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基于外部性理论、波特假说、资源依赖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对前人研究进行了文献回顾及评述，并选取2010年-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多元回归模型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采用三步法中介效应检验步骤对绿色技术创新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环境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现如今，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逐渐席卷全球，主要特征是全球气候变暖，它已逐渐成为全球各个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和亟待解决的危机。作为世界碳排放大国，中国在应对全球性的气候治理时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而中国的参与也将在世界的气候治理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工业化进程速度的加快，中国工业发展对于资源的生产及消费的需求日渐增多，这使得大量的污染物排放增加，进而导致中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除此，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资源利用程度过高等问题也较为突出。中国在2015年的巴黎大会上提出了2030、2060年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构成的企业，在为国民经济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环境污染问题。由此，对于经济社会中的环境治理可以把企业为对象切入。国家政府针对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的特征，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规制企业的各项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的经济活动，进而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做铺垫。党的十九大报告上着重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将此提升到基本国策这一重要地位。会上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社会中需要遵循的基本规律，并为达到这一目标，设定了系列的法律法规以保护我国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从社会经济主体的构成看，无数的微观企业个体组成了各种各样的产业和行业，因此对环境的整治最终还需回到对微观企业的整治上。由于环境资源的固有属性得存在，即公共物品属性和负外部性，同时微观企业具有理性经济人的特点，这导致经济市场会存在调节失灵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仅依据经济市场的自我调节难以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因此环境规制的引入就显得尤为重要。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引导和推动企业从环境污染到被动或主动进行环境整治。环境资源所具有的稀缺性特征引发了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进而二者之间长期存在博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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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研究相关领域的历史、现状和前沿发展情况
中国在近年来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付出的代价也尤为惨重，比如环境污染问题。当前，如何有效地进行环境保护，使得人类的经济、社会、环境得到更好的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环境绩效指的是人类在控制环境污染、减少生态破坏、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企业环境绩效是指通过对企业行为的制约和调节，从而有效地控制其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企业的环境绩效是企业环境管理的重要内容和核心问题。新的循环经济思想使环境绩效成为企业崭新的、独特的竞争优势。企业环境绩效问题作为一项具有远见的研究课题，正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经济效益与企业环境绩效相结合将提高企业的长期竞争力。为了达到企业的环境绩效目标，必须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环境策略与目标，并通过强化环境管理，以持续性的方式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控制污染。污染治理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是推动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其核心是高污染行业企业如何有的放矢地实现环境治理。为了缓解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政府出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调控政策，如环境税费、补贴、排污权交易及押金返还制度等。目前，就环境规制能否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环境绩效这一问题，从国内外现有发展来看，我国学者在该方面的研究则起步较晚且相对滞后，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国内外学者尚未形成一致意见。
传统的技术创新虽然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繁荣，但也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各国政府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波特假说”指出，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推动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即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而在提高企业绩效的同时，也可以弥补由于遵守环境规制所带来的的成本费用。这一假说已经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虽然已经有很多关于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研究，但是如何将其细化，尤其是对于市场激励机制的作用，更是缺乏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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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 外部性理论
最初源自《经济学原理》的外部性理论的提出者为经济学家马歇尔，他认为产业不断发展变迁，抑或是组织本身所拥有的资源配置效率中所致使的货物生产的规模化程度的提高，形成了当前学术界所普遍熟知的外部性经济。部分学者在该理论雏形形成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深入的扩充，提出在个人与社会、收益与成本的博弈中，产生了外部不经济的外化经济表现。科斯也对该理论进行了补充，指出外部不经济还存在与财产产权较为明确清晰、交易成本不高这两个外部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此时若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较为合理的方式之一是谈判。
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环境，便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这是由于，一方面，当企业向外界环境排放的污染程度较为严重时，其为此负担的成本相较于社会成本，是远远较低的，即使该污染程度已经远远大于环境所能够承受的污染，这即为环境的负外部性。而另一方面，环境的正外部性亦较强，这导致了环境保护者因作出环境保护的行动而产生的收益相较于社会收益更低。当企业难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环境保护的权衡时，就很难作出持续的对社会环境有利的行为，因此社会面临的环境问题从长远来看依然严峻。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环境的负外部性抑或是正外部性，都应为降低环境污染而服务，实现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因此，为解决企业环保行动不自觉等问题，较好的方法是内化环境的外部性，也就是说，市场主体本身应承担自己产生的外部成本，将其内部化。
随着工业进程加快带来的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国内外学者均在探索如何将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方法。基于科斯理论，约翰·戴尔斯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理论，该理论指出当前社会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可由排污权来缓解。排污权交易的主要实现途径为：国家政府部门根据所管辖的行政区域的环境状况来设定相关的合理科学的环境质量目标；随后根据环境质量目标再进一步把污染物排放的最大限度进行细分；然后由政府部门对排污权的交易市场进行主导，使得该排污权以商品的形式供供需双方进行买卖，在市场上自由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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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2.1 环境规制以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研究现状
