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农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薄弱环节，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瓶颈。因此，探索提升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成效的路径，对于深化农村治理的认识和推进农村治理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王亚华等，2016）①。而在农村治理的过程中，环境治理又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即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其中，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然而，目前环境保护和治理机构大多集中在城市，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缺位现象严重（黄森慰等，2017）②，因此提高环境治理中的村民参与就显得十分重要。尤其是垃圾治理方面，我国面临的形式十分严峻。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数量的增加，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垃圾生产大国，而且有研究表明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和排放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城镇（王爱琴等，2016）③。但是，现阶段相较于城市的生活垃圾管理，农村的垃圾管理服务仍旧处于落后地位（郑好等，2010）④，这加剧了垃圾污染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阻碍了乡村振兴。有研究表明，在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垃圾管理服务处于空白，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和维护（魏佳容，2012）⑤，仅仅在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农村逐渐形成了“村收集、镇中转、县处理”的垃圾管理模式（黄开兴，2011）⑥，但从总体上来看依旧存在着以下几点问题（蔡传钰，2012）：管理体制不适应；（2）垃圾治理缺乏资金；（3）相关的规不健全；（4）农民的分类意识不足；（5）在垃圾处理过程中缺少整体规划⑦。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社会网络结构、主观阶层地位、村民垃圾分类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从集体行动的视角出发，探求社会网络、主观阶层地位对于村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垃圾分类过程中存在的集体行动困境，提高农村垃圾分类治理绩效，促进我国环保事业达到更高的水平。此外，文通过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而归纳总结了社会网络结构、主观阶层地位对村民集体行动参与的影响，有利于推动农村集体行动的健康发展，实现农村治理的现代化。本文旨在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社会网络结构是否是影响村民垃圾分类行为的重要因素？
（2）主观阶层地位是否是影响村民垃圾分类行为的重要因素？
（3）社会网络结构、主观阶层地位对村民垃圾分类行为作用机制是怎样？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采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社会网络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具体如下：
（1）文献分析法。总结前人的相关研究，并依据相关理论构建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基于与社会网络、主观阶层地位、垃圾分类行为相关的研究，结合理论分析框架，推导出本文的观点，以研究假设的形式呈现。
（2）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根据以往研究设计调查问卷，通过实地调研获取包括村民社会网络、主观阶层地位、垃圾分类行为以及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等数据。
（3）社会网络分析。运用 PAJEK 软件结合调研数据构建村民的自我中心网络，并测算出网络中的密度、中心性等相关指标，为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打好基础。
（4）实证分析。运用 SPSS20 对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中介作用检验、稳健性检验等用以检验假设，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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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第一节 相关概念
一、集体行动
社会心理学中的群体行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以及公共管理学中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供给等有关集团利益或共同利益的追求问题，都属于集体行动的范畴。由于研究取向的不同，集体行动的概念也有较大差异，奥尔森（1965）认为集体行动是由有着共同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团为了实现其共同利益而开展的行动①。奥斯特罗姆指出，集体行动是公共池塘资源管理相关的行动，只要制度供给、相互承诺和监督在社区中建立起来，更多的人会选择遵守共同的规则，人们滥用公共资源的情况就会减少②。而国内的学者基于集体行动概念本身的外来属性，结合本土经验，从三个方面对集体行动的概念进行解读：（1）冲突说：集体行动是社会冲突意义上的非制度化群体行为，这与“集体抗争”、 “群体性行为”的概念类似。（2）行动者参与说：多个行动者采取共同行为的过程，既包括非制度化的各种群体行为，也包括渠道内各种行动。（3）利益说：集体行动是提供共同利益和公共物品的集团行为。即集体行动是为了实现组织的共同利益或为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其侧重的是共同利益的实现或表达。
本文采用的是利益说这一类别上的定义，即集体行动是人们为了增进公共利益而采取的集体选择活动，这在涉及公共事务时是不可或缺的③。
二、垃圾分类行为
垃圾分类行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是指一系列垃圾处理系统工作的综合，即前期按照生活垃圾的组成成分、后续利用价值和潜在环境影响实施分类投放和分类收集，同时根据末端的处理方式不同，做好垃圾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的行为方式（张中华，
2017）①。而狭义的垃圾分类行为是垃圾投放行为，即垃圾源头分类行为。垃圾源头分类是垃圾分类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垃圾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前提。有学者将垃圾源头分类行为定义为在实施垃圾管理时，以垃圾生产的源头——个人或家庭为单位，将其生产的垃圾按规定分别分类收集并投放到指定地点的行为（Geller，1982）②。然而在发展中国家，非正式回收（主要为拾荒者和私营回收站）占据了整个回收系统的重要部分，我国学者曲英（2009）结合我国国情，将变卖这一行为也囊括在定义之内，其认为垃圾源头分类行为是指居民按照指定类别分类收集其家庭产生的生活垃圾，并将已经完成分类收集的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的行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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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一、集体行动理论
集体行动理论是由奥尔森（1965）提出的，该理论强调的是团体协作的作用在现代生活和工作中影响很大，可以互补缺点⑧。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在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存在着集体行动困境，而这种困境主要根源是集体生产出来的集体物品和公共产品类似，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会希望由集体中的其他人来承担集体物品的生产成本，而自己则选择搭便车行为。有学者将集体行动理论总结为如下命题：个人的理性选择并不能自发地提升社会效用，公共物品的产生要靠强制性或选择性的方式，即要么强制执行，要么通过奖惩机制使外部性内部化（王慧博，2006）。
