁量权越大企业价值会相应地增加[16]。Tushman (1985)和 Weiner(1981)均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证实了公司内部 CEO 及其行为方式与企业绩效表现之间有密切的关系[29]。Daily和 Johnson(1997)也认同上述 Mason 的观点，发展良好的公司越有能力赋予 CEO 更大的权力，进而导致公司价值上升至更高的水平，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共同发展[13]。Agrawal 和 Knoeber (2001)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多数企业的董事会在选择 CEO 时不仅仅考虑其管理能力还会结合性格特征进行综合评价，最终选择适合本企业发展的执行官[3]。Malatesta, Huson 和 Parrino(2001)的研究表明公司内部 CEO 的变更能够导致企业绩效表现发生变动[22]。Bertrand(2003)的相关研究指出，CEO 的领导风格会通过影响公司内部的政策体系和文化氛围最终影响企业的绩效水平[21]。Pornsit 和 Pandej（2012）研究表明，CEO 权力大小能够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决策产生影响，CEO 权力较大的公司，其资本结构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负向关系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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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12
3.1 创业板上市公司及其员工特点 ....... 12
3.1.1 创业板上市公司特点 ...... 12
3.1.2 创业板上市公司员工特点 ..... 13
3.2 CEO 权力强度与公司业绩........ 14
3.3 CEO 权力强度与公司业绩波动性 .......... 15
3.4 制度环境与公司业绩及其波动性 .......... 16
第 4 章 研究设计 ...... 18
4.1 样本数据 ...... 18
4.2 变量描述 ...... 18
4.3 模型设定 ...... 23
第 5 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25
5.1 描述性统计 .......... 25
5.2 主成分分析与变量相关性统计 ....... 26
5.3 模型的多元回归结果 ........ 27
第 5 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表 5.1 是对制度环境、创业板上市公司 CEO 权力强度与公司业绩及其波动性的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为了使表格更加明了，有关公司业绩纵向波动性研究的变量只放入了 Std_ROA，其余变量并未在此列入，所以表格中样本量一列出现了两个数字。企业绩效纵向波动性是将单独的一家企业当作考察对象，因此所得到的 std_ROA数据观测值数量就是样本公司数 193，其他影响公司业绩及其波动性的变量则是包含研究样本三个观测年度区间内的数据，每一年都有一个观测值，故其观测样本为公司数乘以观测年度 579。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司业绩波动性指标|u_ROA|与 Std_ROA 的标准差都很小，很可能意味着前文提出的关于 CEO 权力强度与公司业绩波动性关系的假设得不到验证。依据描述性统计可以推算出,处于较好外部环境即市场化指数高于行业中位数的企业占整体的 52.5%，意味着完善的外部制度环境能促进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不断成长。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的权力指标(power_pc)的波动性明显大于等权平均的权力指标(power_ew),因此可以预见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的权力指标的回归结果可能比等权平均的权力指标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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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 CEO 权力大小对企业绩效及其波动性产生的影响,并加入外部制度环境因素，进一步考察制度环境对 CEO 权力大小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次实证研究以 2013-2015 年间 193 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逐步验证最初提的假设，最终得出相应的结论。本文主要基于Finkelstein的管理权力模型,借鉴了Jerayr Haleblian衡量CEO独裁情况的指标，参考权小锋、吴世农和于雪燕所选取的测度 CEO 权力强度的指标，结合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获得性，从四个维度选取了 8 个具体的指标综合评定 CEO权力强度的大小,并在对综合指标合成上分别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等权平均法以保证结果的稳定性和可信度。关于公司业绩度量指标的选取,考虑到我国创业板股票市场机制的特殊情况，本文采用了相关研究中最常用的会计业绩衡量指标 ROA。关于企业业绩波动性的研究，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回归分析，纵向波动性用研究期间内 ROA 的标准差来表示，横向波动性以 ROA 的回归预测值和实际值之间差额的绝对值代表。 最终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而言其 CEO 权力大小会对企业的绩效表现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与业绩波动性虽然大体上是负相关但是并不显著，同时，通过对制度环境这一调节变量的研究发现，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能够削弱 CEO 权力大小与企业绩效表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前人采用主板上市公司数据得出的结论是 CEO权力强度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且与业绩波动性也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研究得出的创业板上市公司 CEO 权力强度与公司业绩关系的结论与权小锋等人用主板上市公司数据得出的结论有很大的出入，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创业板上市公司中有 