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截至到 2020 年，短短的 40几年间，国内 GDP 总量就翻了 158 倍之多，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①。但问题也随之而出，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其增长方式多为粗放型的，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生产力的提升多依赖传统劳动力和能源消耗型产业，同时技术的落后导致生产过程中能源利用率低下以及废气污染的增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重国内环境的污染。根据《世界环境保护组织空气质量 2018 年版》数据显示：中国 300 多个城市的 PM2.5 浓度值远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全中国只有 12%的居民生活在符合世界环境保护组织公布的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中，而国内 300 多个城市参与环境评估调查也只有 4 个城市进入到全球宜居城市城市行列。同时根据 2018 年清华大学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数据显示，全国 500 多个城市中不到 1%的城市符合世界环境保护组织关于城市空气质量合格的标准，其中最为严重的城市比例占 22%，这些数据基本与世界环境保护组织官方监测相吻合。自 2013 年以来，“雾霾”成为国人关注的重点，甚至一度成为网络年度关键词，近几年来，中国各大城市雾霾十分严重，2018 年全国 32 个工业城市空气质量平均值已达到严重污染的程度，而其他多数城市空气质量也处于中度和轻度污染状态②。居民的生存环境状况着实令人担忧。在治理大气污染方面，政府和环保部门也一直十分重视，制定法律法规、对企业排污进行行政处罚、处理居民污气排放等等，多方面努力一并投入，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层面上也不断增加，从 2013 年的 6713 亿元到 2018 年的 19357 亿元，短短 5 年期间翻了 3 倍。尽管政府和环保部门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大大增加，但目前国内环境和大气污染的问题依然突出，因此，不少公众会提出质疑，如此大的环境治理投入和执法力度，环境污染治理的效果仍不显著，问题的关键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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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的研究综述
一、环境规制的内涵研究
所谓规制，是从英文 regulation—词翻译而来，一般指管理主体用法律法规、政策条例、制度设计等工具来进行制约与控制。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规制理论覆盖了经济、法律、政治、宗教等多个领域，形成了诸如法律规制、经济规制、政策规制等多个交叉概念，不同类型的规制给出了不同的概念，如经济规制主要是为了在市场自然调节中实现资源公平合理配置，政府部门凭借公权力，采取诸如税收、定价、规模改革等手段来对市场行为进行调节，这一系列的经济行为统称为经济规制。环境规制也是规制和环境学交叉的概念，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总的来说对环境规制的认识是呈快速发展趋势的，一开始学者都认为环境规制就是政府和环保部门对资源环境的利用状况进行直接干预，主要涉及到政府主导的许可限制、禁令等手段。有的是政府直接制定环境和排污费用标准，市场主体应对这部分问题的反应措施十分有限，因此这种手段表现为信息成本高经济效率低的劣势，逐步被市场激励工具所取代，从而环境规制这一概念也慢慢被修正。原毅军，谢荣辉①（2014）总结了国内环境规制概念变化，认为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环境规制概念侧重命令——控制性，而在 20 世纪80 年代，经过市场经济的检验，逐步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性机制转变，到了20 世纪 90 年代，环境规制更加全面和综合，概念延伸到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性规制和公众自愿性规制相结合的层面。何春（2020）认为现代环境规制的概念是动态变化的，主要是政府和公众共同主导、直接或者间接的对环境资源利用进行干预的一种行为。陈南岳,乔杰（2019）在对环境规制工具调查报告中发现，当前环境规制的特征表现为：环境信息披露程度高、公众参与度较广、政府和公众在环境规制工作中的配合程度加深等特点，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热情大大提高，普通百姓、媒体、公司及组织都成为环境规制的参与主体，使环境规制的概念更加丰富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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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 概念界定
一、正式环境规制
诺斯认为正式规制包括政治（和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这些不同层次的规则——从宪法到成文法、普通法、再到具体的内部章程，再到个人契约——界定了约束，从一般规则直到特别的界定①。而拿到环境领域，所谓的正式环境规制，就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提高环境质量为目的，由政府及公权力机关，发挥其行政管理的职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统称。政府及公权力机关主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传统政策性手段中的行政管制、环保标准等，也包括市场经济手段中的收费、补贴、排污权交易制度等。在很长时间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中，学者常说的环境规制大都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正式环境规制，所做的研究大量也集中于正式环境规制对经济、进出口贸易和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尤其是近来的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起政府部门的极大关注，不断地出台一系列措施对环境的治理施加自己的影响，从而使得政府在环境治理中也扮演着举重要的角色，而正式环境规制根据政府对经济从事者，在排污行为的约束方式不同，分为了两大类，分别是：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和以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