环境规制代表了非常严格的国家调控与过于自由的市场经济之间的适度平衡，指的是正处于过渡阶段中的社会治理，它的概念界定可以追踪到规制理论的提出，历史久远。而后在1992年，日本经济学家通过借鉴传统的规制经济理论将环境规制理论扩展到环境管理，他认为规制是系列制度，是国家机构用来限制某些经济行为的主体和社会中的人的一种制度。从此之后，“环境”、“生态”等的相关概念与字眼逐渐被加入规制的领域。我国此方面的研究人员对环境规制的研究与讨论与国际上的相关研究成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21世纪的到来，环境规制理论正在快速发展，研究者不断研究与开拓创新，他们提出环境规制主要是将规制的负向外部特征转移到企业中，而相关部门正采取环境相关的法律、制度等不同的措施来规范生产者的经济行为。沈芳（2004）[1]、李旭颖（2008）[2]、张红凤（2012）[3]、赵玉民（2009）[4]这四人在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环境规制的概念进行了新的界定，他们提出环境规制是社会中的个人或者相关机构为了保护环境而形成的无形的或者是有形的约束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约束：激励性约束和强制性约束。张天悦（2014）[5]提出已有研究表示环境规则的目的在于通过消除社会对环境的消极影响来实现环境规制的目标在制度性方面的规则。贾瑞跃（2012）[6]经过考虑，认为环境规制在两型社会中可以发挥作用，基于此，他将环境规制工具扽为五种类型，包括控制命令型、自愿型、公众参与型、信息披露型与市场激励型。在这些规制工具中，有正式的规制工具，也有非正式的规制工具，自愿型、信息披露型和公众参与型为非正式的规制共工具，而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为正式的环境规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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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变量定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21
3.1 变量定义 ..................... 21
3.1.1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 ................................ 21
3.1.2绿色技术创新 ...................................... 21
3.1.3环境绩效 .......................................... 21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25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25
4.2 变量设计 ............................................... 25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30
5.1 描述性统计 ........................ 30
5.2 相关性分析 .......................... 30
5.3回归分析.................................... 33
第五章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文章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下表。可以看出，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环境绩效均值为4.0442，最大值为17.6783，最小值为0.0000，说明不同的制造业上市企业之间的环保投入差异较大，甚至存在某些企业的环保支出为0的现象。绿色技术创新的均值为0.0904，最大值为2.3979，最小值为0.0000，说明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也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均值为0.6605，说明中国各省份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平均水平为0.6605。企业规模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7.0528和19.2679，存在一定的差异，说明了样本企业的企业规模具有较大程度的差异，企业规模某些程度上可以体现企业的财力基础，这对于企业进行风险高、回收周期长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影响。产权性质的均值为0.3102，说明在本文的制造业样本企业中，存在31.02%的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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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建议和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外部性理论、波特假说、资源依赖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对前人研究进行了文献回顾及评述，并选取2010年-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多元回归模型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采用三步法中介效应检验步骤对绿色技术创新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环境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除此，针对企业所具有的异质性产权性质，本文做了分组检验，以探究在产权性质不同的背景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环境绩效的不同程度。最后，采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变量替换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本文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衡量角度主要为绿色创新产出，及绿色专利，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为了更全面地检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环境绩效之间地关系，特从绿色创新投入地视角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内生性问题的说明中，采用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最常用的方法：工具变量法，选用的工具变量在第一阶段的相关性架设和第二阶段中的外生性假设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测试，说明了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合理可靠。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制造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每单位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增加能够产生0.0480的绿色技术创新增加。这证实了制造业上市企业也存在“波特假说”。企业在面临外部环境压力的情况下，例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逐渐意识到若不及时进行环境治理，实现源头上的排污控制，在长期上看，逐渐增加的排污费支出对于企业核心竞争力来说无疑是一件亟待解决的事。因此，具有长期发展理念的企业为了在经济市场中赢得优势，不得不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一方面，企业要进行生产工艺上的绿色创新，对于传统生产技术进行升级改进，以从源头上进行污染物排放的控制，从根本上进行环境治理、解决环境压力，同时对于事后监管也要进行强化，对于已经产生的污染物进行及时的监控与治理；另一方面，企业要积极进行创新型人才的引进，加大对低毒、可回收、可再生的绿色产品的研发力度，及绿色产品创新。
第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地增进制造业企业的环境绩效，该种赋权效应是由绿色技术创新介导的。更灵活的环境规制可以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比例，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对企业来说，环保投入的提高对企业形象和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都有积极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产生了提升效果，进而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对企业的环境绩效产生了影响。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得到提高，能够向市场传递利好的信号，使社会公众有理由相信该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决心坚定，必然能够做出更多有利益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行动，进而吸引更多的外部融资，并能使企业的社会声誉和软实力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有利于抢占市场分额，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同时，这有利于促进企业实行绿色生产、清洁生产，有利于地区经济结构大调整，从而最终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