95%以上都是高新技术企业，因此高度重视创新水平的提升和员工创造性的发挥，公司内部高端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也需要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成长环境，这就需要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的组织结构来支撑，而 CEO 强权会导致公司组织结构比较死板缺少弹性和灵活性，不利于组织创新和员工创造性的发挥，进而对企业的业绩表现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还显示出，制度环境这一外部因素能够削弱企业内部 CEO 权力大小和企业绩效表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公司作为存在于外部大环境系统中的子系统，其内部治理机制、绩效表现和 CEO 的行为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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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企业管理硕士论文范文二：企业迎合行为、政府补贴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资源配置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而政府补贴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缺陷。但是随着分权化改革的实施，地方政府对地方财政有了更大的自由支配权。因此，这就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处于自己的某种考虑来对地方企业给予不太合适的政府补贴；于此同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上市公司可能洞察到政府发放补贴的动机，而去采取相应的行为去迎合政府的动机，从而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这样就会导致资源的错配，使资源达不到优化配置，降低资源的使用效率。 据中商情报网报道：“2015 年 2847 家 A 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显示：有超过 96%的上市公司在不同程度上获得政府补贴，共计获得政府补贴额 1194.47 亿元。”这个数额较 2013 年的 737.1 亿元和 2014 年的 885.8 亿元进一步增加。其中，中石化获得 50.02 亿元，位居榜首，而亚翔集成仅仅获得了 800 元。由此可以看出，政府补贴作为稀缺资源，即便现实中政府补贴的覆盖率每年都在增加，但并不是每个上市公司都可以得到，而且即便得到所得的数额也有较大的差异。 作为微观主体的上市公司为了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它们会有足够的动机去采取行动尽可能获得尽可能多的政府补贴。虽然政府在配置补贴资源的时候会制定相关准则，也会对申请企业进行评审和调研，但是由于政企之间信息不对称，政府处于信息被动的一方不能准确了解到企业的盈利性、成长性等真实情况，这就会使企业可乘之机——主动采取行动去迎合政府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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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概念界定
本文中的迎合行为主要是指企业为了获得政府补贴，而采取的迎合地方政府意向的行为，主要包括负向盈余操纵行为和寻租行为。 盈余管理研究主要出现在会计领域。但是关于其见解并没有达成一致看法。有的学者认为盈余管理就是当会计政策可以选择时，企业管理者肯定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政策的行为。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者为了谋求私利或者企业的利益而故意控制对外公布的财务报告的行为[21]。而邹小芃、陈雪洁(2001)研究认为，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者迫于利益相关者的对其未来盈利的压力或者其他指标的监管，而去选择可以使企业达到要求的会计政策去操作和报告[75]。 寻租概念第一次是在 1974 年由著名经济学家 Krueger 在探讨在国际贸易中之所以出现保护主义政策的原因时提到的。他认为寻租是通过政治的权来获得利的活动。之后相继有多名经济学家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魏杰和谭伟（2004）通过研究认为，寻租就是指企业为了得到政府提供的特定保护，进而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而向拥有政治权利的政府部门交租金；而对于政府来讲，由于政府部门官员拥有对一定资源支配的权利，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或者升职等而进行“设租”[65]。朱文静（2009）认为由于政府部门对稀缺资源有一定的支配权，并且这些资源对企业有利。因此，企业有动力去向相关官员进行“寻租”，同时有权的一方为了自利也会主动“设租”，从而形成权与利的“双向寻租”[84]。陶国庆（2011）认为，寻租行为是一种非生产性寻利行为，并且交易成本相对较高，严重浪费了我们的社会资源[62]。 本文中的负向盈余操纵行为就是盈余管理的一种，主要指的是公司高管在相关法律法规情况下，故意做低企业利润甚至到亏损的行为。寻租主要是指权与利的“双向寻租”。即地方政府官员对政府补贴有支配权，官员为了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设租”，同时企业由于需要这些资源而对其进行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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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政府补贴相关综述