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是指政府在对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大气污染问题，进行必要的行政手段干预；一般由行政部门或者立法部门牵头，制定直接影响企业或者个人约束的政策法规、制度等。命令控制型在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上经常采用的工具有：制定法律法规或使企业采用新的技术手段，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制造污染源的主体必须遵守所制定的规章制度，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否则就要受到规定上的处罚，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环境污染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有成就。
市场激励性的环境规制是发挥市场在环境治理中调节的作用。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最常用的规制方法就是补贴和税收，在大气污染的问题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由于税收和补贴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尽可能的采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来降低生产中对大气造成的污染问题。市场方法的目的在于尽可能的将对环境产生污染的部分内化为厂商自身来消耗掉，在没有其他因素干扰时，市场自发的运作，一定程度上也能发挥作用。对于市场政策的出台，不是为了对市场施加多大的压力，而是让受到破坏的市场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常见的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的举措主要包括常用的税收和补贴，以及排污许可权交易和押金返还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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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基础
一、庇古税理论
经济学家庇古强调不是市场经济主体参与者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注重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他指出造成负外部性经济的根源是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不相等。以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下，边际社会的净产值与边际私人的净产值是趋于相同的，这也就是常说的社会效益最大化，资源也得到了最佳的配置。产生负外部性经济的根源也是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不相等造成的，政府此时在面对环境的负外部性问题上，可以提出一些举措出来。庇古提出通过税收以及补贴的方式来解决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问题。税收和补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环境的负外部性问题，最终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对环境问题中的负外部不经济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比较常见的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的举措，主要有税收和补贴，以及排污许可权交易和押金返还等政策。
环境税费包括了三种，即产品、使用者和排污的税费。在企业生产，消费者耗用产生污染时征收产品的税费。在使用公共的治理污染的设施时征收使用者的税费，有些企业或者个人直接排放污染物，直接对这种排污的行为进行收税。庇古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不能最大限度的产生福利，政府此时就要进入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补贴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对单位排污量减少的补贴，一种是对企业直接减少污染排放的偿还。押金返还是指企业在承诺减少污染时，交取得一定量押金，当企业在遵守了生产某种商品时，降低对环境资源的消耗，对于押金进行返还。排污许可交易制度是通过许可或者建立信用的方式，获得排污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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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环境规制的现状.........................23
一、正式环境规制的现状........................... 23
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现状........................... 24
第四章 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治理影响的实证分析............................... 33
第一节 变量操作化及数据收集......................................33
一、变量操作化与描述.................................. 33
二、数据收集与整理................................. 35
第五章 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实证结果的应用....................... 49
第一节 正式环境规制实证结果的应用............................. 49
一、保障工业污染治理资金...................... 49
二、提高环境违法成本............................ 50
