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亲亲相隐”的明确表述见于论语。《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的伦理思想要求面对亲人犯罪时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到了孟子那里，他对人伦亲情、孝道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可以为了孝而弃天下于不顾。在先秦时代，孔孟的这种伦理思想仅是一家之言，并没有成为共识。一般认为是儒家对立面的法家则明确反对亲属容隐而是鼓励告奸。秦朝统一中国后，儒家的这一思想更是无立锥之地，但是我们通过研究秦朝的非公室告制度，可以发现秦朝仍然在维护父权，这一点给“子为父隐”留下了空间。汉承秦制，秦朝那种维护君权的思想也被继承下来。虽然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有贤良文学对秦朝苛政的批评，但是在秦制下，先亲儒家的“从道不从君”、“仁义”的思想并不为统治者认同，汉朝及以后的各朝代只是打着儒家的幌子掩盖以“法、术、势”维护皇权的实质。“亲亲相隐”制度便受到这种政治环境的影响。先秦儒家提出“亲亲相隐”是基于人伦，目的是维护亲情，此时并没有把容隐规定为某一方的义务。而到了汉朝，董仲舒吸收了法家维护君权、父权的思想，明确提出了三纲思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而其实是移孝为忠，在家对父孝，出外对君忠。建立“亲亲相隐”制度，确立卑亲属对尊亲属的容隐义务，是为了维护父权，进而维护君权。因为“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2从唐至清，“亲亲相隐”制度维护君权的作用没有改变，它始终坚持的是三纲思想，以权力为核心。直到清末法制改革，引入西方的权利、平等、自由思想之后，先秦儒家的“亲亲相隐”观念在容隐犯罪亲属免罪、拒证特权制度中得以复兴。随后，“亲亲相隐”观念随着我国命运的变化而变化，最终从法律制度中消失。“亲亲相隐”的观念、制度虽然消失了，但是人伦亲情仍在，它仍然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珍视的。在现代诉讼中，我们该如何协调发现真相与维护人伦亲情，限制公权力与保护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我在本文中考察了古今、中西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最后基于对这些智慧的研究，提出了确立我国容隐制度的构想。
一、中国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的总述
“亲亲相隐”制度，也被称为亲属容隐制度，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可以互相隐匿犯罪，如果告发法律规定应当隐匿的亲属则要被处以刑罚的制度。“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存在了长达几千年。本文首先要对“亲亲相隐”思想的提出、制度化过程做出梳理，并分析其具有的特点。
（一）“亲亲相隐”思想的来源
明确提出“亲亲相隐”观念的是孔子。他在与叶公的对话中提出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伦理要求。《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孔子认为，父亲犯罪，儿子容隐，儿子犯罪，父亲容隐，是正直的表现。另一位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进一步发展了“父子容隐”的思想，孟子不仅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而且认为子为了成全孝道，可以弃天下于不顾。可以说，“亲亲相隐”的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
（二）“亲亲相隐”的立法起源与司法实践
1.“亲亲相隐”制度的立法起源
正式确定“亲亲相隐”制度，承认其合法性是在汉宣帝地节四年。汉宣帝以诏书的形式确定了“亲亲相隐”制度的合法性，但是这一制度有些背离儒家思想。诏书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守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2“这条诏令正式较为全面地开创了中国法律中的亲属容隐传统。诏令中所正式许可的，仍只是‘子为父隐’（卑幼为尊长隐）一类行为。对于‘父为子隐’（尊长为卑幼隐）之行为，只是规定‘上请廷尉以闻’，即报廷尉转奏皇帝‘圣裁’，且仅仅‘罪殊死’时才报‘圣裁’。”
2.“亲亲相隐”的司法实践
“亲亲相隐”在司法中的实践，典型案例见于董仲舒春秋决狱中的一则案件。在董仲舒所决的疑狱中，有一则涉及“亲亲相隐”：“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养之，以为子。及子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1在这则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父可以为子隐，而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二、即使养父子之间也可以容隐，并不是必须具有血缘关系。通过比较汉朝立法与司法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亲亲相隐”作为一种原则在司法中的运用，要早于立法。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承认尊亲属为卑亲属容隐，到了立法中却只确立了卑亲属有为尊亲属容隐的义务。
（三）“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与成熟
1.魏晋南北朝时期：曲折时期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陷入危乱中，法律制度也多有变化，其中“亲亲相隐”制度随着政权的更迭也有反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违背亲属容隐的做法很多，引起了人们对那时株连亲属、“军征士亡，考（拷）竟其妻子”、“考（拷）子证父死刑”、“鞭父母问子所在”的现象进行批判。而且有学者认为在这一时期儒家开始有系统地修改法律2，“亲亲相隐”的观念在法律中进一步得到发展。到北朝时，规定了卑亲属对尊亲属犯罪进行容隐的义务并且也规定了一些例外，如对于谋反、大逆等严重侵犯君权的犯罪不得容隐而须告发。“北朝律将容隐与举罪统一起来，又分清界限，实现了国法与私情两皆顾及，而侧重于前者……并从此上升为封建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由唐律进而完善表述，宋、明、清皆承袭定于法典。”
三、“亲亲相隐”理念与容隐制度......18
（一）英美法系的亲属拒证特权制度........19
（二）大陆法系的亲属拒证特权制度........23
（三）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拒证特权制度之比较......25
（四）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刑法中的容隐免罪制度...........27
四、我国现行法中关于“亲亲相隐”制度的立法.........29
（一）缺乏“亲亲相隐”制度的原因....29
（二）我国大陆地区相关的立法.......30
（三）我国其他地区的拒证特权制度........31
五、“亲亲相隐”的现代承继与相关制度构建....36
（一）建立容隐制度的意义......36
（二）容隐制度的构建.....38
结论
我国大陆地区的现行诉讼法没有吸收“亲亲相隐”的观念，缺乏容隐制度。在诉讼法中仍然充斥着“政治人”的影像1，人伦亲情没有得到重视和维护，个人权利也没有得到尊重和保障。这与建立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目标相违背。维护人伦亲情是人的本性，在家庭中生活是人的世俗幸福之一，“历史事实证明，只有鼓励和保护人们合法地追求各自的世俗幸福，我们才可能建立起一个富裕的社会并更好地增进公共利益，也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公正和合乎道德。”2建立容隐制度，能够很好地维护人伦亲情，使人过上充满信任的家庭生活。而且该制度的建立着眼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符合“权利本位”的法律思想，能够“弘扬人的自主意识和主体精神，认可与扩充人们活动的自由空间。”3建立亲属拒证特权制度，能够维护人伦亲情，也能够保障个人的权利与自由，限制公权力。它能为公民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实现自主尽绵薄之力。这是本文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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