众所周知，政府补贴在地方财政支出中占据着不少份额。之所以政府会给予上市公司经济上的支持，政府是有自己的动机和意图。并且王凤翔和陈柳钦（2005）指出只有在政府和企业之间产权清晰的情况下，政府才会处于某些目的来干预企业追求对他们有益的活动，只有这样政府补贴行为才会产生[64]。 首先，政府发放补贴动机之一就是为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及 GDP 的增长。其根本原因是为了让自己在中国式“政治晋升竞标赛”中取得胜利。Kornai（1979）认为之所以国有企业会出现预算软约束，主要是出于政府强大的“父爱主义”，但是他又指出地方政府之所以干预当地经济的发展，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使当地经济发展，从而使自身完成政治晋升[14]。周黎安（2004）认为，由于我国现在政府不断对企业进行补贴其主要动机是刺激企业不断投资，从而带动当地 GDP 的增长，而 GDP 增长正是考核官员晋升的主要指标[76]。其次，地方政府在追求当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考虑当地就业情况。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政府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当地政府维持就业率的稳定。Carlson（1983）通过研究经济危机之后瑞典发现，由于经济危机的发生，从而导致瑞典的失业率不断增长，政府为了维持就业率稳定而将大量政府补贴给予陷入危机的企业，不仅可以帮助其度过难关，并且还是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Harris(1991)通过研究发达国家政府，发现政府提供给企业的政府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就业机会的增加[12]。Eckaus(2006)通过研究中国出口补贴的原因以及效果，结果发现政府发放出口补贴主要是为了避免当地企业的倒闭以及维持当地就业率，进一步认为政府补贴是可以有效解决失业问题[20]。王凤翔和陈柳钦（2005）指出政府之所以对当地竞争性企业进行补贴，动机之一就是为了增加当地就业[64]。唐清泉和罗党论(2007)通过研究 2002-2004 年上市公司，发现政府补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随着政府政策的变化，政府补贴并没有帮助上市公司配股的动机。反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越多，获得的政府补贴会越多[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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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企业迎合行为与政府补贴关系综述
企业迎合行为主要包括盈余操纵以及寻租行为。并且，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以往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某一种行为与获得政府补贴的关系。以往关于寻租与政府补贴关系的研究，学者普遍认为政府补贴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其主要目的主要是致力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创造就业、维持社会稳定、改善市场环境、帮助本土企业做大做强以及维护本土企业利益。Khwaja 和 Mian（2005）则以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由于地方政府的官员手中掌握着对政府补贴支配权，因此企业有动机去通过寻租来获得政府补贴[15]。Faccio（2006）研究发现，与政府保持联系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补贴，而且关系越紧密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10]。胡旭阳（2006）指出，民营企业家与政府有关联的企业比较容易进入金融市场，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并且当地方政府的补贴资金比较充沛时，民营企业更可能通过寻租的方式来获得政府补贴[39]。陈冬华（2003）通过研究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身份与政府补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董事会成员在政府部门担任一定职务时，上市公司就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但是当董事会成员在中央政府任职对政府补贴的获得就没有显著影响[28]。余明桂（2010）等发现，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公司更有可能通过寻租的方式贿赂具备补贴分配权的政府官员[69]。梁轶（2010）在研究中指出存在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50]。申香华（2010）研究认为，在配置政府补贴这一资源时，政府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从而使得企业向官员进行寻租活动，进而使补贴流入不应补贴的企业[58]。胡浩志和黄雪（2016）以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寻租可以使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40]。这与以前学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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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上市公司政府补贴的现状分析 ....... 14
3.1 政府补贴的总体分布情况 ....... 14
3.2 政府补贴的行业分布 ........ 14
3.3 政府补贴的地区分布 ........ 17
3.4 政府补贴的所有制分布 .... 18
3.5 小结 ........ 18
第 4 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20
4.1 政府发放政府补贴的动机分析 ...... 20
4.2 企业迎合行为对政府补贴的影响 ......... 21
4.3 政府补贴与财务绩效的影响 .......... 22
4.4 企业迎合行为对政府补贴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影响 ......... 23
第 5 章 研究设计 ........ 25
5.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25
5.2 变量设计 ....... 25
5.3 模型设计 ....... 28
第 5 章 研究设计
