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一）研究目的
交往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和存在方式。人类所发生的一切现实活动都与交往息息相关，并直接影响着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在这里，我们要说，社会不仅是实践的产物，还是交往的产物，因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如果说，劳动是人类形成的必要条件，那么交往则是人类社会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个人层面上，从衣、食、住、行到学、思、践、悟，每一项人的基本属性都离不开交往的基本范畴。恩格斯曾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4]这里面包含着两个哲学范畴，一是人的物质的活动，二是人的精神的活动。物质活动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是人之为人所必须解决的问题；精神活动则是人作为动物的高级能力，是人世世代代发展、繁衍的保证。然而，无论是基本的物质需求还是高级的精神活动都是建立在交往的基础上进行的，离开交往、离开社会，这些活动也只能以本能的方式来呈现，而不是作为人的方式来呈现。在国家层面，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也离不开交往的概念。如果深入了解各个文明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交往是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纵观古今中外各民族和曾经盛极一时的王朝，那些保持与外界的交往的国家往往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的结果只能是自我的毁灭和遗忘。因而，我们可以说，交往是人类社会产生的重要前提。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形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主题，但当今世界依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与挑战。随着全球交往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逐渐连为一个整体，各国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与此同时，交往一体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接踵而至，国际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性日益突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能明显不足，全球范围内的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强行实施所谓的贸易保护政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行封锁围堵，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东西方之间、南北方之间的贫富差异越来越大，部分地区之间的争议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日益威胁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现象时刻提醒着人们，一切平等现象的背后始终存在着不平等的交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逐渐失去现实的支撑。这一切现象似乎是发展的合理代价，但实际却是不合理的行为，这些诸多的不合理的合理性交织在一起，相互发酵、相互影响，迫使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威胁，这些威胁与挑战与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因而也都是交往的产物。因此，从交往理论的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和反思，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这些问题，并进一步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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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交往”逐渐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尤其在自媒体以及通讯技术的推动下，“交往”已然成为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但大多数学者是站在传播学、历史学和管理学的角度予以关注，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面，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多。研究发现，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方向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关于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对交往概念的研究，其中包括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直接研究和交往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等方面的比对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范宝舟教授所著的《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杨耕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历史演变与基本问题》、刘明合教授的《交往与人的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等系列。在《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一书中，作者通过在对马克思交往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分别分析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主要构成概念，如“交往与生产”、“交往与人类历史演进”和“交往与人的发展”等方面，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交往理论来把握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哲学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历史演变与基本问题》一书中，作者分析了交往在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再次强调了交往在马克思世界历史形成和构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推进的，尤其是从 80年代开始，《哲学研究》将交往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专栏在全社会范围内加以讨论，主要内容便是“实践与主体性问题”。第二次则是 21 世纪以后，基于交往全球化的发展而展开的一系列关于交往问题的研究，相关的文章发表在《求是》与《哲学研究》的权威期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侯振武，杨耕 2018 发表于《哲学研究》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再思考》，对马克思交往理论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描述。作者认为，交往是一个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基础性范畴，必须将交往与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和人的发展理论相结合起来研究，“交往与生产互为前提，交往内生于生产，生产只有在交往中才能进行。个人的生产能力只有在交往中才能形成社会生产力，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内在地包含着互动。”[10]此外，李素霞教授的《世界普遍交往与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兼论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一文，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作出了方法论意义的阐释，李教授将交往与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联系起来，试图通过这一研究找到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11]这类研究视角较为传统，在学术界也是关于马克思交往理论比较早的一类研究，虽没有较大的创新，但其对理论的论述与文献的梳理对我们后面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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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基本问题
