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引言
“农民工”的大量产生，是改革幵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由其所决定的城市化模式的产物。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主动进入全球生产体系，在国际资本大量流动的背景下，实行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充当了全球生产中的“世界工厂”。而实行这一模式的基本要求，是廉价劳动力在城镇与资本的结合，这是导致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常年跨地区向城市流动的城市化模式的重要动因。农民工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得到的却是较低的回报和待遇。农民工的大量使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近代以来我国通过汲取农业剩余和“内向积累”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的延续。由于近代以来乃至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偏向”政策；我国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所造成的农民工的低收入；历史形成的几乎是无限供给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市有限吸纳能力之间的突出矛盾等诸多因素，都造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进而实现市民转化的困难。截止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己经达到2.6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亿人，比上一年增加377万人⑴。农民工现象是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也凸显出中国发展的公平正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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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农民工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
2.1社会资本的内涵
布迪厄建立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上的定义是后来的社会学界相关理论研宄的基础。而对于本文研宄具有更多指导意义的是罗伯特?普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他在《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会下降的社会资本》一文中分析了美国社会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公众发生的细节上的变化：美国人单独一个人打保龄球的比例日益增高，而且家长教师联谊会、妇女俱乐部、红十字会等团体的成员数量下降[39]。他认为社会资本下降直接导致美国的近20年来的民主混乱与社会信任下降。结合分析他提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网络等，具有生产性，能够通过对合作的促进而提高社会效率。普特南描述的社会资本对应的主体为整个美国社会，利用社会资本存量的概念，将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网络联系起来，认为社会资本存量是影响社会集体行为以及长期原则的重要因素。结合普特南的研宄视角，本文认为对应于整个社会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其作用与意义除了普特南所描述的公民参与外，更重要的在于社会资本对于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融合的作用与意义。导致社会分化的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源的分配规贝，因此本文提出社会资本是资源的社会网络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资源以社会网络关系进行分配的逻辑结果。
2.2关系社会下社会资本的意义
强关系是社会纽带的重要组成。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弱连带优势” [42]，过于强调弱关系所带来的社会网络的广度，以及在这种广度下资源与信息的丰富性。但他却忽视了在中国语境下，社会行为中的重要成本——“强关系”。强关系是中国社会网络中私人渠道资源交换的重要前提条件，“人熟好办事”的思维贯穿社会文化。在许多情况下，“人不熟”就要借助可能存在的“熟人”作为强关系中介力量，完成社会资源的交换过程。在中国关系社会的语境下，关系社会资本是农民工群体社会行为的重要社会成本之一，它的作用是农民工社会生产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缺乏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农民工往往需要付出相比城市居民更高的成本完成自己的社会行为。因此在关系社会的语境下，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研宄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第3章城市规划管理与农民工社会资本一一居住........25
3.1农民工的城市居住方式和结构.........25
3.2 “落脚基地”的兴衰和再造一一农民工城市融入与“城中村” ........26
第4章城市规划管理与农民工社会资本一一就业.........43
4.1核心矛盾一一农民工就业的非正规特征与城市规划管理的正规化要.....43
第5章城市规划管理与农民工社会资本一一公共服务.........57
5.1城市规划管理视界中的盲点............575
5.2“鸿沟”和“错位” ............59
第5章城市规划管理与农民工社会资本——公共服务
5.1城市规划管理视界中的盲点
城市规划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和安排的体系、标准，都是依据有关技术标准条例与规范的，而现行的技术条例与规范的制定，都是以城市常住人口特别是具有正式城市户籍的市民为对象，例如，根据《城市用地分类标准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下文简称标准)，指标的计算是以常住人口统计为设计依据。《标准》规定，常住人口为户籍人口和半年以上的暂住人口，前者是针对于城市居民的，后者则只包括在城市中半年以上的登记注册的流动人口，而流动性较高的农民工则基本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有关的技术标准与规范中没有任何对于农民工特定的公共服务需求的说明与规定，这使得城市管理部门难以有针对性地考虑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安排。
5.2 “鸿沟”和“错位”
随着我国市场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化，有专家指出城市内部正在形成新的“二元结构”，即农民工、城市贫困人口与一般市民之间的分化和结构关系。在城市公共服务领域，我们也若隐若现地看到这种"二元结构”。由于有形或无形的社会排斥和制度排斥，农民工群体与一般市民在物质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消费存在明显差异，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方面，也凸显出社会结构性的差异。城市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多类公共服务设施，名义上是为城市现有人口提供服务的，但农民工由于收入低、城市利益集团的排斥以及城市人文环境等因素，都无法享受城市公共设施的服务。例如，城市公共图书馆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但是现阶段我国图书馆中，尤其是大型的省市级图书馆中却鲜见农民工的身影。这也许与图书馆所提供的读物与农民工需求的关系、开放时间与农民工工作时间关系等多种因素有关，但图书馆通常是“高雅”、肃穆、庄严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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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结论与建言
结论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农民工通过社会资本的运用、培育和发展，顺利实现城市转化，是减少城市化中的社会摩擦和成本、提高城市化质量、实现健康稳定城市化的重要课题。而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担负着合理安排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配置及城市空间布局、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良性发展和建构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空间关系和条件、促进农民工顺利实现城市转化的历史性任务。城市规划要有效实现这一目标和任务，需要进一步树立公平正义理念，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建设。一、现阶段农民工问题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历史上我国农村的“内卷化”发展，近代以来中国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而对农业剩余的过度汲取，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构成了产生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过程，是建立在农村资源基本上是向城市单向流动基础上的，农民工为工业化、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并承担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代价。由于历史积累的种种矛盾与现实的社会、制度条件，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转化面临着诸多困难和约束。
建言
一、适应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推进城市规划转型。推进城市规划从经济建设主导向社会建设主导转变，城市规划的政府职能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针对多年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巨大社会代价和成本，着力促进社会修复和社会重建。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公平地进行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的分配，对农民工群体给予特别的利益补偿，让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福利更多地惠及农民。二、转变城市和城市规划治理模式。从单一的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向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社会公众协作和共同治理模式转变。转变规划管理的单一国家视角和理性主义、“极端现代主义”理念，强化规划的“人民视角”和社会包容性，实行“包容式管理”。促进有效监督和约束权力和资本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发育，建立健全城市规划公众参与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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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