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快速城镇化问题显现，新型城镇化应运而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截止 2019 年底，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已突破 60%，由 1978 年的 17.9%提升到 60.6%，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人口城镇化率已突破 80%。但伴随着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土地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公共服务的供给跟不上迅速膨胀的人口的需求等各种“城市病”以及农民进退两难等问题逐渐显现，强调农民市民化、环境生态宜居化、布局多元化，规模合理化、服务均等化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运而生。201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正式提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强调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实现农民身份的转变，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新型城镇化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有序推进，将有利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
1.1.2 休闲时代到来，城市休闲快速发展
在 2015 年左右，世界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休闲产业将成为发达国家主导产业。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休闲时代”也已悄然来临。2019 年我国人均GDP 突破 1 万美元大关，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休闲时间不断增加，休闲意识不断增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城市休闲得到持续的发展。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的休闲热情逐渐高涨，休闲消费支出与日增长，因而加快推进休闲城市建设，提供多样化休闲供给，优化城市休闲空间布局将成为城市未来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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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是在科学界定城市休闲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基础上，根据可获得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等原则，构建新型城镇化和城市休闲化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协调发展角度探讨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耦合作用机制，并在耦合机制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发展理论，构建新型城镇化系统和城市休闲化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测度我国 2008-2018 年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其次基于以上耦合协调度的计算结果，探究 2008-2018 年间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城市休闲化在时间与空间上所呈现的变化规律，并运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1.2.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就研究视角而言，本文从耦合协调角度来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丰富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关系的研究。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是两个涵盖经济、社会、环境、人文等多方面的复杂系统，两系统之间也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从协调发展角度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城市休闲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耦合机制。就研究尺度而言，学者们关于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的研究多集中在省域层面，全国层面的城市尺度研究较少。本文以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城市尺度的实证研究资料。就研究方法而言，学者们关于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关系的研究主要以定性为主，而本文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关系。并在较为全面的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探索了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扩展了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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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核心概念
2.1.1 城镇化、城市化与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Urbanization）的概念最早是由西班牙工程师赛达 A.Serda 提出（许学强等，2009），认为城镇化是由农村向城市转化的过程。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多元合一的动态转变过程，其层次是多样的、内涵是丰富的，所以可以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城镇化的内涵进行解释和判定。从人口学视角看，城镇化是人口的城镇化，即农村人口逐渐转化成城镇人口的动态过程[1, 2]（张占斌，2013；祁林德，2014）；从经济学视角看，城镇化是资源、产业、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促使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动态过程[3]（Metcalfe，2006）；从社会学视角看，城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整体素质向城镇转变的过程[4]（孙中和，2001）。从地理学视角看，城镇化是城市地域扩张，农村地域向城镇地区转变的过程。综上所述，城镇化是指人口不断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增加，这一过程中城镇规模扩张，产业结构发生转变，城镇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普及，社会经济由以第一产业为主逐渐转变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
城市化与城镇化虽仅有一字之差，但对于两者的内涵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与城市化是同义语，所对应的英文单词都是 Urbanization。2000 年 10 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首次采用 “城镇化”一词，而不是采用“城市化”提法，主要考虑 “城镇化”内涵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5]（许经勇,黄爱东，2006），实际上城镇化就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6]（罗思东，2013）。谢天成，施祖麟（2015）认为“城镇化”与 “城市化”两者所谓的差别，主要由于我国行政区划、设市标准等政策所导致，实际上不少“镇”的规模不仅超过国外小城市标准[7]。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内涵存在差异。周加来（2001）认为，城市化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而城镇化是农村城镇化的途径选择，是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揭示的仅是城市化的一个层面，是城市化在尚未实现阶段所经历的一个主要过程[8]。田雪原（2013）认为城市分为大、中、小不同规模和类型，小城市包括镇 (town) , urbanization 应译为城市化，而不能译为城市 (city) +镇(town)，同时城镇化抽象掉了城市化中的“市”，使得城、镇脱离了“市”而单独存在[9]。本研究认为从广义角度来看，城市化与城镇化的本质是相同，即伴随着现代化过程而产生的在空间社区（城市或者城镇）上人口、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思想等领域变迁演化的一段承前启后的历史分化过程[10]，其目标都是缩小城乡差距，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只是与城市化相比，城镇化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国情，因此接下来的研究统一采用城镇化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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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以公平性、共同性、协调性为基本原则主要涵盖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公平性原则包括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强调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当代人和后代人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不能牺牲后代人的资源来满足当代的发展需要，同时也要关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国家以及城乡之间的公平性。共同性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人类要共同促进自身之间、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协调，这是人类共同的道义和责任。协调性原则强调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性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社会的发展，只有三个系统协调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城市休闲化发展涉及到经济、社会、土地、生态、人口、城乡等多个方面，新型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要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促进经济要素、社会要素、环境要素以及城乡之间的统筹协调。城市休闲化发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合理的进行休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2.2.2 耦合理论