一、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历史渊源
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参天之木，必有其根。任何理论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的，必然有着其深厚的理论来源与思想基础，马克思交往理论也不例外。犹如在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之前，人类社会早已具备了与社会阶段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一样，“交往”一词在问世之前，西方学者也早已开始了对其相关的分析与研究，只不过用来表述的名称有所不同。西方最早涉及“交往”的思想要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后经历了英国经验论哲学、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后，到马克思交往理论才真正确立。因而我们可以说，“交往理论”并不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概念，而是一个既古老而又新颖的话题，它既形成于人类最早期对世界的探索与思考，又发展于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演进路径，并于马克思这里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是，前人的思想只是一些零散的文字碎片，并没有形成最终的理论体系，真正创立交往理论的是马克思，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一）古代西方哲学交往观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关注交往的话题，甚至可以说，“交往”一直以来都是众多哲学流派关注的焦点。从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到中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再到古希腊晚期哲学，都曾涉及到交往的领域。其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思想更是直接论及到交往的问题。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最早是以追寻世界本源这个问题而出现的，这个本源被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概括为逻各斯，在基督教神学中是可代指上帝的旨意，也就是万事万物的源头。即“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毁灭后又复归于它，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1]根据不同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古希腊哲学把水、火、气、土等具有代表性的物质概括为世界的本源，他们认为世界万物都由这些物质构成并最终统一于这些物质之中。围绕着不同的观点的观点，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古希腊朴素辩证法，而早期的交往思想就蕴含在这些讨论中。其中，被誉为“西方哲学之父”的泰勒斯就曾在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中涉及到了“交往”的思想。据记载，泰勒斯是第一个用自然的概念概括万物起源的问题的人。亚里士多德曾对他评价道，“他曾猜测水是万物的始基，世界是有生命的，并且充满了神。”[2]泰勒斯认为，“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滋养料，而且热本身就是从湿气里产生，并且靠潮湿来维持的万物的种子都有潮湿的本性，而水则是潮湿本性的来源。”[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早期自然学派的哲学家不仅看到了水、火这些自然物的属性，还看到了它们与其他物质之间的联系，例如水能够滋养万物并回归自身正是由于物质之间所具有的交往的属性。但此时的交往只局限于物质之间能量的变幻，早期希腊的哲学家们还没有关注到人自身。因此，这个时候的哲学思想也被称为古代朴素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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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交往理论“最广泛的意义”
交往理论是马克思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整体性范畴，它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各个时期。在相关著作以及手稿中，马克思对交往理论作了详尽的说明，并以此奠定了他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牵扯的概念十分广泛，经研究发现，马克思在阐述他的交往理论时牵扯到了多个基本概念，例如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世界交往、普遍交往等，但对具体的内涵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而仅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进行了简明的探讨。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其相关内容，我们需要对交往理论的基本概念进行初步的分析，以便我们接下来的研究能够顺利地进行。
（一）交往范畴的界定
交往范畴的英文是communication，德文是kommunication以及 verstandingung,在这里除了表示交往的意思之外，还有交流、交换、传播、通讯等多重含义。在词源意义上，他们都是起源于拉丁文 communis,最初有交流、分享的意思，而现在则衍生为情感的分享，思想的交流，信息的沟通等含义。根据 1968 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的解释，仅“交往”一词就具有十多种含义，例如语言的、情感的、心灵的、宣传的大众传媒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使用的是与现代德文交往概念不同的 verkehr 一词，这一德文除了表示沟通、交流、往来之外，还具有交换、流通的含义，而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也曾用commerce 来表示交往的概念，这就加大了我们后来对“交往”这一概念内涵把握的难度。
从传播学以及通讯学的意义上来看，我们日常中使用的“交往”概念，一般来源于传播学和通讯学。“从信息传播理论角度来看，交往既指实物、信息或意义的异地传输、移动或传达，也指资源、信息或意义的分享或共享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21]现代通讯学和传播学对“交往”的定义实际上更加符合现代人日常生活的用法，把交往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作用既符合相关学科的属性，又符合实际应用的属性。但这一定义却忽略了生产关系这个大的范畴，仅仅看到了交往的实用属性而忽略了它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属性。到了语言学、人类学领域中，交往的含义则发生了内涵的变化。在现代语言学、语用学以及人类学中，交往不仅具有上述所言的交流、沟通的含义，还具有促进社会系统得以运作的工具或导向的作用。例如，西方学者将“交往”看作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中介或手段，并通过对交往的研究来分析各种社会问题，并且在广义上交往还可以表示一定的政治体制、道德文化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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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生成脉络······················41
一、早期探索：从“天上的云雾”到“尘世的生活”···································41
（一）人与自然的交往：《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意志······················· 41
