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第一节桓谭其人及《新论》
桓谭，字君山，东汉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生于公元前23年（西汉成帝阳朔二年），卒于公元56年（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为两汉之际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
《后汉书•桓谭传》评其“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两汉之际是一个政治动荡、精神不安、谶纬迷信泛滥的的动乱年代。桓谭生活于其时，却保留独立的思想精神，他“极言谶之非经”，并因“臣不读谶”之语顶撞了光武帝刘秀的责难，激起了刘秀的愤怒，大喝“桓谭非圣无法”，使其险遭极刑。
儒家经学是两汉时代思想、学术领域最主要的一科。自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后，儒家经学取得“独尊”地位，其经书被定为官方典籍。“政府规定各地读过经书的士子由地方政府择优选拔到京师受业为博士弟子，一年后经过考试及格，给予官职，称为‘明经’出身。”
“明经”是汉代儒生获得功名利禄、跻身社会上层的一条重要途径，然而学术上导致了“离章辩句，委曲枝派”、“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等不良学风。面对不正学风，桓谭保持了清醒头脑，他“遍习五经”，注重“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反对这种庸俗习气，“数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其时，在思想、学术、政治大环境的影响下，仅就少数人的理智、清醒是无法改变整个社会意识的，其“熹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的结果也变得必然。桓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对谶纬神学的激烈反对，导致了他终身仕途不顺、最终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一个以“郎官”入仕，复以“郎官”而终的悲剧。
需要强调的是，桓谭还是一个精通乐律、好雅琴的音乐家。他出身于宫廷音乐世家，其父在汉成帝时任太乐令，掌管“宗庙礼仪”。桓谭自幼耳濡目染，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当时就以精通音律闻名于世。汉成帝时任乐府令，王莽时任掌乐大夫，可见他是一个精于音律的音乐行家。桓谭推崇礼乐的教化功能和治世功能，体现着融合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但同时，桓谭又“不好雅、颂，而悦郑声”。可见桓谭对待音乐有较复杂的意识。《新论•离事》载杨雄评论其“卿不好雅、颂，而悦郑声”，桓谭自己也说“余颇离雅操，而更为新弄”。他的音乐思想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附和于时代的主流音乐思想；另一方面又对儒家传统音乐思想有所质疑。显然，他的音乐思想和对音乐审美的探索是有益的、进步的。《新论》全书共二十九篇，除《本造》、《闵友》、《琴道》三篇外，其它十三篇因篇幅较长，各为上下篇，共二十九篇。按照严可均辑本，《新论》全书共十六篇，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五篇，分别是：《本造》、《王霸》、《求辅》、《言体》、《见徵》；中卷五篇：《谴非》、《启寤》、《祛蔽》、《正经》、《识通》；下卷六篇：《离事》、《道赋》、《辨惑》、《述策》、《闵友》、《琴道》。
按照《新论》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我大致作了如下划分：
1、哲学思想主要体现于《言体》、《见徵》、《谴非》、《祛蔽》、《正经》、《离事》、《辨惑》、《闵友》等篇。其中，《见徵》、《祛蔽》、《离事》、《辨惑》篇重在反映他对谶纬神学的批判及坚定的唯物主义形神论等思想上；《正经》因儒学古、今文经学两派的大争论而发。认为“学者既多蔽暗，而师道又复缺然，此所以滋昏也”。其中可见，他的思想明显受到了当时流行的“五行学说”的影响。
2、政治思想体现在《王霸》、《求辅》、《言体》、《谴非》、《识通》、《述策》篇。在《王霸》篇，他肯定了王霸政治的合理性。《求辅》、《言体》、《谴非》和《识通》等篇都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论述贤良辅佐对安定国家政权的重要性，以“修德善政”为为政前提，行“是当之事”的“知大体”之能。《述策》以记录“陈平为高帝解平城之围”为内容，阐述辅佐之臣危难之际的重要作用。
3、音乐方面在《言体》、《见徵》、《启寤》、《祛蔽》、《离事》、《辨惑》、《琴道》篇中都有论述，集中体现在《琴道》篇中。由于《新论》篇中有关音乐的大都是一些只言片语，且散见在个别的篇目当中（《琴道》篇除外），因此，对其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相对困难一些，不过通过文中透露的信息、线索，仍然可以窥见其音乐美学思想及其时代所留下的痕迹。4、《本造》、《启寤》、《道赋》、《闵友》四篇主要是在认识论和教育学习方面的论述。《本造》篇概述作者写作的来由及目的。《启寤》篇强调了桓谭对孔子博学多识、因材施教的仰慕和推崇，又肯定了事物的“修饰”之美。《道赋》篇中以作者“学作赋于杨雄、学剑术于王君大”经历，表明对后天学习训练的关注。《闵友》篇着重记述忘年交好友杨雄《太玄》一书及桓谭对它的评价。
第二节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于桓谭《新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美学思想等方面。其中，对《新论》音乐美学思想包含在其美学思想的研究中。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一书对《琴道》篇中儒家传统音乐美学思想进行了分析，但是，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内在矛盾并没有被明确地阐述。现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综述如下：
