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17 年 10 月 18 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来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全面作出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其中乡村旅游因其强大的一二三产联动功能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选择。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是重点。乡村旅游作为第三产业能够联动一二产业，加速产业优化升级，拓宽乡村产业链。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乡村旅游的发展依托于乡村自然资源环境，旅游业的注入能够推动乡村美丽家园的建设。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发展乡村旅游能够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促进文明幸福的乡村社会发展。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旅游需要大力发挥农户的主观能动性。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目的。旅游业的发展能够创造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增收，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服务于民。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之下大有可为。
尤其作为一项扶贫政策工具，乡村旅游对于壮大集体经济、带动农户脱贫致富的作用尤为突出。2017 年，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超过 28 亿人次，占国内接待人次的 56%；收入超 7400 亿元，占国内旅游总收入的 16.2%；从业人员达 900 万人，带动了 700 万户农民受益。2018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 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 年-2020 年）》，鼓励农户开办民宿，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盘活房屋和宅基地。同年 11 月，文化和旅游部等 17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重视农民受益情况、加强农村用地保障，落实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但是在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旅游开发的粗制滥造和生搬硬套现象十分普遍，这导致乡村旅游的高质量转变十分吃力，旅游效益低下。此外，旅游开发过程中对农户的关注度不高，农户尤其是贫困户难以参与进来，旅游开发受益面窄[1]，无法实现旅游对农户生计改善的美好设想。正确地引导农户利用自家资源和抓住旅游发展机会已逐渐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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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自主治理理论等相关理论，在长沙市周边乡村旅游地进行调研获取数据来源，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探索影响农户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以期促进乡村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乡村旅游社区的良性发展，实现农户旅游参与的生计可持续，为推进乡村振兴和旅游精准扶贫提供支持。文章具体包括以下三个目标：
（1）构建“土地整理—生计资本—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
在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的基础上构建涵盖农村土地整理、农户生计资本、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在已有的研究量表成果上结合实践调研结果进行丰富和完善，确定模型的具体指标。
（2）现实情境下的集体行动研究及模型结果分析
深入乡村旅游社区实地调研，对农户自组织集体行动的行为意愿和特征进行分析。结合调研走访情况和问卷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评估分析农户自组织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和探讨。
（3）探索“土地利用优化—农户集体行动效率提高—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对如何改善乡村旅游地农户集体行动提出对策和政策建议，以期促进乡村旅游和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总结出一条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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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辨析
2.1.1 乡村旅游
多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出发为乡村旅游界定了概念，但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其原因在于各地对于乡村的定义不用、城市旅游业活动的乡村地区延伸、乡村旅游活动的内容和形式的复杂性、旅游业的城市化概念等[1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4）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发生在乡村地区的旅游，乡村性是其核心和独特的卖点[13]。
Lane（1994）界定了乡村旅游：位于农村地区；具有农村的功能，活动开展是建立在小规模企业、开放式空间、与自然的接触、遗产、传统社会和传统习俗之上；从建筑和定居点的角度来看通常是小规模的；传统特征明显，社会缓慢而有机地生长变化，旅游活动与当地社区家庭有联系；旅游开发通常为了该地区的长远利益且受到当地的控制；因为农村环境、经济、历史和区位的复杂格局而有多种多样的形式。Lane 特别指出部分在乡村地区开展的旅游活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乡村旅游，它们可能是刚好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形式上的“城市”旅游[12]。
Barbu（2013）认为乡村旅游是一种乡村旅游服务，涉及投资者、旅游经营者、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住宿、餐饮（以传统当地美食为重点）以及根据游客的需求开展的所有休闲活动[14]。
肖佑兴等（2001）认为乡村旅游是基于乡村空间环境的以独特的区别于城市的农村生产形态 、民俗风情 、生活方式、乡村风光 、乡村居所和乡村文化等为旅游对象，集游览、观光、休闲、度假、娱乐、购物为一体的旅游形式[15]。
陶玉霞（2009）认为乡村旅游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以乡土文化为吸引核心、以乡村性景观为旅游资源、以生活环境、方式等有别于目的地乡村社区的居民为目标市场，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的一种旅游形式[16]。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乡村旅游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发生地区为农村；旅游活动和旅游资源具有乡村性这一核心属性；当地农户是重要的利益主体，旅游开发注重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文化习俗，以促进当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城郊型乡村旅游是基于空间尺度对乡村旅游进行划分的一种类别，其区别于景郊型和老少边贫型乡村旅游。基于此，本文所研究的城郊乡村旅游地是指位于城市周边的乡村旅游区域，其具有交通方便，基础设施相对齐全，经济受城市渗透影响大且十分活跃，客源市场以城市居民为主，游客重游率较高等特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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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2.1 乡村旅游研究进展