（二）人与社会的交往：《莱茵报》时期的社会实践······················· 43
第四章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容阐释································ 61
一、不同历史形态下交往的衍生样式····························· 61
（一）渔猎社会形态下的交往形式及特征······················ 62
（二）农业社会形态下的交往形式及特征························ 63
第五章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价值述评····························· 86
一、认识领域：主体间性问题的双重整合························· 86
（一）从个人的交往到交往的个人····························· 86
（二）从交往的社会到社会的交往······························· 88
第五章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价值述评
一、认识领域：主体间性问题的双重整合
受交往全球化问题的影响，20 世纪末西方哲学界曾发生了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热潮，理论界甚至出现了哲学领域“交往的转向”，而这次热潮的焦点便是主体间性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在继承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用“交往”取代“劳动”在社会批判理论中的合理地位，实现了“主体-客体”到“主体-主体”的交往形式，从而解决主体间性问题并实现重建唯物主义的目的。然而由于缺乏现实支撑，理论也只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提出的时间虽然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早，但无论在说服力还是影响力上，都是后者难以匹及和超越的存在。因此，对于主体间性问题的解答不能够仅仅依赖哲学的猜想，更应该从人类现实的实践生活中去寻找答案。
（一）从个人的交往到交往的个人
马克思曾说过，“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于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主体间性的问题仅仅在思辨的天国中是无法找到答案的，必须把它融入到实践中、融入社会的交往和交往的社会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马克思指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不仅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还是人与动物区别的第一个客观条件，人可以按照任何标准进行生产和创造，而动物却只能按照自身的标准进行基本的生存和繁衍。因而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建立在人类生产生活之上的社会性理论，是在“个人的交往”与“交往的个人”的辩证关系中形成的科学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博士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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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发展
一、当代交往关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自旧时代殖民体系和“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伴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和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日趋紧密。同时，一大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国际力量对比日趋平衡，“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交往全球化造就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难以解决的负面因素。国际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性日益突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能明显不足，全球范围内的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强行实施所谓的贸易保护政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行封锁围堵，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东西方之间、南北方之间的贫富差异越来越大，部分地区之间的争议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日益威胁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当代交往关系所面临的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问题成为了悬在人类社会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一）政治：完美世界的“暗流”
20 世纪末国际社会风云变幻，一系列国际事件令人应接不暇。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长达四十年的对立局面在顷刻间烟消云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打击。自此，旧世界的格局彻底瓦解，两极对立的国际形势开始变为多极化发展。伴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世界开始逐渐连为一个整体，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世界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冷战后的世界并没有进入人们想象的稳定发展，相反，世界仍旧处在一个不稳定的阶段之中。尽管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但一些国家在国际旧秩序中形成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以更加隐蔽的形式继续对他国的独立于主权进行干涉与控制，严重地破坏了国际秩序的合理性，国际社会暗流涌动。
纵观人类进程的历史长河，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人类几千年的交往史中，战争与掠夺似乎从未停止过。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曾说过，国家间的政治无非就是强权政治，争夺权力、增加权力和炫耀权力是国际关系的常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则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由来已久，它是近代西方殖民扩张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国际社会旧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自16 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兴起以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一直存在于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体制里，只不过当时的表现更为直白，即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指“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强国压迫、奴役和剥削‘落后’国家，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侵略政策。”[2]殖民主义是西方早期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主要活动方式，主要以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国家为主要代表，而随着英国、法国等工业革命的相继完成，殖民体系和殖民中心开始转向生产力较为发达的一些国家。随着西方近代工业体系的日渐完善，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到自由贸易阶段。由此，商品输出和资源掠夺成为了主要的交往方式，新兴的国家政权开始取代传统垄断公司，成为新的霸权主义实际控制对象。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