一、对桓谭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阐发
对桓谭哲学思想研究中，张子侠《建国以来桓谭研究述评》认为：“他（桓谭）对谶纬神学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反对图谶、批判神学目的论、否定神仙方术三个方面”；徐京《论桓谭的哲学思想》重在阐述桓谭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指出“桓谭在我国哲学史上的突出贡献是以烛火喻形神的唯物主义形神观”，强调了“精神对形体的依赖关系，……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祝瑞开在《两汉思想史》中说：“桓谭反对天鬼、谶纬、神仙方术等迷信，表现了鲜明的无神论倾向。”并进一步阐明其形神论是建立在医学典籍《内经》的“血气”理论基础之上，在医学上为其形神论找到了新的论证。此外，桓谭重视从生活实践中去认识事物，通过自身的学习实践，“宜详考验”之后来评判认识的正确与否。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具有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因素”。钟肇鹏、周桂钿《桓谭•王充评传》在肯定桓谭唯物主义形神观的同时，认为他把精神说成是精气，把精神与物质混淆起来，没能划清两者的界限。此外，因为烛、火都是物质，烛火之喻就容易被主张灵魂不死的神不灭论者钻空子。晋朝佛教学者慧远就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这为宗教轮回说作了论证。
桓谭的政治思想的主导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王道思想。他概说《新论》的宗旨是“术辨古今，亦欲兴治也”。《后汉书•桓谭传》论其上疏《陈时政所宜》，曰：“国之兴废，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学术上，他还是儒家古文经学的倡导者。班嗣说他“贯仁谊之羁绊”，“伏周孔之轨躅”。这些都体现了以经世致用为宗，以人伦道德为本的儒家王道政治。祝瑞开《两汉思想史》中用一节专门讲了其“王霸二盛”和“举本抑末”的社会政治主张。苏诚鉴著《桓谭》一书中以“思想战线上的不屈斗士”来体现他的政治思想，在谶纬迷信笼罩的社会氛围中，他根据“合人心”、“得事理”两条原则，对谶纬迷信尖锐地给以驳斥，认为这些只不过是些“巧慧伎数之人”用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的，应抑制疏远它，同时指出治国用人之道应该是“安平则尊道术之士，有难则贵介胄之臣”，“轻爵重赏”以至“无向不解”、“无征不克”的境地。由桓谭政治思想引申出的新思考方面，邱耐久、汪延奎《桓谭<新论•求辅>篇厘正》从人才理论角度出发，分析其中蕴含的人才作用、人才分类、人才难得、信用人才四个层次的含义。
二、对桓谭美学思想的论述
桓谭的美学思想，继承了儒家的美学观念，在审美理论上提出一些新见解。学者普遍认为他美学思想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是广义的美，即将人的言行与美善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狭义的美，即艺术“美”。皮朝纲《桓谭美学思想发微》一文中着重于文学艺术的美学思想上，指出《琴道》中体现的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问题，认为一方面审美对象要具有一定的审美特性，另一方面审美主体要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二者共同作用才能感染人，提出五色“皆以其色为地，四色文之”和五声“各以其声为地，而用四声饰之”的多样统一的美学原则，批判了汉代神学家鼓吹的复古主义美学思想等等。钟肇鹏、周桂钿《桓谭•王充评传》关注到了“夫言行在于美善，不在于众多，出一善言而天下从之；或见一恶意丑事而万民违之，可不慎乎！”将言行与美善的联系起来。另外，依据“夫夫不翦之屋，不如阿房之宫，不琢之椽，不如磨砻之桷，玄酒不如仓吾之醇，椌楬不如《流郑》之乐。”认为加入人们智慧创造的“美”更加精致、美好；对美的价值的认识在于人的认识水平；桓谭好雅琴，精通乐律，通过“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的故事指出“‘美’的感受，艺术的感染力，是在主客观交融，内外结合的条件下实现的。”蔡仲德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一书中，对《琴道》总结了三点古琴美学思想：第一，在古琴形制及构造上，认为是阴阳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在古琴美学思想中的集中反映；第二，在琴德论述上，强调“大声不震哗而流慢，细声不湮灭而不闻”的中和原则；第三，把琴曲称作“操”、“畅”蕴含“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畅”的深意。
第一章《新论》对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5
第一节《新论》思想来源及所受“天人感应”论的影响..................5
一、《新论•琴道》的本源：《周易》...............................................5
二、“天人感应”论对《新论》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6
第二节儒家“平和”音乐审美观念...................................................7