5.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是 2010-2015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文章中所用到的财务指标和计算相关指标运用到的数据以及公司治理数据均是来自 CSMAR 数据库以、wind 数据库以及 Choice 数据库,并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样本；2）剔除关键指标缺失的样本，并且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本文还运用 STATA 软件对变量中全部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极端值 Winsorize 收尾处理，最终得到 10254 个有效样本。本文采用超额管理费用代替寻租费用，原因有三点：（1）寻租费用在公开数据中是不可得的，但它可以在销售费用或者管理费用中反映出来。黄玖立和李坤望（2013）认为管理费用下具体科目中招待费用、差旅或者会议费都是与寻租费用有直接关系的明目。（2）目前相关研究下，杜兴强等（2010）、万华林和陈信元（2010）以及肖兴志和王伊攀（2014）这些学者都在使用这一变量来代替寻租费用，说明该变量有一定的科学性。超额管理费用的算法主要是借鉴了 Anderson et al. (2006)[2]的模型以及万华林和陈信元(2010)[67]的方法，把超过正常营业的管理费用作为寻租费用的替代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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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主要利用 2010-2015 年全部 A 股上市公司（剔除金融行业）的公开数据，主要的思路以及主要研究内容：首先回顾了以往国内外学者关于政府补贴问题的相关研究，对其进行梳理过程中提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本文要研究的方向，随后从行业、地区以及所有制形式三个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 2009-2015 年获得政府补贴情况进行详细统计分析，并且将本文焦点集中在盈利情况不同的上市公司其迎合行为、政府补贴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 通过上述研究，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本文通过统计可以看出，2009-2015 年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发放的补贴的力度以及覆盖率一直呈增长趋势。其中，中国石油在 2013 年获得高达 103 亿元的补贴。从行业来看，通过分析政府补贴在不同行业中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政府还是比较倾向把更多的补贴给予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业以及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行业；从地区分布来看，虽然每年不同地区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补贴总额每年递增，国家虽然一直在鼓励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是西部增长幅度要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可能还是由于西部地区政府主要经济实力不行，没有能力去对当地企业给予更多的补贴，这样很可能会增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从公司所有制来看，政府对国有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补贴额都有大幅度增长，但是从占比而言，政府发放补贴时还是比较倾向于国有企业。
（2）本文研究首先基于公司盈利性不同将样本分成两个子样本——以各个年份各个行业的剔除政府补贴后总资产收益率中位数为分界线，高于中位数的盈利性较好的企业，低于或等于中位数的为盈利性较差的企业。通过政府补贴与寻租和负向盈余操纵多元回归实证研究发现：盈利较差的上市公司更加倾向通过采用负向盈余操纵去迎合政府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而盈利较好的上市公司则更倾向于通过寻租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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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企业管理硕士论文范文三：我国上市公司选择异地独立董事的影响因素及其绩效研究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我国的资本市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一快速发展过程中很多公司不可避免地出现很多内部治理问题。如大股东凭借自身优势凌驾于小股东权益之上的“掏空”行为、管理层非法挪用企业资金、进行财务信息造假和虚假披露、对市场的运行进行不合理的操纵等。此外，由于股权集中度较高，出现严重的内部人控制，而公司内部治理缺乏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从而导致董事会运作不规范等。可见，企业缺少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使得大股东或管理层有机可乘，进而不断出现上述治理问题。为有效治理上述问题，我国于 2001 年正式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并在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在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之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不得少于 1/3，还对独立董事的具体任职条件和职权方面做出详细规定。通过制定相关要求和准则将独立董事硬性应用于我国公司治理，独立董事制度源于美国，作为“舶来品”对我国本土制度和文化或许有些“水土不服”。在实践当中，独立董事制度也不断地显现出问题。如独立董事不够独立、职责缺失，成为“花瓶”、对权责的法律界定不明确、与监事会的关系混乱等。这些问题的暴露无疑对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效果和作用提出挑战。 随着上市公司规模的发展壮大和治理的不断完善，始终对上述问题进行关注并寻求解决办法。于此同时，独立董事制度日趋完善，能够实现监督职能，独立董事的背景及作用也发生着改变，显现出新的特点。从总体来讲，独立董事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并且教育背景、专业技能、职务职称、社会资本等方面也在不断提高。这些独立董事的增加一方面提高了其获得信息进行判断的能力，能够更好的发挥监督作用。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公司提供咨询或是某方面的便利。在保持独立的情况下，这两种作用同时发挥，能够有效提高公司的治理效果。同时，我国有很多公司存在着异地独立董事，即这些独立董事的居住地和工作地与上市公司注册经营地不同。而这些异地独立董事的履职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如往返交通费、住宿费、餐费、时间等。那么上市公司为何不选择当地独立董事，而非要舍近求远，这些异地独立董事与本地独立董事又有何差别，能够为公司带来什么？这些疑问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思考，基于对这一现象的好奇，本文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异地独立董事进行研究。