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朱熹到王阳明:心学之崛起
正如众多的研究者已经表明的那样，王阳明的学说，是在朱子学己经笼罩思想知识界的语境中发生的。虽然人们总是把他和陆象山归宗于一派，并称为陆王心学，但实事求是地说，王阳明的思想，的确“是从朱子学出发的”’。在同朱子的学说系统长期奋斗的过程中，王阳明不断地对朱熹的理学进行修正，并发展出一个全新的系统—阳明学。他的努力不仅卓有成效，而且意义深远，这己经为思想史的行程清晰地证明。从朱子学到阳明学，其中的演变与走向，固须梳理辨别，但或许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一思想事件究竟透露出怎样的一种意蕴?
(一)朱熹理学体系及其理论偏向
理学滥筋于宋初，形成于北宋五子，至朱熹而臻于大成。作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以二程思想为主干，吞吐各家，兼采众说，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进行系统的整理、消化、融摄与发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将理学推至空前完备的形态，与此同时，理学固有的理论缺陷也随之凸现出来。
朱熹哲学的核心范畴是继承于二程的理。在二程的论述中，理是对事物关系、秩序、本性和规律的抽象，理是普遍的，无时无处不在，贯通天人，囊括自然界和人伦社会。朱熹肯定了理的普遍性，并对之作了更具体的说明 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其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 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理作为宇宙的最高本体，弥漫流行于天地一切，指向自然规律的“所以然”与标志社会生活准则的“所当然”在理之中合为一体，而人类社会的三纲五常则构成理的核心内容。在肯定理的普遍性的同时，朱熹又赋予理以客观超验的性质。
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莱亡.人得之者，故大行
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理不以人的意志、作为而转移变化，因而成为具有客观性的存在。
二、阳明心学的德性伦理向度
(一)心之良知—德性的本体之真1、道德本体与道德主体
“先生之学，心学也，心即理也。”’“心即理”是陆王心学的共同标帜，也是其理论的基石，它与程朱理学所主张的“性即理”构成了宋明理学史上两大基‘本命题，也成为区分程朱与陆王的主要标志之一。陆九渊对“心即理”这一思想命砰的阐述并不充分，，而王阳明则对之有详尽、系统的阐发，诚如学者所指，“‘象山因体之于身，而能识心体之大，阳明复能展之以理，更见其丰富与精微。”3“心即理”可以说是王阳明哲学的第一命题，没有“心即理”命题作为前提预设，就不会有后来“知行合于”以及“致良知”学说的形成。坏了解“心即理”这个阳明心学的原初命题，就无法准确地把握阳咀思想的整体。
宋明理学的理论关注点在于:如何成为一个圣人。圣人之境何以可能?这以另一个问题为根据，即:人是什么?人能成为什么?因此，心、性的辨析就在逻辑上构成了理学解决内圣之境何以可能的切入点，也是程朱与陆王共同关注并着力解决的理论问题。在心、性的定位以及心性与理的关系问题上，阳明与程朱存在重要理论分歧。“心即理”(，’，自体”)与“性即理”(“性体”)即体现了阳明与朱熹各异的运思趋向，并由此带来成圣功夫的不同进路。“心体”与“性体”的根本分歧不在于如何界定“性”或“理”的涵义，而是如何确切地把握“心”的丰富义蕴，以及心与性、心与理的关系。
朱熹认为“心”是一个包含知觉情感、具有经验意识意义的的范畴，不能直接等同于理，“心是动底物事，自然有善恶”。因此朱熹虽然也承认事实上人心只有一个，但从“存天理，灭人欲”的目的出发，他始终在道德和哲理的层面上严格区分“道心”与“人心”，强调和凸显两者之间的差异，“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认为只有道心纯然符合天理，而人心始终沉沦于世俗情欲。提出以道心节制、压抑乃至消除人心，“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恰似那无了人心似的，只是要得道心纯一”。2在朱熹，认为只有区分这两种“心”的差异，才能保证外在道德伦理规则的合理性，从而，在从世俗沉沦到超越天理的提升中，不间断的修养与学习如格物致知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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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朱熹到王阳明:心学之崛起........................3
(一)朱熹理学体系及其理论偏向..............................3
(二)陆九渊与朱熹的思想交锋及其意义..................5
(三)宋末至明初心学思潮的演变与王学的崛起......9
二、阳明心学的德性伦理向度............14
(一)心之良知—德性的本体之真...........14
1、道德本体与道德主体...........................14
2、良知主体的情感向度..................20
(二)良知之致—德性的工夫之门........25
1、从格物穷理到诚意到致良知....................25
2、致良知之义理透析与逻辑展开......................29
(三)天地人我—德性的澄明之境.....................40
1、成己与自得的个体德性境界.........................40
2、“万物一体之仁”的普遍伦理关怀...................44
三、当代视野:阳明心学伦理的意义之域.......48
(一)在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之间......................48
(二)万物一体之仁的现代视境...................52
结束语
“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数百年前，王阳明因世人不明本心良知、只徒向外追逐，而发此忧愤之语。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时，不能不感到阳明痛心之语发人深省。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前，我们对阳明心学以及儒家德性理论，进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如何才能推陈出新?在很大程度上，这可能取决于我们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传统伦理的“当初”与“当下”的关系。必须看到，儒学伦理既是一种历史积累，也是一种即在形式，是传统性与当下性的复杂交织。
从而，当代的儒学研究不应仅是回溯式的，更需要前瞻性的视野，需要突破绝对历史还原的时空定格的评说方式，注重儒学传统的“流淌性、转活性，以及作为文化存有形式的时空分离特征和抽离化机制的可能度。”2在一定意义上，儒学传统与当下境况的须臾不断的关联，便是其可以创造地转化为现代性的源泉和资粮。任平先生曾指认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体两翼”的创新格局3，准此而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传统儒学德性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解读式创新和对话式创新这“两翼”上展开的。而事实上，对于传统儒学伦理研究而言，“一体”即对时代问题的反思，与两翼(解读式、对话式)本身是融合为一的:一方面，要重新开掘传统伦理文化的深层意蕴，开发其现代资源，返本而开新;另一方面，传统伦理文化也须“解构”与转换，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融旧而铸新。因此，仅仅对传统伦理文化作同情之了解是远不够的，我们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和当代人的实际，站在现代人生活的实存经验中达成对其义理的可理解性，在现代伦理的实践中寻求意义，而不是在意义中寻求意义。
参考文献:
(一)文橄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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