第五章 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实证结果的应用
第一节 正式环境规制实证结果的应用
一、保障工业污染治理资金
本文在第四章实证分析中发现，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于工业污染治理投入额和规模越大，空气质量就会越好，二者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所谓工业污染一般就是指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废气废水以及固体排放物。往往集中在造纸厂、煤炭业、炼金业等几个行业，而这些工业都是国家发展所必要的产业，造成污染不可避免，但是能够尽可能的通过管理和技术手段来降低污染程度。张建忠（2014）①在对工业污染影响大气雾霾状况的调查中发现，工业污染对大气质量的破坏主要存在三个方面：一是工业废气对臭氧层的破坏；二是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区域内温度上升，全球变暖问题加剧；三是废气酸性较高，有可能产生酸雨腐蚀，空气质量下降，对人体产生严重危害。张鹏（2013）在应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环境治理问题进行研究时认为，国家财政支出总量增加能够明显降低废弃物总量的排放。韩晶（2014）②在研究工业发展与产业升级和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发现，工业污染对大气质量的下降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有关部门对于工业污染的治理投入越多，治理强度越大，区域内空气质量就越会好转。可见，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工业污染治理这种正式环境规制手段在空气质量提升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 2019 年 3 月份的全国两会期间政府报告中就提出，各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要加大对工业污染的治理力度，对于重点排污的企业进行全面监测，全国 65%的企业都纳入到了实时监测的范畴，并需要对监测的数据和质量进行及时跟踪汇报，全国对于工业污染治理的投入经费约 15 亿人民币，同年全国综合空气质量提升了 0.12 个百分点。足以看出，对于工业污染治理的投入是空气质量提升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各级政府和环保部门需要加大对工业污染治理的资金支持，同时要积极引进治理工业污染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引导工业产业升级发展，提高治理工业污染能力和效力，落实好中央政府对于污染企业在线工业污染监测的政策，以保障工业污染治理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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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庇古税理论和科斯定理，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运用实证方法分别检验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效果以及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做了分析，总结如下：
（一）基于理论框架，找出了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治理影响的因素，然后在理论框架下，利用 SPSS 软件工具，结合数据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已有的研究中发现：在正式环境规制下，30 个省市工业污染治理本年完成投资和规模、30 个省市行政部门对环境案件的处罚频数，30 个省市的人均排污收费状况等对大气污染的治理都会产生影响；在非正式环境规制下，各个省市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人口密度、公众对环保的关注度、环保部门人均投诉，媒体关于环境污染的新闻报道数等都会对大气污染的治理产生影响。
（二）由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结论，结合现实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1）正式环境规制所采用的工具需要继续完善，尤其是常用的法律和行政手段。正式环境规制的执行在企业生产的成本上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提升，因此政府应该好好思考如何在不伤害企业利益的前提下，实行正式环境规制。从已有的绝大多数研究可以得出空气质量与正式环境规制的强度有正相关的关系，以政府为主导的正式环境规制可以降低大气的污染，因此环境的治理中，行政和立法手段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结合目前中国很多城市雾霾严重现状，无论是在行政手段，还是立法手段都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虽然已经出台了一部分的法律法规，但法律法规处罚过轻、法律的责任体系也不健全。再加上财政分权的原因，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开始政企共谋，出现勾结。因此，在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方面还有待完善，并且对于违法行为进行加大力度处理，提高违法成本。一些企业也正式看到对环境污染的违法成本较小，还是我行我素的往大气中排放污染物，因此加大对企业因违规排放污染物的处罚金额，并且还可以联合各个区域一起对大气污染进行治理，还可以倡导公众进行监督，最终达到环境的有效治理。
（2）政府可以综合运用不同的经济手段来加强环境规制。政府除了可以使用行政和立法手段对环境治理以外，还可以运用经济手段已达到很好的治理环境污染的结果。政府可以对具有环保类的企业和产业，进行资金上的的支持，鼓励环保类企业的成长，具体措施：首先，可以对环保类的企业或者产业进行补贴或者税收减免，环保企业在税收上得到减免，会加大企业继续自身的环保行为，降低对大气环境的污染，在环境税制上也要进行一定的改革，除了已有税收的种类外，也要拓宽其它的税收种类，加大对高污染类商品征税的力度，达到使高污染类的企业不再生产高污染产品的目的；其次，对有关大气污染研究的科研机构加大资金的投入，然后建立环保科技创新平台，使那些不容易受到正式环境规制影响的中小企业，得到服务；最后，鼓励公民购买清洁能源的交通工具，对于购买清洁能源类的给予一定的补贴。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