试图从上市公司选择异地独立董事影响因素及选择异地独立董事带来的绩效进行解析，以期为异地独立董事的选聘和任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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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独立董事的个体特征是近年来公司治理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随着地理经济学的迅猛发展，独立董事任职地点的相关问题逐渐被广大学者关注和研究。本文既从缘由探讨了异地独立董事选聘的影响因素又从结果探究了上市公司选择异地独立董事带来的绩效，比较全面的对异地独立董事这一研究对象进行解析，对现有对于异地独立董事的研究既是继承也是发展。并且本文将上市公司分为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两组进行对比研究，综合了上市公司地理位置和产权性质因素。在选择异地独立董事绩效部分考察了异地独立董事与代理成本、经营绩效、政府补助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更全面的理解独立董事异地任职这一研究视角。 异地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治理主体的一部分越来越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上市公司中。异地独立董事远离公司总部的核心，对于公司的经营决策了解相对较少，那么上市公司选聘异地独立董事是出于何种目的，异地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是困惑我们的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的研究详细分析了上市公司选择异地独立董事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进而分析选聘异地独立董事的成本与收益，不仅能够对这种现象有所解释，还能够为上市公司是否选聘异地独立董事提供借鉴和参考，并提出适当建议，从而缓解上市公司的代理冲突，降低其转化为代理成本的可能性及潜在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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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独立董事相关研究
2001 年 8 月，我国正式实施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不论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还是一种职业都倍受热议。国内外学者对独立董事整体实施效果、独立董事个人特征及其产生绩效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从独立董事选聘的影响因素和绩效两方面进行梳理和总结。理论上讲，独立董事制度设立的初衷是监督管理层及内部董事，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在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决策、董事更迭、选派经理、绩效评价考核等重大问题上发表客观意见，保持独立行权。而实践中，独立董事的选聘往往不够科学，独立董事提名委员会（原董事会成员）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然后由股东大会选举决定。在此情况下，管理层往往是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提名结果通常受到影响甚至控制。由于这种选聘机制严重缺乏独立性，因此对通过选聘的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监督职能持有怀疑态度。 Lorsch（1989）研究发现美国公司的管理层在选聘新董事会成员时通常起着决定性作用[1]。独立董事承担着重要的监督职能，在选聘时往往受经理层影响，并且有些时候是公司发展过程中的特殊需求。Gilson（1990）发现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经理层选聘的独立董事通常具有以下特点：银行背景或其他公司股东[2]。Kaplan 和 Minton（1994）认为日企经理层往往会在公司经营绩效表现不好时选聘更多独立董事[3]。Hermain 和 Weisbach（1998）的研究报告发现企业在选聘董事成员时与 CEO 任期和经营状况有关，当 CEO 将要离任退休时，会增加内部董事的指派，而企业经营状况变差时，则增加独立董事的选聘[4]。可见，独立董事的选聘既受管理层影响，也受公司经营状况影响，当企业经营状况变差时，倾向于增加独立董事，向外界传达治理完善的讯号。Mark and Li（2001）以新加坡为背景进行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数量与管理层持有的股份成反比，且由政府控股的企业中这种反比更明显[5]。而我国学者王跃堂（2003）研究发现：公司股权越集中，越愿意设立独立董事；公司分派现金红利的能力越强，独立董事相对容易设立；公司被关联方占用的资金越少，独立董事的作用越明显[6]。杜胜利、张杰（2005）认为企业绩效、企业价值及创造能力、诉讼、仲裁事件、独立董事工作时间等因素均影响独立董事的选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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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异地独立董事相关研究
目前，我国关于异地独立董事的研究还比较少，通过运用不同的词条检索、研读文献、整理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篇。这些学者中以孙亮、刘春等为代表，从异地角度直接研究，以周泽将、刘中燕等为代表从本地任职角度入手研究独立董事任职地点的不同及产生结果。本文主要从选择异地独立董事的影响因素和绩效两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独立董事制度在公司治理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出现了大量异地独立董事，而他们不同的个人特征也越来越多的进入研究视野。地理距离不仅会影响独立董事获取、整合、使用信息资源的成本和效果，还会影响其与 CEO 的关系（Ciccotello S. Alam et al，2014）[40]。Hong wan（2008）对此持相似观点，独立董事与企业距离越近，越容易构筑社会网络，获得企业经营相关信息[41]。Rosen（2004）[42]和 Petersen（2004）[43]认为如果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注册经营所在地相距较远，对上市公司运营状况的了解不得不依赖于财务报表等公开披露的信息，这些只能够大致了解企业的基本状况，而对企业的长期直接观察甚至是与企业相关人员交流才能获得企业经营的核心信息。并且 Masulis 等（2012）发现，公司中存在外国独立董事影响财务信息质量，财务报告质量较低，也就说明外国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较弱，不能对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督[44]。上述研究无一不说明，地理距离对独立董事获得信息、发挥职能具有负向影响。本地独立董事在本地拥有较多信息和人脉资源，并且也很注重他们在本地的名声和威望，因而对公司的监督更加慎重和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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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12