（1）乡村旅游产业研究。李玉新（2018）对乡村旅游的产业政策进行了分析[29]；潘小慈（2017）研究了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问题[30]；刘传喜等（2015）对杭州乡村旅游产业集聚演化特征和机理进行了研究[31]；Jiang 等（2016）研究了畜牧业文化下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情况[32]；Son（2014）计算了乡村旅游业的产出、收入、就业和增值税的部门乘数[33]。
（2）乡村旅游中的社区参与问题研究。张洪昌等（2019）认为社区能力特别是自治能力对旅游村寨乡村旅游模式构建起决定作用[34]；张耀一（2017）分析了六种不同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认为不论何种模式下政府的作用都不可忽视，并需要建立合理有效的分配机制保障农户的利益[35]；Fong 等（2015）的研究发现社区参与旅游决策、赋权和社区旅游知识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有影响[36]；Lekaota（2015）通过比较研究探讨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重要性，认为政府应该赋权给社区成员参与旅游规划、发展和管理，让旅游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建立伙伴关系能促进乡村旅游发展[37]。
（3）关于乡村旅游者的研究。金彩玉等（2020）从旅游的前中后三个阶段分析了乡村旅游者的行为特征[38]；殷章馨等（2018）将中国乡村旅游者细分为家庭教育、休闲放松、探索娱乐和全面活跃四大类型[39]；Carneiro 等（2015）探讨了乡村景观对游客的吸引力，发现植被类型和颜色、建筑遗产是游客的关键体验元素[40]；Wang 等(2018)对东道主如何塑造乡村旅游者的环境责任行为进行了研究[41]。
（4）乡村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乡村旅游的发展依托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需要协调好生态可持续和社会经济可持续的问题[42]。Kantar 等（2017）提出乡村旅游的综合可持续性包括四个方面：生物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可持续性且乡村旅游本身具有实现整体可持续的条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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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16
3.1 分析框架建立............................. 16
3.2 研究假设提出........................ 18
4 研究区域与数据收集............................22
4.1 研究区域..................... 22
4.2 问卷设计................................ 23
5 实证研究......................27
5.1 集体行动现状特征分析......................27
5.2 样本及自变量特征分析........................29
5 实证研究
5.1 集体行动现状特征分析
5.1.1 集体行动类型分析
通过对乡村旅游区的农户进行深入访谈，询问关于该村的集体行动表现，当农户所回答的内容再无任何新增时，认为当地乡村旅游农户集体行动表现已经全部出现。课题组进行整理后将其总结为四类集体行动：
（1）土地集体流转。以光明村为代表的乡村旅游地成立了土地合作社，集体流转村内土地至与旅游相关的项目。例如光明大观园将土地流转至快乐车行房车露营基地、松鼠谷、蝴蝶谷、花果园、光明蔬菜基地等旅游项目；锡福村由村委引进慧润公司发展乡村民宿产业，村委牵头对村内土地进行流转，村民王平夫妇流转村内 100 多亩山地种植杨梅，为游客提供水果采摘活动；浔龙河村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以流转的土地入股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城镇发展有限公司[89]，该公司在村内投资了众多旅游开发项目。
（2）人居环境治理。乡村环境提升是乡村旅游资源质量的基本保障，为了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的保护，村民们自主参与环境的整治。2008 年 8 月，在时任村支书的王茂存的带领下，锡福村成为长沙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试点村，抓村民环保意识、家庭卫生环境到村庄内部环境，实行家庭卫生评分制度，如今村民已将环保内化为生活习惯，全村实行环境自治。光明村坝湾、雅港、虎型三个村民小组自筹资金 30 余万元，投入义务工时 2000 余天，打造了三个同心美丽村落；兴建村生活废物回收站，聘请村环境保洁员，通过“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转、区处理”对垃圾进行处置，并实行“环境评选”机制，对家庭卫生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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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以城郊乡村旅游地的农户为研究对象，借助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的参与者智力决策模型，分析农户自组织集体行动的意愿和参与，运用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
研究发现：从集体行动意愿来看，72.8%的受访村民表示愿意参与，27.2%不愿意参与；从实际的行动参与情况来看，37.2%参与了乡村旅游集体行动，62.8%的村民尚没有参与。研究结论如下：
（1）回归模型整体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户户主特征和家庭生计状况变量、旅游市场环境变量、制度规则变量、认知改革变量、土地整理变量对农户集体行动意愿和参与选择具有影响作用，且影响方向和强度存在差异。
（2）对于乡村旅游农户自组织集体行动现状进行调查统计发现，以光明村为代表的村庄在集体行动形式上表现为土地集体流转、人居环境治理、民宿经济发展、土特产品销售。而农户对于组织内部提供的培训、会议、活动和社区工作的参与频率一般，集体行动的程度有待提高。
（3）农户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中，劳动力比重、信贷机会、游客数量、资源所有权、收入变化、土地整理影响感知正向影响行动意愿，户主年龄负向影响行动意愿，说明户主特征、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旅游市场环境、制度规则、认知改革和土地整理都对集体行动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资源所有权的影响力度最大，信贷机会的影响力度最小。
（4）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中，劳动力比重、家中是否有党员或村干部、社会网络、旅游资源、居住环境、进出机制、满意度、收入变化和土地用途正向影响行动参与，户主年龄负向影响行动参与，说明人力资本、户主特征、社会资本、旅游市场环境、制度规则、认知改革和土地整理都对集体行动参与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旅游市场环境变量下的居住环境和旅游资源变量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力度最大，土地用途的影响程度最小。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