在本文的研究中，垃圾分类行为是一种环保行为，该行为能够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可将其视为公共产品），因此，这也属于集体行动的范畴。本文是基于集体行动的视角对村民垃圾分类行为进行研究，在研究中运用此理论可以更好地了解垃圾分类过程中存在的集体行动困境，并根据理论探索出解决困境的思路和方法，也为并研究的结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支持。
二、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简称为 TPB），是 Ajzen（1985）提出的，是对理性行为理论的补充。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并不是无意识的、冲动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的结果②。计划行为理论由以下几个要素组成，这几个要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本部分将结合本文研究内容做简要阐述。
（一）行为意向。是指主体是否实施某项行为取决于他是否有实施这一行为的打算或者是愿意为实施这项行为所付出的努力程度。从本文的研究的角度看，反映为村民参与垃圾分类取决于其自身参与垃圾分类的意愿以及愿意为参与垃圾分类所付出的努力。
（二）行为态度。是指主体对该项行为所抱持的正面或负面的感觉。从本文的研究角度看，反映为村民参与垃圾分类是认为这一行为会实现某种效果，且对实现这种效果的预期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
（三）主体规范。是指个人对于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亦即在预测他人的行为时，那些对个人的行为决策具有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对于个人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发挥的影响作用大小。从本文的研究角度看，这反映为村民的垃圾分类参与会受到社会网络中其他村民的态度、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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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献综述......................... 13
第二节 垃圾分类行为的相关研究..................... 15
第三节 社会网络的相关研究............................ 18
第四章 研究假设............................ 23
第一节 社会网络结构与垃圾分类行为........................ 23
第二节 主观阶层地位与垃圾分类行为.............................. 27
第三节 社会网络结构、主观阶层地位与垃圾分类行为.................... 29
第五章 研究设计................................ 33
第一节 数据的来源........................... 33
第二节 变量的测量...................... 33
第六章 数据分析
第一节 信效度检验及因子分析
为检验该量表的信度，本文采用了科隆巴赫检验（Cronbach's Alpha）的方法。其中，自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725，因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值为 0.655，问卷的总体信度为 0.813，表明量表的信度较高。社会网络规模变量的 KMO 值为 0.662，
Bartlett 球形统计量为 983.253，且 Sig<0.001，适合做因子分析，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效度。社会网络中心性变量的 KMO 值 0.617，
Bartlett 球形统计量为 2293.896，且 Sig<0.001，适合做因子分析，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效度。垃圾分类行为变量的 KMO 值为 0.648 ，
Bartlett 球形统计量为450.012，且 Sig<0.001，因此，研究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将社会网络规模三个题项的因子得分作为社会网络规模变量，将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的因子得分作为社会网络的中心性变量，将垃圾分类的三个题项的因子得分作为垃圾分类变量。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社会网络规模变量提取公因子。研究通过旋转，最大方差法对相关变量进行降维处理，共提取出一个公因子，其特征值为 2.348，方差的累计贡献率为 69.712%。，且各个测量题项在维度上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5（为简洁起见，我们将题项分别进行了编号处理）表明公因子对变量的影响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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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主要要解决的是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社会网络结构是否是影响村民垃圾分类行为的重要因素？第二、主观阶层地位是否是影响村民的垃圾分类行为的重要因素？第三、社会网络结构、主观阶层地位对村民垃圾分类行为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通过上文的研究假设以及数据分析，可以对以上三个问题做出如下总结：
一、本研究从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网络密度三个方面着重分析了社会网络结构对于村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村民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其垃圾分类水平越高；村民的社会网络中心性越高，其垃圾分类水平越高；村民的社会网络密度越大，其垃圾分类水平越高。这一结果表明社会网络结构是影响村民垃圾分类行为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社会网络作为村民日常互动的载体，它为网络中的村民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这可以大大增加网络中村民获得资源的机会。而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网络密度作为社会网络的三大结构特征，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村民的垃圾分类行为产生影响。就社会网络规模来说，拥有更大网络规模的村民能与网络中更多的成员进行交流沟通，这有利于其获取更多关于垃圾分类行为信息和知识，从而提升其垃圾分类水平。从网络中心性来看，网络中心性越高的村民意味着其在网络中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其在行为决策的过程中会受到更多的监督和舆论压力。因此，在垃圾分类过程中，为了获得积极的网络舆论，其也会积极地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在网络密度方面，村民所在的网络密度越大，意味着其与网络中其他成员的联系更为密切，这样大大增加了成员之间的互信，从而减少了在垃圾分类中的“搭便车”行为，提高了村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根据上文所述，垃圾分类行为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根据本文研究结果结合以往的研究，本文认为社会网络结构不仅是影响村民垃圾分类行为的重要因素，而且对于村民广义上的集体行动参与也具有重要影响。就社会网络规模来看，拥有更大网络规模的村民，其可以与更多的网络成员进行交流和互动，这有利于其获取更多的资源，这为其参与集体行动提供了资源、信息上的优势，因而其也更愿意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这一研究结论与孙秀林（2010）①、Su＆Feng(2013)②、魏万青（2015）③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就社会网络中心性来看，
村民在网络中的位置越中心，意味着其成为了网络中其他成员的“关注焦点”，其行为决策会受到更多的监督，这能够抑制其做出“搭便车”行为，有利于集体行动的产生。就社会网络密度来看，村民的社会网络密度越大，意味着其与网络中成员的交流更为频繁，与网络中成员的关系更为熟悉，这增加了成员之间的互信，有利于在网络中形成一种统一的社会规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