一、由尚“德”而达“中和”的音乐审美观..................................8
二、追求“多样统一”之“和”...................................................... 11
第三节重修身的艺术化人格理想........................................................ 12
第二章桓谭音乐思想的内在矛盾.......................................................... 14
第一节对“郑声亡国”论的质疑.......................................................... 14
第二节突破与发展所带来的内在矛盾.................................................. 17
一、审美趣味：桓谭“好古学”却“颇离雅操”、“性嗜倡乐”....... 17
二、音乐功能：“重教化轻娱乐”与“重娱乐轻教化”..................... 18
三、情感表现：“节制”与“放情”...................................................... 19
四、音乐形态：“平和”与“不平”...................................................... 21
第三章桓谭音乐思想内在矛盾的历史原因.......................................... 23
第一节出身与入仕................................................................................. 23
第二节古、今文经学之争....................................................................... 24
第三节两汉之际音乐美学观念的转变................................................... 26
一、汉代的雅、俗音乐观念.................................................................26
二、日趋自觉的音乐观念......................................................................29
结语.......................................................................................................... 31
参考文献..................................................................................................33
结语
毫无疑问，儒家传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桓谭。他一生积极入世，在音乐上，推崇儒家传统礼乐思想，钟爱大雅之琴。但两汉之际，雅乐渐渐退居幕后、“郑声”日渐兴盛，儒家传统音乐观念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桓谭同时受“郑声”的感染，作为一个精通乐律、好雅琴的音乐家表现出“崇雅与爱俗”的审美矛盾，虽然处身尴尬，却也蕴含着历史的必然性。桓谭是一个历史的人，又是一个现实的人。他音乐观念的内在矛盾是历史与现实共同作用的产物，历史体现了儒家传统雅乐“禁情”、“平和”之美，现实则体现了与传统相离的“放情”、“不平”之美。桓谭及其著作《新论》既有着对历史、对儒家传统音乐观念的继承又有着突破和发展。桓谭《新论》音乐思想所表现出前后不一的内在矛盾正是这两种观念的对立在音乐不同层面上的体现。
对儒学传统音乐观念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天人感应”思想、“平和”音乐审美观、及重修身的艺术化人格理想方面。其中，《琴道》谈及制琴时“观法于天，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集万物之精气，五音有序以仿天地尊卑之礼，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突出表现了融合阴阳家思想后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在音乐领域的集中体现，促进了人与天的和谐统一；桓谭重琴乐中隐含的道德观念，从“有规定”的情感表达和音乐形态方面表现着音乐“平和”、“中庸”的审美观；他抛开两汉时期庸俗化的养生思想，追求“琴者禁也”、“玩琴养心”的艺术化人格理想。从而，在文化角度上保证了儒家思想文化传承。
在继承传统思想之外，在桓谭的言论中已显现出对儒家传统“郑声亡国”论的质疑，并由此带来了审美趣味上“崇雅与爱俗”的双重表现；音乐功能上“重教化”和“重娱乐”的游移；情感表现上“节制”与“放情”的并置；音乐形态上即有“平和”审美观的体现，又有对“不平”审美观念的坚持，这多方面的矛盾，都体现着作者对儒家传统音乐观念的再思考。桓谭音乐美学思想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处在两种音乐观念转换的量化阶段，他没能明确树立自己的新观点，这也是受儒家传统音乐审美意识制约的，但却从侧面反映出人们音乐思想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本在于雅、郑之声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和各自发展状况。汉代郑声“日渐兴盛”便是人们审美意识选择的结果。因而，桓谭《新论》所展现的音乐美学观念的内在矛盾不是其本人的思维逻辑混乱，而是其对音乐积极思考的结果，也是其“求真”的人生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更是社会历史、学术思潮使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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