耦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复杂系统或者运动形式通过相互作用而产生相互间的影响[31]。本文中将用来探讨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这两个复杂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般而言耦合关系包括两个概念，一是耦合度，表示各系统相互间的影响程度，是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的参量从无序走向有序的重要变量，也是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两个系统间耦合程度的重要指标。二是耦合协调度，是反映系统间耦合程度以及协调发展状况的定量指标，体现了耦合协调程度的好坏。通过与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耦合理论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其中较为突出的则是应用在旅游学、生态学以及相关产业研究等方面。
表 2- 1 学者对城市休闲发展水平测度研究汇总
3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15
3.1 评价体系构建..........................................15
3.1.1 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构建........................................15
3.1.2 城市休闲化评价体系构建.......................................15
4 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发展分析.................................26
4.1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耦合作用机制分析.................................26
4.1.1 新型城镇化对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影响.......................26
4.1.2 城市休闲化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作用...................................27
5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34
5.1 指标选择.................................34
5.2 模型构建......................................35
5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5.1 指标选择
前面几章已经对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了解了我国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各区域两系统协调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与其他区域的差距，为促进城镇化与休闲化更加协调的发展，需进一步探索影响两系统协调发展的因素。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是两个复杂的系统，众多因素都会影响两系统的协调发展，如政策、经济、资本、人才、产业、收入等[90-94]，因此，本文结合相关文献研究成果、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从城市发展基本因素、休闲供给、休闲需求三方面选取以下指标对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1）投资水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迁出地的推力（排斥力）与迁入地的拉力（吸引力）共同构成。投资水平作为城市的吸引力之一，是城市拉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重要力量。同时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可以拉动城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还将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从而增强休闲产业供给能力，促进休闲化高质量发展。
（2）经济水平，用人均 GDP 表示。首先经济水平是城镇化与休闲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不仅为城市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会吸引人才、技术等资源的流入，为城镇化与休闲化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充足的物质基础。其次经济水平的增长将伴随着生产市场的扩大和消费市场的繁荣，将有效的激发居民休闲热情，促进休闲产品创新和居民的休闲消费。因此经济水平将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的发展以及两系统的协调发展。
图 3- 1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核密度分布图
6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主要结论
本文首先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公共服务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六个方面构建了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从休闲空间与环境、休闲设施与服务、休闲经济与产业、休闲生活与消费四个方面构建了城市休闲化评价体系，并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分析了我国 28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发展特征；其次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了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度，最后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2008-2018 年，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但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也在不断扩大；东部、中部、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阶梯状发展态势，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在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山东半岛等区域。
（2）2008-2018 年，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并且逐渐离散式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呈现“马鞍式”空间发展格局，东部和西部的城市休闲化水平高，中部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较低。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内蒙古、黑龙江、甘肃、京津、山东半岛、长江三角洲等区域。
（3）2008-2018 年，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的耦合协调度呈不断提升态势，多数城市处于中度协调发展阶段。通过泰尔指数发现，区域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大于区域间差异。
（4）通过对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得出，经济水平（0.030）、财政支出（0.014）、产业结构（0.016）、市场规模（0.006）、消费潜力（0.020）、产业水平（0.022）均都过了 p<0.01 显著性检验，表明这六个指标对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有正向影响。就业规模（-0.009）通过了 p<0.05 显著性检验，对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休闲化协调度有负向影响。通过分区域影响因素分析得出，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消费潜力、产业水平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东部、中部、西部均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