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学论文,本文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自由现金流理论为基础,研究避税尤其是激进避税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会计稳健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 1 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2017 年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一次采访中,认为中国制造业的税收负担相对于美国而言高出三十五个百分点,并且认为目前的高税负严重阻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此言一出,中国的企业税负问题再次暴露在聚光灯之下。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 年世界营商报告》,中国的总税率与社会缴纳费率为 67.3%,在经调查的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列 130 位,远高于税率和社会缴纳费率为 30.7%的英国以及以 43.8%的美国,甚至较以 40.1%的总税率和社会缴纳费率的经合组织高收入国家而言,都高出了近二十七个百分点,可见,我国的税收负担不仅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偏高,就相对于周边经合组织高收入国家而言也是极高。税收本意在于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促进社会公平,促进全国经济稳步向前发展,然而当高税收成为企业的负担时,企业往往需要拿出很大一部分资金上缴国家,使得企业内部现金流减少,妨碍了企业的进一步持续发展,尤其是在当前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受到了国内外环境的严峻考验的情况下,高税负对企业的冲击尤甚。
首先,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以前主要靠成本作为最大的竞争力,然而自 2005年以来,国内生产成本大幅上升,成本优势已不如东南亚周边国家,并且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萧条,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比如说成本、债务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从国际环境来看,美国大打贸易战,并且矛头直指中国,可见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复苏,贸易壁垒又再次树立起来,严重威胁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且各国都在竭尽全力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美国于 2017 年通过了美国史上最大的税收减免法案,德国政府则竭力推行工业 4.0 等战略。
在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面对如此高额的税负,企业尤其是现金流不富裕的企业都会实行一定的手段进行避税行为。比如说美国主要大型科技公司,其中包括苹果、谷歌等,为了规避税收负担,都设计了一些复杂的税制结构安排,通过避税行为在海外囤积了大量的资产,其中苹果公司就在爱尔兰通过一系列安排,在过去十年间规避了大量的税款,欧盟委员会反垄断监管当局经调查,于 2016 年要求爱尔兰当局像苹果追讨回这部分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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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避税与投资效率的研究
丰富的现金流有助于企业解决融资约束的问题,因此管理层都倾向于将更多的现金流在公司内。企业保留现金的手段很多,企业税收政策就是其中一项手段(Chay and Suh, 2009),避税能够帮助企业留存部分税收支出,增加企业现金流,从而能够更好的安排经营投资活动。并且处于竞争激烈行业以及面临较高融资约束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避税行为,以确保企业拥有丰富的企业现金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Cai and Liu, 2009; Edwards, 2013)。由此可见,避税对于企业来说是丰富企业现金流,提升竞争力,促进经营投资效率的一种有效手段。
但是,避税行为同样造成了企业资源的流失。根据避税代理观,激进避税会加剧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具体而言:首先,企业实施激进避税,会让企业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外部市场处于劣势。因为管理层往往会通过繁琐的公司结构、隐蔽的交易事项来掩盖经济交易的实质情况,但是由于现代公司实行两权分离的制度,管理者与所有者存在着代理成本,因此,管理层以避税的名义构建的交易事项实际上成为其掩盖利润操纵、攫取个人利益以及侵害股东利益的工具。Chen et al(2011b)发现不管使用何种指标衡量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均不能改变避税降低了信息透明度这个事实。当产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后,管理层就能借助自己的信息优势,置股东利益于不顾,为自己谋利益。Desai et al(2007)就发现管理层借助避税行为掩盖了其对企业财富掏空和转移。可见,避税行为通过复杂的活动,加深了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为管理层攫取利益提供了机会。
其次,企业避税会引发代理问题。避税代理观认为,风险中立的股东为了避免财富流出企业,增加企业现金流,会要求风险规避的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但避税增加了管理层负担,扭曲了管理层薪酬契约,管理层为了获取相对应的利益,往往会利用避税攫取私利,此时企业的避税行为是基于管理层自身利益实施的,没有顾及到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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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避税的界定
除了死亡和税收之外,没有什么是确定的(See Jone Bigelow 2008),这一谚语强调了税如同死亡一样,具有不可避免性。事实上,自从有征税活动以来,避税一直是政府和纳税人之间一项持久的斗争。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现代税制日益复杂,避税问题也愈加严重。税收伴随着经济活动而产生,纳税人会竭尽全力避免或者较少纳税行为的产生,尤其在目前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避税可以为纳税人带来一定量的现金流。那么到底什么是避税?
