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以“真”为美审美意识产生的历史原因及社会土壤
以“真”为美的审美追求从先秦道家思想滥觞伊始至明清，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有时只是涓涓细流，有时却卷起惊涛骇浪，而“真”也存在着多个不同的层次和不同侧重的内涵，这与每个时代所处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明中后期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文人，个性张扬，自娱放达，追求率真的性情和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成为他们丰富而真实的生命表达。于理性上肯定日常生活，于情感上贴近日常生活。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后来在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卷一《答邓石阳》）把这种归于真实的价值观念提到审美的层面来理解就是以"真"为美。
以“真”为美的审美观念在当时的文人及普通民众中间风靡一时。影响或决定其产生、发展的因素非常复杂，笔者将从经济、政治及哲学、文学、宗教几方面的进行分析。
1.1 经济
元末的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朱明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下层民众多行宽恕之治，在经济上实施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之后永乐、仁宗、宣宗均遵旧制，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推动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工商业的迅猛发展打破了明初“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生产方式，在很大范围内改变了人们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生活方式。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经过长期的积累，在手工业、农业上都获得了很大发展。与此同时，商品经济也迅猛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大大小小的商业中心城市出现在资源和物产丰富的地方。由于当时我国的政治中心在北方，我国南方的政治斗争比之北方较少，有比较北方安定的局面，于是在嘉靖后期乃至隆庆、万历时期随着海禁的开放，东南沿海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尤其是吴、越之地，在当时的确是经济繁荣，商风甚嚣，商品经济的繁荣达到了一个高潮。“随着商业活动的繁荣，很多荒凉的小村庄发展成为繁华的城镇，比如天津，明初还是一片荒芜的海滩，正德时便已‘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在江浙一带，这样发展起来的城镇更多”。
城市逐渐繁荣兴旺，市民阶层迅速扩大，酒肆茶楼、青楼戏园仿佛一夜之间就遍布在这些城镇的各个角落。商品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因素和力量，商品经济所具有的自由平等原则及它本身要求自由发展的因素，急剧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再者，随着郑和下西洋和海禁的开放，明朝与海外贸易越来越频繁，大量海外的货物涌入中国，随之而来的还有西方的文化，不但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还相应的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商品琳琅满目，茶楼酒肆，勾栏瓦舍数不胜数。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市民百姓都表现出对金钱、享乐的狂热追求，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的价值观念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他们愈来愈希望摆脱社会对个体的束缚，不再恪守长期压抑束缚个性的封建伦理教条，通过对个人欲望的强烈追求实现真实的人性。
1.2 政治及哲学
从明正统年间到嘉靖前期，中国历史上称为明代中期。这一时期，明代统治者在经历仁、宣两朝相对稳定的守成局面之后，渐渐堕于政事，贪图安逸，失去明初那种勤政不懈的作风，吏治开始混乱，官宦擅权迭起，宫廷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愈演愈烈，社会弊端愈来愈严重，土地兼并成为这一时期突出的社会问题，农民、士兵逃亡，引发比之明前期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从嘉靖中期至万历末的八十余年间，明王朝的统治更加腐朽，上层统治阶级在生活上更加穷奢极欲，政治上倒行逆施，厂卫统治，矿监税使，横行全国，土地兼并较之中叶更加猛烈。社会政治的动荡与腐败，使人们愈来愈希望摆脱社会对于个人的严重束缚，去求得个体的长足发展。而从朱元璋立朝始，就被确立的一统天下、压抑人性的理学的正统地位开始动摇。
明朝初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忠孝节义，尊卑有等，长幼有序等封建伦理道德深入人心，“存天理，灭人欲”过分强调天道而压抑人的个性，遏止人的欲望。随着历史的演进，理学知识和思想的“俗化”越来越严重，知识与思想的边界也被限制的越来越狭窄。科举制度的实施，更是强化了这种控制。理学已失去了南宋时作为非主流意识形态拯救心灵、批判权利的初衷，只剩下一条条空洞的道德律令和苍白乏味的文本教条，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它已没有发展的余地。在这种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大批“真儒”竟是“学者幼儿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者”。正如杨国荣先生在《理性和价值》一书中所说“理想的人格已化为纯乎天理的醇儒，而德行则似乎近于苦行。当德行的丰富的内涵为这种干枯的律令和教条所取代时，道德也就开始失去内在的生命力。而与之相应的，则是理性的当然之则成为外在的强制，类的本质压倒了个体的存在。”于是一些有思想的学者就迫切地寻找一种可以取而代之的新思想，但在当时那个相对封闭的时代，没有外来文明影响的情况下，就只能在历史与传统中寻找可以利用的资源。于是一直被作为“异学”被排挤压制的陆九渊心学开始逐渐被给予重视。
正德年间，王阳明吸收宋代陆九渊心学和明初陈献章江门自得之学，把心学推向一个高峰，引来了知识和思想世界的巨大变化。王氏心学强调人的内在心性，王阳明认为“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他所提倡的“致良知”否定“心”之为二，强调世俗人心与超越之心的合一，直接简明，容易激活追求自由的理想主义和超越的批判精神，加上他在军事上的良好声名，所以很快被一些士人和官员所推。于是在隆庆之后，王学很快成为思想界的时尚。之后，龙溪、心斋、近溪、海门所谓“王学左派”从而衍之。王畿从“心即理”中引出思路，“心是有善无恶之心，则意亦是有善无恶之意，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这种凸显和强调心灵“良知”的思想等于给心灵赋予了全部合理性，认为心灵有善无恶就给心灵的自由放纵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些论调无疑是对程朱理学的重重一击。心学的广泛传播唤醒了人们被长期压抑的人性，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人们逐渐从程朱理学的框架束缚中解脱出来，将眼光放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
1.3 文学