3. 1 异地独立董事选聘的影响因素 ........ 12
3.2 异地独立董事选聘的绩效 .......... 13
3.2.1 异地独董的存在性与公司代理成本 .......... 13
3.2.2 异地独董的存在性与公司经营绩效 .......... 13
3.2.3 异地独董的存在性与公司政府补助 .......... 14
第 4 章 异地独立董事选聘的影响因素及绩效分析 .......... 15
4.1 异地独立董事存在的现状 .......... 15
4.2 异地独立董事选聘的影响因素及绩效 .... 20
第 5 章 上市公司选择异地独立董事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23
5.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23
5.2 变量定义和模型设计 .... 23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24
5.4 本章小结 .......... 30
第 5 章 上市公司选择异地独立董事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5.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9-2015 年沪深两市Ａ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作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类行业的观测值；（2）剔除处于 ST、*ST 等非正常交易状态的观测值；（3）剔除数据不完整或缺失的观测值；（4）剔除异常值。经过整理，上市公司选择异地独立董事影响因素部分共有 530 家企业，最终剩余 3710 个观测值，上市公司选择异地独立董事绩效部分共有 1185 家企业，最终剩余 8295 个观测值。其中，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 数据库，CEO 年度报酬及部分财务指标数据来源于 choice 金融终端数据库。本文运用 EXCL 进行数据整理，Eviews7.2 进行计量分析。 被解释变量为是否存在异地独立董事的虚拟变量，若样本公司当年至少拥有一位异地独立董事便取值为 1，否则为 0。 主要解释变量为公司的代理冲突，并且以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冲突及大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冲突衡量。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目标往往不同，管理层具有凭借信息优势进行自利行为的动机和条件，如偷懒、在职消费、过度投资、甚至自定薪酬等。本文参考 Bebchuk、孙亮等的研究，以 CEO 年度报酬占公司报酬最高的前 3 名高管报酬之和的比例来衡量第一类代理冲突，用 CPS 来表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冲突越大，通过各种方式实现自利行为的可能越大，最明显的表现是获得更高的报酬。CEO 年度报酬占公司报酬最高的前 3 名高管报酬之和的比例越大，代理冲突也越大。在股权相对集中的状况下，中、小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利益目标往往也不一致，表面来看，大小股东均享有公司的剩余索取权，然而只有大股东掌握实质的剩余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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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独立董事承担着重要的监督职能，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负责，不仅承担着监督管理层的职能，也为管理层献计献策，作为“智囊”实现咨询功能。独立董事制度在日渐完善，独立董事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在不断提高，独立董事的不同特质和背景也对公司决策及发展等方方面面产生影响。随着地理经济学的快速发展，独立董事的异地性逐渐被发掘，但从正面直接研究异地独立董事的文献很少。本文在参考沿袭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大量上市公司存在异地独立董事的现象从原因和结果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选取了全部上市公司 2009 年到 2015 年的数据，将研究分为两个部分。异地独立董事选聘的影响因素部分共有 530 个样本，3710 个观测值，上市公司选择异地独立董事绩效部分共有 1185 个样本， 8295 个观测值。并按上市公司所在地和产权性质区分为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样本及国企和非国企样本，比较分析不同样本代理冲突与异地独立董事存在性及异地独立董事存在性与代理成本、经营绩效、政府补助之间的关系。 代理冲突作为异地独立董事选聘的重要影响因素与异地独董存在性显著正相关，即上市公司的代理冲突越大，异地独立董事选聘的可能越大。异地独立董事远离上市公司，地理距离可能会削弱他们对上市公司真实情况的了解，进而影响监督能力。而代理冲突越大，管理层和股东、中小股东和大股东的利益偏离越大，拥有资源优势和控制权的一方就更可能产生自利行为，而异地独立董事则是弱化监督的一种选择。本文为防止异地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地点的偏远有关，特提取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两个子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均表明代理冲突与异地独董选聘的可能性呈显著正向关系，结果具有一致性。并且不论是国企还是非国企，选聘异地独立董事的概率均与代理冲突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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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