沈肇章(2008)将税收规避分为广义和狭义,首先,狭义的税收规避是指纳税人没有遵守税收相应的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税收义务,利用税法解释不清的地方进行避税,采取这种行为的纳税人虽然没有违反税法,但却钻了税法的漏洞,没有履行税收义务,违背了税法宗旨和课税意图;广义税收规避行为则是泛指纳税人规避纳税义务的一切非违法手段,对公司所有需承担的纳税义务都产生影响[46]。避税明显区别于合法节税以及逃税。合法节税包括纳税人基于减少税收负担的要求,放弃某些经济活动或者事项,或者说仍然继续这些经济活动或者事项,但是会一定程度上减少规模,以及纳税人从事税收征管规定的某些具有税收政策优惠的经济活动或者事项,可见合理节税是基于税负差异展开的,符合国家政策。而逃税则是对税收法律法规的直接违反,纳税义务人通过隐瞒所从事的部分或者全部经济活动或者事项,来避免税收的支出,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而相对符合法律法规的合法节税以及违反法律法规的逃税,避税则处于一种灰色地带,既不违反法律法规有没有遵守法律法规。简而言之,避税行为是指纳税人使用一系列人为措施,钻了税法的漏洞,使其被税收征管部门核定为非应税行为,从而实现对税收的规避,降低企业所承担的税负。避税行为虽然处于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灰色地带,但是它却对损害了国家的财政体系,挑战了税法的权威性与庄严性,并且使没有进行税收规避的合法经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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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委托代理理论
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根据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建立起的委托代理理论,主要研究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与另一个或者多个行为主体签订一种明显的或者隐含的契约,使得后者能够根据契约从授权者处获得一定的决策权力并使用该权利为其服务,并且其凭借其劳动获取报酬;授权者与被授权者在现代企业中就是股东与管理层。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因为察觉到当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是同一人时,会对企业产生危害,提出“委托代理理论”,建议企业应该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剩余索取权保留在企业所有者即股东手中,而将经营权让渡给职业经理人。目前,现代公司治理一般都以委托代理理论作为逻辑起点。
首次对代理理论做出详细的理论阐述者是 Jensen 和 Meckling(1976),他们提出了代理理论的前提假设即委托人的目标函数和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代理理论认为,两职合一时,归属于股东的利润就成为了管理层的利益,当经理人员为自己工作时,必然会尽心尽力的工作,这种环境下,就不存在什么代理问题。但是当企业实行两职分离,经理人只是承担着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并没有完全拥有公司的所有权,此时,管理人员的目标函数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的管理人员会为了自身利益,可能不会尽心尽力的为企业服务,会导致消极怠工等行为,甚者会在职消费、攫取个人利益等行为。这就形成了Jensen 和 Meckling 所说的代理问题。
委托代理成本假定签订契约的双方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签订代理契约时,委托人与代理人都渴望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希望满足自身欲望的代理人,在履行契约的过程中,并不会完全按照契约行事,代理人会利用一切能抓住的机会,使得自己的财富最大化。可见,当委托人和代理人完全按照契约行事时,双方都能够取得在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下的最大化财富,这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化”状态。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一方面,委托人为了保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会发生契约成本,比如说委托人将支付监督费用来降低代理人“磨洋工”的风险,比如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委托人此时就会承担审计费用即契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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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19
3.1避税与投资效率........................19
3.2避税与会计稳健性.....................20
第 4章 研究设计.........................23
4.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23
4.2变量定义.......................23
第 4 章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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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基于 2010-2016 年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采用 Richardson(2006)的残差模型度量了投资效率,以名义利率减去实际税率的三年均值衡量避税程度,以 C_Score 衡量会计稳健性,借鉴汪猛与徐经长(2016)的研究,根据避税的代理变量的中位数,将避税分为激进避税与合理避税,分析了不同避税程度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会计稳健性对于激进避税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结论如下:
(1)避税行为严重损害了企业的投资效率,不论是合理避税还是激进避税,都无可避免的造成代理成本与信息不对称,代理成本导致高管攫取个人利益,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不能及时获取资金,限制融资能力,造成投资不足,以及股东无法对企业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造成非效率投资。
(2)会计稳健性能有促进企业的合理避税与抑制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会计稳健性对损失以及收益的不对称的确认行为导致推迟收入确认加快支出确认,从而推迟纳税,促进了企业的合理避税行为,但是一旦企业过于激进,会计稳健性能够有效的抑制其带来的代理成本与信息不对称,形成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从而抑制管理层过于激进的避税行为。
(3)会计稳健性有效的抑制了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当企业实行会计稳健性政策时,会计稳健性能够有效的抑制管理层进行激进的避税行为,从而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
参考文献(略)
避税、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金融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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