明初，统怡阶级极力排斥程朱理学以外的任何意识形态，进行严厉的文化控制，规定士人要熟习经义与八股文体，才能致身宦途。甚至对文人进行严密的人身控制和政治迫害，使得绝大多数士人丧失了独立意志，传统文化内部难以产生新的思想观念萌芽，加上科举考试形式、内容的僵化死板，导致了明代学术之空疏、空气之沉闷、境界之偏狭。在这样的氛围中，明初的文坛冷落萧条。但也不是毫无声响，为了填补文学空白，附庸风雅，在永乐年间兴起的一种“台阁体”的宫廷文学，其是由内阁大臣创始，流行于上层官僚之间，多应制、酬答、奉和之作，看似雍容典雅，其实平庸乏味、陈词套语，富有浓厚的道学气。以“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代表的台阁作家只知歌功颂德，鼓吹名理，正如清代评论家沈德潜指出的：“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真试渐亡矣。”而与此同时，一些理学家也推出一种所谓的理气诗，其实都是一些诸如“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此类的打油诗。作出这样的诗并不是当时的诗人缺少才华，归根结底是在于当时的时代氛围，文人不敢倾吐心声，只能对权威文化顶礼膜拜。
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思想钳制的放松，在时隔一个世纪左右的弘治年间，爆发了诗文的复古运动，矛头直指窒息人灵魂的八股文和乏味俗套的台阁体。汉、唐是封建文化的鼎盛时代，是正统文人永恒的目标。于是首先是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提倡效法唐诗格调句法，试图振兴当时的委靡诗风。随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受李东阳诗歌主张启发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高举唐诗旗帜，标举一个“情”字，试图扭转诗风，冲破权威对文人的精神禁锢，回复人的本性。犹如一声春雷，令人振聋发聩，打破了文坛长久的郁闷和沉寂。紧跟着是由王世贞、高攀龙为代表的“后七子”领导第二次复古运动，前后共持续四十余年，影响遍及海内。七子派改革的初衷是好的、积极的，但文至秦汉已无可挑剔，诗至盛唐已尽善尽美，只知效法、模仿，严守格律、亦步亦趋，陈旧的语言，陈旧的意象，缺乏生活气息、时代风韵，文学创作的根本被丢失，七子派的复古无疑是失败的。但复古并没有因七子派的失败而告终，在没有改变复古方向的大前提下，只做了内部调整，以王慎中、唐顺之为首的“唐宋派”转而提倡唐宋散文，没有甚是现实的新眼光，不可能做到推陈出新。“当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时候，不愿正视此一重大的的现实，不从事新文化的创造和探索，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巨大的缺陷，它只能导致正统文学与现实的脱节。复古派没有能力来承担这项任务了，历史在呼唤新文学，于是新的改革派应运而生”。
1.4 宗教之禅宗 .......................................................................................18-22
第二章 李贽、冯梦龙等人以真为美美学思想在音乐上的体现 ......................................................22-40
2.1 肯定作为“民间性情之响”的民歌俗曲 ...........................................................................22-26
2.1.1 李开先 ...........................................................................22-23
2.1.2 袁宏道 ...........................................................................23-25
2.1.3 冯梦龙 ...........................................................................25-26
2.2 对戏曲“本色”的看法 ...........................................................................26-35
2.2.1 明中叶嘉靖、隆庆年间——戏曲本色论的展开阶段 ........................................26-29
2.2.2 明万历年间至明末——戏曲本色论的深入阶段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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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明清时期以“真”为美的音乐审美观对于明清俗曲、戏曲等艺术形式发展的意义 ..............................40-52
3.1 明清俗曲 .....................................................................40-44
3.1.1 民歌俗曲在发展上的“双向并行” ..............................................................40-41
3.1.2 在“真情”的旗号下，民歌的地域特征减弱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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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戏曲 .....................................................44-49
3.2.1 戏曲语言风格的通俗化 ............................................44-45
3.2.2 戏曲代言体特性得到强调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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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古琴音乐 ................................................................49-52
3.3.1 由“写意”转向“写实” .........................................................................49-50
3.3.2 情感的抒发和抑制并存 .....................................................50-52
结语
明清时期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迅猛发展、政治动荡不安，新的哲学思想——阳明心学应运而生。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各个阶层、各个领域都在呼唤思想解放，渴求能有一股新的活力注入社会肌体以供给革新的需求。而以“真”为美的审美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快速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对自由精神的强烈追求。明清时期的以“真”为美的音乐审美追求，是音乐艺术本体之“真”和创作主体主观情感之“真”的高度融合，是主观之“真”与客观之“真”彼此协调互动的过程，是“真”在认知领域和审美领域的完美渗透。诸如李开先、李贽、袁宏道、冯梦龙等明清文人对于“真人”、“真心”、“真声”、“真文”的崇尚与追求，较之前人更透彻地认识了“真”在文艺创作领域的美学意义和价值，确定了“真”在古典美学中不可取代的位置。对于当时及以后的文艺创作及文艺理论的丰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在研究中除了运用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这些比较常用的研究方法之外，还尝试使用了历史分析法、现象分析法和因果分析法等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么一代也应该有一代之研究，可现在有关特定历史时期美学领域的研究现状不容乐观。笔者呼吁广大文人学者抛弃浮躁的研究风气，吸收借鉴新的研究方法，探索新的研究领域，积极投入到中国音乐史各个领域的研究中来，让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保护能跟上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复兴出一份力。